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紐約18日報導 2010.06.19

預定22日在香港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一波三折，在出版前一刻又突生變化，有消息指這與北京當局介入干預有關。

北京當局為何一再不讓此書出版？據熟悉中南海政情的前中共高層智囊指出，這與此書暴露中共核心機密有關，包括「鄧小平決策在先」、震驚中外的「六四」流血事件，根本不存在「先鎮後暴」還是「先暴後鎮」的問題，早在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之初，就已被李鵬等中共高層領導人認定其性質是「動亂」。李鵬在書中聲稱，「其中許多情節鮮為人知、第一次公諸於世」。

「李鵬『六四』日記」全書約15萬字，尚未正式出版，部分內容在本月初「六四」21周年時，已在網路上流傳。

吳國光：難得史料

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辦公室核心成員吳國光，在此書出版喊卡之前，應據信獲得此書原稿樣本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負責人鮑樸邀請，為「李鵬『六四』日記」撰寫「導讀」，他直指此書暴露了「鄧小平決策在先」的中共核心機密。

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教授的吳國光，曾參與起草中共中央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熟悉中南海政情。透過他的「導讀」，或許可窺見這本書為何二度被禁出版的緣由。

吳國光指出，「李鵬『六四』日記」是難得一見的重要史料，展現了李鵬的內心世界。這是因為：第一，書的主題，是改變中國當代歷史走向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第二，書的作者，是在這次事件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堅持主張鎮壓對策的時任中國總理的李鵬；第三，書的體裁，李鵬採用剪輯自己當年日記、並在此基礎上展開進一步的記敘和議論的方式，試圖從他的特定角度做出接近歷史原狀的努力；第四，書的內容，確如李鵬在「前言」中所說，「其中許多情節是鮮為人知、第一次公諸於世的」。

吳國光指出，自從2004年3月28日以胡錦濤為首的新領導層否決李鵬出書後，中國當代歷史和政治的觀察家與研究者，都關心這部書稿的內容和下落，希望它有機會面世，以填補中國當代歷史和政治研究的「一塊重要資料空白」。

李鵬所著 可能性高

吳國光通讀全書之後，認為「書稿確為李鵬所著的可能性極高，是偽作的可能性很小」。

吳國光指出，李鵬此書的重要貢獻之一，在於從事件一開始，對於如何看待民眾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在李鵬與趙紫陽之間，就出現了根本分歧。根據此書記載，胡耀邦4月15日去世，李鵬16日傍晚從日本回到北京，一下飛機，即通過姚依林的說明，認為北京大學生悼念胡耀邦是藉機「攻擊黨中央」和鄧小平。

他舉例，4月17日早上，李鵬看到當天「人民日報」刊登了大學生向胡耀邦獻花圈的照片，「頓生疑問」，強烈質疑中共中央機關報：「這是幹什麼？」他認為「人民日報」在「煽動學生」；事情馬上「引起了我（李鵬）的深思和警惕」。18日上午9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按照此書說法，李鵬和趙紫陽之間的分歧第一次呈現。接下來，19日晚上，在電話上，李鵬和趙紫陽「在處理學生鬧事問題上再一次發生了正面衝突」；20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會的正式會議上，兩人「在處理學潮的方針上第三次意見分歧」。很明顯，在學潮初起的短短兩三天內，甚至在李鵬回到北京下飛機伊始的短短幾個小時內，他就已經形成了後來最終導致流血鎮壓的那種對於學生運動的負面看法。這一點，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

吳國光指出，李鵬日記很明顯地凸顯鄧小平的因素。根據迄今為止的公開材料，1989年4月25日上午，李鵬面見鄧小平，鄧小平把學生運動認定為「目的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是「搞動亂」，這就確定了當局應對學生運動的總方針，直至後來的軍事鎮壓。按照李鵬在書中的敘述，似乎也是這樣。

他指出，「這裡有一個重大的疑點」，那就是：4月23日下午4點多鐘，趙紫陽離開北京出訪北韓，4月24日晚上8 時，李鵬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碰頭會，確認當前學潮「是一場有組織有計畫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據李鵬此書的敘述，這次碰頭會「是一次關鍵的會議」，出席會議的人員「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會議作出三個具體決定，即決定「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論」，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並成立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三人組成的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這就是說，在25日上午去見鄧小平之前的頭一天晚上，尚未等鄧表示意見，李鵬已經不僅把他自己對於學潮的負面看法上升為指學潮為「打倒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體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開了貫徹基於這種看法的強硬應對方針，從政治局常委到黨中央機關報，都在他的調動下行動了起來。

