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法、德三國對外干涉的理論與實踐”─德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孫恪勤*-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法學博士。

             2009-2013年出任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外交官。

                 ( 2017年12月2日  來源：騰訊 ) 

一般而言，總結德國歷史上對外干預行為多從政治、經濟、戰略利益與目標等因素思考，這是對的，但這並不能說明可以忽視其他因素，對於德國來講，歷史、文化、制度、地理等因素也非常重要。二戰後，聯合國體系、國際法體系建設取得較大進步，大國間戰爭受到制約，但對外干預從未停止，甚至出現新干涉主義。如何汲取歷史教訓，建構更加公平穩定的國際體系，減少和限制對外干預，確保世界和平，就成為世界各國需要認真對待的歷史命題。 

孫恪勤：我發言的主題為“德國歷史、文化等因素對其對外干涉的影響與教訓”。首先我要說明幾點：第一，主要集中從德意志帝國開始的一段歷史，但鑒於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重要性和幹預的特殊性，我把普魯士也列入進來；第二，關於對外干涉的含義非常寬泛，特別是對外干涉的方式。在這裏我主要講對外干涉的最高級別——對外戰爭；第三，我採用正史的觀點和看法；第四，一個國家對外干涉主要是政治經濟和戰略，但我主要集中談歷史和文化方面。我的發言分為以下三個部分：對外干涉的行動，對外干涉的歷史文化等因素、對外干涉的結果與教訓。
 

第一部分：對外干涉的行動

在人們的印象裏，德國是個在歷史上非常好戰的國家，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因他而起，幾乎毀滅的歐洲和德國自己，因此總結德國對外干涉的因素、影響和教訓就顯得格外重要。

德國對外干涉行為主要發生在三個歷史時期：普魯士武力統一德國的對外干涉行為；德意志帝國對外干涉行為；第三帝國對外干涉行為。

1、普魯士武力統一德國時期的對外干涉行為。1740-1741、1744-1745、1756-1763三次西裏西亞戰爭。1772、1793、1795三次瓜分波蘭。通過德丹（1864-1865）、普奧（1866）、普法（1870-1871）三次戰爭獲得統一。1883-1885年期間，通過對外干涉在西南非洲、多哥、喀麥隆、北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馬紹爾群島建立了殖民地。

2、德意志帝國對外干涉行為。1895年克魯格電報（支持布林人戰勝英國幹預）；佔領膠州；1904、1911兩次摩洛哥危機，對非洲殖民地的擴張；最典型的還是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戰。

3、納粹時期對外擴張。第三帝國就非常突出了，如對蘇台德地區、對捷克和奧地利的佔領，當然危害最大的就是入侵波蘭，全面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1871年1月18日，通過三次對外戰爭，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成功統一了北德意志邦聯與巴伐利亞，建立了德意志帝國。

第二部分：歷史和文化因素

一般而言，總結德國歷史上對外幹預行為多從政治、經濟、戰略利益與目標等因素思考，這是對的，但這並不能說明可以忽視其他因素，對於德國來講，歷史、文化、制度、地理等因素也非常重要。

（一）從傳統的尚武精神到軍國主義制度。

1、尚武的歷史傳統。在歐洲歷史上，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國情，但德國的軍國主義或者尚武精神特別突出，這和今天的德國完全不一樣。比如，日爾曼人在歐洲歷史上比較特殊，羅馬帝國也拿它沒辦法，日爾曼人的部落傳統上有點像斯巴達，在部落時期就形成尚武精神，他們的信念是“可以用流血方式獲得的東西，如果以流汗方式獲得，未免太文弱無能了。”孩童從小就進行軍事訓練，青年已成為軍事首領為目標，這一段歷史對羅馬帝國和歐洲中世紀影響非常大。到普魯士王國時期，這一尚武精神被賦予軍國主義的制度框架，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迷信武力，是第二和第三帝國重要特點。

