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16 22:05:58yuluoke
北京警方启动国庆安保“惊雷行动
2009-07-16
北京警方7月1号启动“惊雷行动”,对他们所说的“严重暴力犯罪”展开严厉打击;在短短10天中,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519起。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北京警方通报的数据称,7月1号至10号,北京市“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1095名,打掉犯罪团伙51个”。此前,6月23号,北京市公安系统举行了国庆60周年安保动员誓师大会。
今年的10月1日,是胡温在位期间最后一个“逢十”的国庆节,当局出于对这次国庆的重视而采取“维稳”措施是预料中事;但是,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表示,北京警方的“惊雷行动”不过是以前“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的所谓“严打”运动的翻版。他批评中国警方的执法松严无度、唯领导人意志是从:
“中国始终是个人治的国家,而不是法治的国家。人治的国家呢,它就是把法律作为一种随意处置的工具。所谓“从快从重从严”打击什么犯罪,都是一种运动式的做法。就是运动到来的时候,就是要扩大范围,加强力度。那么运动过后呢,又可能会非常的轻,甚至容忍一些犯罪的蔓延。所以呢就显示出中国法制一个是没有实现,在一个就是法律体系呢随意性非常大,摇摆性也非常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可以给官员随意处置。这应该说是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法律的公正性性,严谨性,系统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所以很多人感到非常迷惑在中国这个法律怎么竟可以像随意可以装扮的小姑娘,应该法律是严肃的,并且是科学的,公正的。它至少有一个相互借鉴的,相互比较的度。”
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7月的头10天中,北京警方的破案率同比上升19%。对此,夏业良说,对嫌疑分子的纵与擒有时是警方用来为自己政绩服务的手段:
“我也知道警方一般有这样一个习惯的做法。就是他们平时知道哪些人,比如:小偷一贯偷东西的,他其实知道这个人偷东西,但是暂时不抓他,他知道抓他很容易。为什么不抓呢?因为他如果把所有能抓的人都抓起来,他就不太好表现业绩了。留着呢上面一个命令说:今天晚上就要抓200人,他立刻就知道这200人 到哪里去抓。”
杭州作家昝爱宗也批评中国的法律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随意性:
“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基本上每逢重大活动之前,都来一次严打。而且我也写过文章说:‘严打有可能破坏到法律的尊严。’因为你严打的时候可能是加重处罚。过了这个重大活动期限以后就变得松打。松打以后就可以从轻处理了。所以说法律就变成一个弹性的法律了。想让它硬就硬,想让它软就软。法律比较随意。”
这位作家说,北京警方的动机之一,是保证国庆大阅兵的顺利举行:
“阅兵它就是要确保万无一失。确保万无一失就可能要把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或者有前科的人都看起来。或者有前科的人再犯一点违法的事情,会不会就因此而把他作为一个惯犯从重处罚。因为中国的法律有一条你累犯或者是惯犯,有两次违法或者是犯罪累加起来,法律对他比较严厉,比初次犯法要严厉。”
从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节目来看,今年10月1日被政府视为重大节日;但是,昝爱宗表示,许多老百姓在国庆60周年到来之际,却感到高兴不起来:
“老百姓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比如:有饭吃,有工作,至于国家怎么样他也不管。他也不太高兴,他也不关心国家的事,他也不喜欢折腾。一般老百姓就想,只要他能在自己的生活能保证的情况下,他不管别的事情。他不管国家的事情。他认为只有国家不折腾他就行了。但事实上,老百姓想做到安分守己或者是平平安安其实也很难。你比如现在从事大规模建设,动不动拆迁,那些想安分守己的人,他的房子给拆迁了,他高兴不起来。农村的地,农民的地他要被征了,他也高兴不起来。他也没法平平安安。也有一些人利益受到侵犯了他就上访。还有很多人他就借助重大活动之前会去上访,但是这几天也给他们自己带来风险。尤其是现在这个高压政策就是国庆之前要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你要是多次上访,那当局可能认为你这人是不安定分子。 不安定分子如果他有个别的违法的犯罪的事情把他揪住了,那可能就严打了。”