4月23日 鄧傳密令

他認為「有理由懷疑」李鵬（以及所有官方敘述）在這裡隱瞞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1989年4月23日晚上，鄧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給李鵬；正是這個密令，認定學生運動為「旨在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動亂」，並確定了一系列的強硬應對方針。

根據日記，1989年5月19日上午，鄧小平宣布，江澤民當總書記。從當日到6月24日中共13屆四中全會正式「選舉」江澤民為總書記，其間有一個月零五天的時間；從6月1日鄧小平當面告訴江澤民要他擔任總書記算起，這之後也還隔了20多天的時間「正式」就任。李鵬記敘說（「5 月31日」一節），這是因為江澤民提出，「要合乎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他任總書記。」此書第五章開頭（「6月15日」一節），李鵬更明確強調：「江澤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絕不能接受1987年初通過批胡耀邦同志、讓趙紫陽上台的那種做法，總書記上台、下台都沒有按照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免職和產生。」

清場決策 老鄧拍板

吳國光指出，有意思的是，包括鄧小平和李鵬在內，當時的最高層領導人，沒有人反駁或者批評江澤民這個說法，反而同意了江的要求，直到13屆四中全會才宣布江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說明，這個問題一經挑破，他們都是很明白的：迫使胡耀邦1987年1月下台是違反黨章的。根據趙紫陽回憶，1989年6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作為趙紫陽專案審查小組的負責人第一次與趙談話，就透露，鄧小平對這兩位說了：上次處理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的問題，要合乎手續。

吳國光一針見血指出，「鄧這個話說得雖然輕描淡寫，但是，對一貫舉重若輕的鄧來說，僅僅有這個話，我們已經不難看出，非法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程序問題，是鄧小平和其他中共政治老人的一塊心病」。

李鵬此書明確透露，鄧小平是1989年北京部分地區軍事戒嚴的提議者和決策者（「5月17日」一節），也是6月3日天安門「清場」方案的最後批准者（「6月3日」一節）。據李鵬記述，鄧小平明確說了，「要準備流點血」，不能「絕對保證不使用殺傷性武器」（「5月19日」一節）。



前 言

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國發生了一場旨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繼而在北京演變成為一場暴亂。這是一場關係到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事件。在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黨中央和中國政府採取了堅決果斷的措施，平息了這場動亂和暴亂。 15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今後的歷史必將更加證明，採取這些果斷措施是正確的和必要的。

發生這場動亂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和國內原因，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小氣候所決定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一定要發生的，而且早來比晚來要好。

所謂國際大氣候，是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妄圖在世界上消滅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主義出現過它的輝煌，蘇聯、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的鬥爭席捲全球，新老殖民主義者日子很不好過。但是，好景不長，進入7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由於內外政策的失誤，致使社會主義制度固有的優越性沒有發揮出來。而在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加上採取了一系列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全使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國力有明顯的提高。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力量對比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社會主義制度面臨嚴峻的挑戰，給西方實行“和平演變”以可乘之機。

所謂中國的小氣候，是指在中國出現了“信仰危機”，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氾濫。

新中國建立初期，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一條“左”的錯誤路線，致使生產力的發展受到極大阻礙，人民生活陷入極度困難，致使不少人對社會主義制度喪失了信心。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錯誤，把經濟建設作為全黨全國人民工作的中心，無論是發展還是改革開放，都已經取得明顯的成績。但是面對自由化思潮氾濫，中國共產黨的兩任總書記都採取支持和縱容的態度，沒有做到“兩手都要硬”，而是改革開放一手比較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手比較軟。在經濟建設中，也出現了一些失誤，如物價上漲過快、官員中出現腐敗現像等，引起廣大群眾的不滿。這些都為這次動亂的產生製造了溫床。

