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17 10:20:18yuluoke
遇罗克的《出身论》(
遇罗克的《出身论》(2001-03-24)
2010-03-11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1，03，24)
遇罗克原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一九六七年一月，他撰写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遇罗克于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年仅二十七岁。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在他的《夜读遇罗克》一文中写道：“最早知道《出身论》这名目还是在三十年前，读了辗转传来的一份皱巴巴的红卫兵小报，当时记得是起了深深的共鸣的。《出身论》，多少怯弱的心灵因它而猛烈地跳动！多少阴郁而干涸的眼睛因它而泪水滂沱！多少绷紧的嘴唇因为它而撕裂般地嚎啕不止！”
遇罗克的《出身论》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它为什会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那样的反响？我想尽可能多地去寻访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希望能让历史的真相渐渐清晰地再现于公众面前。我访问了现在在美国修读生物化学专业的郑红丹女士。郑红丹女士的姐姐郑晓丹文革中因为赞同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被毒打致死，当时只有二十岁。详细情况记录在二十年前中国大陆很多读者所熟悉的、张守仁和张扬合写的《魂兮归来》一文中，现在在美国洛杉矶的郑红丹女士回忆起她和姐姐第一次看到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时的情景。
郑红丹：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很冷，大概已经数九了，我们在一张大字报上看到一份小字报，就是《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出身论》，后来我们知道作者是遇罗克。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打动我们的心，我和我姐姐觉得这才是替我们说话的人。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先生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在了解了阶级路线和文革中泛滥的血统论之后，才会明白遇罗克的《出身论》为何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引起具有不同身份和利害关系的人的密切关注：或是衷心拥护，或是恶毒诅咒；也才会明白，遇罗克是如何单枪匹马地向何等样的庞然大物挑战。”
现在在北京的徐友渔先生说：当初那种血统论，或者是文革前的所谓阶级路线，我觉得是荒谬到了那种地步，现在的人们太难理解那种东西了！
主持人：为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新近出版的《我家》一书撰写了第一篇序言的中国著名作家、现在在北京的刘心武先生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回忆起文革当中血统论，刘心武先生说：
刘心武：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血统论，拿我来说，感同身受，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的时候，这个血统论达到了极至。像北京郊区就有一个村子，村里人把出身不好的人抓起来，在一个晚上全都杀死、活活打死，他们没有生存权，血统论最严重就到了这个程度。这些在遇罗克的文章里也讲到了，他讲的都是事实，遇罗克是反对这些的。这在当时当然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很了不起。
主持人：早在十五年前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作者之一、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现在在美国的严家祺先生说；
严家祺：遇罗克确实是个英雄，在当时文化革命中间进行反抗，写了那么长篇大论，而且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当然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遇罗克的弟弟，现在在北京的工程师遇罗文先生说：当时遇罗克写《出身论》时可以说是血统论最猖獗的时期。血统论从文革以前就开始了，实际上要追溯的话，应该更早。最早在农村划分阶级成份的时候，假如一个人被划为地主，那他的子女好像天生也成了准阶级敌人。
主持人：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等著作的丁抒博士特别对中国大陆半个世纪前实行的土地改革和阶级成份的划分作了研究，近期，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现在就请丁抒博士谈谈当年中国大陆实行土地改革，以及有关当年中国城乡阶级成份划分的一些情况。
丁抒：中共一九四九年、五零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划分家庭成份，是以中共夺取政权前三年的经济状况作为划分成份的标准，所以大部分地区是以一九四六年或以后的经济状况为依据的。
主持人：那么，所谓地主和富农是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的呢？
丁抒：地主、富农的标准本来就很低，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自耕农拥有的土地都少，比如有一、二十亩地，也就相当于一百英亩土地，只要是全部或部分出租，就算是地主、富农了。实际上，各户的经济状况是随时变动的，一九四五年时候的地主、富农，可能由于天灾人祸，兵险匪劫，或者经营不善，也可能是自己吃喝玩乐，到一九四六年就卖了部分土地，而成为中农，到一九四七年就可能成了贫农。
