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中有許多“如是我聞”，日常生活中也有許多“如是我聞”。佛法難聞今已聞，生活中勵志嘉言也是時有所聞。然而，聽聞過後，想要將之落實於生活中，或要將之牢記於心中，有時甚覺不易，蓋因聽過的或看過的，甚或唸過的，均容易忘記。但如能身體力行把它做出來，則體會良多，記憶也才會深刻。

“聞、思、修”是學佛者從初發心，到獲得清淨智慧的三階段。“聞”，就是多聞薰習、勤學佛法；“思”，就是對所聞佛法，互相參證，彼此融會貫通，再加以靜思抉擇；“修”，指的是依佛陀的教法如實地去力行，進而達到實證。在擾攘喧囂的塵世中，唯有以“聞、思、修”的三者一體去進修，讓學習導入正軌，則要收實效絕對不難。

佛法經過貝葉記載東傳至中國，再輾轉翻譯，在與佛世相隔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所聽來的佛法如要跨越時空、因時制宜，並與時代接軌，就必須慎重探討。有人將佛神化，“如是我聞”說佛陀是從母親摩耶夫人的腋下生出來的，這樣的說法人們較難想像。佛經之所以那樣說，應該是當時的人們為了尊重佛陀，認為佛陀異於凡人，所以就用不同的出世法，以神異的方式來描述，為的是要表達對佛陀的崇敬罷了。讀經讀到這一段，可以善解那是理想中的理，而不是人事圓融的真理。

古文記載：玄奘法師在圓寂前，頭有點痛，他就疑惑了：“莫非我翻譯的經文有錯誤？”於是就發了一個願：“如果我翻譯的經文沒有錯誤，那麼，在我圓寂荼毗的時候，舌頭應該不壞！”──荼毗後果然舌頭不壞。以現今火葬場的火化爐溫度高達攝氏八百多度，骨頭都燒盡成灰，舌頭何能不壞？這樣的撰述我們也是很難去想像。所以，證嚴上人慈示：“要真人真事、合情合理，才是真理。”這也是上人常常以全球慈濟人深入苦難及濟貧教富的種種真人真事，作為教化眾生的活教材之故。

以今世人人“如是我做”，去印證佛經的“如是我聞”，就是將菩薩人間化，佛法生活化，亦即印順導師所說“人間佛教”的深邃意涵了。所以，聽聞佛法或學習聖賢語錄的“聞慧”之後，還要繼續以靜思的方式“思慧”，同時將所聞所思同步提升為實踐哲學，再與生活結合則謂之“修慧”。只是把四書五經或甘露法語背得滾瓜爛熟、琅琅上口，而未能印證“如是我做”，則如放音機一般，一邊進一邊出，就無法將“學而時習之”的喜悅沉澱在自己的心靈之中，這樣難免還是停留在聲聞與緣覺的層次。以學佛來講，很愛聽經，也很會念經，但缺少行經，這樣還是難以達到目標。

慈濟法門的大藏經不是在藏經閣裡束之高閣，而是活生生的慈濟人慈濟事的歷史見證，亦即“為慈濟寫歷史，為人間做見證”。要這樣，就不能只是“如是我聞”，而是還要積極地“如是我做”，一旦做過必留下足跡，謂之“慈濟大藏經”。這是要有“做就對”及“用心做”的力行做基礎。

有時在一些志工的培訓課程中，課務組會安排“口耳相傳”的活動環節，每一小組十多人，由課務組將不到五十個字組成的句子，傳給隊伍的第一人，以一傳一的口耳相傳方式，傳至最後一人。活動結束後，幾乎每一組的每一句話傳到最後全部語意全非。證明一句話經過“如是我聞”的輾轉相傳之後，即使只是傳幾分鐘就已造成口誤而失真，何況是經貝葉記載，再經翻譯而東傳了兩千多年的經文，更何況佛經也並非全部是佛陀開示，中間也包含了天神與天人所說。假若是以“說我所做，做我所說”，去印證“如是我聞”的經中義理，則如此的法喜分享必定是鏗鏘有力，甚至感動人心。

把自己所聽到的去向人“如是我聞”，人家只是知道而已；把自己所看到的去向人“如是我見”，人家會感動一時；把自己所做的去向人“如是我做”，人家會肯定認同。如廣邀來眾一起“如是我做”，則人多力量大，會形成一股導正社會風氣的清流；如是“多做少說”，則“不說而說”就是最有力的不言之教，也就是意境最高的無聲說法了。此時，旁邊默默觀察的人，也都會因感動而到處“如是我聞”了。

王陽明先生說：“知而不行，是為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致知。”所以，“如是我聞”很重要，“如是我做”更重要。要努力做到“知而後能行，行而後能知”，這樣聞慧、思慧、修慧三者合一，才是真正的“難聞已聞、難行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