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24 00:14:19讀.冊.人
大暑閱讀：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son《文明》
大暑閱讀：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son《文明》
書名：
《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
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
作者：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1964年出生於蘇格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商學院經濟史學家，是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歷史學者之一，曾任牛津大學、紐約大學及哈佛大學教授。專長貫通歷史與財經兩大領域，研究重心為經濟史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研究，是全球矚目的美國外交政策權威評論者。2004年榮獲《時代》周刊評選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重要著作有：《紙幣與鋼鐵》（Paper and Iron）、《戰爭憾事》（The Pity of War）、《羅斯希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金錢與權力》（The Cash Nexus）、《帝國》（Empire）、《巨人》（Colossus）、《二十世紀的戰爭》（The War of the World）、《貨幣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等。
弗格森定期為世界各報章雜誌撰寫文章，並且協助第四頻道製作了五個極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系列：《帝國》、《美國巨人》、《二十世紀的戰爭》、《貨幣崛起》與近期的《文明》。詳見：www.niallferguson.com。
譯者：黃煜文
專職譯者。近期譯作有《如何寫歷史？》、《王者之聲》、《氣候變遷政治學》、《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與《威徹爾先生的猜疑：羅德丘宅謀殺案》。
內容介紹：
尼爾．弗格森重新詮釋「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興起與衰落，更提出新的創見：破解西方如何支配世界的六大「殺手級應用」（Killer Apps）──競爭、科學、財產權、醫學、消費社會與工作倫理
《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深入探討過去，大膽預測未來
西方何以支配現代世界超過500年？
西方的主宰地位是否正受到亞洲崛起的威脅？
西方的主宰地位是否正受到亞洲崛起的威脅？
過去，西方靠六大「殺手級應用」獲得壓倒性勝利。
現在，新興國家是否將藉著這六大利器，終結西方的優勢地位？
現在，新興國家是否將藉著這六大利器，終結西方的優勢地位？
西方文明憑什麼統馭全世界？
十五世紀初，如果你能在當時環航世界，那麼最吸引你的將是東方的璀璨文明。明朝的北京正興建紫禁城；在近東，鄂圖曼土耳其人正進逼君士坦丁堡。
相較之下，英格蘭在你心中留下的印象卻是鼠疫、惡劣衛生條件與戰亂相尋的破敗景象。其他動輒啟釁的西歐王國，如亞拉岡、卡斯提爾、法國、葡萄牙與蘇格蘭，看起來也沒比英格蘭好多少。西方將在往後五百年間支配全世界，這樣的想法此刻看來無異是天方夜譚。然而，它居然成了事實。
西歐文明憑什麼勝過外表看來比它優越的眾多東方帝國？弗格森認為答案是西方發展出六大「殺手級應用」，而這六大利器正是世界其他地區所缺乏的：競爭、科學、財產權、醫學、消費社會與工作倫理。
時至今日，關鍵的問題是，西方是否喪失了對這六大利器的壟斷。若是如此，弗格森警告，我們將目睹西方優越地位的終結。
《文明》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帶領讀者進行一場不尋常的環遊世界之旅。從中國的大運河到土耳其的托普卡皮宮；從南美洲的馬丘比丘到西非的鯊魚島；從布拉格的壯麗塔樓到溫州的祕密教堂。這是一則有關帆船、武器、地契、疫苗、牛仔褲與中文聖經的故事，也是一部清楚明晰的世界近代史。
目錄：
前言 西方文明的興衰
導論 拉瑟拉斯的提問
導論 拉瑟拉斯的提問
第一章 競爭
泰晤士河與長江∕太監與獨角獸∕香料競賽∕平庸之國
泰晤士河與長江∕太監與獨角獸∕香料競賽∕平庸之國
第二章 科學
圍城∕《顯微圖譜》∕奧斯曼與弗里茨∕仁政改革∕從伊斯坦堡到耶路撒冷
圍城∕《顯微圖譜》∕奧斯曼與弗里茨∕仁政改革∕從伊斯坦堡到耶路撒冷
第三章 財產權
新世界∕自由人之地∕美國革命∕古拉人的命運
新世界∕自由人之地∕美國革命∕古拉人的命運
第四章 醫學
伯克的預言∕戰爭的毀滅性∕無國界醫師∕鯊魚島的頭骨∕黑色恥辱
伯克的預言∕戰爭的毀滅性∕無國界醫師∕鯊魚島的頭骨∕黑色恥辱
第五章 消費
消費社會的誕生∕日本的西化∕從貧困到富足∕牛仔褲的的影響力∕睡衣與頭巾
消費社會的誕生∕日本的西化∕從貧困到富足∕牛仔褲的的影響力∕睡衣與頭巾
第六章 工作
工作倫理與識字倫理∕新教精神的轉折∕中國的耶路撒冷∕無信仰的國度∕
西方優勢的終結？
工作倫理與識字倫理∕新教精神的轉折∕中國的耶路撒冷∕無信仰的國度∕
西方優勢的終結？
結論 競爭對手
前言：西方文明的興衰
我試著回想這個念頭是在何時何地在我腦子裡出現的。是二○○五我首次走在上海外灘時想到的？還是在粉塵瀰漫的重慶，聆聽中共官員描述眼前堆積如山的瓦礫堆日後將成為中國西南方的金融重鎮時產生的？那是在二○○八年，我覺得我看到的那幅景象比同時間北京熱鬧進行的奧運開幕儀式更讓我印象深刻。還是在二○○九年的卡內基音樂廳，我聆聽中國傑出年輕作曲家，同時也是古典音樂東方化的代表人物，林安淇的悠揚樂曲中得到的啟示？我想大概就是到了這個時候，當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即將步入尾聲之際，我的腦子裡閃過這麼一個念頭：我們正經歷西方五百年優越地位的終結。
我認為，本書提出的主要疑問也是現代史家最感興趣的問題。從一五○○年開始，為什麼歐亞大陸西端的幾個小國能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支配者？就連人口比西歐眾多，社會比西歐複雜的東方國家也無法倖免於難？我的次要問題是：如果我們能對西方過去的支配地位提出充分的解釋，那麼我們是否能預測西方的未來？西方世界是否真的已到了終點，而新興的東方是否即將迎接屬於他們的時代？換言之，西歐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後興起，在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推波助瀾下將文明傳布到大西洋彼岸，甚至抵達世界最偏遠的角落，最後在革命、工業與帝國的年代達到極盛，宰制世界絕大多數的人口，然而，今日的我們是否將目睹這個時代的終結？
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正說明了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一些現象。我出生而且成長於蘇格蘭，先後就讀於格拉斯哥中學與牛津大學。我在二、三十歲的時候以為自己的學術生涯將在牛津或劍橋度過。我最早開始產生去美國的念頭，是因為慷慨捐款給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的資深華爾街人物考夫曼（Henry Kaufman）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對金錢與權力的歷史感興趣的人不到實際充滿金錢與權力的地方見識一下？而談到金錢與權力，有哪個地方能比得上曼哈頓鬧區？隨著新千禧年的展開，紐約證券交易所不證自明地成為美國一手設計與操控的全球巨大經濟網路的核心。網路泡沫顯然正在消退，而令人難受的小衰退也使即將還清國債的民主黨失去了白宮寶座。然而繼起的小布希上任才八個月便遭遇一起事件，這起事件明顯凸顯出曼哈頓是西方支配世界的中心。蓋達組織的恐怖份子摧毀了世貿中心，這是對紐約致上的醜惡恭維。凡是想挑戰西方支配地位的人，一定會將此地視為頭號攻擊目標。
