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25 17:36:33yuluoke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ౙ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简报 更新版
作者：知情人 文章来源：参与 点击数： 133 更新时间：5/18/2009 12:32:46 PM
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参加了会议。
2009年5月10日 北京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简报
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参加了会议。
这天正好也是母亲节，会上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致敬；并静默3分钟，向六四遇难者志哀。
研讨会涉及了丰富的议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
第一个发言的钱理群教授深情地说，他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动因。一是出于教师的良知，20年前，许多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作为教师，未能保护他们，一直心怀内疚，因为保护受难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北大的传统。90年前的“五四”，当学生被捕，挺身营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长。学生牺牲而不能保护，已经欠了一笔债；学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说话，就是愧为人师。其次，是出于学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为六四平反，而学者却必须将六四写入历史，进行学理的讨论与研究。
周舵讲了他在1989年从4月中旬到6月4日的经历，其中包含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重要事件的细节，这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和各自的回忆，并引发了关于“拒绝遗忘还是保持集体沉默”的热烈发言。
徐晓回顾了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并向大家发问：“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到拒绝遗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续记忆；但是，面对一个看起来日益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权，面对一个以实用主义、犬儒主义为主流的社会，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坚持与坚守对抗的姿态？”
崔卫平认为，“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这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定的责任。”她还问：“在六四20周年之际，我愿意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莫之许说，20年来抵抗遗忘的斗争获得了显著成果，这既来自于市场化、全球化的社会进程，还来自于互联望网的恩惠。这一胜利的成果已然进入了新一代的生活，当他们遇到权力的暴虐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之与20年前的悲剧联系起来。从而，六四日渐成为当下反对垄断权力，反对专制政体的精神资源、象征符号和认同基础，通过这一纽带，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李海谈到了六四如何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后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感到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降低这种影响，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轨道。
刘自立从历史纵深的维度，以“启蒙、秩序和反革命”为题，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从五四到六四的重大变化和事件：“从五四开始的国家主义和个体主义争夺话语权，转变成为人民革命；废黜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又转型为红色革命文化，继而消灭一切文化；1949年代表民主转变成为独裁极权；1966年文革代表极权主义人民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统治的结合；改革之1978年，代表极权主义取消革命。后六四政权，以建立中国价值，对抗普世价值。”
张耀杰论文的题目是“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对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的渐进改良主张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的激进革命态度，认为六四时“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借口。”并建议现在“维权人士也应该提出‘刚性抗争’和‘韧性抗争’的概念”。
秦晖在发言中将六四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在运动模式、结果等方面做了比较。他认为六四民主运动发生在一个组织资源极度贫乏、政府与民众极度缺乏互信、互动关系的社会中，但中国的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组织较快，诉求和行动都十分理性、和平，干得不错。针对六四镇压产生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说法，他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从一次事件就总结出历史规律，他指出，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只有时间的先后关系，而很难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研讨会多篇论文指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分水岭，六四带来一个视野是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田晓青提出，六四之前的合法性虽然不是建立在民意的自由表达之上，但有一种借助于革命权威的合法性：自称争取自由民主，反抗反动派的压迫和不义；由宣传造成的想象——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专人民的敌人的政；以及实行改革得到拥护产生的合法性。但六四的暴力却是纯然非法的，取消了有关合法性的想象，自此，权力之依托从合法性转向有效性（去意识形态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义（政治）目标被取消，党也从意识形态集团转变为利益集团。
徐友渔宣读论文时指出，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昭示了紧迫性，并准备了思想条件。
六四之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于现状的认识和分析，是与会者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殷玉生认为，六四之后，政府的意识形态基本失效，统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掩盖了几乎所有的矛盾，但从发展中权贵获益多，底层民众获益少，当民众的觉悟和要求提高时，反抗的成本会降低，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将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引发政治转型。王俊秀说，六四以后中国的变化有两点，第一，20年来形成了一个畸形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上表现为低人权福利保障的出口发展战略，形成了一个资本与权贵结合的新垄断阶层；第二是2003年以后兴起了公民维权运动，《零八宪章》是公民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梁晓燕谈到了“八九”一代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思想、精神状态的差别，她曾经请几个年轻人看卡玛拍的《天安门》，他们对于“八九”一代年轻人眼神中透露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眼神，感到十分陌生和吃惊。今天年轻人遭受现实生存压力，生活、思想空间受到极度挤压，精神状态呈现荒芜景象。不过，在这种大的冷漠气氛中也出现了某种希望，这就是近几年大量志愿者的出现，他们身上体现的承担责任和献身的精神，与“八九”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接。
维权律师滕彪指出，现在的维权运动是建立在八九民主运动的基础上的，80年代民主运动采取当时的形式，是与那时的政治环境相联系的，而现在的维权运动主要通过个案参与、网络媒体、民间联合等方式，推进人权、法治，从而推动政治体制转型。通过维权抗争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受到侵权的人越来越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极权-后极权体制与人性是敌对的。在互联网时代，维权的方式更多元化。从瓮安事件、杨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现存统治的基础正在逐步丧失，公民社会力量在渐渐成长，政治转型形一定会发生。
郭于华指出，想要结束历史悲剧，惟有真实、彻底地记住历史——真实的民主运动。惟有历史的真相是“狼奶”的解毒剂，而在这方面我们依旧任重道远。郭于华还指出，当下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抗争能力是在抗争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指望统治集团自动地放权，或释放空间。
郝建的发言题目为“从六四民主运动看中国执政者与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态”，他试图借用心理学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paranoia）来分析这种心理状态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分析走出这种负面心理状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六四前后中国执政者的种种言行来看，他们中的主要决策者存在着夸大威胁、有偏见地选择证据从而走向偏执反应的情况。受迫害妄想心态在中国百姓中也有表现，而在六四之后，过分夸大执政者的能力，过分夸大执政者的非理性状况成为中国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围。
张博树在其论文中指出：“六四的血腥结局，显然与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者的‘敌对思维’逻辑直接有关。在这个逻辑中，真正的爱国者变成了‘颠覆者’。20年后的今天，党专制的体制已经发生深刻的衰变，‘敌对思维’逻辑对当政者来说已经彻底转化为抗拒宪政民主、抗拒人类普世文明、维护党专制体制的手段。然而，这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已经开始挣脱原来束缚自己的‘敌对思维’传统，我们一方面主张现存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它最终将被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所取代；另一方面，我们不把当政者视为‘敌人’，而是人们顺应历史大势，成为改革的促进者而不再是阻碍者。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基点，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