2、軍國主義制度。普魯士崛起後，實行對國王絕對服從的“開明君主專制”，除了組建高效的官僚制度，實行重商主義、大力發展經濟之外，最大特點就是組建戰鬥力極強的常備軍，在費裏德里希大帝接班時，戰鬥力已居歐洲之首。到他去世時，軍隊已經從8萬擴充到20萬，軍費開支占國家收入4/5，士兵人數占居民比例32:1，遠超法國140:1.對軍人給予特殊地位，培養濃郁的尚武精神，在國內形成“尊崇軍人”的氛圍。普魯士統一德國，留給德國主要遺產之一就是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別的國家是國中有軍，普魯士是軍中有國”。德意志帝國繼承這一衣缽，到了第三帝國時期，將集權主義、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發揮到了極致。這一體制無法有效制約戰爭。

3、具有一支具有很強的軍事組織能力和作戰能力的軍隊。拿破崙戰爭後，沙恩霍斯特進行了軍事改革，建立了一支非常強悍的近代化軍隊。如實行義務兵役制，建立正規軍、後備軍、志願軍三者軍事體制，取消貴族壟斷軍官職務的特權，建立總參謀部等。這是德國統治者偏好使用武力的基礎之一。“我們德意志人除了怕上帝，不怕世界上任何人。”

（二）對外幹預的特殊信念。

1、帝國理想。剛才段德敏老師講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理想，我特別贊同這個觀點，影響德意志思想的首先是帝國主義理想。這一點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身上體現的特別突出，無論是“陽光下的土地”，還是第三帝國的夢想，都滲透著對羅馬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的追從，也是對外幹預的思想根源之一。威廉二世渴望陽光下的土地，決心使德國起到與其經濟和軍事威力相稱的作用，反映了許多的國人內心的帝國理想。希特勒的衝鋒隊仿效羅馬帝國軍團閱兵式是對羅馬帝國的合法性認知，是帝國思想的表現。在德國知識份子當中，威廉二世的思想和希特勒思想並不是孤立的，帝國理想有一定的基礎。

2、國家至上原則。普魯士弗裏德里希大帝在的時候提“國家至上原則”，當時普魯士還沒有統一德國，不用“民族至上”，而提國家至上主義。國家至上主義到希特勒時期變成極端的民族至上主義。從本質上來講，納粹主義基本特徵是反理性主義，這一點可以從德國歷史上強調的國家至上原則中找到答案。一些知識份子，包括費希特、俾斯麥、尼采也都強調國家至上主義。

3、德意志使命思想。這一思想在哲學、神學、文學等學界有著廣泛基礎，認為德意志民族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認為德意志民族是人類之靈魂，戰爭是德意志自我實現的開始，相信有一種特殊的德意志使命，德國超越自衛範圍進行戰爭可造福人類社會。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在德國往往與種族優越感，與使命思想混雜在一起，形成德國思想界支持對外幹預的思想基礎。種族優越論是其極端表現。

4、強調強權即公理，弱肉強食。弗裏德里希大帝公然宣稱“Macht vor Recht”，即權力大於法，強權即公理。他說，“假如你喜歡別人的領土，就把它拿過來，而替掠奪辯護的法律家總是可以找到的”。在一本介紹德國民族性的專著中，用了非常經典的詞：“在俾斯麥統治下，我們明白了必須做鐵錘而不是鐵砧的道理”。

（三）安全環境因素。

1、地理的因素。孫立新老師講七月戰爭時，德國人遇到安全問題時要左顧右盼、東張西望。這形象地描述了德國在安全地理上的窘境。德國地處中歐，周邊國家眾多，沒有自然邊界，安全環境非常不好，所以總是想通過不斷的擴張確保自己的安全，比如一戰中，對法國主動宣戰。

2、歷史的因素。歷史上三十年戰爭等教訓給德國人留下深深的不安全感。比如，馬格德堡是神聖羅馬帝國非常重要的城市，但這個城市在30年戰爭中完全被毀滅了，留給德國人深深的不安全記憶，至今也不能說不安全感就消失了。

3、國際法和規則因素。歐洲歷史上幾乎沒有限制對外幹預的國際法，戰爭沒有法律制衡依據，所以戰爭頻發。直到二戰前才制定了《非戰公約》，但強制性遠遠不夠。

4、安全體制因素。這是比較大的環境因素，我們知道“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後，歐洲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安全機制、安全體系，主要靠大國均勢維持和平。但大國之間不平衡發展是絕對的，大國間自我克制也很不穩定，像俾斯麥這樣能夠非常聰明克制自己的領導人不多。“凡爾賽體系”更是如此，根本無法維護和平。

