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命， 不懈求索 – ”（图）
2009-06-19
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中国第三大河――淮河从一九八零年代开始变成了又黑又臭的污水河时，两岸出现了许多癌症村。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村庄，人口只有两千多，但在十余年间死于癌症的官方承认的人数达一百多，村民透露的数字比这高出两、三倍! 这时，淮河岸边出现了一个民间环保组织 – 淮河卫士 －它为改善淮河的污染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它却不受地方政府的欢迎。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的特别报道。


霍岱珊拍摄

图片：污染严重时的淮河（霍岱珊拍摄）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淮河卫士”负责人霍岱珊告诉我说，这首从1950年代起就在中国广泛传唱的歌曲就是以淮河为背景创作的。那时的淮河清澈见底，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但是到了1990年代，淮河彻底变了样。

淮河污染严重，戴防毒面具到河边拍照




图片：花朵拒绝污染 － 淮河支流沙颖河边的河南沈丘县魏店镇一所中学的学生要戴着口罩上课。（霍岱珊拍摄并提供） 霍岱珊说起1999年他到淮河边拍照的经历：“（我）首先拍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要戴口罩才能上课的。这个学校就在一个水闸傍边。学校是这个状态，河流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去看。当时看到河水很黑、很臭，有很多的死鱼。我就想把这拍摄下来。等我把机器调整好，就觉得呼吸不顺畅。我调焦点时，调准了，一会儿又不准了，我就感到是毒气在起作用了，就赶快撤了。第二天我找了人，戴着防毒面具再去河边，就没事了。”

霍岱珊拍照的地方在河南省沈丘县槐店镇的沙颖河边。沙颖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就在霍岱珊拍照后不久的2000年5月，在安徽阜阳七里长沟的沙颖河边，一些农民试图从河中担水浇地，结果河水散发的浓厚的硫化氢气体造成了六死四伤的悲剧。

淮河支流沙颍河边的癌症村

淮河边的悲剧何止这一起。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就在沙颖河边。由于该村地势低洼，加上环绕村庄的三条沟渠直通沙颖河，所以整个村庄被包围在污水之中，这些地表的污水进而污染村民赖以生存的地下水，黄孟营村患癌症的村民大幅度增多，成为名副其实的癌症村。该村村民黄海连告诉本台说，他的母亲和妻子最近分别死于癌症，两人去世的日子相差只有大约一个月：
“我母亲脸上长了一个瘊子，后来变成癌。”
记者：那您太太呢？
黄海连：她是肺癌。四年前，她在黄孟营卫生室接受治疗。有一天吐了很多血。后来把她送到槐店，一检查，发现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记者：那您老伴抽烟吗？
黄海连：不抽烟。

黄孟营村到底有多少人死于癌症？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数字，从1990年到2005年间，总人口大约两千五百人的黄孟营死于癌症的达到116人。但是黄孟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非常了解情况的村民告诉本台，实际数字似乎比这高出很多（我在制作节目时对他的声音做了技术处理）：
“记者：你们那儿自从污染开始后因为癌症死了多少人？
村民：这个我不能跟你说实话。说了实话我会有很多麻烦的。
记者：就是这个数字很高？
村民：唉，数字很高。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说实话的。
记者：大概是多少？几百、上千？
村民：不上、不上，几百人吧，大概一百多人吧。
记者：这个一百多人肯定不是实话。
村民： 嘿嘿……
记者：有两、三百？
村民：对这个数字我还是保守的……”

两千五百人的村子，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死于癌症的人达到至少两、三百人！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 ，沈丘县的癌症高发村有近20个！而且沈丘县在1972年的癌症发病率是万分之一，2007年则高到万分之三百二十！

如此触目惊心的现实，政府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新闻舆论界就看不到这方面的东西。除了国家环保局的报纸《中国环境报》外，其他（媒体）都把它作为负面的东西，很少见到（有关污染的报道）。”

这是安徽作家、《淮河的警告》一书的作者陈桂棣。他说的是1995、1996年间。官方媒体很少报道淮河的污染，但是1994年淮河污染的一次大爆发迫使中国国务院颁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提出1997年污水排放达标和2000年水质变清的治理目标。1997年底，淮河沿岸各地纷纷宣布治理达标。但是，一个民间环保人士，用他在淮河两岸拍摄的大量照片，揭露了这一谎言。他就是河南省沈丘县的霍岱珊。

淮河边的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 – 淮河卫士

今年56岁的霍岱珊原是《周口日报》的摄影记者。1998年他辞去公职，开始对淮河流域进行环境污染情况的考察，从此走上民间环保的不归路。那么他为何辞去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而去自费专职做环保呢？

“他的去世对我的影响很大。”