在会议自由讨论的环节中，针对“以流血换取稳定”的说法以及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家展开了认真严肃的讨论。对于这些为开枪镇压辩护的说法，与会者不予认同，认为这样的逻辑是拿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实际上目前中国社会严重贫富不均，充满各种危机。围绕“敌对思维”的提法，研讨会进一步展开了有关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
附件二：研讨会论文选登
1、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2、张博树：“论敌对思维--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而作”
3、徐友渔：“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
4、张耀杰：“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
5、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
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钱理群
时间愈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愈是能够得到彰显。而且其意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本文所要强调与讨论的是，1989年的这场有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国家公务人员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在建国六十年来中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意义。
（一）
我们先要做一个历史的回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揭露与批判：“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
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子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社论《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并且有了这样的“庄严承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的文章《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可以说，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中间派的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高举了以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旗帜；大权在手的国民党也就是因为剥夺了人民、知识分子的自由，终于被人民、知识分子所抛弃。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1954年所主持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居住与迁徙等广泛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这都是在履行当年的承诺，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条“依宪治国”的道路：这也是许多善良的人们和知识分子所期待的。
但以后的历史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之路。就我们这里讨论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而言，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首先是1955年5月（距离宪法公布不到一年）发动的镇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以及随后开展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两个运动不仅开了一个剥夺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先例，而且提出了“舆论一律”的原则，从而为任意罗织“反革命”罪名，剥夺公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违反宪法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1956年，又借所谓“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出版社、书店、报刊完全变成国营，实行国家对新闻、出版的全面而严密的控制，这就从根本上淘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经济基础。人们不免要想起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是怎样为民间出版自由而鼓吹、辩护的：“文明国家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为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出版事业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出版法之修正》）。现在，却要将民间出版事业根本摧毁，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就需要国家垄断，而不要人民自由了。而这样的垄断，对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就是致命的。
作者：知情人 文章来源：参与 点击数： 133 更新时间：5/18/2009 12:32:46 PM
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参加了会议。
2009年5月10日 北京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简报
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参加了会议。
这天正好也是母亲节，会上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致敬；并静默3分钟，向六四遇难者志哀。
研讨会涉及了丰富的议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
第一个发言的钱理群教授深情地说，他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动因。一是出于教师的良知，20年前，许多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作为教师，未能保护他们，一直心怀内疚，因为保护受难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北大的传统。90年前的“五四”，当学生被捕，挺身营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长。学生牺牲而不能保护，已经欠了一笔债；学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说话，就是愧为人师。其次，是出于学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为六四平反，而学者却必须将六四写入历史，进行学理的讨论与研究。
周舵讲了他在1989年从4月中旬到6月4日的经历，其中包含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重要事件的细节，这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和各自的回忆，并引发了关于“拒绝遗忘还是保持集体沉默”的热烈发言。
徐晓回顾了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并向大家发问：“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到拒绝遗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续记忆；但是，面对一个看起来日益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权，面对一个以实用主义、犬儒主义为主流的社会，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坚持与坚守对抗的姿态？”
崔卫平认为，“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这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定的责任。”她还问：“在六四20周年之际，我愿意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莫之许说，20年来抵抗遗忘的斗争获得了显著成果，这既来自于市场化、全球化的社会进程，还来自于互联望网的恩惠。这一胜利的成果已然进入了新一代的生活，当他们遇到权力的暴虐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之与20年前的悲剧联系起来。从而，六四日渐成为当下反对垄断权力，反对专制政体的精神资源、象征符号和认同基础，通过这一纽带，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李海谈到了六四如何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后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感到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降低这种影响，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轨道。
刘自立从历史纵深的维度，以“启蒙、秩序和反革命”为题，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从五四到六四的重大变化和事件：“从五四开始的国家主义和个体主义争夺话语权，转变成为人民革命；废黜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又转型为红色革命文化，继而消灭一切文化；1949年代表民主转变成为独裁极权；1966年文革代表极权主义人民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统治的结合；改革之1978年，代表极权主义取消革命。后六四政权，以建立中国价值，对抗普世价值。”
张耀杰论文的题目是“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对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的渐进改良主张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的激进革命态度，认为六四时“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借口。”并建议现在“维权人士也应该提出‘刚性抗争’和‘韧性抗争’的概念”。
秦晖在发言中将六四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在运动模式、结果等方面做了比较。他认为六四民主运动发生在一个组织资源极度贫乏、政府与民众极度缺乏互信、互动关系的社会中，但中国的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组织较快，诉求和行动都十分理性、和平，干得不错。针对六四镇压产生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说法，他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从一次事件就总结出历史规律，他指出，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只有时间的先后关系，而很难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研讨会多篇论文指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分水岭，六四带来一个视野是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田晓青提出，六四之前的合法性虽然不是建立在民意的自由表达之上，但有一种借助于革命权威的合法性：自称争取自由民主，反抗反动派的压迫和不义；由宣传造成的想象——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专人民的敌人的政；以及实行改革得到拥护产生的合法性。但六四的暴力却是纯然非法的，取消了有关合法性的想象，自此，权力之依托从合法性转向有效性（去意识形态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义（政治）目标被取消，党也从意识形态集团转变为利益集团。