如果有三兄弟在一九四五年分家，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完全可能是一户地主，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而勤劳了一辈子的农民，很可能在一九四六年，或者一九四七年买了几亩地，而在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的时候被定为地主，或富农。
主持人：这样，他们以后的命运会有多大的不同呢？
丁抒：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地主或富农的人就永远是地主、富农，再也没有三年为限、或五年为限，他们就是永永远远的地主、富农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是后来所说的《前十条》。这个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依靠贫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
按照这个《前十条》的说法，一九五零年时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帽子要永远戴下去，他们的子女也要接着戴下去，一直戴到所谓共产主义实现，进入共产主义的那一天，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永远戴着这个帽子。这显然完全是不合理的，所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到这句话，就说：“这个话不通。难道阶级成份也能遗传吗？”由于田家英在一九六二年赞成“包产到户”，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所以，制定这个《前十条》毛泽东没有让他参加，他是看到了文件之后说的这番话。
湖北远安县有四千多所谓地富子女，他们本人实际上是从事其他职业，可是因为他们是地富子女，所以也被定为地主和富农。另外有三千多人的祖父辈是地主、富农，父母不是，可是他们也被定为地富子女。有的地区甚至规定，地富子女不能上中学。
主持人：城市里的所谓剥削阶级，比方说资本家，又是怎么样划分出来的？
丁抒：五十年代中共规定，资本在两千元以上的算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实际上，全国八十六万户资本家当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资本都在两千元以下，所以他们是小工商业者、小业主，或者一般个体劳动者。一九六二年初的时候，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已经知道，百分之八十的所谓资本家即使按照中共定的标准，也不能算是资本家。所以，李维汉主持拟定了一个文件，准备予以改正，但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毛泽东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点名批判李维汉是右倾机会主义，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发出了一份文件说：八十六万户资本家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不能算作一般劳动者。这样，李维汉的文件也就胎死腹中。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并没有达到当时当局所定的资本家的标准，但是被定为资本家。
丁抒：他们都被扣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他们的子女当然也都是“黑五类”了。一九六五年初，广州市委为了照顾工农子弟的学习，将二十多所半工半读学校的五百六十多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除名，送往农场，或者遣送回家。凡是拒绝去农场的都在档案上写明：“永不录用”。
主持人：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则谈到文革初期出身不好的人所受到的更加严重的歧视。
遇罗文：一九六六年八月份，也就是所谓的“红八月”，那时候血统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出身不好的人岂止说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兵，这种还算小的歧视，那时出身不好的人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有些人往往因为出身的问题，居然被活活打死。
主持人：徐友渔先生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对苦难的思考和对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徐友渔：遇罗克受到了很大的磨难，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成绩非常好，而且品德非常好的人，但是他仍然考不上大学。遇罗克在学校成绩那么好，他们班上四十九个人，四十八个人能考上大学，只有他没有考上。那年大学招生的名额比报考的人数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居然不让他上大学。他反复去考，还是考不上，这就是把一个人天生注定划为二等公民，我觉得这种打击和遭遇对遇罗克的影响是很大的。
主持人：文革期间和遇罗克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现在在北京的任众先生是作家刘心武先生所著的《树与林同在》一书的主人公，任众先生回忆遇罗克当年撰写《出身论》前后的那段日子。
任众：遇罗克给我的印象极深极深的就是，我在跟他们作邻居的时候，他住的很窄，也就是一个一米宽的小夹道里，那里原来是放煤的，他在那里装上小铺板，开一只很暗的小灯。不管我回来多晚，我都能看到那个旮旯里亮着灯，就是说遇罗克在攻读，可是，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能听到遇罗克和他姥姥在开玩笑，有时是和他妈妈开玩笑，这种朗朗的说话声和笑声就是遇罗克的形象。等我起床看见他在门口抻练他的胳膊，也不过离我家的门两、三米远，他见到我就很礼貌地叫我任老师：“任老师，什么时候走？我跟您一块儿走吧！”他在人民机器厂，我那时候是一名建筑工人(因为在准备上大学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后，就当了工人) ，我是油漆工，也在那边上班，我们俩有时候上班的时间是一样的，中午有时候我们还能在一个食堂吃饭，然后到龙潭湖去游泳，每次和他的接触，我都觉得他把自己生死是置之度外的。