据中新社报道,北京市将确保国庆期间刑事案的发案率低于去年奥运会赛时的水平。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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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方7月1号启动“惊雷行动”,对他们所说的“严重暴力犯罪”展开严厉打击;在短短10天中,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519起。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北京警方通报的数据称,7月1号至10号,北京市“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1095名,打掉犯罪团伙51个”。此前,6月23号,北京市公安系统举行了国庆60周年安保动员誓师大会。
今年的10月1日,是胡温在位期间最后一个“逢十”的国庆节,当局出于对这次国庆的重视而采取“维稳”措施是预料中事;但是,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表示,北京警方的“惊雷行动”不过是以前“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的所谓“严打”运动的翻版。他批评中国警方的执法松严无度、唯领导人意志是从:
“中国始终是个人治的国家,而不是法治的国家。人治的国家呢,它就是把法律作为一种随意处置的工具。所谓“从快从重从严”打击什么犯罪,都是一种运动式的做法。就是运动到来的时候,就是要扩大范围,加强力度。那么运动过后呢,又可能会非常的轻,甚至容忍一些犯罪的蔓延。所以呢就显示出中国法制一个是没有实现,在一个就是法律体系呢随意性非常大,摇摆性也非常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可以给官员随意处置。这应该说是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法律的公正性性,严谨性,系统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所以很多人感到非常迷惑在中国这个法律怎么竟可以像随意可以装扮的小姑娘,应该法律是严肃的,并且是科学的,公正的。它至少有一个相互借鉴的,相互比较的度。”
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7月的头10天中,北京警方的破案率同比上升19%。对此,夏业良说,对嫌疑分子的纵与擒有时是警方用来为自己政绩服务的手段:
“我也知道警方一般有这样一个习惯的做法。就是他们平时知道哪些人,比如:小偷一贯偷东西的,他其实知道这个人偷东西,但是暂时不抓他,他知道抓他很容易。为什么不抓呢?因为他如果把所有能抓的人都抓起来,他就不太好表现业绩了。留着呢上面一个命令说:今天晚上就要抓200人,他立刻就知道这200人 到哪里去抓。”
杭州作家昝爱宗也批评中国的法律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随意性:
“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基本上每逢重大活动之前,都来一次严打。而且我也写过文章说:‘严打有可能破坏到法律的尊严。’因为你严打的时候可能是加重处罚。过了这个重大活动期限以后就变得松打。松打以后就可以从轻处理了。所以说法律就变成一个弹性的法律了。想让它硬就硬,想让它软就软。法律比较随意。”
这位作家说,北京警方的动机之一,是保证国庆大阅兵的顺利举行:
“阅兵它就是要确保万无一失。确保万无一失就可能要把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或者有前科的人都看起来。或者有前科的人再犯一点违法的事情,会不会就因此而把他作为一个惯犯从重处罚。因为中国的法律有一条你累犯或者是惯犯,有两次违法或者是犯罪累加起来,法律对他比较严厉,比初次犯法要严厉。”
从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节目来看,今年10月1日被政府视为重大节日;但是,昝爱宗表示,许多老百姓在国庆60周年到来之际,却感到高兴不起来:
“老百姓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比如:有饭吃,有工作,至于国家怎么样他也不管。他也不太高兴,他也不关心国家的事,他也不喜欢折腾。一般老百姓就想,只要他能在自己的生活能保证的情况下,他不管别的事情。他不管国家的事情。他认为只有国家不折腾他就行了。但事实上,老百姓想做到安分守己或者是平平安安其实也很难。你比如现在从事大规模建设,动不动拆迁,那些想安分守己的人,他的房子给拆迁了,他高兴不起来。农村的地,农民的地他要被征了,他也高兴不起来。他也没法平平安安。也有一些人利益受到侵犯了他就上访。还有很多人他就借助重大活动之前会去上访,但是这几天也给他们自己带来风险。尤其是现在这个高压政策就是国庆之前要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你要是多次上访,那当局可能认为你这人是不安定分子。 不安定分子如果他有个别的违法的犯罪的事情把他揪住了,那可能就严打了。”
据中新社报道,北京市将确保国庆期间刑事案的发案率低于去年奥运会赛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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