徐友渔宣读论文时指出，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昭示了紧迫性，并准备了思想条件。
六四之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于现状的认识和分析，是与会者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殷玉生认为，六四之后，政府的意识形态基本失效，统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掩盖了几乎所有的矛盾，但从发展中权贵获益多，底层民众获益少，当民众的觉悟和要求提高时，反抗的成本会降低，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将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引发政治转型。王俊秀说，六四以后中国的变化有两点，第一，20年来形成了一个畸形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上表现为低人权福利保障的出口发展战略，形成了一个资本与权贵结合的新垄断阶层；第二是2003年以后兴起了公民维权运动，《零八宪章》是公民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梁晓燕谈到了“八九”一代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思想、精神状态的差别，她曾经请几个年轻人看卡玛拍的《天安门》，他们对于“八九”一代年轻人眼神中透露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眼神，感到十分陌生和吃惊。今天年轻人遭受现实生存压力，生活、思想空间受到极度挤压，精神状态呈现荒芜景象。不过，在这种大的冷漠气氛中也出现了某种希望，这就是近几年大量志愿者的出现，他们身上体现的承担责任和献身的精神，与“八九”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接。
维权律师滕彪指出，现在的维权运动是建立在八九民主运动的基础上的，80年代民主运动采取当时的形式，是与那时的政治环境相联系的，而现在的维权运动主要通过个案参与、网络媒体、民间联合等方式，推进人权、法治，从而推动政治体制转型。通过维权抗争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受到侵权的人越来越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极权-后极权体制与人性是敌对的。在互联网时代，维权的方式更多元化。从瓮安事件、杨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现存统治的基础正在逐步丧失，公民社会力量在渐渐成长，政治转型形一定会发生。
郭于华指出，想要结束历史悲剧，惟有真实、彻底地记住历史——真实的民主运动。惟有历史的真相是“狼奶”的解毒剂，而在这方面我们依旧任重道远。郭于华还指出，当下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抗争能力是在抗争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指望统治集团自动地放权，或释放空间。
郝建的发言题目为“从六四民主运动看中国执政者与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态”，他试图借用心理学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paranoia）来分析这种心理状态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分析走出这种负面心理状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六四前后中国执政者的种种言行来看，他们中的主要决策者存在着夸大威胁、有偏见地选择证据从而走向偏执反应的情况。受迫害妄想心态在中国百姓中也有表现，而在六四之后，过分夸大执政者的能力，过分夸大执政者的非理性状况成为中国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围。
张博树在其论文中指出：“六四的血腥结局，显然与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者的‘敌对思维’逻辑直接有关。在这个逻辑中，真正的爱国者变成了‘颠覆者’。20年后的今天，党专制的体制已经发生深刻的衰变，‘敌对思维’逻辑对当政者来说已经彻底转化为抗拒宪政民主、抗拒人类普世文明、维护党专制体制的手段。然而，这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已经开始挣脱原来束缚自己的‘敌对思维’传统，我们一方面主张现存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它最终将被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所取代；另一方面，我们不把当政者视为‘敌人’，而是人们顺应历史大势，成为改革的促进者而不再是阻碍者。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基点，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
在会议自由讨论的环节中，针对“以流血换取稳定”的说法以及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家展开了认真严肃的讨论。对于这些为开枪镇压辩护的说法，与会者不予认同，认为这样的逻辑是拿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实际上目前中国社会严重贫富不均，充满各种危机。围绕“敌对思维”的提法，研讨会进一步展开了有关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
附件二：研讨会论文选登
1、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2、张博树：“论敌对思维--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而作”
3、徐友渔：“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
4、张耀杰：“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
5、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
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钱理群
时间愈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愈是能够得到彰显。而且其意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本文所要强调与讨论的是，1989年的这场有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国家公务人员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在建国六十年来中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意义。
（一）
我们先要做一个历史的回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揭露与批判：“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
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子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社论《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并且有了这样的“庄严承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的文章《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可以说，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中间派的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高举了以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旗帜；大权在手的国民党也就是因为剥夺了人民、知识分子的自由，终于被人民、知识分子所抛弃。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1954年所主持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居住与迁徙等广泛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这都是在履行当年的承诺，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条“依宪治国”的道路：这也是许多善良的人们和知识分子所期待的。
但以后的历史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之路。就我们这里讨论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而言，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首先是1955年5月（距离宪法公布不到一年）发动的镇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以及随后开展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两个运动不仅开了一个剥夺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先例，而且提出了“舆论一律”的原则，从而为任意罗织“反革命”罪名，剥夺公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违反宪法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1956年，又借所谓“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出版社、书店、报刊完全变成国营，实行国家对新闻、出版的全面而严密的控制，这就从根本上淘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经济基础。人们不免要想起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是怎样为民间出版自由而鼓吹、辩护的：“文明国家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为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出版事业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出版法之修正》）。现在，却要将民间出版事业根本摧毁，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就需要国家垄断，而不要人民自由了。而这样的垄断，对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就是致命的。