有一次我跟他谈起《出身论》的事情，因为这篇文章到后来遇到困难了，他告诉我说：“任老师，恐怕不太有利了。”我对遇罗克的印象是，他不知疲倦，写文章的速度也是很惊人的，洋洋几万字的文章，他能在一宿的功夫写出来，我很佩服他。另外，他的观点，他能呼喊着对血统论面对面地开战，他能当众辩论的勇气都是值得我佩服的。
主持人：遇罗克的弟弟、现在在北京的工程师遇罗文先生回忆了遇罗克《出身论》一文的撰写和发表经过。
遇罗文：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份左右，我和我弟弟遇罗勉到了广州。在广州我们发现了一种很简单的油印方法，用一个橡胶的板在蜡纸上轻轻地一刮，油墨就能印在纸上。我们就写信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在北京的哥哥遇罗克，他知道后也非常高兴，就把他连夜写好的《出身论》寄给了我们。我和弟弟罗勉就在广州用油印的方式印了几百份，其中一半寄回北京，由他散发。他和我姐姐遇罗锦在北京街头贴了不少。我们就在广州街头张贴，在十月份我们回到北京的途中也散发了一些。在北京，我们又接着印了不少。
后来，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和王建复同学找到我，我们三人经过商量，决定办一份报纸，用铅印，这样影响会更大。我们就连夜筹办，他们去借钱，我们就去买纸，联系印刷厂，很快就印出来了。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十八日我们就创办了第一期《中学文革报》。
主持人：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至今还记得最早看到《出身论》时的心情。
现在在北京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郭女士说：文革期间我在西安，看过手抄本和油印的《出身论》，当时我就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想，我要是在北京的话，我一定要去看看作者。我受到了很强烈的震动，我觉得他这个人真勇敢，我特别钦佩他。
主持人：当时住在沈阳市的中学生孙钢看到《出身论》以后，到北京来找遇罗克，两人成为朋友。遇罗克被捕那天，警察正在遇罗克家搜查的时候，孙钢走了进去，也被逮捕。孙钢被判刑十五年，坐牢十年后获得平反出狱。
现在在美国北加州担任一家保安公司总裁的孙钢先生回忆——
孙钢：我原来跟遇罗克根本就不认识，我是看了《出身论》，看了《中学文革报》以后，才决定去找他。我跟遇罗克探讨过这些问题，他就讲，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实际上作为一个进步人类的一份子，都应该承认，社会的影响要大于家庭影响。我对他的这个出发点非常赞成，虽然他有些话说得比较激烈。我也看了好多批判他的文章，抓住他的一些话，例如说中国讲“有成份”，说穿了是一种歧视，按照遇罗克的说法，这种歧视不亚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这种话现在看来说得是恰如其分。
在那个年代，有遇罗克这样的人，能够疾呼出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可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对能写出这种文章的人很敬佩。
主持人：现在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先生当年是四川成都市的中学生，谈到《出身论》在当时的流传和影响，徐友渔先生说：
徐友渔：我记得，遇罗克的《出身论》最初大概是在北京一九六六年接近年底，或是还没有到年底就登出来了，当初成都市第十九中学有一个很出名的学生，叫胡平，他当时不像我们那样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去跟资产阶级司令部作斗争，他很早就发现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有非常深远的社会意义。我记得，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或者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份，胡平在成都办了一张报纸，传播遇罗克的文章，而且他还在北京另外一个中学召集了一批红卫兵里面比较爱动脑筋和活跃的人士，他主持会议，希望大家更关注遇罗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思考是非常早的，最早在成都传播遇罗克的《出身论》和他的一系列观点的人就是胡平。
主持人：徐友渔先生所说的这位成都中学生胡平，现在在美国，是《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回忆说：
胡平：当年成都有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宣传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成都的中学里为这个事也闹得很厉害，那时我们学校就开批斗会，主要是批斗我。因为我也是长期受这种歧视，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多，不仅对文革初期的“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还包括文革之前那种出身歧视，我觉得很不公平，当然那比文革时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当我们学校开批判会的时候，我一方面为自己辩护，一方面表示我反对这个对联，我这种观点当时当然是非常孤立的。遇罗克的文章我是在一九六七年，大概是在一月份听说的，他的文章在北京发表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们找来一看，觉得非常好，他把我原来想过的问题都表达得非常透彻、非常清楚，而且表达的凌厉和严谨都是我当时作不到的，所以，我们就自己办了一份小报纸，我们中有些是所谓出身“黑五类”的，有些是出身“红五类”的，他们一开始都是对对联很不满意的，我们就一起找到遇罗克的文章，办了一份报，我自己写了“发刊词”，还写了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但主要是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因为他的文章篇幅很长。
