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篇曾登在新聞臺，後來因為要放進新書裡，所以刪除，這陣子新聞臺增加新功能，手癢想試試，但暫時又沒新文章，只好舊文重貼，冷飯熱炒。

二０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圖片：萬木森森一草堂

萬木森森一草堂－《戊戌奏稿》與《傑士上書彙錄》

　　1898年戊戌政變後，康梁逃亡海外，1911年康有為在日本橫濱出版《戊戌奏稿》，《戊戌奏稿》乃研究康有為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由於此書成於戊戌政變之後，與百日維新的一些主張有所增減，乃必然之事，此一時彼一時，時勢不同故也，不必苛求，但若以版本不同主張有異而質疑《戊戌奏稿》為假，說是康有為假造、是自我吹噓，不免因小失大，難逃「把嬰兒跟洗澡水一起倒掉」之譏。　

　　康有為維新前後主張有所不同，此說何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學者陳鳳鳴在北京故宮發現光緒二十四年的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彙錄》，此乃康有為變法時期的上書，光緒帝稱康有為為「傑士」，可見其重視程度，此發現固然重要，但若仍以否定1911年《戊戌奏稿》為假、為虛，則大可不必，蓋所謂「真」「偽」不應全由時間先後判斷，《戊戌奏稿》如無戊戌變法之根據，純屬康有為隨意瞎掰，則大可認定此書為「假」，但顯然《戊戌奏稿》確是由戊戌變法、乃至於康有為一貫主張而來，雖與《傑士上書彙錄》略有不同，但都是康有為的真確思想、明確主張，不是分屬兩個不同體系。

　　維新時期的康有為上書戊戌奏議、《傑士上書彙錄》，與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兩相比較，最大差別是前者大講「以君權雷厲風行」，不再全力提倡立憲、開國會、重視民權，而後者有──乖乖攏地冬，這些可是康聖人平時的大力主張，竟在百日維新一一不見？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這是康有為的策略調整，康聖人堅決認為：要變法，關鍵在於皇帝，皇帝OK，上行下效，其餘通通OK，但這是指皇權得以正常行使的情形，不料當時外有守舊派、內有母夜叉，后黨盤踞不去、居高不下，皇權陽痿，又何談勃起變法？換句話說，當時皇權並非「正常」，而是太弱，在皇權不振的情況下談民權、國會、立憲，豈不自廢武功、分削實力？改革者，因時應變也，不循此道而大談「有夢最美」「全民in起來」，誤把天花當天堂，一眛抓狂求爽，豈不可笑？康有為上書不談一貫主張，原因便在於此。

　　百日維新，新個半天，換來戊戌政變，康有為逃亡海外，新時代正風起雲湧，政變已成歷史，自無再「策略調整」的必要，有鑑於此，1911出版的《戊戌奏稿》，康有為回到一貫的主張，又大談立憲、國會、民權，此乃理所當然。百日維新雖已是過往煙雲，但往事並不如煙，康聖人絕不放棄，有為者亦若是！清朝推翻，民國建立，共和已成，但何妨「虛君共和」？一如英國女皇、日本天皇，「虛君」只是虛、只是象徵，「為一極無權之人，極無事之人，極無所用之人」，目的為何？防止皇位爭奪、防止政治紛亂、防止國土再分裂……所以康有為主張「保皇」，主張「復辟」「虛君共和」…，只是世事難料、政客難料、大清遺老更難料！張勳復辟，要復的是帝制、大清帝國，康有為與他合作，不啻與虎謀皮，即便只是隻紙老虎，聖人也只能徒勞無益、大喊上當，時人不察，大罵康有為反革命，後人不察，大嘆康有為落伍──予豈好復辟？予不得已也！

　　因此，《戊戌奏稿》與戊戌奏議、《傑士上書彙錄》都無所謂假、通通都是真。前者可反映康有為的一系列的變法思想；後者則是維新時期康有為所上之書，是研究百日維新的重要史料。

　　知人論世，除了研究材料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同情的理解」，對文本的深層解讀、對人物的深情瞭解、對經驗的深刻感受、對史料的深透掌握──「同情的理解」，是「此中有真義」，而非「滿村聽說蔡中郎」，是理性，也是感性，但不必是隱惡揚善、強飾其非的酒後亂性。

　　「同情的理解」不是萬能，沒有它卻是萬萬不能，「同情的理解」只是初階，但也唯有初階，才有進階，史才、史學、史識、史德當然重要，必與同情的理解合用，相輔相成──才學識德，故實徵考，同情理解，詮釋考證，信好古先而敏求言行，誦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次，上下古今而成一家之言，讀史讀得這樣爽，可謂出師矣！

圖片： 「現在的人們只知道欣賞過去的他，只有未來的人們才能追懷現在的他，那時他已不在人世了－－這就是先知的下場，他只有未來，卻只能活在現在。」──李敖，《北京法源寺》。


後記一：

　　《傑士上書彙錄》，共十八件，是百日維新時期康有為上書的一部分，此時康有為不但自己上書，還替別人代擬，這些上書便是「戊戌奏議」，初步估計有七十四件，戊戌奏議以及進呈書序七篇，均收入於孔祥吉／編著：《救亡圖存的籃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戊戌奏稿》則是康流亡海外後，1911年於日本出版。