这样的违背承诺，违反宪法，在1957年的鸣放中就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提出“要向三个主义（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索还被它蹂躏的新闻自由”，“应该喊出‘民主办社’、‘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而打破党和国家垄断，办“同人出版社，报纸，刊物”更成为普遍的要求，南京的几位作家并且已经行动起来，筹办同人刊物《探索者文学月刊》，还发表《启事》，公开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办刊方针。（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在大学校园的民主运动中，学生除自出壁报，自办刊物外，还试图建立学生自治组织，像北京大学的《广场》，就不仅宣布自己是一个“同人刊物”，提出“舆论自由”，“取消出版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还提出要“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因此，我曾经指出：“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民间自觉的政治参与“（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1957年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这正是“六四”的先声：由此而开启了建国后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
而这样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所有提出“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要求的知识分子，以至同情者，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右派”。同时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批判，据说“不论用什么说法，主张新闻自由也好，主张办同人报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而不受控制的民间报纸，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并存的”（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由此而确立了两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党对言论、出版、结社的绝对控制，国家对新闻出版的绝对垄断，这就是反右以后所确立的“五七新闻体制”，是一直坚持到今天的。
这样的新闻体制，就为毛泽东所设想的“舆论一律”的统治秩序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一切具有独立思想，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视为“敌人”，而一旦宣布为“敌人”，就要实行“专政即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让他们“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毛泽东：《驳“舆论一律”》）。而且，这样的被“专政”的“敌人”是越来越多的，可以说，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运动，就增加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敌人”，从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1964年四清，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从党外到党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到“修正主义总头目”国家主席，都被公开剥夺一切自由。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市民，在严密的思想控制下，也不可能有任何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就是毛泽东所追求的“全面专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里需要略作澄清的是，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大民主”，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不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为了达到发动群众反对党内反对派的目的，对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革命”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和普通民众给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以后又发展为“大串联”的自由，成立“群众组织”的自由，等等，这对冲破反右以后所建立的党的官僚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样的“大民主”，从一开始就具有“群众专政”的性质。我在分析了当时的“红卫兵宣言”以后，曾有过这样的判断：“这样的根本排斥‘人情，温情’的，反人道主义的‘造反’，这样的‘无法无天’（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斯诺说的名言），不受法律制约，不受限制的，以‘乱天下’为目的的‘造反’，这样的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的，将异己者视为‘右派’，要利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的‘造反’，和‘民主’和‘民主精神’可谓南辕北辙”（参看《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也谈不上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何况到了运动中后期当毛泽东已经不需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时，又收回了“四大自由”，不但将红卫兵赶到农村，还将一些坚持“造反”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集团”，实行专政，重新剥夺一切自由。
因此，在人们起来反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时，又首先提出了“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提出“不应当害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真正维护“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1974年11月广州街头大字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由此开启的，是继1957年之后的第二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如果说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揭开了序幕，那么，中经1976年的“四五运动”，到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就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民主运动，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民间刊物和民间社团的大量出现，完全打破了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形成的“舆论一律”的局面，更加自觉地提出了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诉求，如《四五论坛》的《发刊词》所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让人民讲话，尤其不是不让人民讲真话”，“（我们）要行使宪法赋予人民监督和管理国家的权利，是宪法由一纸空文，变成我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打破“以言治罪”的禁锢。《四五论坛》曾发表《反革命和言论自由》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将所谓“反革命言论”纳入“反革命活动”的范畴，“宪法明确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便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政治上的发言权是言论自由的灵魂”，要冲破“政治问题不许讨论”的禁区（郭罗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这样的争取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呼声，在1979年12月邓小平下令封杀西单民主墙以后，曾一度受到压制；但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又迅速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9月，“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宣告成立；10月，《光明日报》召开的理论问题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制定新闻出版法，保证人民通过报刊批评党和国家工作的权利”的要求；10、11月间的校园竞选运动中，北京大学当选代表胡平发表了《论言论自由》的长篇论文，明确提出要以争取言论自由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杠杆”；11月17日徐文立在他起草的《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这一纲领性文件里，以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组党自由）作为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要求，也就把我们所说的第二轮斗争推向了高潮。
结局是可以预料的：在邓小平指令下，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行业有关问题的指示》，将一切民间出版物和民间组织宣布为“非法”，并同时逮捕了其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彻底地剥夺了民间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从而也将自己也意识到的本应立即进行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搁置起来，为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埋下了祸根。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倒退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据邓力群在其回忆录中所透露，在讨论“自发组织”的时候，时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主张“要给那些自发组织一合法地位”；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主张制订《结社法》和《出版法》依法管理；陈云则坚决反对立法，他的理由是：“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争，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由此而定下一个‘法规’：无论如何不能给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无论如何也不能制定《结社法》与《出版法》，一定要迫使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始终处于非法的地位。应该说，这样的‘法规’是一直延续到今天，为各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所坚守不渝的维护一党专政的‘不二法宝’”（参看钱理群：《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
但这仅是统治者的逻辑，历史的发展则另有逻辑：一切具有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历史任务，是要一再提出，并且一定要完成的，而不管有多大阻力和曲折。