霍岱珊提到的这个“他”，是他儿时的朋友倪安民。倪安民在1998年去世前是霍岱珊曾经戴着防毒面具去拍照的魏店镇的镇长。倪安民死于癌症。他的前任镇长也是死于癌症。霍岱珊说，倪安民非常关注环境问题，但是却无力带来根本的转变。在倪安民病重期间，霍岱珊去看他：
霍岱珊：“他就说：‘我身体不行了，我做不了了，我支持你去做。’ 他还说，你和别的记者不一样，你是我们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你不替我们说话谁替我们说话？后来不久他就病故了。那就没有什么犹豫的了。一做就做到现在。”
记者：您母亲也是得癌症去世的，是吗？
霍岱珊：是。
记者：也是在淮河边上？
霍岱珊：对。那个时候，我们家边的河水是红色的。经常发现鸭子、鹅不见了，就到河里去找，就死在水里面。
记者：您母亲去世是不是对您影响很大？
霍岱珊：这个我一直有一个求证的心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癌症？一求证就求证到水里了。”

在对淮河流域进行考察后霍岱珊发现，淮河污染的主要源头是两岸无数的企业。虽然中国政府从1994年开始，为了治理淮河污染，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很难落实，一些企业使用种种欺骗手段把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霍岱珊发现，沙颖河边的“莲花味精集团”每天排放污水达12万吨，占沙颖河整个排污量的60％。霍岱珊认为莲花味精在环保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诚信：“他们的老总在国家验收他们污水处理达标的时候，就从他们污水渠道里舀起来一杯水，而且当众就喝下去了，说我们处理的污水不仅达标，而且达到饮用水标准。这是个弥天大谎。（记者: 其实那不是处理的污水。）那是地下水。”

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给莲花味精下达一千万元的罚单，责令其加强对污水的处理。同一年，霍岱珊建立了淮河流域的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 – 淮河卫士。他不再一个人行动，而是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密切监督莲花味精的排污情况：“我们叫他们进行环境信息公开。你生产过程中用了多少水，污染了多少水，这些污染物质浓度是多少，通过治理，达到什么状态，排放了多少，排放到哪里去了，我们叫他们都公开。（记者：你们说的话他们听吗？）听。”

2005年莲花味精集团进行了领导班子大换班，该集团所在的项城市环保局局长原来是莲花集团老总的女婿，也被撤换。霍岱珊和其他志愿者们密切监视他们的排污口，一发现问题就向政府环保部门，包括中国环保部直接报告。这迫使莲花集团不得不正视环保问题。

“我们把环保看成是企业的生命线。环保搞不好，企业就没有了生命。”
这是莲花集团公司环保部的负责人之一严二鹏。他说环保被视为是企业的生命线，确实不假。因为2007年中国环保总局对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四大流域进行“流域限批”的处罚，也就是暂停这些地区所有新建项目的审批，直到这一地区违法项目整改结束。霍岱珊说，如果他们不是在这之前开始重视污水处理，莲花集团很有可能会被政府关闭。严二鹏透露说，多年来，莲花集团投入巨资改善废水处理技术：“这个钱花了不少，从96年开始治水以来，大概是三个亿左右吧。（记者：这三个亿都是你们集团的投资还是有政府的投入？）有政府的投入。”

严二鹏表示在莲花集团环保意识转变的过程中，霍岱珊和他的淮河卫士起到了很大作用：“淮河卫士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一是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这块，二是从排水是否达标、现场取样方面。（记者：他们一个民间组织，而你们是一个大型的国企，他们来监督你们，你们感觉如何？）对我们的工作是个促进，有压力才能进步。”

莲花集团在环保方面的转变被霍岱珊称为“莲花模式”，并引以为自豪。霍岱珊说，现在他们排出来的水达到甚至超过国家标准。除了监督排污企业外，已经拥有1000多名志愿者的淮河卫士还通过各种方式让癌症村的真实情况广为人知，尤其是向上级政府说真话，迫使政府投资为村民打深水井。癌症村黄孟营的村主任王林生说，现在癌症发病率大幅下降：“自从政府打了深水井之后，癌症发病率大幅度下降。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还有十来个人（癌症患者）吧。（记者：这个深水井是不是霍岱珊他们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可以说这个深水井占霍岱珊百分之九十五的功劳。虽然政府投资，但是如果没有霍岱珊，也可以说这个村是不会吃上自来水的。（记者：他主要是起的什么作用呢？）他主要是宣传，才引起上级政府重视的。”
但是，由于地下水不可再生，而且打深水井成本昂贵，最近一段时间，淮河卫士的主要工作项目之一就是开发生物净水器，采用生物膜技术，平均一个村民仅花50元人民币就可以永久解决饮水问题。这个项目最近还赢得了中国水创意公益提案金奖。霍岱珊说，他希望能够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推广这一技术：“这是一条路，有这个打算，走一走试试吧。”

霍岱珊以其个人和发动民众的力量，迫使政府在沙颖河污水治理方面，如实落实政府自己的法规，并投入资金改善受害百姓的饮水水源，他因此被评为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之一。中国环境总局演变成的环保部把他和淮河卫士视为是环保部放在淮河的“一双眼睛”，有污染的情况，霍岱珊可以直接打电话到环保部汇报。

