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分享!

http://www.yyj.tw/index.php/product/%e5%a8%81%e7%88%be%e5%89%9b/

　　嗯嗯，換個角度想，其實台灣的中國史研究，還是相當有水準的，與大陸學術成績合看，各有高下。我常想，真要比較些什麼的話，隨著大陸勢力漸高國力漸強（其實現在已經頗高了），台灣與之相比，有些東西漸漸被比下去，但就學術來講，台灣的中國史研究，是少數能與大陸競爭、或是互補不足的領域呢。

鍾師的論文我已讀過，資料很全，可以作為參考。部份說法似與我之前寫五德終始說時有所不同，當時寫時我竟漏了鍾師的論文(汗)……可見得，人腦真是不足恃啊！
戴氏的論文我沒讀過，與題目相似的論點，在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中也有提及，可相互參証。

有意思的是，最近讀到一些大陸學者的著作，發現大陸學者真的很「敢」推論，這種勇氣，真讓我既佩服又害怕。舉例：「巫蠱之禍的起因，來自於武帝默許下，衛氏外戚與李氏外戚的鬥爭！」我想不到，也寫不出來。
回頭看看台灣學者的著作，感覺實在多了。呵呵

　　想起讀過的兩篇文章，其中一篇還是頗重要的論文，當時在讀書會的討論中竟然完全忘記了，記憶果然不可靠…。

　　兩篇文章的論點與結論，與上述討論的角度不同，可以參看。

鍾宗憲，〈略論《史記　封禪書》的價值及其相關問題〉，《先秦兩漢文化的側面研究》。

戴君仁，〈漢武帝抑黜百家非發自董仲舒考〉，《梅園論學集》。

你抓到重點了。

儒學與儒術在漢世當然不能切割，這是後世學術研究的作法。但進一步想，為什麼會混在一塊兒？就四個字：「經世致用」。漢世學者著眼於「用」，故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好方法，那管是黃老還是儒術。不過，這也只是往好的一面看，壞的一面，便是「干祿」。像張湯、公孫弘、主父偃這種「綠飾儒術」者極多，又像夏侯勝「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這種觀念，都讓儒術與儒學雜上了現實的因素。

這些問題都挺好玩的。呵呵

　　沒錯，贊同這個意見。贊同的原因等於贊同自己，哈，因為我覺得彼此的說法是一體兩面。

　　從「儒術」與「儒家」來看，確實能看到事情徵結，但把「儒術」與「儒家」分開，是後世人的研究（或許也是研究當時思潮與政治的關鍵）。在當時，就是因為儒術與儒家混雜在一起，再加上其他東西，才引起司馬遷的感嘆。感嘆什麼？他感嘆「儒」變質了，從〈孔子世家〉裡那些充滿理想性、企圖改變社變的儒者（孔子與其弟子），到了〈儒林列傳〉卻變了，有些卻落入功名利祿裡，花開花落都看不見，這些儒者理應是是儒家的支持者，走的應該〈孔子世家〉裡的路子，但他們有些卻不行儒術、有些行的卻是變質的儒術。〈儒林列傳〉裡面說的各式儒者，便屬此類。

　　為免枝蔓，順著學長你對兩者的定義來看，漢武時期政治理念之所以可以引起討論、逯先生之所以要研究〈武帝封禪與封禪書〉，原因就是，當時兩者是混雜的，　就因為混雜、有分有不分，所以更可以說明：政治思潮、理念云云，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

　　而這些文字背後的歷史，如果用逯耀東先生的話來講，正是另一種「抑鬱與超越」。

　　至於政爭的問題，其實我們說法一樣，只是各人用自己的話又說了一遍，這方面問題不大。

　　漢代外戚、佞臣，是兩漢嗎？東漢的話有我只讀過衛廣來《漢魏晉皇權嬗代》，西漢的話我不知道耶…。

「儒術」與「儒家」是兩碼子事，這要先釐清的。「儒術」是一種應世之方法，歸其本源，出自儒家；「儒家」是一種思想態度，源自禮樂精神。也就是說，用儒術者，不見得是個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而儒家學者，也不見得會全盤接受或延用儒術以應世。所以，田蚡、竇嬰乃至於後來許多漢世名儒，其實只是用儒術者而已，而如賈誼、董仲舒、劉向等號為儒者之人，也不盡然以儒術應世。這個大關節，要先注意。