往後一連串事件的發展使美國躊躇滿志。塔利班（Taliban）在阿富汗遭到推翻。將敵對者烙上「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稱號，就能為「推翻敵方政權」提供完美的藉口。「惡毒的德州人」民調居高不下，為他鋪平了連任的坦途。美國經濟因減稅而景氣回春。「老歐洲」（更甭說美國自由派人士）對此雖然憤怒，卻無可奈何。這些歷史事件深深吸引著我，我開始大量閱讀與發表許多有關帝國的作品，我尤其想知道美利堅帝國能從大英帝國的歷史中得到什麼教訓；結果我完成了《帝國：英國如何塑造現代世界》（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03）。當我開始思索美利堅帝國的興起、宰制與可能來臨的衰微時，我逐漸發現美國的權力中心有三項不足之處：人力不足（未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駐紮充足的地面部隊）、注意力不足（民眾對於長期占領征服國家興趣缺缺），以及最重要的，財政不足（與投資相比，儲蓄明顯不足；相對於公共開支，稅捐顯然太少）。
我曾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起與衰微》（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Empire, 2004）中提出警告，美國已不知不覺過度仰賴東亞資本來挹注本身失衡的經常帳與財政收支。美國是個從未以帝國自稱的帝國，它的衰頹與沒落不是因為恐怖份子進犯國門，也不是因為流氓政權資助恐怖份子，美國步入衰弱的真正禍首其實是帝國內部核心的金融危機。二○○六年下半年，當我與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創造「中美國」（Chimerica）一詞──奇梅拉（chimera）的雙關語──來形容我們看到的吝嗇的中國與揮霍的美國之間難以維繫的關係時，我們也看到了全球金融危機即將來臨的重要徵兆。如果美國人沒有廉價的中國勞動力與資本供他們恣意消費，那麼二○○二年到二○○七年的泡沫也不會如此嚴重。
美國以「超級強權」自任，這種幻覺在小布希總統任內破滅了不只一次，而是兩次。首次的幻滅出現在伊拉克薩德爾城後街與阿富汗的赫爾曼德省荒野，這兩場戰鬥不僅暴露出美國軍事力量的極限，更重要的是，它們顯示出新保守主義者對大中東地區民主浪潮抱持過於天真的願景。第二次的打擊是二○○七年次級房屋信貸危機，而後進一步擴大為二○○八年的信用緊縮，最後演變為二○○九年的「大衰退」。在雷曼兄弟破產之後，「華盛頓共識」與「大平穩」──各國中央銀行官員認為大平穩如同「歷史的終結」，將成為往後世界經濟的常態──在人們眼中成了虛妄之物，遠遠被拋在腦後。第二次經濟大恐慌成為世人可怕的夢魘。到底哪裡出了問題？我從二○○六年年中開始發表一系列文章與演說，到了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我將這些作品集結成《貨幣崛起》。我在書中指出，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成分遭到嚴重削弱，原因出在銀行資產負債表出現過度短期的債務，不動產擔保證券與其他結構金融產品的定價嚴重失真與估價過高，美國聯準會採行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政治操作產生的房地產泡沫，以及無限出售假保險契約（稱為衍生性金融商品）對不可知的不確定性風險（而非可量化的風險）提供虛假保障。源自西方的金融制度傳布到全球各地，原以為可以開展出經濟波動減緩的新時代，然而光是傳統的流動性危機就足以讓使用槓桿的財務工程在搖晃下癱倒在地。其實只要了解過去的歷史，自然可以察覺到當中充斥的危機。
二○○九年夏天過後，第二次經濟大恐慌的危險逐漸消散，但危機尚未完全解除。然而，整個世界卻起了變化。金融危機造成全球貿易恐慌性的崩潰，與金融信貸緊縮一樣，一般預期貿易量的減少將重創亞洲幾個出口仰賴西方的大經濟體。然而，中國藉由大規模的信貸擴張來推動高效能的政府刺激方案，使中國的經濟成長在這場危機中僅受到些微的影響。幾乎沒有任何專家預期到中國能有如此傑出的表現。把規模達十三億人口的大陸經濟當成一個巨大的新加坡來經營確實很困難，儘管如此，在我寫作的當下（二○一○年十二月），中國似乎越來越有可能藉由工業革命而持續擴張，並且在十年內超越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正如日本在一九六三年超越英國一樣。
過去五百年來，西方實際上一直凌駕於世界其他地區之上。西方與中國的所得差距早在十七世紀就已出現，而且不斷擴大，這種趨勢直到一九七○年代末（如果不是更晚的話）才出現轉折。此後，雙方的所得差距開始以驚人的速度縮小。金融危機凸顯出我想提出的下一個歷史問題。西方現在還具有優勢嗎？唯有明確分析構成西方優勢的是哪些要素，我才有希望得出解答。
導論：拉瑟拉斯的提問
在本書中，我要指出西方之所以能自別於世界其他地區（也就是，西方成為全球霸權的主要原因）在於它具備六個由制度、相關觀念及行為具體構成的新複合物。為求簡單明瞭，我將以六項標題來表示這些結合物：競爭、科學、財產權、醫學、消費社會、工作倫理。以目前流行的電腦行銷術語來說，這是六項殺手級應用，正是這六項事物使居住於歐亞大陸西端的少數人在近五百多年的時間裡支配世界。
現在，在你義憤填膺準備寫信提醒我漏掉一些西方興起的關鍵面向（如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或甚至是槍炮、病菌與鋼鐵）之前，請閱讀以下的簡短定義：
一、競爭：政治與經濟生活去中心化，使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獲得發展的平臺。
二、科學：一種研究、理解，最終能改變自然世界的方式，它使西方在軍事（以及其他事物）上取得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巨大優勢。
三、財產權：以法治保護人民的所有權，以和平方式解決人民的財產爭端，並且為最穩定的代議政府形式奠定基礎。
二、科學：一種研究、理解，最終能改變自然世界的方式，它使西方在軍事（以及其他事物）上取得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巨大優勢。
三、財產權：以法治保護人民的所有權，以和平方式解決人民的財產爭端，並且為最穩定的代議政府形式奠定基礎。
四、醫學：科學的一門分支，它大幅改善了人類的健康與預期壽命，這項進展始於西方社會，而後擴及到西方的殖民地。
五、消費社會：一種物質生活模式，衣服與其他消費品的生產與購買在這當中扮演著核心的經濟角色，一旦少了這種模式，工業革命就無從存續。
五、消費社會：一種物質生活模式，衣服與其他消費品的生產與購買在這當中扮演著核心的經濟角色，一旦少了這種模式，工業革命就無從存續。
六、工作倫理：一種可以追溯到基督新教（以及其他來源）的道德架構與行動模式。前五項殺手級應用創造出來的社會，雖然充滿動力，但隱含著不穩定的因子，工作倫理可以為這個社會提供黏著結合的功能。
