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擁有十億多人口的國家，難道還需要我們兩千五百萬人的血嗎?」這是6月12日旅土耳其維吾爾人感謝土國收容五十周年會議上，前國府新疆省政府首位維族主席麥斯武德 薩布里 拜寇茲(1947年)的女兒古爾帖金 拜寇茲聲淚俱下發出的質詢。
無視中共大使館的多方打壓，安卡拉商會主席以土耳其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主辦感恩會的「東土耳其斯坦文化暨團結協會」又是一個依法立案的非政府組織，商會會議廳是開放民間社團使用的場所，沒有理由拒絕申請的說法毅然贊助會議舉行。當天六百多人的會場，擠滿了一千多人。
五十年前(1953年)赤禍橫流之際，新疆維吾爾領袖率領五百多名族人，滿懷「出埃及」的悲情揮別故土，翻越帕米爾高原，滯留喀什米爾一年後，在土耳其駐阿富汗大使館的奔走聯繫下，大部份人輾轉抵達同為突厥民族的土耳其，其餘滯留阿富汗的一百六十戶維族難民，在1965年受到當地政府排擠壓力，不得不向聯合國求救時，由當時總理狄米瑞伸出援手，派遣專機接濟到土耳其定居。
為了具體了解當年這批人輾轉流離到土耳其的歷程，筆者聯繫採訪了現年73歲旅居安卡拉的古爾帖金女士。
根據筆者任教的安卡拉大學漢學系已故主任白根教授生前所述，他的姨丈是國府新疆省政府農政廳長兼立法委員買買提.伊米.布拉，他們一族是跟隨國府新疆省政府秘書長伊沙.尤素甫.阿布泰金，翻山越嶺走了好幾個月抵達阿富汗的，他們這批人全是維族。而今天所謂的疆獨運動，嚴格說來是新疆(東土耳其斯坦)維吾爾民族獨立建國運動(東土)。當年也有大批哈薩克人(據現任土耳其國際廣播電台華語組的哈族主任馬穆特引述父祖輩的回憶，七萬哈薩克人花了兩年時間，越過西藏、帕米爾高原抵達喀什米爾時只剩下七千人)輾轉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以後由此到德國(以慕尼黑居多)、荷蘭，但是因為中亞有哈薩克共和國被視為是祖國，所以現居土耳其的新疆哈薩克人，不太參與維族的東土活動，同時，這批散居伊斯坦堡、伊茲米爾、安卡拉的哈薩克族子弟留台者較多，對所謂 “漢族”的敵我意識不濃。而篤信回教的維族人除了當年是國府官員外，還因為共產黨為無神論者，在中共竊據大陸時無法存身，加上此輩先祖曾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國一段時間遭到鎮壓，所以對漢族深具敵意，大半已融入土耳其社會。大陸改革開放後，接濟維族親友不遺餘力，除有土耳其的大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協助，還有美英的支援。
而今當年那批維族難民，雖然老成凋零，新一代大半融入主流社會，遙遠的故鄉只剩下祖輩的記憶。但是曾受他們接濟、來自大陸的親友子弟，在取得土籍之後紛紛成為疆獨組織的檯面上人物，和土耳其政商界民族主義者、宗教派維持良好互動關係。可以說陸續抵達土耳其的新疆維族人，雖然在中國有親人，還是積極從事疆獨運動。就以東土耳其斯坦文化暨團結協會會長塞伊特.土姆土克來說，在中國還有從未見過的哥哥、姐姐和姪兒。他們以政治傾向來說，都是傾向疆獨。但是受到政府態度的影響，又有隱性疆獨與顯性疆獨之分。
雍容嫻雅的古爾帖金女士在接待與會的旅德維族領袖之餘，抽空接受筆者的訪談。在攤了滿桌的舊照片前，她娓娓道來，1949年十九歲的她銜父命帶著兩個十七、八歲的弟弟逃難的經過。
