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18 14:55:51顏士凱

政治力與台灣電影─小論郭力昕兩篇論台灣紀錄片文

(回覆黃香的留言)

說來巧得很,這期電影欣賞出版隔天,我正好到電資館,在跟館長李天(石養)談論電資館搬遷問題,以及台灣電影工業的問題時,我特別向李館長建議:無論是台灣電影或電資館,要能突破當前的窘境,立法委員將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意思是,郭力昕在這期電影欣賞論當前台灣紀錄片的「去政治化」觀,據我與李館長的共識,其實是「背道而馳」的。我要強調的是,回顧韓國電影振興史,最初借助的不是別的,正是政治力,而且是來自最高層級的政治力(1997年金大中在競選韓國總統期間,承諾成立電影振興委員會;該會在其上任後的1999/05/28成立,時離電影韓流第一炮的【生死蝶變】上映三個半月)。我的意思在於,當前各種台灣電影之道都宣告無效之際,也許問題正出在我們對政治力介入電影,這個範籌思慮得「過少」。在我看來,郭文的謬誤,不僅在於其象牙塔式的「看似純淨」的簡單思維,還在於其理性能力之不足。

至於郭論的「濫情主義」,也許他所真正想指出的是,當前台灣人的社會情感的粗糙與急躁。然而,諷刺的是,我再三閱讀這篇郭文、以及他那篇「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我所得到的是理性的粗糙與急譟--我實在很難裡解郭文中說‘社會上的愛心論述大盛行,全國的倖免於難者,在集體的罪惡感之中紛紛捐款賑災’,這其中的「集體罪惡感」竟是導致我們捐款賑災的「情感」;這種粗糙的情感解析(乃至扭曲!),教人不禁懷疑這位媒改社的「創」辦人之一,其所言或不過是一種「缺乏創見」的批評而已。

最後要補充的是,這幾年當記者再度涉及台灣電影工業,以及與第一線的台灣電影人的接觸,令我思慮最多的其實是,我對台灣人如何表達自己的理性與情感。這個大哉問,容後有恰當的時機再論。

註:郭力昕〈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可參見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52426&ctNode=218

顏士凱 2006-09-12 06:11:58

妙的是,郭先生在文章中其實還痛批台灣社會的愛心,他恐怕不在為社會抒情,而在為他與台灣社會「疏」情呢。我們真的很需要有「愛心」的學者。

flit 2006-09-10 18:47:55

格主提出藝術對政治的借力使力,是十分有力的觀點;
而有愛心當然是好事,
不過另一個該思考的是,為麼台灣社會需這麼多愛心?
是不是福利機制出了問題?
若在遭遇苦難後,不需靠他人豐沛的愛心援助,
依照正規管道補助,仍能好好地活下去,那才是OK的吧!
郭力昕說出的,或許是一種疲於大同小異的抒情之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