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本書不是另一本自鳴得意的「西方的勝利」。我想說明的是，世界其他地區之所以遭到征服與殖民，不只是因為西方的優越，也因為西方的對手意外由盛轉衰所致。舉例來說，一六四○年代，財政與貨幣的危機，加上氣候變遷與疫病流行，使明朝內部民變蜂起，王朝因此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這一連串的災難與西方毫無關連。同樣地，鄂圖曼帝國在政治與軍事上的衰敗，根源也是起於內部，而非源於外在力量的壓迫。當南美走上衰落之時，北美的政治制度卻欣欣向榮；波利瓦（Simin Bolivar）未能成功建立拉丁美洲合眾國，並不是因為英美兩國從中作梗。
因此，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出現差異的關鍵是制度。西歐能趕上中國，部分原因是西方的政治與經濟領域存在較多競爭。奧地利、普魯士乃至於日後的俄羅斯，這些國家的行政與軍事效能逐日提升，因為產生科學革命的網絡興起於基督教世界而非穆斯林世界。北美前殖民地的發展遠較南美前殖民地優越，因為英國殖民者在北美建立的財產權與政治代議制度迥異於西葡在南美建立的體制。（北美採行的是「開放參與的秩序」，而不是由一群尋租而排外的菁英統治的封閉體制。歐洲帝國能深入非洲內陸，靠的不只是馬克沁機槍，他們也研發了疫苗，能對抗連非洲人也束手無策的熱帶疾病。
同樣地，西方率先工業化也反映西方的制度優勢：早在蒸汽動力或工廠體系來臨與傳布前，不列顛群島已經具備大眾消費社會的雛形。即使工業科技幾乎傳遍世界，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差異依然存在，而且還不斷擴大。歐洲或北美的工人使用完全標準化的紡紗機與織布機，他們的生產力仍高於東方，歐洲或北美資本家僱主累積財富的速度也更為快速。公共衛生與公共教育的投資帶來鉅額收益；在缺乏這類投資的地方，民眾無法擺脫貧窮。本書要討論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各項差異──這些差異為什麼存在，它們為什麼能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隨意地使用「西方」一詞，究竟我說的「西方文明」的確切意義是什麼？戰後，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不加思索地以「西方」（或是「自由世界」）來指稱（理所當然）從倫敦到麻州萊辛頓，以及（可能）從史特拉斯堡到舊金山的狹長走廊地帶。一九四五年以後，英語成為戰後西方最重要的語言，其次則是努力圖存的法語。隨著歐洲在一九五○與六○年代整合成功，西方俱樂部也逐漸壯大。現在幾乎沒有人爭論低地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葡萄牙、斯堪地納維亞與西班牙是否屬於西方。另一方面，儘管希臘後來信仰了東正教，卻被視為西方的當然成員，因為我們承襲了古希臘哲學的悠久遺產，而最近的希臘也積欠歐盟大筆的債務。
那麼，地中海的南部與東部是否算是西方？這些地區不僅包括伯羅奔尼撒以北的巴爾幹半島，也涵蓋北非與安那托利亞。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這兩處人類文明最初的發源地呢？南美與北美一樣被歐洲人殖民，在地理上也屬於同一個半球，它是否也屬於西方的一部分？俄羅斯呢？歐俄是否真的可以歸類為西方，而俄羅斯位於烏拉山脈以東的領土是否就某個意義來說應該劃歸東方？冷戰期間，蘇聯及其衛星國被稱為「東歐集團」。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蘇聯與美國一樣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蘇聯的核心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反奴隸制及婦女投票權一樣，都發源於維多利亞時代──它的誕生與培育都發生在大英圖書館的舊圓形閱覽室。蘇聯遼闊的地理幅員與歐洲人移民美洲一樣，都是歐洲對外擴張與殖民的一環。中亞的情況與南美雷同，由歐洲人統治著當地非歐洲族裔。就這層意義來看，一九九一年蘇聯的瓦解，標誌著最後一個歐洲帝國的死亡。不過，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西方文明定義來自於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他不僅排除了俄羅斯，同時也把信仰東正教的國家全摒棄於西方之外。杭廷頓眼中的西方只包括西歐、中歐（不含東正教東歐）、北美（不含墨西哥）與澳大拉西亞。希臘、以色列、羅馬尼亞與烏克蘭都不符合西方的標準；加勒比海島嶼雖然許多與佛羅里達州一樣充滿西方風味，卻未被歸類為西方。
因此，「西方」不只是一種地理表達，也是一套規範、行為與制度的集合，而其疆界極為模糊。西方的意義值得我們反覆思索。亞洲社會如果完全接受西方的服飾與商業規範──例如日本從明治時代開始西化，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目前正推動的措施──是否可能因此轉變成西方社會？過去曾流行一種說法，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做為核心的西方與做為邊緣的世界其他地區之間建立了永久性的勞動分工關係。然而，如果全世界最終都被西方化（至少從外表與生活方式來看），那會是什麼樣貌？或者，其他文明是否如杭廷頓所言，未來可能重獲活力，尤其是「中華」文明（指大中華地區）與伊斯蘭文明（包括「充滿血腥的邊界與內部地區」）？這些文明採用了西方的運行模式，但在多大程度上它們的學習僅止於粗淺的現代化而未及於文化的深層面向？這些將是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西方文明另一個令人不解的地方在於分崩離析似乎是西方的一項明顯特徵。二十一世紀初，許多美國評論家抱怨「大西洋兩岸漸行漸遠」──冷戰期間，將美國與西歐盟國連繫在一起的共同價值已然崩解。季辛吉擔任美國國務卿期間，美國政治人物想與歐洲對話，就應該打電話給季辛吉，然而今日大西洋兩岸的關係已不如過去緊密，我們很難說接電話的那個人是否就能代表西方文明。然而，美國與「舊歐洲」過去在宗教、意識形態乃至於文明本身的意義上曾存在巨大分歧，與此相比，大西洋兩岸目前的各自為政顯得溫和與友善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宣稱他們要為高尚的「文化」而戰，反對低俗唯物的英法「文明」（這項區別是曼恩(Thomas Mann)、佛洛伊德與其他人提出的）。但這項區別很難合理化戰爭初期焚燒魯汶大學圖書館與迅速處決比利時平民的行為。英國宣傳人員抨擊德國人是「匈人」（Huns），是生活在文明領域之外的野蠻人，他們日後以勝利者的姿態稱這場戰爭為「為挽救文明而進行的大戰」。今日，關於「西方」是單一文明的討論，難道會比一九一八年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更有意義嗎？
最後，我們應該記住，西方文明曾經衰亡過。羅馬時代的廢墟散布在歐洲、北非與近東各地，清楚提醒人們西方曾經衰敗的事實。西方最初──西方文明1.0版──興起於從尼羅河谷地延伸到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匯流處的肥沃月彎，而其發展的兩個極致是雅典民主與羅馬帝國。今日，我們文明的關鍵元素──不只是民主，還有體育競技、算術、民法、幾何學、古典的建築風格以及比例相當高的現代英語辭彙──全源自於古代西方文明。極盛時期的羅馬帝國是一個複雜得令人吃驚的體系。穀物、製品與錢幣流通於從英格蘭北部延伸到尼羅河上游的廣大經濟區，學術繁榮，擁有法律、醫學乃至於像羅馬圖拉真廣場的購物中心。然而上古西方文明逐漸衰敗，到了西元五世紀時急速殞落。蠻族入侵破壞了文明業績，也使西方陷入分裂。經過一個世代的時間，羅馬這座偉大的帝國城市已殘破不堪，輸水道年久失修，原本繁華的市場也渺無人煙。西方古典知識在拜占庭圖書館員、愛爾蘭僧侶與羅馬天主教會的教宗與教士──不要忘了還有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caliph）──的保存下免於失傳。如果沒有他們的細心維護，西方文明不可能在義大利重生，進而開啟文藝復興時代。