主持人：现在在北京的徐友渔先生也记得这段往事。
徐友渔：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我看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是从这份小报转下来的，所以成都很早就通过胡平他们办的小报知道了遇罗克的思想。
主持人：胡平先生，您那个时候在四川成都所办的介绍遇罗克文章的报纸叫什么报？
胡平：叫《中学战报》，当时都是这一类的名字，那时学校里办这类小报非常普遍，我们学校靠近四川大学的印刷厂，我们就去了一些人帮助他们打扫清洁，作为交换，他们就帮我们印报纸，印出来以后，我们卖了一些，还到处去张贴，我还召集了一个会，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徐友渔，还有很多成都其他学校的同学。
主持人：徐友渔先生，您现在是一位研究文革史的专家，那个时候在文革中您去参加这个中学生的会议的时候，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徐友渔：召集我们开会谈这种事，我自己好像表现不是那么积极，还迷恋于什么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另外有同学也劝我说，这种事情社会责任比较大，我们可能担当不起之类的，这些事我都记得很清楚。我的印象在年轻人里面那种先知先觉还是有的，除了遇罗克以外，我觉得还有很多人还是挺有先见之明的。这张报纸(《中学战报》)在四川传播以后，另外还有人受到这种影响，专门从四川到北京去找遇罗克，然后把遇罗克更多的文章带到成都来，遇罗克在《出身论》发表以后写的很多文章，我大体都看过，可见遇罗克的文章传播得是很广的，而且很早就被很多有理论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注意到。
主持人：胡平先生，请问您的这份传播遇罗克文章的《中学战报》一共出版了几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
胡平：就出了这一期，因为四川大学印刷厂后来就不肯给我们印了。不完全是因为报纸的文章问题，他们正忙于别的事情，对这个事情不那么关心。后来，我们从街上的杂志、小报得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公开批判《出身论》是大毒草，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我们都想不通，都不服气，但是要继续做下去，也很困难了。我因为参与了这件事情，所以到后来在一九六八年底、一九六九年初，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他们专门为我办学习班，批判我。不过他们大概也没有查出我办的报纸跟北京的人有什么联系，也没有整出什么名堂，很快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的指示就来了，大家就一窝蜂
地下农村去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主持人：后来您是什么时候得知遇罗克被判处死刑这个消息的呢？
胡平：我知道这件事是通过一个朋友，就是我在召开《中学战报》讨论会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在成都锦江中学读书的同学，他现在在北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他见多识广，喜欢到处去串联。我们登《出身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作者叫遇罗克，当时文章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写的。一直到一九七零年，或者七一年，他告诉我遇罗克已经在北京被枪毙了，当时我们在边远的农村，根本不知道。
主持人：接下来我访问的是当年文革中在上海的一位中学生，现在美国迪金森学院图书馆系教授、技术部主任、文革史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他谈到当年的《出身论》。
宋永毅：《出身论》当年在西藏、新疆都非常流行。我就记得在我们上海中学，《出身论》被人们抄成大字报，整整五十四张，贴在校园里面，然后，被高干子弟的红卫兵复盖掉，第二次还有人再抄五十四张，贴出来。为什么呢？有群众基础。它的批判是对这个制度的，是对文革中间所掀起的那种青年法西斯文化的。
主持人：您当年是一位中学生，现在是文革史研究专家，这么多年过去，现在您对《出身论》又是怎么看的呢？
宋永毅：我们脚下流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时间把我们的起点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遇罗克所提出的一个出身问题，说不同出身的人应当有平等的选择，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我们觉得是一个常识，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遇罗克所提倡的这个平等是不是常识呢？在毛泽东的辞典里，在马列主义的辞典里，这个常识是另外一个东西，讲穿了就是血统论。那时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谁敢说，我和一个出身高干家庭的人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有平等的公民权，有平等的提干机会，谁敢讲这个话？
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不平等，更不用说文革初期那个红色恐怖，煽动了大批无知青年，尤其是高干子女，他们要抢先接班。所以有人说，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是一次流产了的太子党的政变。他们要跨过一切藩篱，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高考，还有一个分数线，他们全部取消，他们要直接成为当然的接班人，然后要成为一个青年法西斯的特权阶级。对于文化的毁坏，破四旧，惨无人道地杀人，这个大家都知道，光北京地区被活活打死的就有近两千人，这还是公安局的不完全统计！
