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覆黃香的留言)

說來巧得很，這期電影欣賞出版隔天，我正好到電資館，在跟館長李天(石養)談論電資館搬遷問題，以及台灣電影工業的問題時，我特別向李館長建議：無論是台灣電影或電資館，要能突破當前的窘境，立法委員將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意思是，郭力昕在這期電影欣賞論當前台灣紀錄片的「去政治化」觀，據我與李館長的共識，其實是「背道而馳」的。我要強調的是，回顧韓國電影振興史，最初借助的不是別的，正是政治力，而且是來自最高層級的政治力(1997年金大中在競選韓國總統期間，承諾成立電影振興委員會；該會在其上任後的1999/05/28成立，時離電影韓流第一炮的【生死蝶變】上映三個半月)。我的意思在於，當前各種台灣電影之道都宣告無效之際，也許問題正出在我們對政治力介入電影，這個範籌思慮得「過少」。在我看來，郭文的謬誤，不僅在於其象牙塔式的「看似純淨」的簡單思維，還在於其理性能力之不足。

至於郭論的「濫情主義」，也許他所真正想指出的是，當前台灣人的社會情感的粗糙與急躁。然而，諷刺的是，我再三閱讀這篇郭文、以及他那篇「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我所得到的是理性的粗糙與急譟－－我實在很難裡解郭文中說‘社會上的愛心論述大盛行，全國的倖免於難者，在集體的罪惡感之中紛紛捐款賑災’，這其中的「集體罪惡感」竟是導致我們捐款賑災的「情感」；這種粗糙的情感解析(乃至扭曲！)，教人不禁懷疑這位媒改社的「創」辦人之一，其所言或不過是一種「缺乏創見」的批評而已。

最後要補充的是，這幾年當記者再度涉及台灣電影工業，以及與第一線的台灣電影人的接觸，令我思慮最多的其實是，我對台灣人如何表達自己的理性與情感。這個大哉問，容後有恰當的時機再論。

註：郭力昕〈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可參見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52426&ctNode=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