环保之路崎岖坎坷

但是，这些年来淮河卫士进行环保工作并不顺利。

“我在一个下午看了八个排污口，拍了照片。回家的路上，后面有摩托车追上来，在我面前停下了车……”
霍岱珊说到2000年六月他被不明身份的人士殴打的事情：“回头一看，一辆小轿车也开过来，在我面前停下，把我夹在中间，他们车上的人下来不由分说就打。当时我还和他们争辩为什么打人，他们就说为什么打人你自己知道，不该你管的事情就不要管。这就很明显了。（我被打得）像个大熊猫似的，鼻青脸肿。我在外面找了一个地方休养了七、八天，等淤血散尽了才回家。”
霍岱珊的儿子霍敏杰说，听说父亲被打后，都在外地做美术设计工作的他和哥哥辞职回到任丘老家，做起了父亲的保镖和帮手：“无论如何我是要保护好我的父亲。后来我们就一起去拍照片。我帮他放哨他拍，他帮我放哨我拍。这样就比以前安全得多了。”

这些年来，霍家父子都是用自己的积蓄来做环保工作，靠平时打一些零工、开计算机修理店维持生计。
我问霍敏杰象他们这样的草根民间环保组织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直率地说到是地方政府支持不够：“政府不给民间组织开绿灯，我们寸步难行啊！肯定是一少数（政府官员），怕影响他们的政绩，影响他们的利益。他们会找我们谈话，叫我们少惹事，少让媒体来，不要曝光不好的东西。”
抱怨地方政府不支持的还不仅仅是霍敏杰：
“政府方面它不仅不支持，他还控制。”
这是任丘县刘湾镇的吴月容。她是淮河卫士的志愿者，非常关注他们当地的污染情况：
“他们控制不让霍岱珊到我们这儿来了，他们说他来会败坏我们这儿的名誉。他们也叫我不要管（环保的事情）了，说对我没有好处。霍岱珊从那以后也很少来了。
记者：老百姓希望他来吗？
吴月容：当然希望他来。”

霍岱珊也向我证实，他确实不受一些地方官员欢迎。但是刘湾镇镇政府一名官员王峰在接受记者质询时，却表示对霍岱珊不受欢迎的事情不知情：“这个我不大清楚。霍岱珊现在很有名气的，怎么不受欢迎呢？（记者：您作为一个镇领导干部，您会欢迎他来吗？）那当然了，他监督是个好事嘛，对不对？”

沈丘县的环保志愿者，今年70多岁的退休工人王保才告诉本台，有时候他们向地方环保部门反映问题，还会遭到报复：“现在做这个腐败太厉害。有了事，你跟他（政府干部）说，他给你找事，对你威胁，说你找他的难堪。”

淮河卫士本来有自己的网站。但是在刊登一篇批评地方官员的文章后，现在网站一直打不开。另外，淮河卫士有1000多名志愿者，但是霍岱珊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愿公开身份，以免遭到打击报复。黄孟营村的村主任王林生在2003年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采访时就污染方面的问题说了真话，结果被免除了他当时担任的村支书的职务。王林生说起这段往事，仍然感到很委屈：“你反正受到那个（撤职）是低人一等。（记者：怎么低人一等呢？）你干的好好的，也没犯什么错就被免职，还不低人一等？我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我的手机、家里电话都受到监控，现在我的手机、家里电话都不能改号。”

不过，王林生仍然得到村民的信任。2008年底村委会选举时，他又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他说现在村中的生活污水排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也不敢再邀请霍岱珊来村中解决问题了，否则他会有麻烦…

其实,并不仅仅是淮河卫士得不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这在中国是很多民间组织遇到的共同的问题。淮河流域另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绿满江淮”原负责人之一龙海铮告诉本台说，为了生存，“绿满江淮”的一个策略就是不与政府对抗：“因为你第一是要生存，不能过激做一些违背现实的事情，那样的话，你可能自己还没叫出声自己就没了。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策略和尺度。”

龙海铮举例说，污染严重的太湖边上的江苏宜兴周铁镇的农民吴立红因为举报了很多污染企业，而在2007年被以“诈骗”和“敲诈勒索罪”判处三年徒刑。但是，了解他的人，包括一些中国媒体的报道，都说他是因为环保触犯一些人的利益而遭到打击报复。

不过，霍岱珊却一再强调，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缓慢，主要原因不是政府政策不力，问题是出在地方政府看重利益：“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当中，就特意提到了要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2005年国务院在一个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决定中，同样又提到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但是到了地方就不一样了。我感觉政府是有了这方面的政策，只是在地方执行的过程中，特别是地方一些领导对民间组织及其发展是有看法的。还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为了获得官方的说法，我多次试图采访沈丘县环保局的官员，但是他们都拒绝接受采访。美国《纽约时报》4月18号报道，目前随着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带来严重打击，中国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速在8％，保证就业，而正在放弃胡锦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政府放行大批污染企业…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有三亿多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70％的河流湖泊受到污染…

（霍岱珊唱“一条大河”）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霍岱珊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这首他非常喜欢的歌。这首歌里充满了他儿时对淮河愉快的回忆，也是他对淮河未来的憧憬。尽管现在的淮河已经比几年前清多了，但是污染仍然很严重。淮河有没有可能恢复往日的清澈？这个问题谁能回答？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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