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道晖《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
作者：李昌玉 文章来源：观察 点击数：221 更新时间：2009-8-15 22:55:58

大陆媒体终于发声：反右运动必须彻底否定
—— 读郭道晖《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

“……至于那种狂风暴雨的反右大批判，则是在执政党的指使下群众性的诽谤运动(文革中更如此)，从民事权利上说，是对公民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被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

至于作为策动和主持反右的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对受害人进行政治道歉和国家赔偿。

可是迄今，执政党对绝大多数“右派”只采取了所谓“改正”措施(这不失为一个承担政治责任的、得人心的重大举措)，而没有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向被错划的公民、党员正式道歉和赔偿。这是同作为法治国家的政府和作为要“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所应担当的政治责任和应当具备的政德不相符的。”

看官，请听着，以上这些关于反右运动的正义诉求，不是我们这些反右运动受害者几年来络绎不绝地发表在海外网站上的文字，而是北京正式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8期上的一位著名法学家的呼声。他叫郭道晖。据刊物介绍，他有如下头衔：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写的文章叫《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

所谓“追求”，作者认为被毛泽东妖魔化为资产阶级右派的人们，实际上是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宪政者也。

所谓“打压”，作者认为“从法治观点看，将无罪公民‘划’为人民之外的‘右派’当作敌人或罪犯处理，剥夺其政治权利，有的还剥夺其人身权利，投入监狱，这是对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与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至少是犯了过失罪；从程序上说，不经司法机关审判，仅由基层党委依据党的内部文件(如《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以‘党法’代国法，以党委决定代法院审判，由基层党委包办，作出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的处罚，而且不许‘右派’辩护、申诉，更不许翻案，完全剥夺了这些人的诉讼权利。这些都是严重的越权、侵权、违宪行为。”

这篇长达9页的文章，并没有一个文眼：反右运动必须彻底否定，但是，纵览全文，隐然有这样一个中心论点，这就是反右运动必须彻底否定。正是有了这个前提，所以作者在文末从法理、伦理、事理、情理上向执政党提出了上述呼吁。

其实，这些诉求，几年来，中国在世的老右们已经在海外网站上，也在国内通过信件等等方式向中共中央等部门反复地提了出来，都受到置之不理的对待。对于领衔者则以劝说之名，施行打压之实，监听电话，偷看电邮，跟踪行动，阻止聚会，禁止出国，直至抄家等等，费尽心机，不知耗费了“国安、政保”警察们多少的人力物力，但是官方却从来不敢正面回应学术界和老右们诉求的种种问题，却全力封杀一切否定反右的声音，御用学者无一人敢著文证明反右的“正确必要”性。现在，在反右运动52年之后，在国内的媒体上，以一位法学家的身份，如此郑重其事地义正词严地否定反右运动，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们应当感谢郭道晖先生声张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和《炎黄春秋》敢于直面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的道德担当。

1950年元旦，上海的一家大概还没有被接管的《新闻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题词：“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那时，上海解放才半年，周恩来当然要忽悠新解放区的旧新闻人。现在，中共垄断下的全国媒体，不但“报道真实新闻”受到控制和打压，而且“报道真实历史”也受到控制和打压，毛泽东所发动的政治运动，包括反右，都在噤声屏蔽封杀的范围之中。反右运动之受到封杀，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当年担任了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对于造成“扩大化”功莫大焉的邓小平总书记，自命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军委主席邓小平，他也像毛公一样，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对于反右运动定下了“正确的必要的”结论，并且钦定为“正史”写进了一个“历史问题决议”中。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中国政坛上无与伦比的旷世奇才。他们不但操纵了历史的进程，而且知道身前就对自己的功业作出终审裁判，即棺尚未盖，功过自己先论定，以避免身后受到诋毁。在反右问题上，邓公和毛公，一是船长，一是大副，他们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当然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他们要把英名永留身后。

他们要做政治股市上万赢不输的操盘手。

因此，邓小平的“结论”成了他的后继者们拒绝否定反右运动，拒绝给右派补发工资、赔偿损失、公开道歉的挡箭牌。

我们当然能够理解谅解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领袖人物也具有人性的一般弱点，再因为他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力，因此就免不了要行使权力为自己文过饰非、讳疾委过，非要保留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右派，不予“改正”，作为“正确的必要的”结论的依据。

三十年前，在那个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人提出个一个重要的观点：思想解放无禁区。但是现在，在共产党的历史话语系统中，禁区可多可大了，到处都布设了地雷阵。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就是一颗谁敢踩就炸谁的地雷。但是，郭道晖先生绕开了这颗地雷，根本不屑一辩那个所谓“正确必要”的伪问题。

为了证明反右运动“正确”中共中央统战部确定了5个国家级的“不予改正”的右派。他们中的前3名提出了3个最著名的右派理论，所谓“右派三理论”，是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其中最为毛公反感恨之入骨的是“党天下”论。

那么，“党天下”是不是罪不容诛恶贯满盈的“右派理论”呢？郭道晖先生以历史发展的一系列事实予以论证，批评“党天下”不但不是错误，而且正是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他说：