于是，就有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第三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二）
毫无疑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是贯穿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根红线，是运动的基本诉求，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和突破口。
于是，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早在1989年2月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就提出“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并提出了“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的预警。在4月22日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游行中所提出的主要口号，一是“惩办贪官污吏”，一是“新闻要讲真话”。5月1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表《对话要求声明》，提出的主要诉求，是“反贪污，反腐败”和“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同日，《上海市高校联合会公告》也明确宣布，他们的“纲领”是“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支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进程”，“目标”是“1，结社自由，我们的组织应是合法的；2，游行自由，废除限制游行的条例；3，新闻自由，开放报界，解除报禁，如实报道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4，出版自由，允许私人办报”。5月4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布的《五四宣言》，重申其基本立场：“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同时又提出“学生积极参政，坚持要求与政府对话，促进政府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5月16日，首都知识分子大游行，在所发表的《五。一六声明》里所提出的主要政治主张有三条，一是“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二是“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教育，而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党和政府应该吸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要求，果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三是“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宣言最后号召：“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以上具有纲领性的文件表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实际上是1978——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延续。如前文所述，1981年初邓小平下令宣布民间刊物与组织为非法，从而将政治体制改革悬置，其结果就是《五。一六声明》里所分析的：“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正是“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样，1989年民主运动所要完成的，正是九年前被迫中断的历史任务：发动民间的力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相互结合与制约。而“发动民间力量”的关键，就是要“还政于民”，保证宪法所赋予的人民权利，而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权利，因为唯有拥有这些基本的权利，人民才有可能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真正享有改革的成果，成为改革的主人与受益者。因此，争取“五大自由”成为1989年民主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之一（另一中心口号是“反腐败”），就绝不是偶然的。
而且，仔细考察1989年民主运动的全过程就可以发现，对运动的发展和结局起到关键作用的，是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自然为参与运动的学生及其领袖不能接受，并不可能退让，同时，更起到了动员全社会参与的作用，学生运动由此而发展为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国家公务员广泛参与的全民运动。其实，《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那是反右运动的发号令，而1989年的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将“闹事”的学生和支持者视为“右派”，他判断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这就是又一次右派“进攻”。但1989年要发动“新反右运动”，就不可能如1957年的毛泽东时代那样，一呼百应，时代毕竟已经不同。四二六社论引发的只是一片质疑；更重要的是，人们因此更看清了体制的弊端：它可以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随意地歪曲事实，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任意宣布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群众自治组织为“非法”，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横加罪名。无情的事实，使人民终于懂得，如果不能充分地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自由，自己就处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宰割的地位，于是起而反抗。这就是为什么
四六二社论发表以后，反抗的民主运动的诉求越来越集中到要求“五大自由”这一点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各阶层的人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更为自己争取自由的原因所在。同时，北京知识分子、工人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更进一步组织起来，到运动后期还成立了“首都各界联合会”。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各阶层广泛参与和行动的自觉性和坚决性，是1957年和1978-1980年所发生的前两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所不具有的。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各阶层人民（而不只是少数先觉者）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开始自己起来斗争。特别是群众自治组织的出现，更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必须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而这样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所有提出“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要求的知识分子，以至同情者，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右派”。同时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批判，据说“不论用什么说法，主张新闻自由也好，主张办同人报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而不受控制的民间报纸，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并存的”（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由此而确立了两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党对言论、出版、结社的绝对控制，国家对新闻出版的绝对垄断，这就是反右以后所确立的“五七新闻体制”，是一直坚持到今天的。
这样的新闻体制，就为毛泽东所设想的“舆论一律”的统治秩序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一切具有独立思想，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视为“敌人”，而一旦宣布为“敌人”，就要实行“专政即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让他们“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毛泽东：《驳“舆论一律”》）。而且，这样的被“专政”的“敌人”是越来越多的，可以说，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运动，就增加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敌人”，从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1964年四清，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从党外到党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到“修正主义总头目”国家主席，都被公开剥夺一切自由。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市民，在严密的思想控制下，也不可能有任何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就是毛泽东所追求的“全面专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里需要略作澄清的是，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大民主”，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不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为了达到发动群众反对党内反对派的目的，对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革命”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和普通民众给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以后又发展为“大串联”的自由，成立“群众组织”的自由，等等，这对冲破反右以后所建立的党的官僚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样的“大民主”，从一开始就具有“群众专政”的性质。我在分析了当时的“红卫兵宣言”以后，曾有过这样的判断：“这样的根本排斥‘人情，温情’的，反人道主义的‘造反’，这样的‘无法无天’（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斯诺说的名言），不受法律制约，不受限制的，以‘乱天下’为目的的‘造反’，这样的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的，将异己者视为‘右派’，要利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的‘造反’，和‘民主’和‘民主精神’可谓南辕北辙”（参看《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也谈不上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何况到了运动中后期当毛泽东已经不需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时，又收回了“四大自由”，不但将红卫兵赶到农村，还将一些坚持“造反”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集团”，实行专政，重新剥夺一切自由。