後記二：

　　值得一提，「同情的理解」只是為了更趨近真實，但不必是隱惡揚善、強飾其非的酒後亂性，也就是說，我們不必完全同意、也不必亦步亦趨的盲目追隨。

　　1899年康有為成立「保皇會」，保皇者，光緒也，從事後革命黨人觀點來看：又是保皇！又要保皇！此非封建餘孽為何？──，康聖人堅決認為：要變法，關鍵在於皇帝，皇帝OK，上行下效，其餘通通OK，保皇者，便是保住變法的關鍵，再者，光緒為變法而遭囚，正說明他是好皇帝，如此為國為民，豈能不保？

　　他認為，君主立憲只是我們流汗，革命開國卻是千萬人頭落地、大家流血！更何況康有為並不反對共和，只是一下子跳太快，此與他向來主張「公羊三世說」的漸進類似，由君憲而共和，一步一腳印，走久也會到，如此循序漸進，豈不美妙？

　　不料歷史發展出乎意料，民國建立，共和已成事實，自然無皇可保，對此，他又提倡「虛君共和」，而開國以來的亂象、流血、紛亂，不幸被他一一命中，為此更是加深信念：「為一極無權之人，極無事之人，極無所用之人」，目的為何？防止皇位爭奪、防止政治紛亂、防止國土再分裂，虛君既有種種好處，亦不會影響共和防礙民主，如此美好，幹麻不用？

　　由以上觀之，《孔子改制考》雖然康有為的話多，孔子的話少，那又何如？只要能「變法」，一切都ok；以孔教為國教，雖被章太炎打得稀哩嘩啦，但立國教以救國魂，只要能「致用」，管他個屁？至於後來古史辨、反傳統、批孔的興起，又豈是其本意？又豈是其所樂見？

　　從現在來看，康有為的虛君共和是「較好的制度」，但卻不定是「可行的制度」，畢竟權力誘人，權力迷人人亦自迷，皇帝已推翻，要再立一個，即便只是空頭，又談何容易？加上西方思潮引進，各知識分子自詡為新人物，「只要新總統，不要舊皇帝」，對康有為的主張，不但無法接受，也不願接受，更視其為反動，然後復辟、提倡孔教…等事件，再加上歷史的背對發展，康有為更是因此深受誤解，變成「落伍」「保守」的代名詞。

　　我們站在仁人志士的遺跡回首：這廂，救國救到賣國；那廂，救國差點亡國；這裡，舊總統變成新皇帝；那裡，新先知變成舊後衛，被誤解被痛罵而晚年寂寥，淒涼而去……。往事難再而後悔無期，到底，是「死守善道」的先知哭了？還是「隨波逐流」的大小軍閥笑了？讀史至此，孰是孰非，又該如何判定？

二００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二０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改

圖片：「最後，康有為走在落日前面，連追隨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後了。」──李敖，《北京法源寺》。


後記三：

　　試從幾方面看康有為的歷史地位：

　　一、戊戌時期（乃至於之前的講學辦報、公車上書）康有為的地位與影響力，皆屬重要角色，二、三十年前有學者翻案，說康有為其實不重要，之所以認為其為變法要角，其實都是康有為事後唬爛瞎掰的，黃彰健、Luke Kwong皆持此說，經過十數年的往覆辯論，大都不能成立，康有為作為主張變法的第一男主角，是歷史事實。

　　二、學術史上，錢穆認定康有為的重要著作大都抄自廖平，再加上《孔子考制考》《新學偽經考》自己的話多、古人的話少，康有為這方面被低估，其來有自，不過歷史弔詭地方也正在此：後來疑古風氣的興起，康有為因此佔了關鍵地位，康有為的「尊孔」與後來顧頡剛等人的「疑古」竟是一脈相承！就學術史的內緣觀察，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上承清代今文家的解經、崔述《考信錄》，經廖平、康有為，最後到胡適、顧頡剛，從尊孔─疑經－疑古－，到「層累造成的古史」「神話分化說」，康有為正是其中一個重要關鍵，比廖平還重要（就知名度、地位、影響力而言，康有為都遠比廖平大），看似舊學的「後衛」，實乃新學的「發端」，他在學術史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

　　三、康有為不但是思想家、還是哲學家。就思想史來看，實在很難將康有為完全歸入今文學派，也很難歸類為某門某派，畢竟經世致用、變法救世才是他心中的王道，歷史變法的儒者不多，康有為便是其一，政治性大於學術性，經世致用大於思想建構，便是他在思想史上意義，換個方式說，如果我們承認宋明理學亦有其政治意義的話（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那把康有為列為思想家、列入思想史，並不突兀；哲學上，他在《大同書》建構的烏托邦，蕭公權、汪榮祖、韋政通論之甚詳，比諸西方烏托邦主義者並不遜色，如果我們承認烏托邦在西哲史、乃至於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地位，那我們沒有理由把康有為排除在中哲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外。

　　四、將康有為視為保守、落後，並非只是後人所言，當時人胡適、乃至於梁啟超，都把康有為視為老古董、跟不上時代的舊人物，只是，真是如此嗎？──寫到這裡，我又想起李敖《北京法源寺》的話。

　　總結：變法時期，康有為的地位與影響都是「叫我第一名」；就學術史與思想史、乃至於政治思想史而言，康有為的地位不會比梁啟超低，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同期人物，王韜、鄭觀應、嚴復、宋恕、譚嗣同，都比不上他。

二００五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