储安平等批评“党天下”，也不过是要求共产党遵守共同纲领、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反对共产党一党君临天下，党权高于一切，其旨意是隐含有挑战共产党独享执政权的意思。但这同邓小平在1941年对“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批评，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党天下”不过是另一种更尖锐的说法。对这类言论不予认同，完全可以公开进行辩论、争鸣或批评，而不应通过政治权力以“反右”名义强行打压、惩罚。

问题还在于，批“党天下”还只是一种政见。没有以暴力或煽动暴力推翻政权。

再则，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然的、世袭的，而是要经过人民选举而得到授权的。即使新中国是共产党“打下的天下”，也要经由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建国前夕正式选举，确认和授权共产党的领袖为国家领导人。共产党才在程序上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1954年宪法及以后各次修宪，虽然在序言中肯定了党的领导，但并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必然或当然是执政党。领导党并不必然就是执政党。解放前我们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就并非全国性的执政党。

1991年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党的领导权不能等同于国家权力，党中央和地方党委不是高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更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见郭道晖：《权威、权利还是权力——党与人大的关系的法理思考》，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1期)当时有的人写文章批判我的这些观点，说是否定党的领导。可是，他们不会料到，11年后，我这句话几乎原样地写入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里边(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曾庆红在他阐释这个决定的文章中特地援引了这句话，说它“精辟概括了我们党的历史教训”。(见曾庆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也援引这句话加以强调。任仲夷在一次谈话中也表示“非常赞同”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这个提法。(见关山：《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可我却因为早说了11年而被批为“离经叛道”。

我们共产党如果不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不肃清“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遗毒，不立新功的话，就有亡党的危险，苏共不是从执政党地位下台，成了在野党了吗?在台湾的国民党不是也一度被赶下来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上面我大段引述了郭道晖的论述，可见连“党天下”也不是离经叛道罪大恶极的言论，那么，其它的右派言论自然都等而下之，无错可批，无罪可诛了。如果毛公有把“党天下”论看作“三言二拍”（注）的雅量，视右派言论为等闲，不大动肝火，不动员全党全国倾力围追堵击，那么中共起码不至于发展到像今天这样不可救药的腐败！据说，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就没有搞诸如反右这样的革命运动，今天众官员却比较清廉。

反右运动距今已经52年了，中共建国则有60年了。当时，毛泽东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选5卷）非常遗憾的是，今天中共反复强调的重中之重的任务竟然是稳定压倒一切。这真是莫大的嘲讽。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每次整了杀了百万计的人，每次都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意义如何如何重大，捕获全胜，决不收兵，可是直到今天，政权的稳定，即社会主义的巩固，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上可有执政60年还稳定不了的政权吗？世界上可有哪个国家有像中国这样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弄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吗？

仍以反右运动而言，当时打右派者，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15岁，假若这些人全都不死，那么，当时48岁以上的右派现在都成了“百岁”老人，因此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多数右派都已经魂归故里。笔者当时是大学生，自然属于“小右派”，如今也已年过75岁，而且身患癌症，是为风烛残年之人，因此对于当年那个被毛泽东称之为右派分子反动分子牛鬼蛇神“这些丑类”“出笼”、“出洞”、“头脑发胀”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必须动员全党全民反击，打了55万或310万右派分子的伟大运动总想在有生之年看到某种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比较差强人意的说法。

郭道晖先生对此有一个不算最新的说法，却是在国内媒体上第一次出现的说法。他说：“对于当年的‘反右’，我认为不应当只是当作一桩历史‘冤案’来看待；对被划为‘右派’的人士和青年学生，也不能只停留在把他们作为无辜受冤者给以同情；而应当从历史高度上加以评价：这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我想，那些被毛泽东诅咒为“把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介绍一个合作社》）的那些年过“百岁”的老右派们，在九泉之下听到神州大地上还有如此赞扬右派为“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宪政运动”的声音，大概会有点事出意外受宠若惊吧？！

毛泽东唯一的遗憾是自以为取得了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可以高举战旗，得胜回朝，却没有能够笑到最后。

郭道晖说：“难怪现今有的年轻人读了当年由法律出版社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学界右派言论集》，觉得要是当年共产党认真听取了这些‘右派’言论，我们早已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了。”反右运动的直接受害者是右派分子及其亲属，但更是祸国殃民，贻害百年！

唯物主义有一句名言：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转移的。诚哉斯言！

（注：三言二拍是五部明代小说的总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

（2009-8-11/13于山东大学附中）

郭道晖简介（摘要“百度”）：

著名法学家，法治思想家，尊称“法治三老”之一。1928年出生，…… 1951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朱镕基入党介绍人。上世纪5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哲学讲师。……郭道晖教授是当代中国法学界站在时代前沿的一面思想旗帜。学术思维敏锐，敢于直言和针砭时弊，观点新颖和富有时代气息，以人民权利的积极倡导者之姿态而著称于当今思想界。其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其代表作中，以黄金般的语言表达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特别是他为人、为学具有高尚风格与节操，追寻时代真理，击水法学中流，表现了高度的学者良知和学者责任。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现在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是，仍然笔耕不辍，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仍十分新颖和前沿，被称誉为“白发青年、皓首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