但是，遇罗克所有的文章本质上就是一句话，平等！所以我评论遇罗克的文章就取了一个题目：“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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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1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1，03，24)
遇罗克原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一九六七年一月，他撰写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遇罗克于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年仅二十七岁。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在他的《夜读遇罗克》一文中写道：“最早知道《出身论》这名目还是在三十年前，读了辗转传来的一份皱巴巴的红卫兵小报，当时记得是起了深深的共鸣的。《出身论》，多少怯弱的心灵因它而猛烈地跳动！多少阴郁而干涸的眼睛因它而泪水滂沱！多少绷紧的嘴唇因为它而撕裂般地嚎啕不止！”
遇罗克的《出身论》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它为什会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那样的反响？我想尽可能多地去寻访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希望能让历史的真相渐渐清晰地再现于公众面前。我访问了现在在美国修读生物化学专业的郑红丹女士。郑红丹女士的姐姐郑晓丹文革中因为赞同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被毒打致死，当时只有二十岁。详细情况记录在二十年前中国大陆很多读者所熟悉的、张守仁和张扬合写的《魂兮归来》一文中，现在在美国洛杉矶的郑红丹女士回忆起她和姐姐第一次看到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时的情景。
郑红丹：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很冷，大概已经数九了，我们在一张大字报上看到一份小字报，就是《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出身论》，后来我们知道作者是遇罗克。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打动我们的心，我和我姐姐觉得这才是替我们说话的人。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先生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在了解了阶级路线和文革中泛滥的血统论之后，才会明白遇罗克的《出身论》为何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引起具有不同身份和利害关系的人的密切关注：或是衷心拥护，或是恶毒诅咒；也才会明白，遇罗克是如何单枪匹马地向何等样的庞然大物挑战。”
现在在北京的徐友渔先生说：当初那种血统论，或者是文革前的所谓阶级路线，我觉得是荒谬到了那种地步，现在的人们太难理解那种东西了！
主持人：为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新近出版的《我家》一书撰写了第一篇序言的中国著名作家、现在在北京的刘心武先生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回忆起文革当中血统论，刘心武先生说：
刘心武：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血统论，拿我来说，感同身受，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的时候，这个血统论达到了极至。像北京郊区就有一个村子，村里人把出身不好的人抓起来，在一个晚上全都杀死、活活打死，他们没有生存权，血统论最严重就到了这个程度。这些在遇罗克的文章里也讲到了，他讲的都是事实，遇罗克是反对这些的。这在当时当然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很了不起。
主持人：早在十五年前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作者之一、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现在在美国的严家祺先生说；
严家祺：遇罗克确实是个英雄，在当时文化革命中间进行反抗，写了那么长篇大论，而且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当然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遇罗克的弟弟，现在在北京的工程师遇罗文先生说：当时遇罗克写《出身论》时可以说是血统论最猖獗的时期。血统论从文革以前就开始了，实际上要追溯的话，应该更早。最早在农村划分阶级成份的时候，假如一个人被划为地主，那他的子女好像天生也成了准阶级敌人。
主持人：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等著作的丁抒博士特别对中国大陆半个世纪前实行的土地改革和阶级成份的划分作了研究，近期，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现在就请丁抒博士谈谈当年中国大陆实行土地改革，以及有关当年中国城乡阶级成份划分的一些情况。
丁抒：中共一九四九年、五零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划分家庭成份，是以中共夺取政权前三年的经济状况作为划分成份的标准，所以大部分地区是以一九四六年或以后的经济状况为依据的。
主持人：那么，所谓地主和富农是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的呢？
丁抒：地主、富农的标准本来就很低，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自耕农拥有的土地都少，比如有一、二十亩地，也就相当于一百英亩土地，只要是全部或部分出租，就算是地主、富农了。实际上，各户的经济状况是随时变动的，一九四五年时候的地主、富农，可能由于天灾人祸，兵险匪劫，或者经营不善，也可能是自己吃喝玩乐，到一九四六年就卖了部分土地，而成为中农，到一九四七年就可能成了贫农。