西方文明2.0版是否也將面臨衰敗的命運？以人口統計的角度來說，西方社會人口長久以來在世界上一直居於少數，而今日西方的人口甚至還不增反減。曾一度居於支配地位的歐美經濟，現在正面臨中國在二十年乃至於十年內超越的真實威脅，而巴西與印度落後它們的幅度也不大。正如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華盛頓共識」開始瓦解，西方的「硬實力」似乎也在大中東地區（從伊拉克到阿富汗）陷入泥淖。始於二○○七年的金融危機也顯示出消費社會核心（及其過於強調舉債消費）的根本缺陷。新教強調的節儉美德曾在西方社會裡受到重視，現在卻消失無蹤。在此同時，西方菁英擔心的卻是即將來臨的環境末日這類千禧年式的恐懼。
更嚴重的是，西方文明似乎喪失了對自己的信心。一九六三年，史丹福大學首開先例，停開大學部的古典「西方文明史」課程，之後一些知名大學也陸續跟進。在中學歷史課程裡，有關西方興起的大敘事也被認定為過時。教育者熱衷推動所謂的「新歷史」課程（課程改革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強調「歷史技術」比歷史知識更重要，結果有太多英國學生在中學階段只學到零碎片斷的西方歷史：亨利八世與希特勒，再加上一點金恩牧師。針對英國一所知名大學的歷史系大一新生進行調查後發現，只有三四％知道無敵艦隊時代的英格蘭國王是誰，三一％知道波耳戰爭的發生地，一六％知道誰在滑鐵盧之役指揮英軍（超過兩倍的學生認為是納爾遜而非威靈頓），而只有一一％的學生說得出十九世紀某位英國首相的姓名。另一項對十一歲到十八歲英國學生的類似調查顯示，一七％以為克倫威爾打贏了黑斯廷斯戰役，二五％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世紀搞錯。此外，通觀整個英語世界，有越來越多人認為我們應認識其他文化，而非自己的文化。一九七七年送往外太空的航海家號（Voyager）太空船，上面附有二十七首曲子，其中只有十首是西方作曲家創作的，包括巴哈、莫札特與貝多芬，還有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貝里（Chuck Berry）與盲眼威利（Blind Willie Johnson）。二○一○年，大英博物館館長出版了用「一百件文物」寫世界史，其中西方文明的文物不超過三十件。
然而，世界文明史的寫作如果輕忽了一五○○年後世界其他地區逐漸從屬於西方的過程，等於錯失了整部世界史的核心重點──這是世界史最須解釋的部分。西方的興起是基督紀元第二個千年後半部最引人注目的歷史現象。它是近代史的核心。對史家而言，它或許是最具挑戰性的謎團。我們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不只是為了滿足我們的好奇心，也是為了其他更重要的理由。唯有找出西方興起的真正原因，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出目前的西方正如何走向衰敗。
書摘：第一章競 爭
中國長期以來似乎一直停滯不前，或許在很久以前，它就已經達到法律與制度所能支持的充分富足狀態。然而這樣的富足似乎遠低於中國的土地、氣候與形勢所能發展的極限。一個忽略或鄙視海外貿易，只允許外國商船到一兩個口岸交易的國家，除非改採不同的法律與制度，否則不可能提升貿易量⋯⋯更廣泛的海外貿易⋯⋯勢必能大量增加中國的製造產品，大幅改善中國製造業的生產力。透過更遠程的海外航行，中國自然會學習使用與製造其他國家使用的各種機器，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運用的改良技藝與優良產業。─亞當斯密（1723-1790，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
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然則有待於夷者，獨船堅砲利一事耳。
─馮桂芬（1809-1874，中國近代思想家、教育家）
泰晤士河與長江
紫禁城（故宮）位於北京的心臟地帶，由一百萬名以上的工人使用來自帝國各地的原料興建而成。城內羅列了近千幢建築物，所有的建築與裝飾全為了表彰明王朝的權力而設。紫禁城不僅是世界最偉大文明的遺跡，也提醒我們世上沒有任何文明能傳之永恆。遲至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仍認為中國是「世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也就是說，中國是世上土地最肥沃、耕作技術最好、人民最勤奮與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遠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來得富有」。然而亞當斯密也認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停滯不前」或「靜止不動」。他的說法點出了事實。從一四○六到一四二○年，紫禁城修建完成，而後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東方便逐漸步入衰途。相反的，窮困而戰禍頻仍的西歐小國，卻在往後五百年間如火如荼地對外擴張。就在這段時期，東方的偉大帝國停止發展，最後終於屈服在西方的宰制之下。
為什麼歐洲向前邁進的時候，中國卻走向沒落？亞當斯密的主要解釋是中國人未能「鼓勵海外貿易」，因此失去了比較利益與跨國分工的好處。但其他的解釋也可能成立。一七四○年代，孟德斯鳩在作品中指責「暴政的解決方式」，他將這種現象歸咎於中國異常眾多的人口，而人口數量的龐大又歸因於東亞的氣候：
我的理由如下：亞洲沒有一處適合稱為溫帶。氣候極寒冷的地區，與氣候極炎熱的地區直接接壤，也就是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國、朝鮮與日本。歐洲剛好相反，溫帶分布的地區非常遼闊......因此彼此接壤的國家氣候都相當類似；國與國之間沒有太大差異......在亞洲，強國與弱國對立；尚武、勇猛而進取的民族直接與懶散、陰柔而膽怯的民族接觸；因此，一方必須征服，另一方必須被征服。歐洲剛好相反，強國與強國並立；彼此接壤的國家幾乎擁有相同的勇氣。這是亞洲何以弱，歐洲何以強；歐洲何以自由，亞洲何以奴役的重要理由：而這個理由我在記憶中尚未聽聞有誰提過。
日後的歐洲作家相信，西方勝過東方的原因是科技─尤其是引發工業革命的科技。馬戛爾尼伯爵（Earl Macartney）在結束令人沮喪的一七九三年出使中國之行後（詳見後述），心中顯然浮現了這種想法。另一個在二十世紀頗為流行的觀點是儒家學說阻礙了創新發明。然而每個時代針對東方衰弱所做的解釋都各有所偏。西方擁有而東方缺乏的六項殺手級應用的第一項，不是商業，不是氣候，不是科技，也不是哲學。如亞當斯密所言，東方缺乏的是制度。
中國長期以來似乎一直停滯不前，或許在很久以前，它就已經達到法律與制度所能支持的充分富足狀態。然而這樣的富足似乎遠低於中國的土地、氣候與形勢所能發展的極限。一個忽略或鄙視海外貿易，只允許外國商船到一兩個口岸交易的國家，除非改採不同的法律與制度，否則不可能提升貿易量⋯⋯更廣泛的海外貿易⋯⋯勢必能大量增加中國的製造產品，大幅改善中國製造業的生產力。透過更遠程的海外航行，中國自然會學習使用與製造其他國家使用的各種機器，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運用的改良技藝與優良產業。─亞當斯密（1723-1790，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
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然則有待於夷者，獨船堅砲利一事耳。
─馮桂芬（1809-1874，中國近代思想家、教育家）
泰晤士河與長江