其次，「政爭」只是個統稱，其中包涵有太多的因素，利益與權力才是核心。若把景、武時期重要人物之傳紀略作比對，會發現「立場」或「理念」，其實並不太明顯。當然，這個不明顯，不知是史、漢刻意為之，還是事實便是如此。對我而言，尚待思索。

題目啊！尚未詳定。大概談的是漢代學術思想與政治、經濟、社會間的關係。

對了，你收的書多，突然想問你一下，知不知道有什麼書或那位學者對漢代外戚、佞臣有過深入研究的？我現在寫這個部份，有點兒流於土法鍊鋼，難過得緊啊！

還有，忘了最重要的一點，學長你的論文是做什麼題目？透露一下啦~~~^^

　　學長，還有幾點，但有些已經超出逯耀東書的內容。

一、
　　逯耀東證明田蚡黃老之學的論證有三：1、田蚡學《槃盂》諸書，「孔甲《槃盂》可能是依託之作，兼儒墨名法，甚至有鬼神之事」。２、李少君曾是田蚡座上客，嘗從宴遊，所以「將黃帝納入方士系統的李少君，或由田蚡薦於武帝，影響武帝一生向道羨仙」；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此欲復為新垣平耶！」新垣平是誰？文帝時新垣平言氣神事建議武帝封禪、建渭陽五廟，進而命博士以六經為王制，竇太后將其類比為此事，趙綰跟田蚡屬同掛，由上述可推：田蚡不是純正的儒家，反而深信黃老之術。

　　由此而觀，逯先生證明田蚡也深信黃老之學的證據，似嫌薄弱。

二、
　　就《抑鬱與超越》的論證來看，即便不能證明田蚡深信黃老之學，但倒是可比證明他不是純正的儒家，再者，漢初的道家不是一個流派，只是概稱，有很多分支，這方面金谷治已經有研究。因此，竇太后的黃老之學也不同於田蚡（如果田蚡真的深信此道）等人的黃老之學，可是田蚡也確實引用一些儒生、也好儒術，所以說，政治理念、思潮之爭是有可能的，即便不是主因，但也是政爭的一種，　況且這也牽扯到整個漢初至武帝時的政治環境與立場，所以不能全說是新舊權貴間的爭鬥。

三、
　　竇嬰與竇太后、竇嬰與田蚡在政治上的分合，還有田蚡與王太后的關系，是個關鍵。這牽扯到建元時期的武帝，也影響了田蚡、乃至於王臧衛綰日後的命運。　

四、
　　武帝本人也是愛好黃老之學的（當然他也講儒術、也用外儒內法），可是他的黃老之學，比較近於神先鬼怪、方士術數之類，這由他的封禪可看出一二。

　　那麼，從以上數點，我們是不是可以說：一個政府，那怕是專制獨裁，政治理念從來都是多元存在，但有顯有暗、有主有從，各人或有堅持，或有屈服。而理念可以造成政爭、爭權奪利也可以造成政爭，利益、位置、理想、現實、人際，常常是牽扯在一塊的。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讁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

這段史錄常為後人當成武帝獨尊儒術政策的先聲，並以此強調漢初儒、道之爭的激烈。若仔細分析，則會發現其中儒、道之術的用與不用，只一個藉口，真正的問題，出在「列侯就國」、「舉讁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與「毋奏事東宮」三件事。身為秉政者，竇嬰這些事情並沒有做錯，但身為竇氏的代表，卻是大肆打擊了竇氏的既得利益。

＃＃＃＃＃＃＃＃＃＃＃＃＃＃＃
以上這段文字，是我博士論文的一部份。我沒讀過逯先生的書，所以我還真不知道田蚡深信黃老之學的說法如何得來的。只是在我看來，所謂儒、道之爭，只能算是藉口，真正的問題，出在竇氏利益遭到剝奪。也許是「政爭」罷！但田蚡這時居何地位，還是要仔細思索。畢竟，從史料看來，竇嬰恐怕並不像後世傳奇故事中那麼地蠢，田蚡在建元年間是否有與竇皇太太后一鬥的姿格，也是個疑問。

　　學長，沒錯，所以司馬遷在處理材料時，使用了「蓋」「或」「云云」的文字，代表他自己也是存疑的，寫下來，是為了反映當時的歷史。

　　再提出兩點：

　　一、逯耀東先生證明田蚡也深信黃老之學的證據，似嫌薄弱。

　　二、至於竇太后與田蚡的政爭，當然也包括信仰、理念之爭，並不衝突，甚至也是政爭的一部分。

若把秦始皇封禪始末一併觀之，更可見得封禪之荒謬與無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