她們一行人是跟著美國駐伊犁領事Mr.Pestin及館員，僱用商隊騎馬逃難的。從喀喇崑崙山麓的Kargalik攀爬了31天，越過5千5百多公尺高的喀喇崑崙山脈抵達Ladah。由此搭老舊得連機艙門也沒有的飛機搖搖晃晃地到了喀什米爾，停留了15天後，轉往新德里，在此和美國同伴分手，兩名隨行的家僕留下來，兩人後來輾轉移居美國。
今天回憶喀喇崑崙山中的逃難經歷時，她說比起白根教授那批後來倉促逃難的維族同胞，她們算是幸運的，這要感謝父親有先見之明。而記憶最鮮明的是，到了Mahsunbulak，正逢回教宰牲節，他們還向沿途山民買了羊，可是煮了半天煮不爛，後來是商隊的嚮導告訴他們地勢太高，羊肉煮不爛只能將就著吃。
在新德里她和弟弟們以國民黨發的護照拿到了土耳其的簽證，接著坐車到孟買，由此搭船經卡拉齊到波斯灣登陸，再從巴格達搭火車經數天數夜抵達安卡拉，攜著父親的親筆信投靠當時任議員的土耳其友人。1949年5月初在伊犁拜別父母兄長，12月12日才抵達安卡拉，此後十年間無法跟家人通音訊。
她後來畢業於伊斯坦堡醫學院牙醫系，夫婿為獸醫，執業多年退休後，現在整理、翻譯出版父親生前著作，推動維族文化活動。兩個弟弟分學醫、法也都事業有成。
當我們看到她父親清瞿身影的照片時，話題轉入她的父親及共黨進入伊犁後家人的遭遇。
古爾帖金以悵惘哀痛的語調敘述了離鄉十年後，聽到的惡耗。中共入疆後，父親、大哥和三哥被捕入獄，以後父親因病被送回家中軟禁，可是三不五時被提審，1952年憤懣以終。三哥在關押兩年後被槍斃，大哥坐牢十年後，被下放塔里木勞改，死於工作意外中。母親和姐姐在1978年貧病而終。
從事新疆研究以中立態度為人推崇的學者曾問吾在1935年出版的《中國經營西域史》一書中，談到新疆維族教育時說，維語舊式學校課程全具宗教性質，教法落伍、校政腐敗，不過，「民國以來，回民富商有秘密派子弟赴土耳其等國留學者，此輩智識新穎，回國後倡新式學校，但屢被當局禁止解散，據參謀本部邊務研究所回文教官麥斯武德自述….(按麥氏是伊犁富商之子，曾留學土耳其，品學兼優，為新疆有名學者之一，現充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當選為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
這位漢族著作中被提及的民初新疆人物，在1904年到伊斯坦堡接受高中與醫學院的教育，1914年返鄉懸壺濟民之餘，關注啟迪民智的教育，曾為此被禁獄中，帶刑具解往迪化，經省長楊增新親訊三次，繫獄一年後開釋。以後他仍然不懼權勢，興辦學校，最後在官方與地方宗教保守勢力的雙重壓迫下，1934年被迫離開故鄉，歷經千辛萬苦越過喜馬拉亞山到印度，由此搭船到上海。
和早先抵中國的伊沙.尤素甫.阿布泰金取得聯繫後，為向中央表達新疆同胞疾苦，積極展開活動。1935年被選為新疆代表，以正直敢言著稱。在問政發言時，據理指責中央不明事實，被盛世才蒙蔽，以賞代罰，言詞懇切，引起與會代表的同情與憤慨，迫使蔣介石上台狡言辯護，為此麥斯武德和其他新疆代表當下憤而離席。
1944年他以中央任命的調查委員會主席身份返回烏魯木齊。在與傾蘇聯與中國的既得利益團體抗爭有成後，1947年5月28日被任命為首任維族省主席。和前述的伊沙、買買提共同致力於服務新疆人民。但是，這也為他日後埋下親離子散，在迫害中病死的悲慘結局。
採訪歸來翻著案頭中文與土文的相關著作，凝視著泛黃的黑白照片，懷想著一個知識份子和所屬的弱勢民族顛沛流離的歷史悲情，揮不掉古爾帖金那句深印心中的話: 「一個擁有十億多人口的國家，難道還需要我們兩千五百萬人的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