如果有三兄弟在一九四五年分家，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完全可能是一户地主，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而勤劳了一辈子的农民，很可能在一九四六年，或者一九四七年买了几亩地，而在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的时候被定为地主，或富农。
主持人：这样，他们以后的命运会有多大的不同呢？
丁抒：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地主或富农的人就永远是地主、富农，再也没有三年为限、或五年为限，他们就是永永远远的地主、富农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是后来所说的《前十条》。这个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依靠贫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
按照这个《前十条》的说法，一九五零年时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帽子要永远戴下去，他们的子女也要接着戴下去，一直戴到所谓共产主义实现，进入共产主义的那一天，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永远戴着这个帽子。这显然完全是不合理的，所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到这句话，就说：“这个话不通。难道阶级成份也能遗传吗？”由于田家英在一九六二年赞成“包产到户”，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所以，制定这个《前十条》毛泽东没有让他参加，他是看到了文件之后说的这番话。
湖北远安县有四千多所谓地富子女，他们本人实际上是从事其他职业，可是因为他们是地富子女，所以也被定为地主和富农。另外有三千多人的祖父辈是地主、富农，父母不是，可是他们也被定为地富子女。有的地区甚至规定，地富子女不能上中学。
主持人：城市里的所谓剥削阶级，比方说资本家，又是怎么样划分出来的？
丁抒：五十年代中共规定，资本在两千元以上的算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实际上，全国八十六万户资本家当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资本都在两千元以下，所以他们是小工商业者、小业主，或者一般个体劳动者。一九六二年初的时候，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已经知道，百分之八十的所谓资本家即使按照中共定的标准，也不能算是资本家。所以，李维汉主持拟定了一个文件，准备予以改正，但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毛泽东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点名批判李维汉是右倾机会主义，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发出了一份文件说：八十六万户资本家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不能算作一般劳动者。这样，李维汉的文件也就胎死腹中。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并没有达到当时当局所定的资本家的标准，但是被定为资本家。
丁抒：他们都被扣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他们的子女当然也都是“黑五类”了。一九六五年初，广州市委为了照顾工农子弟的学习，将二十多所半工半读学校的五百六十多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除名，送往农场，或者遣送回家。凡是拒绝去农场的都在档案上写明：“永不录用”。
主持人：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则谈到文革初期出身不好的人所受到的更加严重的歧视。
遇罗文：一九六六年八月份，也就是所谓的“红八月”，那时候血统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出身不好的人岂止说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兵，这种还算小的歧视，那时出身不好的人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有些人往往因为出身的问题，居然被活活打死。
主持人：徐友渔先生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对苦难的思考和对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徐友渔：遇罗克受到了很大的磨难，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成绩非常好，而且品德非常好的人，但是他仍然考不上大学。遇罗克在学校成绩那么好，他们班上四十九个人，四十八个人能考上大学，只有他没有考上。那年大学招生的名额比报考的人数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居然不让他上大学。他反复去考，还是考不上，这就是把一个人天生注定划为二等公民，我觉得这种打击和遭遇对遇罗克的影响是很大的。
主持人：文革期间和遇罗克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现在在北京的任众先生是作家刘心武先生所著的《树与林同在》一书的主人公，任众先生回忆遇罗克当年撰写《出身论》前后的那段日子。
任众：遇罗克给我的印象极深极深的就是，我在跟他们作邻居的时候，他住的很窄，也就是一个一米宽的小夹道里，那里原来是放煤的，他在那里装上小铺板，开一只很暗的小灯。不管我回来多晚，我都能看到那个旮旯里亮着灯，就是说遇罗克在攻读，可是，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能听到遇罗克和他姥姥在开玩笑，有时是和他妈妈开玩笑，这种朗朗的说话声和笑声就是遇罗克的形象。等我起床看见他在门口抻练他的胳膊，也不过离我家的门两、三米远，他见到我就很礼貌地叫我任老师：“任老师，什么时候走？我跟您一块儿走吧！”他在人民机器厂，我那时候是一名建筑工人(因为在准备上大学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后，就当了工人) ，我是油漆工，也在那边上班，我们俩有时候上班的时间是一样的，中午有时候我们还能在一个食堂吃饭，然后到龙潭湖去游泳，每次和他的接触，我都觉得他把自己生死是置之度外的。
