《資治通鑒》貞觀三年（629），李世民對房玄齡、杜如晦說：「你倆身為僕射（門下省長官），應當廣開進賢的門路，然後根據他們的才幹，授以相當的職位，這才是宰相該做的工作。近來聽說你們聽取案情，受理辭訟，忙都忙不過來，這怎麼能幫助朕實現求賢的目的呢？」

　　為此，李世民特地專門下文給負責處理政務的尚書省：「具體事務性工作交給尚書左右丞處理，只有大事應該奏聞的，才稟告門下僕射等高官。」

　　李世民這一判斷是合乎當時對於宰相職位的理想要求的，也體現了李世民求賢若渴的心情和政治姿態。

　　貞觀十五年（641），房玄齡和高士廉在長安路遇負責物資供應和手工製作等事務的竇德素，問他：「最近北門有什麼修繕項目在進行麼？」謹慎的竇德素不敢隱瞞，把這事向李世民做了匯報，李世民聽了極度不高興：「你們身為宰相，管的是官僚部門的事務，北門營膳這些屬於皇宮的事情，和你們又有什麼關係呢？」房玄齡等一看形勢不對，趕緊跪拜謝罪。

　　魏徵看不過去，上奏：「臣不知道陛下為什麼事責怪房玄齡等人，更不懂房玄齡等人為什麼要謝罪？房玄齡他們擔任的是陛下最重要的大臣職務，是親信，是耳目，朝廷內外的事情難道還有他們不應該知道的麼？如果陛下的北門工程有必要，他們應該幫助陛下來完成；如果工程不應該立項，就應該立即停下來。就算他們向有關部門或官員詢問，也是理所當然的。我實在不知道他們有什麼過錯要被責問？更不懂他們為什麼要謝罪！」

　　聽了魏徵理直氣壯一番話，李世民頗為慚愧。

　　魏徵分析得頭頭是道，這道理就是大臣也好官員也罷，應各司其職，各盡所能；而身為皇帝，也不能隨意干涉臣下的工作，不能隨便發怒。這是官僚機制和皇帝核心的互相配合，角色不同。只是這樣的意見只有魏徵才有，其他人可沒有膽量來制約皇帝發表意見的權限，更不願意去招惹皇帝，皇帝不招惹自己就謝天謝地了，不是嗎？

　　貞觀十四年（640），有人上言，請求皇帝親自讀奏章公文，以防止被臣下壅蔽，不瞭解真實情況。李世民就此咨詢魏徵的意見。魏徵說：「這人不識大體啊。如果要求陛下每事必躬親，不是連州縣地方之事陛下您也得親自過目親自過問親自處理了？」

　　李世民有一次和長孫無忌談話也說到：「貞觀之初，上書言事者經常勸說我讓我不要把權力交給臣下，說做君主的一定要把權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李世民還特別說明，是魏徵勸說他把推行教化放在首要地位，經過數年努力，終於取得很好的政績。於是他特地向魏徵致謝：「朕能任用你，你的所作所為能稱職，那麼這功勞怎麼能算是朕一個人的呢？」

　　貞觀之治能夠實現，李世民集團的團結和共同努力是關鍵因素。其中皇帝的特殊身份讓李世民的使命感異常突出，於是稍不留神在分寸感上「跑偏」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教導臣下的同時，「該出手」時皇帝免不了還是要自告奮勇出一小手師範一下的。

　　貞觀十五年（641），李世民有一回心情一好，說了這麼一句：「身為君主，朕卻經常親自處理將軍宰相們的事務。」

　　張行成聽了退朝以後寫了一篇奏章呈上：「治水的大禹，不刻意顯美個人的功績，然而天下沒有人能和他爭功。陛下您當年撥亂反正，確實沒有人能和陛下一較短長，但您沒有必要在朝廷上自己主動來說這個，這等於是以君主的身份卻來和臣下逞能爭功。為臣認為這實在沒有必要。」

　　這才是實際政治的真相。作為皇帝，李世民確實非常願意，而且他實際上是有意識地多過問一些具體事務，以顯示自己的權力和控制。這是掌握權力的人常用的一種招數，就是讓手下隨時隨地感覺到領導影響力的存在和決定意義，他對一手情況的掌握。

　　事必躬親型的領導人到處都是，誰沒有見過呢？需要炫耀自己事必躬親的人，誰沒有見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