因此，在人们起来反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时，又首先提出了“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提出“不应当害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真正维护“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1974年11月广州街头大字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由此开启的，是继1957年之后的第二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如果说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揭开了序幕，那么，中经1976年的“四五运动”，到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就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民主运动，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民间刊物和民间社团的大量出现，完全打破了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形成的“舆论一律”的局面，更加自觉地提出了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诉求，如《四五论坛》的《发刊词》所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让人民讲话，尤其不是不让人民讲真话”，“（我们）要行使宪法赋予人民监督和管理国家的权利，是宪法由一纸空文，变成我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打破“以言治罪”的禁锢。《四五论坛》曾发表《反革命和言论自由》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将所谓“反革命言论”纳入“反革命活动”的范畴，“宪法明确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便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政治上的发言权是言论自由的灵魂”，要冲破“政治问题不许讨论”的禁区（郭罗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这样的争取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呼声，在1979年12月邓小平下令封杀西单民主墙以后，曾一度受到压制；但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又迅速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9月，“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宣告成立；10月，《光明日报》召开的理论问题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制定新闻出版法，保证人民通过报刊批评党和国家工作的权利”的要求；10、11月间的校园竞选运动中，北京大学当选代表胡平发表了《论言论自由》的长篇论文，明确提出要以争取言论自由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杠杆”；11月17日徐文立在他起草的《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这一纲领性文件里，以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组党自由）作为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要求，也就把我们所说的第二轮斗争推向了高潮。
结局是可以预料的：在邓小平指令下，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行业有关问题的指示》，将一切民间出版物和民间组织宣布为“非法”，并同时逮捕了其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彻底地剥夺了民间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从而也将自己也意识到的本应立即进行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搁置起来，为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埋下了祸根。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倒退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据邓力群在其回忆录中所透露，在讨论“自发组织”的时候，时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主张“要给那些自发组织一合法地位”；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主张制订《结社法》和《出版法》依法管理；陈云则坚决反对立法，他的理由是：“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争，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由此而定下一个‘法规’：无论如何不能给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无论如何也不能制定《结社法》与《出版法》，一定要迫使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始终处于非法的地位。应该说，这样的‘法规’是一直延续到今天，为各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所坚守不渝的维护一党专政的‘不二法宝’”（参看钱理群：《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
但这仅是统治者的逻辑，历史的发展则另有逻辑：一切具有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历史任务，是要一再提出，并且一定要完成的，而不管有多大阻力和曲折。
于是，就有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第三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二）
毫无疑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是贯穿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根红线，是运动的基本诉求，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和突破口。
于是，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早在1989年2月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就提出“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并提出了“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的预警。在4月22日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游行中所提出的主要口号，一是“惩办贪官污吏”，一是“新闻要讲真话”。5月1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表《对话要求声明》，提出的主要诉求，是“反贪污，反腐败”和“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同日，《上海市高校联合会公告》也明确宣布，他们的“纲领”是“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支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进程”，“目标”是“1，结社自由，我们的组织应是合法的；2，游行自由，废除限制游行的条例；3，新闻自由，开放报界，解除报禁，如实报道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4，出版自由，允许私人办报”。5月4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布的《五四宣言》，重申其基本立场：“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同时又提出“学生积极参政，坚持要求与政府对话，促进政府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5月16日，首都知识分子大游行，在所发表的《五。一六声明》里所提出的主要政治主张有三条，一是“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二是“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教育，而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党和政府应该吸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要求，果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三是“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宣言最后号召：“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以上具有纲领性的文件表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实际上是1978——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延续。如前文所述，1981年初邓小平下令宣布民间刊物与组织为非法，从而将政治体制改革悬置，其结果就是《五。一六声明》里所分析的：“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正是“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样，1989年民主运动所要完成的，正是九年前被迫中断的历史任务：发动民间的力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相互结合与制约。而“发动民间力量”的关键，就是要“还政于民”，保证宪法所赋予的人民权利，而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权利，因为唯有拥有这些基本的权利，人民才有可能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真正享有改革的成果，成为改革的主人与受益者。因此，争取“五大自由”成为1989年民主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之一（另一中心口号是“反腐败”），就绝不是偶然的。
而且，仔细考察1989年民主运动的全过程就可以发现，对运动的发展和结局起到关键作用的，是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自然为参与运动的学生及其领袖不能接受，并不可能退让，同时，更起到了动员全社会参与的作用，学生运动由此而发展为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国家公务员广泛参与的全民运动。其实，《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那是反右运动的发号令，而1989年的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将“闹事”的学生和支持者视为“右派”，他判断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这就是又一次右派“进攻”。但1989年要发动“新反右运动”，就不可能如1957年的毛泽东时代那样，一呼百应，时代毕竟已经不同。四二六社论引发的只是一片质疑；更重要的是，人们因此更看清了体制的弊端：它可以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随意地歪曲事实，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任意宣布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群众自治组织为“非法”，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横加罪名。无情的事实，使人民终于懂得，如果不能充分地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自由，自己就处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宰割的地位，于是起而反抗。这就是为什么