有一次我跟他谈起《出身论》的事情，因为这篇文章到后来遇到困难了，他告诉我说：“任老师，恐怕不太有利了。”我对遇罗克的印象是，他不知疲倦，写文章的速度也是很惊人的，洋洋几万字的文章，他能在一宿的功夫写出来，我很佩服他。另外，他的观点，他能呼喊着对血统论面对面地开战，他能当众辩论的勇气都是值得我佩服的。
主持人：遇罗克的弟弟、现在在北京的工程师遇罗文先生回忆了遇罗克《出身论》一文的撰写和发表经过。
遇罗文：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份左右，我和我弟弟遇罗勉到了广州。在广州我们发现了一种很简单的油印方法，用一个橡胶的板在蜡纸上轻轻地一刮，油墨就能印在纸上。我们就写信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在北京的哥哥遇罗克，他知道后也非常高兴，就把他连夜写好的《出身论》寄给了我们。我和弟弟罗勉就在广州用油印的方式印了几百份，其中一半寄回北京，由他散发。他和我姐姐遇罗锦在北京街头贴了不少。我们就在广州街头张贴，在十月份我们回到北京的途中也散发了一些。在北京，我们又接着印了不少。
后来，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和王建复同学找到我，我们三人经过商量，决定办一份报纸，用铅印，这样影响会更大。我们就连夜筹办，他们去借钱，我们就去买纸，联系印刷厂，很快就印出来了。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十八日我们就创办了第一期《中学文革报》。
主持人：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至今还记得最早看到《出身论》时的心情。
现在在北京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郭女士说：文革期间我在西安，看过手抄本和油印的《出身论》，当时我就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想，我要是在北京的话，我一定要去看看作者。我受到了很强烈的震动，我觉得他这个人真勇敢，我特别钦佩他。
主持人：当时住在沈阳市的中学生孙钢看到《出身论》以后，到北京来找遇罗克，两人成为朋友。遇罗克被捕那天，警察正在遇罗克家搜查的时候，孙钢走了进去，也被逮捕。孙钢被判刑十五年，坐牢十年后获得平反出狱。
现在在美国北加州担任一家保安公司总裁的孙钢先生回忆——
孙钢：我原来跟遇罗克根本就不认识，我是看了《出身论》，看了《中学文革报》以后，才决定去找他。我跟遇罗克探讨过这些问题，他就讲，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实际上作为一个进步人类的一份子，都应该承认，社会的影响要大于家庭影响。我对他的这个出发点非常赞成，虽然他有些话说得比较激烈。我也看了好多批判他的文章，抓住他的一些话，例如说中国讲“有成份”，说穿了是一种歧视，按照遇罗克的说法，这种歧视不亚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这种话现在看来说得是恰如其分。
在那个年代，有遇罗克这样的人，能够疾呼出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可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对能写出这种文章的人很敬佩。
主持人：现在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先生当年是四川成都市的中学生，谈到《出身论》在当时的流传和影响，徐友渔先生说：
徐友渔：我记得，遇罗克的《出身论》最初大概是在北京一九六六年接近年底，或是还没有到年底就登出来了，当初成都市第十九中学有一个很出名的学生，叫胡平，他当时不像我们那样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去跟资产阶级司令部作斗争，他很早就发现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有非常深远的社会意义。我记得，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或者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份，胡平在成都办了一张报纸，传播遇罗克的文章，而且他还在北京另外一个中学召集了一批红卫兵里面比较爱动脑筋和活跃的人士，他主持会议，希望大家更关注遇罗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思考是非常早的，最早在成都传播遇罗克的《出身论》和他的一系列观点的人就是胡平。
主持人：徐友渔先生所说的这位成都中学生胡平，现在在美国，是《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回忆说：
胡平：当年成都有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宣传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成都的中学里为这个事也闹得很厉害，那时我们学校就开批斗会，主要是批斗我。因为我也是长期受这种歧视，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多，不仅对文革初期的“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还包括文革之前那种出身歧视，我觉得很不公平，当然那比文革时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当我们学校开批判会的时候，我一方面为自己辩护，一方面表示我反对这个对联，我这种观点当时当然是非常孤立的。遇罗克的文章我是在一九六七年，大概是在一月份听说的，他的文章在北京发表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们找来一看，觉得非常好，他把我原来想过的问题都表达得非常透彻、非常清楚，而且表达的凌厉和严谨都是我当时作不到的，所以，我们就自己办了一份小报纸，我们中有些是所谓出身“黑五类”的，有些是出身“红五类”的，他们一开始都是对对联很不满意的，我们就一起找到遇罗克的文章，办了一份报，我自己写了“发刊词”，还写了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但主要是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因为他的文章篇幅很长。