動亂是從北京發生學潮引發的，繼而發展到全國。動亂者的政治目的是顯而易見的，表面上是要求“為胡耀邦同志平反”，實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為什麼能從學潮發展到動亂，進而發展到暴亂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對動亂採取了縱容和支持的態度，破壞了黨的團結，造成思想混亂，使黨喪失了戰鬥力，並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捲了進來，致使發展到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這國家處於危難的關鍵時刻，黨和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平息了這場動亂和暴亂。鄧小平同志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偉大政治家的氣魄指出動亂的實質，支持中央採取果斷決策。他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等同志，在平息這場動亂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為國家的存亡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民警為平亂和平暴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些朋友多次提出這樣的疑問：中國政府可否用和平的方式，通過與學生對話來達成諒解，以避免使用武力？的確，中國政府在學潮乃至動亂發生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是採取了克制的態度和冷靜的處理方式，表示接受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試圖通過對話來平息動亂。但動亂的幕後指揮著不允許學生這樣做。他們希望把事態弄得越大越好，局勢越亂越好，甚至不惜以發生流血犧牲來擴大衝突。西方的敵對勢力，竭盡造謠煽動之能事，對事態的擴大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人問，在平亂中是否可以避免流血事件發生。黨和政府確實是努力朝著這個方向去做的。即使在天安門廣場完全被戒嚴部隊控制的情況下，還同意讓滯留在廣場的2000多人和平撤退，儘管其中有許多搞動亂的頭目，政府也都給他們放了一條生路。事實上，流血事件是發生在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過程中，遭到暴徒的襲擊，戒嚴部隊官兵和武警戰士的生命安全遭受到嚴重損害情況下，才被迫自衛還擊的。帶頭向戒嚴部隊襲擊、放火、燒車、開槍殺人的，大都是一些社會渣子、地痞流氓、刑滿釋放分子，以及從外地進京不明身份的人，真正的學生只佔極少數。

由於在這場動亂中捲進去的人很多，有黨員、幹部、學生和市民，大都是不明真相，上當受騙的。動亂平息以後，黨和政府採取了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以教育為主的政策，團結了大多數人，使他們能夠回到黨和人民的立場上來，並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這場動亂給我們什麼樣的教訓呢？首先，要牢記“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句名言，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內部，最大的危險往往來自最高層領導者在關鍵時刻的錯誤態度和錯誤決策。其次，對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須消滅在萌芽狀態，不能任其擴大，以至於難以收拾的地步。再其次，要善於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我們黨是執政黨，我們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要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關心他們的疾苦，及時糾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使人民群眾相信黨和人民政府，始終站在黨和人民政府一邊。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係，任何改革的措施都必須考慮到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

在平息動亂和暴亂以後，中國共產黨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批准了《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撤銷了趙紫陽的總書記和其他職務，選舉組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全會一致選舉江澤民同志為黨的總書記。從此，一個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誕生了。中國的歷史進入了新的篇章。

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正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任總理。我直接參與了處理這次動亂和暴亂的全過程，並且堅決站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正確路線一邊。我有責任把我所知道的有關這次動亂的事實寫出來，作為最重要的歷史見證，留給我們的黨和人民，特別是留給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級領導幹部，以供參考。

我這本書暫定名為《關鍵時刻》，副名為《李鵬日記》。這本書是以我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71天的日記（文中每節黑體字部分）為主線，並參考我的親筆工作記錄以及當時有關文獻、新聞報導而寫成的。其中許多情節是鮮為人知，第一次公諸於世的。還有若干動亂期間的照片，一併載於本書，面向廣大讀者，以幫助讀者加深對這段歷史的了解。


李 鵬

2003年12月6日初稿



新世紀 「版權原因」取消出版？
＊ 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紐約18日報導 2010.06.19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8日就停止出版「李鵬『六四』日記」回答世界日報記者提問，全文如下：

問：剛剛聽到新世紀出版社停止發行「李鵬『六四』日記」，請問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們做出這樣的決定？

答：一句話，是由於相關機構在出版之前提供的著作版權信息，根據香港的版權法，我們只能取消原出版計畫。

問：那麼您是不是指原作者，或是李鵬親自出來說版權不屬新世紀出版社呢？這是不是你說的所謂「相關機構提供的著作版權信息」呢？

答：至於說哪一個「機構」，什麼信息，我不便提供具體更詳細的情況。

問：其實人人都有版權可能有問題的感覺，那麼你們以前決定出版是如何考慮的呢？

答：決定出版，是這樣考慮的：首先，以前決定出版的時候不是，或者說還沒有成為一個法律問題。我們有理由相信，李鵬本人寫了這本書並且願意出版，但是他的出版權利被第三者，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剝奪了。法律是沒有規範在這樣的條件下出版社是否可以出版的。作為一個獨立出版人，一方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限定的界限；另一面是原作者本人的意願、當事人記錄的史料價值、歷史意義和公眾的意願等等，因此選擇出版是很自然的，也是慎重的。