四六二社论发表以后，反抗的民主运动的诉求越来越集中到要求“五大自由”这一点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各阶层的人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更为自己争取自由的原因所在。同时，北京知识分子、工人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更进一步组织起来，到运动后期还成立了“首都各界联合会”。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各阶层广泛参与和行动的自觉性和坚决性，是1957年和1978-1980年所发生的前两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所不具有的。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各阶层人民（而不只是少数先觉者）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开始自己起来斗争。特别是群众自治组织的出现，更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必须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从另一面说，执政者也因此认识到自己利益之所在。据有关材料介绍，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之所以认定学生运动是一场“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其主要依据，就是两条：一是学生提出要求“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二是“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参看张良：《六四真相》中《邓小平与四六二社论》一节）。这都是犯了大忌的。绝不允许不受党控制的舆论存在，绝不允许不受党控制的组织存在，党必须成为“唯一者”：唯一的舆论（即所谓“舆论一律”），唯一的组织，这是一党专政的生命线；一要实行“报禁”，二要实行“党禁”，这是不能放弃，必须坚守的“底线”。如要逾越，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简言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必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镇压。1957年如此，1980年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坚持一党专政问题上，是绝不动摇，绝不手软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统治一切，垄断一切的既得利益，这是最重要的，他们之所以那么轻易地违背自己当年关于维护人民权利的承诺，原因就在于对他们来说，利益是高于理想的。
但中国共产党人中仍有坚持革命理想者，他们至少还有“不能违背人民意愿”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因此，1989年的这第三次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但有更多，更为广泛的普通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参与和同情，而且在党的最高决策阶层出现了分化。时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几乎在一开始就对群众游行中提出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属于人民”、“不要逼我说谎”的呼声，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我觉得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新闻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隐瞒事实。新闻报道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真实，及时，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后来，赵紫阳始终坚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概应该包括制定《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对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提出的五大自由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这就可能如赵紫阳所说，“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出现一种新的局面”（《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这样，中国就能够在政治民主化的路程上迈进一大步。
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决策阶层作出了武装镇压的选择，而其镇压的范围、规模与强度远远超过了1981年初，他们坚持的仍然是陈云的原则：不给民间舆论和社会组织以任何合法的地位，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自由，变本加厉地加强党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次被搁置。而这次搁置的结果，就是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结合为一体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与强化，并占据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导地位，改革利益的垄断者，由此造成的两级分化和环境、资源的破坏，都是空前的，其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的今天，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于是，又有了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同步推行的任务的提出，这固然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任务；但这第三次提出，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也就具有了先天的不足。于是，我们注意到，谈经济体制改革，
发展民营企业，仍不允许私人经营出版社和报刊；谈法制建设，仍将《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的制订悬置；只谈所谓“知情权，发表权，监督权”，而着意回避“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等。这表明，今天的执政者仍然要坚持党对舆论的绝对控制，坚持国家对出版的绝对垄断，坚持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压制和控制：维护党的唯一者地位，维护一党专政，仍然是他们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时代毕竟不同，要完全剥夺人民的五大自由，越来越困难，成本也越来越高了。网络的出现，就在信息封锁、舆论控制上撕开了一个裂口，而面对群发事件采取直接的高压付出代价太大，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已成一个必须考虑的选择，等等，都为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提供了某种空间。但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而不能期待政治家的恩赐。何方先生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里说得很好：“要搞政改，消极等待是不行的，必须积极起来争取，老百姓团结起来，督促推动当权派一起搞政改”，“就是要和现在的顽固派作斗争，希望通过‘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想不经过斗争，自然就可以实现宪政，那只能是梦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走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以五大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权利，实行广泛政治参与为基础。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市民排斥在外的，由国家与党掌控一切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以巩固一党专政为目的的改革，必然走向歧途，必然导致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这就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2009年1月29日——2月1日
徐友渔：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徐友渔
198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分水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它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准备了思想条件，它是政治制度根本改变的起点。
以“人民民主专政”相标榜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反人性，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本性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所谓“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及“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习惯于长期忍受专制和苦难的民族，再加上执政党制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形成了控制思想的天罗地网，长期以来，除了像林昭这样的先知先觉，很少有人在制度层面上深刻反思，认识到需要作根本改变。六四事件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刺刀、枪弹和鲜血酿成的惨剧惊醒和教育了人民，其作用远远胜过一场启蒙运动、一百个启蒙思想家和一万本启蒙著作的教导。
中国要摆脱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需要深刻的变革，而社会和政治变革需要以思想变革为先导。思想水平的关键在于以下三方面：一、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认识；二、对人类政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认识；三、对追求的目标和达致目标方法的认识。除了思想认识水平，还要有抗争的勇气。我们看到，不论是思想认识还是抗争勇气，1989年都是标志性的新起点，而这20年则见证了艰苦的探索和长足的进步。
六四使中共彻底丧失合法性
