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26
我时常在想，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王宝玉对中共政权屠杀学生和市民，非常愤怒，以驾驶飞机，投奔自由，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非常珍惜自己的声誉，担心去台湾会成为两岸国共政权争斗的筹码，会被台湾的媒体大肆报道，王宝玉也不愿意得到了多少金条。原本是向往自由民主，却被宣扬成支持台湾的南宋小朝廷。

台湾确实比大陆民主得多，但是台湾被李登辉、陈水扁这些人搞得乌烟瘴气，使得台湾的国会，成为美国电视体育节目的招牌节目。台湾的政客以自己的一己私利，绑架了台湾的民主。凡是原本向往自由民主的人，都会被台湾的政客，试图拉到自己的阵营，成为这些政客谋取权力的筹码和工具。

而另外一些人，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欺骗、撒谎、吹牛、胡说，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无所不用其极。别人的情况，象王宝玉，我是听他亲口说的，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声誉，而且还想到因为自己的行动，可能给民主运动带来的负面效应。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九三年出牢房以后，很多朋友都说，我为什么这么傻？把大好年华扔在牢房里。为什么不早早地跑到香港、台湾，再去美国、英国、法国？一个《人民日报》编辑记者，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在校大学生。那些学生，一个个去了美国、英国、法国，成为明星，写书、拍电影，赚大钱。有的还生产中共的配套的软件，为中共政权的苟延残喘，添砖加瓦。当然，自己也会得到大笔的钞票。

为了钱，为了名，为了权，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而我这样的《人民日报》编辑记者，在 “六四”屠杀以后，在中国各地，辗转逃亡，直到年底。逃亡的生活，实在熬不下去了，才想起去香港、台湾。而此时，已经困难重重。被人出卖领赏，遭逮捕进牢房。

在“六四”后逃亡的半年多时间里，当初我逃亡的朋友，劝我去香港、台湾，并愿意提供各种帮助，我却拒绝了他们的好意。我当时的想法与王宝玉有点相像。如果“六四”后逃往香港、台湾，会被人误解，参加民主运动，就是为了自己能过上香港、台湾人的生活。如果一直留在大陆，与中国人一起忍受苦难，对老百姓理解民主运动有帮助。直到熬不下去，才想起逃亡到香港、台湾，可是时机已经错过了。

九三年出牢房以后，共产党让我的朋友动员我出国，我还是不愿意走。直到一九九六年，实在活不下去，才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

可是，九六年的海外，民主运动已经被一些明星搞臭了。我们想以自己的一技之长，继续用编辑记者的专业，为民主运动助势，也为自己谋生，却无法如愿。我又不愿意去造谣撞骗，只能去做苦力，到中餐馆送外卖，到电话公司拉客户，最后在一家教会学校做清洁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Copyright © 1998-2009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印本文 电邮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