紫禁城（故宮）位於北京的心臟地帶，由一百萬名以上的工人使用來自帝國各地的原料興建而成。城內羅列了近千幢建築物，所有的建築與裝飾全為了表彰明王朝的權力而設。紫禁城不僅是世界最偉大文明的遺跡，也提醒我們世上沒有任何文明能傳之永恆。遲至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仍認為中國是「世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也就是說，中國是世上土地最肥沃、耕作技術最好、人民最勤奮與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遠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來得富有」。然而亞當斯密也認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停滯不前」或「靜止不動」。他的說法點出了事實。從一四○六到一四二○年，紫禁城修建完成，而後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東方便逐漸步入衰途。相反的，窮困而戰禍頻仍的西歐小國，卻在往後五百年間如火如荼地對外擴張。就在這段時期，東方的偉大帝國停止發展，最後終於屈服在西方的宰制之下。
為什麼歐洲向前邁進的時候，中國卻走向沒落？亞當斯密的主要解釋是中國人未能「鼓勵海外貿易」，因此失去了比較利益與跨國分工的好處。但其他的解釋也可能成立。一七四○年代，孟德斯鳩在作品中指責「暴政的解決方式」，他將這種現象歸咎於中國異常眾多的人口，而人口數量的龐大又歸因於東亞的氣候：
我的理由如下：亞洲沒有一處適合稱為溫帶。氣候極寒冷的地區，與氣候極炎熱的地區直接接壤，也就是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國、朝鮮與日本。歐洲剛好相反，溫帶分布的地區非常遼闊......因此彼此接壤的國家氣候都相當類似；國與國之間沒有太大差異......在亞洲，強國與弱國對立；尚武、勇猛而進取的民族直接與懶散、陰柔而膽怯的民族接觸；因此，一方必須征服，另一方必須被征服。歐洲剛好相反，強國與強國並立；彼此接壤的國家幾乎擁有相同的勇氣。這是亞洲何以弱，歐洲何以強；歐洲何以自由，亞洲何以奴役的重要理由：而這個理由我在記憶中尚未聽聞有誰提過。
日後的歐洲作家相信，西方勝過東方的原因是科技─尤其是引發工業革命的科技。馬戛爾尼伯爵（Earl Macartney）在結束令人沮喪的一七九三年出使中國之行後（詳見後述），心中顯然浮現了這種想法。另一個在二十世紀頗為流行的觀點是儒家學說阻礙了創新發明。然而每個時代針對東方衰弱所做的解釋都各有所偏。西方擁有而東方缺乏的六項殺手級應用的第一項，不是商業，不是氣候，不是科技，也不是哲學。如亞當斯密所言，東方缺乏的是制度。
一四二○年，如果你分別沿著泰晤士河與長江旅行，你會對這兩條河川的對比感到驚訝。長江是龐大水路網的一環，這條水路從南京往北延伸五百多英里到北京，往南則可通往杭州。這個水路系統的核心是大運河，它的延伸距離最長可達一千英里以上。大運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七世紀，船閘的引進則是在西元十世紀，另外還有聯拱寶帶橋這類精緻橋梁。大運河實質的修復與改善是在明朝永樂年間（一四○二－一四二四年）。永樂帝的總工程師白英完成黃河的築壩與改道工程，可以讓近一萬兩千艘運送穀物的平底船每年南北往返於大運河。有近五萬人受僱維護運河。當然，西方最大的運河一直是威尼斯大運河。然而當大膽的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於一二七○年代造訪中國時，連他也對長江的舟楫繁忙感到印象深刻：
在大江上航行的船隻數量非常多，若不是親眼所見，光憑文字或轉述恐怕難以置信。船舶往來運載的商品堆積如山，也超乎人們的想像。事實上，這條江河實在太過遼闊，與其說是一條河，倒比較像是汪洋大海。
大運河不僅是中國國內貿易的主要動脈，它也使帝國政府得以透過五座國家糧倉平抑糧價。在穀價便宜時買進，昂貴時賣出。
南京在一四二○年時或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大約在五十萬到一百萬之間。數百年來，南京一直是繁華的絲業與棉業中心。永樂年間，南京也成為學術重鎮。永樂這個年號意指「永保安樂」，然而宵旰圖治、勤於政事，或許才是更貼切的描述。明朝最偉大的永樂皇帝勵精圖治。他召集兩千名以上學者完成的《永樂大典》，卷帙達一萬一千冊以上。近六百年來，《永樂大典》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直到二○○七年才被維基百科超越。
永樂帝不滿意南京。即位後不久，他決定在北方營建一座嶄新而更加壯麗的都城。到了一四二○年紫禁城落成之時，明朝已可明確宣示自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
在大江上航行的船隻數量非常多，若不是親眼所見，光憑文字或轉述恐怕難以置信。船舶往來運載的商品堆積如山，也超乎人們的想像。事實上，這條江河實在太過遼闊，與其說是一條河，倒比較像是汪洋大海。
大運河不僅是中國國內貿易的主要動脈，它也使帝國政府得以透過五座國家糧倉平抑糧價。在穀價便宜時買進，昂貴時賣出。
南京在一四二○年時或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大約在五十萬到一百萬之間。數百年來，南京一直是繁華的絲業與棉業中心。永樂年間，南京也成為學術重鎮。永樂這個年號意指「永保安樂」，然而宵旰圖治、勤於政事，或許才是更貼切的描述。明朝最偉大的永樂皇帝勵精圖治。他召集兩千名以上學者完成的《永樂大典》，卷帙達一萬一千冊以上。近六百年來，《永樂大典》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直到二○○七年才被維基百科超越。
永樂帝不滿意南京。即位後不久，他決定在北方營建一座嶄新而更加壯麗的都城。到了一四二○年紫禁城落成之時，明朝已可明確宣示自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
倫敦是個繁忙的港口，是英格蘭與歐陸貿易的主要匯集點，然而與長江相比，十五世紀初的泰晤士河看起來卻死氣沉沉。著名的倫敦市長惠廷頓（Richard Whittington）是一名顯赫的布商，他因為經營英格蘭羊毛出口生意而致富。英格蘭與法國連年作戰，將人員與補給運往歐陸的龐大需求，造就了英格蘭首都造船業的繁盛。在謝德威爾（Shadwell）與雷特克里夫（Ratcliffe），工人將船隻拖上泥灘進行整修。當然，此時已有倫敦塔，在禁止進入之外還多了一股令人厭惡的味道。
然而，來自中國的訪客對這一切可能不屑一顧。與紫禁城的廳樓殿堂相比，倫敦塔只能算是簡陋的建築物。相較於寶帶橋，倫敦橋只是以幾根柱子支撐在河上的簡陋市集。原始的航海技術使英格蘭水手只能靠著熟悉的河岸與海岸來辨識方向，因此他們多半局限在泰晤士河與英吉利海峽的近岸航行。儘管如此，無論是英格蘭人還是中國人都無法想像船隻可以從倫敦航行到長江。
一四二一年，亨利五世擊敗法國人凱旋而歸─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金庫（Agincourt）之役─此時的倫敦與南京相比只勉強算是一座小鎮。東填西補的倫敦老城牆延伸約三英里，這樣的長度大概只是南京城牆的一小段。明太祖花了二十年以上的時間修築南京城牆，牆身延伸好幾英里，城門極為巨大，光是一座城門就可駐紮三千名士兵。城牆建成後歷久不衰。其中絕大部分留存至今，反觀倫敦的中世紀城牆早已片瓦不存。
從十五世紀的標準來看，明代中國是相對適合居住的地方。明初建立的嚴謹封建秩序在國內貿易盛行下逐漸鬆動。現今到蘇州觀光的遊客，無論航行於樹影搖曳的運河，還是信步走過舊日的城鎮中心，均可感受到昔日建築的繁華。英格蘭城市生活則是另一番景象。黑死病─寄生在跳蚤身上的鼠疫桿菌，這種導致淋巴腺腫的細菌於一三四九年傳到英格蘭─使倫敦人口減少到約四萬人，不到南京人口的十分之一。除了鼠疫，斑疹傷寒、痢疾與天花也持續流行。即使沒有這些流行疫病，惡劣的衛生條件也使倫敦淪為死亡陷阱。沒有任何汙水系統，街道臭不可聞，反觀在中國的城市，排泄物有系統地收集起來做為城外稻田的肥料。而在惠廷頓擔任市長時期─他連任四次，從一三九七到一四二三年去世為止─倫敦街道滿是汙水與排泄物。