問：那麼現在，您說的上述條件都不具備了嗎？

答：以前的情況是：政治局禁止出版，作者本人必須遵守，因此這份材料很可能封存起來，永遠不見天日。決定出版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打破這個死循環，就是說為了永不見天日「解套」。的確，有沒有風險呢？當然有，比如：如果原作者表示版權應歸其所有，表示沒有授權。這是出版以後最壞的一種可能性。其他可能性也存在，比如：當事人不表態等等。即使是最壞的可能性發生，「解套」的目的也是達到了，公眾得到一份歷史材料，而且是當事人出來認證的歷史材料。作為代價，我們出版社可以道歉、停印、支付版稅等等，都是我們願意承受的。但是，自從媒體報導出現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多很多變化。遺憾的是一份由專家、學者進行了仔細研究，並且我們願意為之負責任的版本的正式出版機會已經喪失。

問：有人說你們這本書的原稿來歷不明，還有一些目前無法解釋的疑點，自己對這本書的真實性沒有把握，但要通過出書來驗證日記的真偽。這樣做有違出版職業操守。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答：我們要「通過出書來驗證日記的真偽」這種說法不準確。我們出書，就是說我們認為日記是真的，並且願意為此負責。但是由於這本書的複雜性，我們不能保證讀者都能接受我們的觀點，同意材料的真實性。但正式出版以後，真正面向廣大讀者了，我們相信一些讀者的存疑也會逐漸消融。有人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也是這個意思。


李鵬六四日記 香港新世紀出版叫停
＊ 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紐約報導 2010.06.19

一本盛傳出自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李鵬、記錄「六四」決策過程的「李鵬『六四』日記」（原名「關鍵時刻），六年前曾經被北京高層否決出版後，預定下周二（22日）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未料出版前夕節外生枝，再度胎死腹中。有消息稱出版人由於面臨巨大政治壓力，被迫放棄出版。

新世紀出版社負責人鮑樸在回答「世界日報」記者查詢時，似有難言之隱，僅說「由於有關機構提供的版權資訊和香港出版法方面的考慮」而取消這本書的出版計畫，此外「不便提供具體更詳細的情況」。

李鵬曾被外界指為「北京屠夫」和「六四元兇」之一。如今他已81歲，據稱重病在身，有意藉這本書還原歷史現場。新世紀網主編、原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指出，「李鵬『六四』日記」幾乎完整暴露了中共六四決策過程的「核心機密」，客觀上有助世人進一步接近六四真相。他認為，「通過發表日記推卸自己的六四罪責，顯然是李鵬的目的」。

未出版即引起關注的「李鵬『六四』日記」突然取消出版？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鮑樸的聲明中提到兩個因素：一是香港版權法，一是有關機構提供的版權資訊。應該說，在香港辦出版社，又準備出版「李鵬六四日記」這本著作權歸屬並不完全清楚的書，鮑樸應該在決定出版前就已經研究過香港出版法才合情合理。

分析人士指出，鮑樸聲明中提到的「版權資訊」，唯一的可能是李鵬承認此書版權屬於他本人。在此情況下，如果李鵬沒有委託鮑樸出版，出版這本書就會有法律上的麻煩。

據指出，這本書要出版的消息披露後，電子版本即在網上流傳，輿論炒得相當熱，北京當局、包括李鵬本人，肯定都很關注此事件，官方肯定不願看到此書出版，否則李鵬的書早就問世了。

據了解，李鵬在出書一事上的立場相當尷尬，因此書出版者是原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的兒子鮑樸，等於說李鵬的出版自由，要靠他自己的政治對頭來實現；另一個尷尬是中央領導層很可能對李鵬施加壓力：「告訴他這書不能出，怎麼還拿到香港出？這不是違反紀律嗎？」

熟悉北京政情的人士透露，目前也是李鵬父子的「關鍵時刻」，李鵬正一心希望胡溫在中共18大前把兒子李小鵬安排到正部級職位，因此「父子倆都不願意惹這個麻煩」。

知情人士指出，北京當局採取的手法是目前出版商不便公布的壓力，導致「因為版權考慮」而不得不取消出版計畫，「恰恰證明這本書正是出自李鵬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