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二十年，公會的發展會是怎麼樣呢？」我問。林輝貴點點頭。一陣沉默後，話題轉移到年輕人身上。

　　中國人踏足馬來半島的歷史很早。根據史書記載，七世紀時和尚義淨來到吉打（Kedah）取經。當時名叫「狼牙修」，是個佛教國土，距離伊斯蘭教的傳入尚隔六百餘年。十五世紀初，漢麗寶公主遠嫁馬六甲蘇丹。清朝太平天國時期，華裔聞人葉亞來渡海南下，成為吉隆坡的開埠先驅。他在發跡以後蓋起了惠州會館，專為接應鄉親同胞，提供他們住宿和工作。和語言、文化相差甚大的異族相比，僱用老鄉無疑方便許多。然而時至如今，它們又是否還有必要存在？

　　雖然無法做出明確的統計，但無庸置疑，近幾年以前南洋華裔一直被視為商人的後裔，勤奮、精明、苦幹的中國子弟，南洋土地的侵占者和剝削者。

　　在某一場公正黨記者會結束以後，馬來報《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的記者說：「要看華人的大選動向很簡單，看他們的商會投哪，他們就投哪。馬華的前身便是個商會。」彷彿到了今日，南洋華裔身上仍緊貼著「商人」的標籤。不可否認的是，佔了國內企業總數約九十巴仙的中、小型企業大多由華裔所經營。

　　試想像一個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人離鄉背景到異地求存的情境。由於缺乏工作機會和土地資源，買賣自然成了謀生的不二法門。加上本身久遠的經商文化，更是確立了華裔在南洋的商人身分。

　　除了姓氏和地緣性的公會，商會招牌也是巴生鎮的風景之一，混雜在一道道橫豎懸掛的匾額裡。從中依稀可以辨識出公會的身影，兩者屬於同一性質的產物。

　　網絡科技崛起以前，公會的凝聚力和關係網，一直在南洋華裔圈子中起著重大的作用。透過血親和地緣，他們成功建構起自己的貿易版圖，互相支援並提供幫助。下位者藉以找到謀生途徑，上位者除了擁有更龐大的資源和權力，也獲得了崇高的身分和名位。

　　縱觀中國歷史，生活在封建社會中的人民僅能透過當官名留史冊。唯有如此，才能貫徹儒家思想，完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業。也正因如此，我們才有了鬱鬱不得志的文人騷客，落榜了，竟然還誕生了獨一無二的「流放文學」。

　　這也許可以解釋巴生公會之所以如雨後春筍般滋長的原因，甚至使同一個地緣性公會分裂出數個姓別支派，經歷百年的歲月塑造出獨特的巴生風貌。與此同時，也由嶄新的建築逐漸成為紀念性的場所，成為一個曖昧模糊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