第三部分：對外干涉的結果與教訓

結果和教訓是嚴重的，但個別時候具有兩重性。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普魯士的對外干涉和戰爭有兩重性。在統一德國這一重大歷史進程看，普魯士依靠武力完成統一，在歷史上有著進步意義。但普魯士留給德國的軍國主義、極權主義和迷信武力的信條，對第二帝國、第三帝國的影響非常糟糕。導致德國在一戰和二戰慘敗，給世界、歐洲和德國帶來巨大的災難，特別是第三帝國對外戰爭，是罪大惡極的。

二戰慘痛教訓，給德意志民族深深的教訓，使其有了革面新生的認知基礎，經過改造，德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第一，經過“非納粹化”、“非軍事化”改造，審判了戰犯，對軍國主義、納粹主義進行了清算。二戰慘痛教訓，給德國一個深刻反思的機會。經過改造，德國對歷史進行了比較徹底的反思和清算，德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在大國歷史上非常特殊。德國有一段時間沒有德國，就是1945—1949年是佔領期，這時候進行了“非納粹化”、“非軍事化”等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審判了戰犯，對於軍國主義、納粹主義進行了清算，這些清算到現在為止還在進行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不斷的爆料，把90多歲的戰犯給抓住了，等等。

第二，依據歷史教訓，在西占區頒佈了幾項法規，取消了普魯士邦，切斷了與軍國主義的歷史勾連，建立了聯邦制、法制、共和制的聯邦德國。德國對歷史的反思在這段比較深刻，不走自己特殊道路，回歸到美歐民主化道路。

第三，經過幾代人對歷史深刻的反思，獲得了歐洲國家的諒解。從道德、法律、制度、教育等方面等對企圖為納粹方案的極右翼勢力予以限制。人們擔心，德國是不是還會走回頭的路，從制度上看很難。

“上帝饒恕我們吧，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1970年12月初，時任聯邦德國（西德）總理的維利·勃蘭特，對東歐各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獻上花圈後，肅穆垂首，突然雙腿下跪，向無辜被納粹黨殺害的猶太人表示沉痛哀悼，並虔誠地為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

第四，積極推動歐洲一體化。二戰以後，一個是納入歐洲一體化，一個是納入北大西洋體系，這兩個體系解決了德國生存發展的問題。我們經常說歐洲回不去了，因為歐洲國家太小了，必須有大的框架給他們提供發展和生存的環境，而歐洲一體化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歐洲一體化不能倒退。

第五，在對外政策上提出一系列的觀點：提出克制文化，文明國家等主張，追求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限制武力應用。現在德國找到了“貿易國家”等和平擴展力量的道路。

反思到更大的範圍裏，從國際關係角度來講，我覺得也是一個教訓。“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規定了主權國家原則，但並沒有解決對外幹預的問題，所以戰爭愈演愈烈，20世紀前半期的歐洲歷史，德國歷史書上叫作“悲慘時期”或者“失敗的年代”。二戰後，聯合國體系、國際法體系建設取得較大進步，大國間戰爭受到制約，但對外幹預從未停止，甚至出現新干涉主義。如何汲取歷史教訓，建構更加公平穩定的國際體系，減少和限制對外幹預，確保世界和平，就成為世界各國需要認真對待的歷史命題。（完）

（本文為嘉賓在鏡廳論道“近代英、法、德三國對外干涉的理論與實踐”的圓桌論壇的發言。）

嘉賓介紹：孫恪勤，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法學博士。曾擔任歐洲研究所副所長，涉台中心主任、涉港澳中心主任等職務。山西大學歷史系歷史專業本科畢業後擔任教師，獲得山西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國家教委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後進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關係專業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期間作為北京大學與德國聯合培養專案，曾留學德國慕尼克大學。主攻國際關係、德國與歐洲研究、台港澳研究等領域。出版學術著作8部，發表學術論文和專文數十篇，獨立、主持和參加完成各類諮詢報告180餘篇(部)，其中部級成果100篇以上。曾擔任中國歐洲學會理事、歐洲學會德國分會理事兼副秘書長、國台辦特聘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國際關係學院研究生導師等職務。2009-2013年出任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