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拍紀錄片，尤其在看紀錄片的時候。

但是我知道自己並不適合拍紀錄片，尤其是「反映社會問題」的紀錄片。第一是因為我總需要特定的時間或空間才能與「人」建立關係；而紀錄片最重要的就是在深入地接觸、了解「人」。第二是，愈來愈，對人性感到不信任，有時對「人」(包括自己)會產生莫名的嘲諷，甚至是直覺式地去質疑他們的誠意。

看完《我們一起走走看》這一部震災的紀錄片之後，我慚愧地發現自己身為一個台北市民非常慶幸我家沒事的態度；對於一個從小幸福順利長大的台北小孩來說，實在無法想像那些民眾如何坦然地去重新建築一個sweet home。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所謂的「災民」要求更多、藉機獲利的嘴臉，就像之前新聞中有一個爸爸不願接受女兒是突然併發死的，硬是指稱是受其男友強暴致死以獲得賠償一樣，我實在無法施予同情。死掉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受災的人就一定是善良的災民？我不那麼認為。但在全面懷疑這些人的良善的同時，我感覺自己正在失去人最基本的尊嚴，因為我並不是真正熱心服務、樂於助人的人，我是不是在以否定這些應該同情的人做藉口，解釋我不想擔負的社會責任？

在加拿大的時候，有一次和朋友在地鐵站，一個臉色蒼白的女孩坐在我們旁邊，我還來不及問她還好嗎，她就忽然「砰」的一聲倒在地上。我們沒有足夠的力氣扶她起來，手足無措之下，我守著她，我朋友則去找站務人員幫忙。在守著她的幾分鐘之內，我真正地感到害怕、無助。慢慢地，開始有人經過停下來幫忙，至少有5個人開始撥911，5個人脫下外套讓她取暖，甚至有個趕車的人，都先停下來問需不需要幫忙，確定有人在處理之後才匆匆離去。我並不是說這樣的情景絕對不會出現在台灣，也不是說台灣就沒有這樣會互相幫助的人。但在當下，我確實深深地，為自己在台灣所養成的不知所措感到心虛及羞愧。(我竟開始怪罪社會養成？)

曾經看過一段話：

生命是一段旅程，
我們出生時有如乘上一列火車，
朝向無可避免的死亡終點前進。
車窗外的景物一一逝去，
唯一有意義的事，
就是對同車之人佈施慈悲。

雖然有點太過悲觀的傾向，但是對於自己不能諒解人性卻又不可避免地發現自己人性弱點這樣的矛盾，感到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