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遮拉汀（Cherating）的“瑪斯納小屋”遇見加拿大人伊耶斯。17歲時我做了第一次背包旅行，並在這裡過夜。事隔6年後我再度回來。瑪斯納還在，但她已經不認得我了。旅舍里沒什麼人，只有伊耶斯和另一位德國女生。德國女生患了皮膚病加上發燒一直待在木屋裡，於是大多時候都是我和伊耶斯兩人在海邊或街上散步。某天，伊耶斯向我徵收10令吉，然後領著我沿著海岸線走上山再爬下山，很神奇的到達了Club Med蔚藍的海邊（外人禁止進入）。我們躺在沙灘上聊天。

居住在寒冷的魁北克的他是個隨和的人。他告訴我那裡的生活。得空的時候會去釣魚，或者帶幾天的乾糧背上小背包後，就自個走進森林裡住幾日。他從來不穿登山鞋。途中他偶爾將脫鞋用乾葉埋起來，在樹上做個記號赤腳走，折返的時候再撥開穿上。“這樣不危險嗎？”他寫意的說還好，最驚險的一次是當他在河邊過夜時被熊聞了幾下身子。伊耶斯的妻子是幼兒園老師，得空的時候夫妻倆會到住家附近的空地上揀免費的家具。社區的人們會將不要的東西擺在那裡。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加拿大是著名的多元文化國家，然而當時我向他詢問加拿大的穆斯林情況時，他說他不喜歡他們。他說歐洲有越來越多的穆斯林，他們會聚集一塊，並向政府施壓要求各種東西，和當地社區造成隔閡。“但這難道不會是他們的權利嗎？”我好奇的問。伊耶斯說不是。“例如說，我們社區里有間學校，當中有個穆斯林小孩非得要將全身包起來上課不可。這有點危險，如果他在裡頭藏有危險的東西怎麼辦？既然他們來到加拿大，為什麼不能跟著我們多數人的方式，而要堅持他們的方式呢？”我因伊耶斯的這番話而感到有點驚訝。對一位生長在馬來西亞的人而言，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伊刑法課題猛烈延燒的時候，我在其中一場伊刑法論壇上和某位民聯議員聊了幾句。這往往不輕鬆，雙方都怕說錯話或洩了底。但那回稍微有些不一樣。他說人們應該改變“伊斯蘭黨都是烏拉瑪”、“穆斯林社會都強烈支持伊刑法”的印象。同時，國內的政黨政治應該擺脫“誰的拳頭比較大”的相互較勁，並提出不一樣的論述。由於擔心凸顯本身的無知，我只是默默點頭深表贊同。然而，這現象的發生又是為什麼？

再談談另一件事，這讓我想起了伊耶斯和所謂的「較勁現象」。艾莎是一位馬來報的記者同行，我們在某個工作場合上認識。為了更了解馬來同胞的想法，我約了她找天一塊吃飯，而她也答應了。隨後我們見面，我問了她對實施伊刑法的看法。那天晚上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最終我不僅說服不了她，且無可否認的是，我的內心深處竟為我們之間的對話感到不適與害怕。吃完飯後我開車送她回家，並好奇的問為甚麼她開始戴頭巾了？當然如今我們依然是朋友，但那具體可感的「害怕」我依然清楚記得。

最近我正在閱讀普立茲獎得主艾利斯．沃克的書《Now is 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故事的其中一段，敘說一位在婚姻生活中迷網的中年婦女，最終決定前往南美洲的亞馬遜森林裡追隨聖者（Shaman）靈修。過程中，她遇見了當年慘死於西班牙殖民者手下的黑人亡靈，這使得她不得不尋求聖者的幫助。和亡靈和解以前，作者對現代人們「展開和平會談」做了一段敘述。書中寫道：「這讓我想起了電視上看到的和平會談。每個人都開著豪華轎車抵達，露出很認真和重要的模樣。但沒有人想嗅或看見任何人……他們以為只要能夠抹除自己身上恐懼和害怕的氣味，就能真正抹除恐懼和害怕。而這個氣味也經常是敵人身上的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