英國學生在課本上學到亨利五世是英格蘭歷史的英雄人物，與軟弱的前任國王理查二世迥然不同。可悲的是，無論是理查二世還是亨利五世，他們治理下的英格蘭離莎士比亞《理查二世》（Richard II）「君權至上之島」還差得遠─說是腐臭之島還比較合適。莎士比亞信以為真地寫道：「這處新伊甸園，宛若天堂，這座自然女神為自己修築的堡壘，百病不侵......」。實際上，從一五四○到一八○○年，英格蘭的出生預期壽命平均而言是可悲的三十七歲；倫敦甚至只有二十幾歲。英格蘭兒童在出生第一年，大約每五名就有一名死亡；倫敦更是每三名就有一名死亡。亨利五世在二十六歲登基，三十五歲就因痢疾而死─這提醒我們，直到現代之前，大部分歷史都是由年輕短命之人締造的。
暴力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對法戰爭幾乎成了持久戰。不與法國人作戰時，英格蘭人就與威爾斯人、蘇格蘭人及愛爾蘭人打仗。不與以上這些凱爾特人作戰時，英格蘭人就自相殘殺，掀起一連串王位繼承戰爭。亨利五世的父親就是以暴力奪位；他的兒子亨利六世也基於類似的理由在玫瑰戰爭失去王位。玫瑰戰爭造成四名國王失位、四十名成年貴族死於戰場或絞刑臺。從一三三○到一四七九年，有四分之一的英格蘭貴族死於暴力。普通殺人事件成了家常便飯。十四世紀的資料顯示，牛津每年發生凶殺案的比率是每十萬名居民有一百件以上。倫敦略微安全，大約每十萬名居民有五十人死於非命。現今世界謀殺率最高的地方在南非（每十萬名居民六十九人）、哥倫比亞（五十三人）與牙買加（三十四人）。即使底特律在一九八○年代治安最糟的時候，每十萬名居民也只有四十五件謀殺案。
這個時期的英格蘭生活誠如日後政治理論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言（他稱之為「自然狀態」），是「孤獨的、貧窮的、險惡的、殘酷的與短暫的」。就連帕斯頓（Pastons）這個富有的諾福克郡的家族也很難得到安全與保障。帕斯頓的妻子瑪格麗特被人從住所扔出去，當時她正向占住格雷咸姆莊園的前屋主繼承人主張帕斯頓家族的正當權利。法斯托夫男爵將開斯特堡遺留給帕斯頓家族，但帕斯頓死後不久，這座城堡就遭到諾福克公爵圍攻，並且被占用了十七年。儘管如此，英格蘭仍是歐洲較繁榮與較不暴力的國家。生活在法國甚至更險惡、殘酷與短暫─越往歐洲東部走，情況越糟。十八世紀初，法國人平均每天攝取的熱量是一千六百六十卡路里，勉強維持一天生活所需，但大約只有現今西方平均的一半。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人平均身高是五英尺四又四分之三英寸（約一百六十四公分）。而就我們握有的中世紀歐陸國家資料來看，這些國家的謀殺率全高於英格蘭，義大利尤其嚴重─義大利的刺客就跟藝術家一樣著名。
有些人認為西歐的險惡是一種隱藏性優勢。高死亡率在窮人特別常見，這種現象多少有助於富者越富。雖然黑死病使歐洲人均所得提高，因為勞動力變得非常稀少，因此活下來的人可以獲得較高的薪資。但英格蘭富家子弟比窮人家的孩子更有機會長大成人也是事實。儘管如此，這些歐洲人口統計資料並不能解釋西方與東方的巨大分歧。現今世界上有些國家的生活幾乎像中世紀英格蘭一樣悲慘，瘟疫、饑饉、戰爭與謀殺使平均預期壽命維持在可悲的低水準，在這種地方只有富人活得長久。但我們看不出來阿富汗、海地與索馬利亞的悲慘能為當地帶來什麼好處。我們將會看到，歐洲躍升到繁榮與強大，是因為克服了死亡，而非因為死亡。
我們必須提醒現代學者與讀者，死亡在過去是什麼模樣。《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是法蘭德斯藝術家布呂格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約一五二五－一五六九年）的想像傑作，這幅畫顯然不是寫實主義作品，但布呂格爾描繪的一連串令人反胃的死亡與毀滅的景象，卻不全然出於想像，其中勢必存在著現實的範本。在一片被骷髏大軍統治的土地上，一名國王倒地垂死，財寶挽救不了他的性命，就在他的附近，有隻狗正啃食著死屍。我們看到背景有兩個人吊死在絞刑臺，有四個人慘死在車輪上，還有一個人正要被砍頭。軍隊廝殺，房屋焚燬，船隻沉沒。在前景中，無論男女老少還是士兵百姓，全在混亂中被驅趕到狹窄的方形隧道裡。沒有人能倖免於難。就連對著情婦歌唱的吟遊詩人也無法擺脫死亡的命運。布呂格爾自己只活了四十幾歲，甚至還不及本書作者寫作時的歲數。
然而，來自中國的訪客對這一切可能不屑一顧。與紫禁城的廳樓殿堂相比，倫敦塔只能算是簡陋的建築物。相較於寶帶橋，倫敦橋只是以幾根柱子支撐在河上的簡陋市集。原始的航海技術使英格蘭水手只能靠著熟悉的河岸與海岸來辨識方向，因此他們多半局限在泰晤士河與英吉利海峽的近岸航行。儘管如此，無論是英格蘭人還是中國人都無法想像船隻可以從倫敦航行到長江。
一四二一年，亨利五世擊敗法國人凱旋而歸─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金庫（Agincourt）之役─此時的倫敦與南京相比只勉強算是一座小鎮。東填西補的倫敦老城牆延伸約三英里，這樣的長度大概只是南京城牆的一小段。明太祖花了二十年以上的時間修築南京城牆，牆身延伸好幾英里，城門極為巨大，光是一座城門就可駐紮三千名士兵。城牆建成後歷久不衰。其中絕大部分留存至今，反觀倫敦的中世紀城牆早已片瓦不存。
從十五世紀的標準來看，明代中國是相對適合居住的地方。明初建立的嚴謹封建秩序在國內貿易盛行下逐漸鬆動。現今到蘇州觀光的遊客，無論航行於樹影搖曳的運河，還是信步走過舊日的城鎮中心，均可感受到昔日建築的繁華。英格蘭城市生活則是另一番景象。黑死病─寄生在跳蚤身上的鼠疫桿菌，這種導致淋巴腺腫的細菌於一三四九年傳到英格蘭─使倫敦人口減少到約四萬人，不到南京人口的十分之一。除了鼠疫，斑疹傷寒、痢疾與天花也持續流行。即使沒有這些流行疫病，惡劣的衛生條件也使倫敦淪為死亡陷阱。沒有任何汙水系統，街道臭不可聞，反觀在中國的城市，排泄物有系統地收集起來做為城外稻田的肥料。而在惠廷頓擔任市長時期─他連任四次，從一三九七到一四二三年去世為止─倫敦街道滿是汙水與排泄物。
英國學生在課本上學到亨利五世是英格蘭歷史的英雄人物，與軟弱的前任國王理查二世迥然不同。可悲的是，無論是理查二世還是亨利五世，他們治理下的英格蘭離莎士比亞《理查二世》（Richard II）「君權至上之島」還差得遠─說是腐臭之島還比較合適。莎士比亞信以為真地寫道：「這處新伊甸園，宛若天堂，這座自然女神為自己修築的堡壘，百病不侵......」。實際上，從一五四○到一八○○年，英格蘭的出生預期壽命平均而言是可悲的三十七歲；倫敦甚至只有二十幾歲。英格蘭兒童在出生第一年，大約每五名就有一名死亡；倫敦更是每三名就有一名死亡。亨利五世在二十六歲登基，三十五歲就因痢疾而死─這提醒我們，直到現代之前，大部分歷史都是由年輕短命之人締造的。
暴力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對法戰爭幾乎成了持久戰。不與法國人作戰時，英格蘭人就與威爾斯人、蘇格蘭人及愛爾蘭人打仗。不與以上這些凱爾特人作戰時，英格蘭人就自相殘殺，掀起一連串王位繼承戰爭。亨利五世的父親就是以暴力奪位；他的兒子亨利六世也基於類似的理由在玫瑰戰爭失去王位。玫瑰戰爭造成四名國王失位、四十名成年貴族死於戰場或絞刑臺。從一三三○到一四七九年，有四分之一的英格蘭貴族死於暴力。普通殺人事件成了家常便飯。十四世紀的資料顯示，牛津每年發生凶殺案的比率是每十萬名居民有一百件以上。倫敦略微安全，大約每十萬名居民有五十人死於非命。現今世界謀殺率最高的地方在南非（每十萬名居民六十九人）、哥倫比亞（五十三人）與牙買加（三十四人）。即使底特律在一九八○年代治安最糟的時候，每十萬名居民也只有四十五件謀殺案。