主持人：现在在北京的徐友渔先生也记得这段往事。
徐友渔：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我看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是从这份小报转下来的，所以成都很早就通过胡平他们办的小报知道了遇罗克的思想。
主持人：胡平先生，您那个时候在四川成都所办的介绍遇罗克文章的报纸叫什么报？
胡平：叫《中学战报》，当时都是这一类的名字，那时学校里办这类小报非常普遍，我们学校靠近四川大学的印刷厂，我们就去了一些人帮助他们打扫清洁，作为交换，他们就帮我们印报纸，印出来以后，我们卖了一些，还到处去张贴，我还召集了一个会，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徐友渔，还有很多成都其他学校的同学。
主持人：徐友渔先生，您现在是一位研究文革史的专家，那个时候在文革中您去参加这个中学生的会议的时候，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徐友渔：召集我们开会谈这种事，我自己好像表现不是那么积极，还迷恋于什么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另外有同学也劝我说，这种事情社会责任比较大，我们可能担当不起之类的，这些事我都记得很清楚。我的印象在年轻人里面那种先知先觉还是有的，除了遇罗克以外，我觉得还有很多人还是挺有先见之明的。这张报纸(《中学战报》)在四川传播以后，另外还有人受到这种影响，专门从四川到北京去找遇罗克，然后把遇罗克更多的文章带到成都来，遇罗克在《出身论》发表以后写的很多文章，我大体都看过，可见遇罗克的文章传播得是很广的，而且很早就被很多有理论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注意到。
主持人：胡平先生，请问您的这份传播遇罗克文章的《中学战报》一共出版了几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
胡平：就出了这一期，因为四川大学印刷厂后来就不肯给我们印了。不完全是因为报纸的文章问题，他们正忙于别的事情，对这个事情不那么关心。后来，我们从街上的杂志、小报得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公开批判《出身论》是大毒草，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我们都想不通，都不服气，但是要继续做下去，也很困难了。我因为参与了这件事情，所以到后来在一九六八年底、一九六九年初，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他们专门为我办学习班，批判我。不过他们大概也没有查出我办的报纸跟北京的人有什么联系，也没有整出什么名堂，很快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的指示就来了，大家就一窝蜂
地下农村去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主持人：后来您是什么时候得知遇罗克被判处死刑这个消息的呢？
胡平：我知道这件事是通过一个朋友，就是我在召开《中学战报》讨论会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在成都锦江中学读书的同学，他现在在北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他见多识广，喜欢到处去串联。我们登《出身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作者叫遇罗克，当时文章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写的。一直到一九七零年，或者七一年，他告诉我遇罗克已经在北京被枪毙了，当时我们在边远的农村，根本不知道。
主持人：接下来我访问的是当年文革中在上海的一位中学生，现在美国迪金森学院图书馆系教授、技术部主任、文革史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他谈到当年的《出身论》。
宋永毅：《出身论》当年在西藏、新疆都非常流行。我就记得在我们上海中学，《出身论》被人们抄成大字报，整整五十四张，贴在校园里面，然后，被高干子弟的红卫兵复盖掉，第二次还有人再抄五十四张，贴出来。为什么呢？有群众基础。它的批判是对这个制度的，是对文革中间所掀起的那种青年法西斯文化的。
主持人：您当年是一位中学生，现在是文革史研究专家，这么多年过去，现在您对《出身论》又是怎么看的呢？
宋永毅：我们脚下流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时间把我们的起点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遇罗克所提出的一个出身问题，说不同出身的人应当有平等的选择，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我们觉得是一个常识，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遇罗克所提倡的这个平等是不是常识呢？在毛泽东的辞典里，在马列主义的辞典里，这个常识是另外一个东西，讲穿了就是血统论。那时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谁敢说，我和一个出身高干家庭的人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有平等的公民权，有平等的提干机会，谁敢讲这个话？
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不平等，更不用说文革初期那个红色恐怖，煽动了大批无知青年，尤其是高干子女，他们要抢先接班。所以有人说，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是一次流产了的太子党的政变。他们要跨过一切藩篱，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高考，还有一个分数线，他们全部取消，他们要直接成为当然的接班人，然后要成为一个青年法西斯的特权阶级。对于文化的毁坏，破四旧，惨无人道地杀人，这个大家都知道，光北京地区被活活打死的就有近两千人，这还是公安局的不完全统计！
但是，遇罗克所有的文章本质上就是一句话，平等！所以我评论遇罗克的文章就取了一个题目：“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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