這個時期的英格蘭生活誠如日後政治理論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言（他稱之為「自然狀態」），是「孤獨的、貧窮的、險惡的、殘酷的與短暫的」。就連帕斯頓（Pastons）這個富有的諾福克郡的家族也很難得到安全與保障。帕斯頓的妻子瑪格麗特被人從住所扔出去，當時她正向占住格雷咸姆莊園的前屋主繼承人主張帕斯頓家族的正當權利。法斯托夫男爵將開斯特堡遺留給帕斯頓家族，但帕斯頓死後不久，這座城堡就遭到諾福克公爵圍攻，並且被占用了十七年。儘管如此，英格蘭仍是歐洲較繁榮與較不暴力的國家。生活在法國甚至更險惡、殘酷與短暫─越往歐洲東部走，情況越糟。十八世紀初，法國人平均每天攝取的熱量是一千六百六十卡路里，勉強維持一天生活所需，但大約只有現今西方平均的一半。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人平均身高是五英尺四又四分之三英寸（約一百六十四公分）。而就我們握有的中世紀歐陸國家資料來看，這些國家的謀殺率全高於英格蘭，義大利尤其嚴重─義大利的刺客就跟藝術家一樣著名。
有些人認為西歐的險惡是一種隱藏性優勢。高死亡率在窮人特別常見，這種現象多少有助於富者越富。雖然黑死病使歐洲人均所得提高，因為勞動力變得非常稀少，因此活下來的人可以獲得較高的薪資。但英格蘭富家子弟比窮人家的孩子更有機會長大成人也是事實。儘管如此，這些歐洲人口統計資料並不能解釋西方與東方的巨大分歧。現今世界上有些國家的生活幾乎像中世紀英格蘭一樣悲慘，瘟疫、饑饉、戰爭與謀殺使平均預期壽命維持在可悲的低水準，在這種地方只有富人活得長久。但我們看不出來阿富汗、海地與索馬利亞的悲慘能為當地帶來什麼好處。我們將會看到，歐洲躍升到繁榮與強大，是因為克服了死亡，而非因為死亡。
我們必須提醒現代學者與讀者，死亡在過去是什麼模樣。《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是法蘭德斯藝術家布呂格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約一五二五－一五六九年）的想像傑作，這幅畫顯然不是寫實主義作品，但布呂格爾描繪的一連串令人反胃的死亡與毀滅的景象，卻不全然出於想像，其中勢必存在著現實的範本。在一片被骷髏大軍統治的土地上，一名國王倒地垂死，財寶挽救不了他的性命，就在他的附近，有隻狗正啃食著死屍。我們看到背景有兩個人吊死在絞刑臺，有四個人慘死在車輪上，還有一個人正要被砍頭。軍隊廝殺，房屋焚燬，船隻沉沒。在前景中，無論男女老少還是士兵百姓，全在混亂中被驅趕到狹窄的方形隧道裡。沒有人能倖免於難。就連對著情婦歌唱的吟遊詩人也無法擺脫死亡的命運。布呂格爾自己只活了四十幾歲，甚至還不及本書作者寫作時的歲數。
一個世紀之後，義大利藝術家羅薩（Salvator Rosa）描繪出最令人動容的死亡象徵，題為《人類的脆弱》（Human Frailty）。一六五五年，一場瘟疫襲擊羅薩的家鄉那不勒斯，奪走了還在襁褓中的兒子羅薩沃的性命，也帶走了他的弟弟、妹妹、妹夫與妹妹生下的五名子女，《人類的脆弱》就是這場悲劇激發的產物。死亡天使陰森地露齒而笑，從黑暗中隱隱逼近羅薩的妻子，他們的兒子第一次提筆寫字，但死神已準備取走他的性命。帆布上寥寥八個拉丁單字，讓這名心碎藝術家的心聲永遠流傳後世：
Conceptio culpa
Nasci pena
Labor vita
Necesse mori
「懷孕是罪，分娩是痛，生命是苦，死亡是必然。」有哪句話比這段文字更能簡潔表現當時歐洲人的生活？
Conceptio culpa
Nasci pena
Labor vita
Necesse mori
「懷孕是罪，分娩是痛，生命是苦，死亡是必然。」有哪句話比這段文字更能簡潔表現當時歐洲人的生活？
太監與獨角獸
我們如何了解東方的卓越？首先，亞洲農業遠比歐洲更具生產力。在東亞，一英畝土地足以養活一個家庭，反觀英格蘭，要養活一個家庭需要近二十英畝的土地。這點有助於解釋東亞人口為什麼比西歐人口多。東方複雜的種稻系統可以養活更多人口。明代詩人周是修無疑以一種稱許的眼光看待鄉村生活，而他也描繪出鄉村居民恬淡自足的氣氛：
陰暗的小路上隱約可見簡陋的屋舍，沿著蜿蜒小徑走去，就到了農家門口。這裡聚居了十戶人家......他們在此居住已有數代。舉目所見，家家炊煙裊裊，這裡的農家彼此協力，共同耕作。某人的兒子就住在西邊那戶，而另一個人的女兒則是西邊鄰居的妻子。寒冷的秋風吹拂著地神神龕；居民獻上小豬與米酒祭祀農神，老巫覡燒著紙錢，男孩則在一旁敲起銅鼓。霧氣悄悄浸潤了甘蔗園，細雨落在芋田中，祭典結束，鄉民各自返家，他們攤開草蓆，閒話家常，直到微醺為止......
然而這種牧歌式的靜謐景象並非故事的全貌。日後西方人因此認為帝制時期的中國是個靜態社會，對創新敬謝不敏。在《儒教與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 1915）中，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把儒家的理性主義定義為「理性地適應世界」，與此相反，西方的理性主義卻是「理性地支配世界」。
中國哲學家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一九三四）中大力支持這項觀點，而劍橋大學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鉅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抱持相同看法。這種文化解釋特別吸引像馮友蘭與李約瑟這類同情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政權的學者，然而這種說法卻很難與證據吻合，因為早在明代之前，中國文明早已一貫地透過科技創新來支配世界。我們不確定最早設計出水鐘的人是誰，也許是埃及人、巴比倫人或中國人。一○八六年，蘇頌增添了齒輪擒縱器而發明了世界第一座機械鐘，這個高四十英尺的精巧裝置不僅能報時，還能顯示日月星辰的運行軌跡。馬可波羅造訪大都時曾看到鐘樓上擺放著這種機械鐘，這座鐘樓建成的時間是一二七二年，以馬可波羅當時參觀時間來說還不算久遠。英格蘭能製造出同樣精確的時鐘是在一個世紀之後，諾里奇（Norwich）、聖奧爾本斯（St Alban’s）與索斯布里（Salisbury）的主教座堂設置了最早的天文鐘。
傳統上一直認為活字印刷機源自於十五世紀的日耳曼，然而實際上它是十一世紀中國發明的。紙張也早在傳入西方之前就由中國人發明，此外還有紙幣、壁紙與廁紙也源於中國。
人們通常認為條播機是英國農業先驅圖爾（Jethro Tull）於一七○一年發明的。事實上，這種裝置早在他之前兩千年就由中國人製造完成。羅瑟勒姆犁（Rotherham plough）有鐵製曲面犁板，這是十八世紀英國農業革命的關鍵工具，然而這也是中國人率先發明。王禎一三一三年的《農書》記載了許多西方聞所未聞的工具。工業革命的一些前兆也率先在中國出現。首座用來鎔化鐵砂的鼓風爐不是出現在一七○九年的科爾布魯克達爾（Coalbrookdale），而是西元前二○○年之前的中國。世界最古老的鐵製吊橋不是出現在英國，而是在中國；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六五年，至今雲南省景東附近仍可見鐵橋遺跡。即使到了一七八八年，英國的產鐵水準仍然低於一○七八年的中國。中國人發明了紡車與繅絲車，為紡織產業帶來革命性的進展，這些工具後來在十三世紀傳入義大利。一般以為中國人只會把他們最著名的發明（火藥）用在煙火上，這也不是事實。焦玉與劉基合著的《火龍經》出版於十四世紀末，裡面描述了地雷與水雷，火箭與內填炸藥的砲彈。
我們如何了解東方的卓越？首先，亞洲農業遠比歐洲更具生產力。在東亞，一英畝土地足以養活一個家庭，反觀英格蘭，要養活一個家庭需要近二十英畝的土地。這點有助於解釋東亞人口為什麼比西歐人口多。東方複雜的種稻系統可以養活更多人口。明代詩人周是修無疑以一種稱許的眼光看待鄉村生活，而他也描繪出鄉村居民恬淡自足的氣氛：
陰暗的小路上隱約可見簡陋的屋舍，沿著蜿蜒小徑走去，就到了農家門口。這裡聚居了十戶人家......他們在此居住已有數代。舉目所見，家家炊煙裊裊，這裡的農家彼此協力，共同耕作。某人的兒子就住在西邊那戶，而另一個人的女兒則是西邊鄰居的妻子。寒冷的秋風吹拂著地神神龕；居民獻上小豬與米酒祭祀農神，老巫覡燒著紙錢，男孩則在一旁敲起銅鼓。霧氣悄悄浸潤了甘蔗園，細雨落在芋田中，祭典結束，鄉民各自返家，他們攤開草蓆，閒話家常，直到微醺為止......
然而這種牧歌式的靜謐景象並非故事的全貌。日後西方人因此認為帝制時期的中國是個靜態社會，對創新敬謝不敏。在《儒教與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 1915）中，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把儒家的理性主義定義為「理性地適應世界」，與此相反，西方的理性主義卻是「理性地支配世界」。
中國哲學家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一九三四）中大力支持這項觀點，而劍橋大學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鉅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抱持相同看法。這種文化解釋特別吸引像馮友蘭與李約瑟這類同情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政權的學者，然而這種說法卻很難與證據吻合，因為早在明代之前，中國文明早已一貫地透過科技創新來支配世界。我們不確定最早設計出水鐘的人是誰，也許是埃及人、巴比倫人或中國人。一○八六年，蘇頌增添了齒輪擒縱器而發明了世界第一座機械鐘，這個高四十英尺的精巧裝置不僅能報時，還能顯示日月星辰的運行軌跡。馬可波羅造訪大都時曾看到鐘樓上擺放著這種機械鐘，這座鐘樓建成的時間是一二七二年，以馬可波羅當時參觀時間來說還不算久遠。英格蘭能製造出同樣精確的時鐘是在一個世紀之後，諾里奇（Norwich）、聖奧爾本斯（St Alban’s）與索斯布里（Salisbury）的主教座堂設置了最早的天文鐘。
傳統上一直認為活字印刷機源自於十五世紀的日耳曼，然而實際上它是十一世紀中國發明的。紙張也早在傳入西方之前就由中國人發明，此外還有紙幣、壁紙與廁紙也源於中國。
人們通常認為條播機是英國農業先驅圖爾（Jethro Tull）於一七○一年發明的。事實上，這種裝置早在他之前兩千年就由中國人製造完成。羅瑟勒姆犁（Rotherham plough）有鐵製曲面犁板，這是十八世紀英國農業革命的關鍵工具，然而這也是中國人率先發明。王禎一三一三年的《農書》記載了許多西方聞所未聞的工具。工業革命的一些前兆也率先在中國出現。首座用來鎔化鐵砂的鼓風爐不是出現在一七○九年的科爾布魯克達爾（Coalbrookdale），而是西元前二○○年之前的中國。世界最古老的鐵製吊橋不是出現在英國，而是在中國；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六五年，至今雲南省景東附近仍可見鐵橋遺跡。即使到了一七八八年，英國的產鐵水準仍然低於一○七八年的中國。中國人發明了紡車與繅絲車，為紡織產業帶來革命性的進展，這些工具後來在十三世紀傳入義大利。一般以為中國人只會把他們最著名的發明（火藥）用在煙火上，這也不是事實。焦玉與劉基合著的《火龍經》出版於十四世紀末，裡面描述了地雷與水雷，火箭與內填炸藥的砲彈。
中國其他的發明包括化學殺蟲劑、釣魚用的捲線器、火柴、磁羅盤、紙牌、牙刷與獨輪手推車。每個人都知道高爾夫球最早出現在蘇格蘭，但宋朝（九六○－
一二七九年）的《東軒錄》提到一種名叫捶丸的遊戲，遊戲者使用十種球桿，包括了攛棒、撲棒與杓棒，相當於現今高爾夫球的一號木桿、二號木桿與三號木桿。這些球桿上鑲有玉與黃金，顯示當時的高爾夫球跟現今一樣，都是屬於有錢人的娛樂。
中國的發明不僅如此。當一四○○年新世紀即將開展之際，中國已經準備好進行另一項科技突破，這項突破不僅能讓永樂帝成為中國的主人，甚至能讓他宰制世界，成為名副其實的「天下」共主。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Johnsonkuo/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36828
一二七九年）的《東軒錄》提到一種名叫捶丸的遊戲，遊戲者使用十種球桿，包括了攛棒、撲棒與杓棒，相當於現今高爾夫球的一號木桿、二號木桿與三號木桿。這些球桿上鑲有玉與黃金，顯示當時的高爾夫球跟現今一樣，都是屬於有錢人的娛樂。
中國的發明不僅如此。當一四○○年新世紀即將開展之際，中國已經準備好進行另一項科技突破，這項突破不僅能讓永樂帝成為中國的主人，甚至能讓他宰制世界，成為名副其實的「天下」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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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
二十四節氣之一，國曆7月23日或7月24日。
北半球在每年7月22-24日之間，南半球在每年1月20-21日之間，太陽位於黃經120°。「鬥指丙為大暑，斯時天氣甚烈於小暑，故名曰大暑。」。《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六月中，解見小暑」。《通緯·孝經援神契》：「小暑後十五日斗指未為大暑，六月中。小大者，就極熱之中，分為大小，初後為小，望後為大也。」這時正值中伏前後，「大暑」的前後是一年中天氣最熱的時候，所以會特別感到氣候炙熱難耐。有句俗話「小暑大暑無君子」，意思是說：「小暑」、「大暑」這兩個節氣的天氣十分酷熱，很多人因為熱到受不了，就不顧面子把衣服脫掉，也失去君子風範。這個時節是颱風最頻繁的時節，做好防颱準備。
節氣民俗
大暑前後的民俗節慶，農曆六月十九日，是觀世音菩薩的得道日，與二月十九觀音誕辰、九月十九觀音升天日同為一年裏面觀音菩薩的三大祭典日。農曆六月二十四日是西秦王爺的生日，西秦王爺與田都元師（生日在六月十一日）是台灣兩人音樂戲劇之神。台灣昔日傳統的音樂戲劇界有南管與北管兩大派，北管派信奉西秦王爺，南管派信奉的是田都元師。農曆六月二十四日是關聖帝君聖誕日。
節氣農業
民間俗說「大暑吃鳳梨」，表示這個時節的鳳梨最好吃，味道最甜美，是品嚐的好時機。鳳梨不僅是水果，它也被當成烹調菜餚時的甜美食材，十分可口。鳳梨的閩南語發音和「旺來」雷同，所以也被用來作為祈求平安吉祥、生意興隆的象徵。
節氣俗諺
「大暑熱不透，大水風颱到」：大暑這一天如果不熱，就表示氣候不順，今年內必須特別注意水災或風災，以免影響到農作物的收成喔！
「熱在大小暑，好有雷陣雨」：大、小暑時節，炎夏天氣常常熱得讓人受不了，還好常會有午後雷陣雨出現，藉此舒緩了炎夏所帶來的酷熱。
大暑養生
「大暑」，是一年中最熱的節氣。
其氣候特徵是：「鬥指丙為大暑，斯時天氣甚烈於小暑，故名曰大暑。」大暑正值中伏前後，在我國很多地區，經常會出現攝氏40度的高溫天氣，在這酷熱難耐的季節，防暑降溫工作不容忽視。
大暑也是雷陣雨最多的季節，有諺語說：「東閃無半滴，西閃走不及」意謂在夏天午後，閃電如果出現在東方，雨不會下到這裡，若閃電在西方，則雨勢很快就會到來，要想躲避都來不及。人們也常把夏季午後的雷陣雨稱之為「西北雨」，並形容「西北雨，落過無車路。」「夏雨隔田埂」及「夏雨隔牛背」等，形象地說明瞭雷陣雨，常常是這邊下雨那邊晴，正如唐代詩人劉禹錫的詩句：「東邊晴天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夏季氣候炎熱，酷暑多雨，暑濕之氣容易乘虛而入且暑氣逼人，心氣易於虧耗，尤其老人、兒童、體虛氣弱者往往難以將養，而導致疰夏、中暑等病。如果當你出現全身明顯乏力、頭昏、心悸、胸悶、注意力不集中、大量出汗、四肢麻木、口渴、噁心等症狀時，多為中暑先兆。
一旦出現上述症狀，應立即將患者移至通風處休息，給病人喝些淡鹽開水或綠豆湯、西瓜汁、酸梅湯等。夏季預防中暑的方法：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勞逸結合；避免在烈日下暴曬；注意室內降溫；睡眠要充足；講究飲食衛生。
「大暑」是全年溫度最高，陽氣最盛的時節，在養生保健中常有「冬病夏治」的說法，故對於那些每逢冬季發作的慢性疾病，如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支氣管哮喘、腹瀉、風濕痺證等陽虛證，是最佳的治療時機。有上述慢性病的朋友，在夏季養生中尤其應該細心調養，重點防治。
暑天，運用飲食的營養作用養生益壽，是減少疾病，防止衰老的有效保證。夏季的飲食調養是以暑天的氣候特點為基礎，由於夏令氣候炎熱，易傷津耗氣，因此常可選用藥粥滋補身體。《黃帝內經》有「藥以去之，食以隨之」，「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的論點。
著名醫家李時珍尤其推崇藥粥養生，他說：「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胃相得，最為飲食之妙也。」藥粥對老年人、兒童、脾胃功能虛弱者都是適宜的。所以，古人稱「世間第一補人之物乃粥也」，「日食二合米，勝似參芪一大包」。《醫藥六書》讚：「粳米粥為資生化育坤丹，糯米粥為溫養胃氣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