经历了6月3日、4日屠杀之夜，人们在谈到流血开始时刻的情况时不约而同有这样的回忆和感受：“士兵端起枪准备射击，这是我们预先已经想到的，他们一定会警告和镇压，他们会发射橡皮子弹，我准备着遭受剧烈疼痛。枪响之后，我们中间还有人继续谈笑，但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倒下，再也站立不起来，有人腿断了，有人肚皮上穿了个洞，这时人们突然大叫：‘妈呀，是真子弹！’”
以上情况说明，人们预料到了镇压，但完全没有预料到屠杀；人们对政府有批评和抗议，但决没有把政府当成死敌。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比喻：人们把当政者看作顽固、专横，习惯于包办一切的大家长，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家长要杀自己的儿孙。一家人的幻觉瞬间灰飞烟灭，既然政府把人民当敌人，人民也只能把政府当敌人。
六四镇压者手握重兵，但毫无历史感。他们没有想到，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自五四以来几乎具有天然的、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具有“爱国、民主”的性质，镇压学生除了被视为国民公敌，落得“反动分子”的骂名，不会有别的下场。他们甚至不想一想，仅仅在13年前，同样在天安门广场，被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骂为“万恶的四人帮”也使用残忍无耻的手段镇压了一场性质相似的群众运动，而这一次的血腥程度是前一次无法比的。
六四时期的实际最高当权者的政治合法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们文革期间受害和或多或少抗拒的经历，他们充分地，甚至夸大地宣传利用这笔政治资本，把自己的复出和“结束法西斯专制”、“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但六四的屠杀证明他们和“四人帮”没有区别，如果有，那就是他们敢做“四人帮”没有做过的事：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北京的时刻，使用国防军大开杀戒！
姑且不谈学生诉求的合宪性，不谈全民的同情和支持，就算学生有错，也不构成屠杀的理由。屠杀平民，天理不容，仅此一举，统治者的合法性尽失，其继位者除非平反昭雪——就像国民党对待台湾“2.28事件”一样，否则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意识形态神话是被枪声粉碎的
为了说明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我要说，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为了证明旧意识形态不易为人觉察的渗透力，我要大胆说出一定会引起争议的我在1989年的观察和判断：其实，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效力毁灭于它自己的屠杀行动中。
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冲出校门，走上大街和广场游行示威，其性质和后果之严重，学生并非不知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地在校园内宣传灌输的“五四”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种种说法则是学生精神上的动力，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对运动与“爱国、民主”价值维度的天然联系深信不疑。
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深谙占据民族历史资源之道，它把“五四”和“一二九”两场学生运动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对这种资源具有双面刃作用估计不足。事实上，“八九民运”期间学生始终把自己当成“五四”和“一二九”精神的真正传人，在此期间，我多次直接听到和间接听说，一些中共官员，当年学运的参加者积极地向学生传授经验，双方在精神上的共鸣是非常自然的。另外还应该提到，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内，当局出于意识形态惯性，也一直抽象地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无疑使学生感到自己的行动是在秉承而不是反叛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正统，直到枪响，他们才对当局的突然翻脸感到震惊。
六四镇压之后，当局炮制了一幅“自由化知识分子”指使学生的“黑手”路线图：方励之—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学生领袖王丹—普通学生，且不说这幅图画的牵强附会，就算有这么一条黑线，在加上承认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氛围对学生有影响，也不能解释成千上万经过政治审查进入大学并接受政治教育的学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清楚记得，1989年5月下旬我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曾劝告在那里静坐示威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返校，说军队即将进城，镇压就要来临。其中两个博士研究生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说：“人民的军队，怎么会镇压我们？”学生的天真、虔诚，使我感慨至今。
学生如此，一般民众也如此。北京市民在拦截军车，阻止戒严部队进城时，给士兵们送食送水，俨然是在慰劳子弟兵，部队开枪，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和痛心，然后才是愤怒。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代价来获得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认识，殊为不幸，但善良的中国人不经历这样残酷的打击不会猛醒。
从民主到人权和宪政
1989年学生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民主，并带有浓烈的体制内弄清是非的色彩，这可以从学生们在4月18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7条请愿中看出来。其中第一条是要公正评价胡耀邦，第二条是要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运动，第三条是要公布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财产，第四条要求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第五条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六条要求取消北京市制定的限制游行的规定，第七条要求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
这与20年之后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形成清晰的对照。可以说，《零八宪章》就集中表达了对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
从根本上说，民主和人权都是世界各国人民长期追求的人类普世价值，但在中国具体情况中，民主则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熟悉。中国共产党不论从自身的组织原则还是从实际施政手段上说，都与民主格格不入，但它在口头上却接过了五四的“民主”，而且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充分地、成功地利用了“要民主”这个口号。
但中国共产党人中仍有坚持革命理想者，他们至少还有“不能违背人民意愿”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因此，1989年的这第三次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但有更多，更为广泛的普通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参与和同情，而且在党的最高决策阶层出现了分化。时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几乎在一开始就对群众游行中提出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属于人民”、“不要逼我说谎”的呼声，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我觉得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新闻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隐瞒事实。新闻报道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真实，及时，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后来，赵紫阳始终坚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概应该包括制定《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对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提出的五大自由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这就可能如赵紫阳所说，“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出现一种新的局面”（《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这样，中国就能够在政治民主化的路程上迈进一大步。
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决策阶层作出了武装镇压的选择，而其镇压的范围、规模与强度远远超过了1981年初，他们坚持的仍然是陈云的原则：不给民间舆论和社会组织以任何合法的地位，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自由，变本加厉地加强党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次被搁置。而这次搁置的结果，就是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结合为一体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与强化，并占据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导地位，改革利益的垄断者，由此造成的两级分化和环境、资源的破坏，都是空前的，其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的今天，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于是，又有了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同步推行的任务的提出，这固然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任务；但这第三次提出，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也就具有了先天的不足。于是，我们注意到，谈经济体制改革，
发展民营企业，仍不允许私人经营出版社和报刊；谈法制建设，仍将《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的制订悬置；只谈所谓“知情权，发表权，监督权”，而着意回避“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等。这表明，今天的执政者仍然要坚持党对舆论的绝对控制，坚持国家对出版的绝对垄断，坚持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压制和控制：维护党的唯一者地位，维护一党专政，仍然是他们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时代毕竟不同，要完全剥夺人民的五大自由，越来越困难，成本也越来越高了。网络的出现，就在信息封锁、舆论控制上撕开了一个裂口，而面对群发事件采取直接的高压付出代价太大，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已成一个必须考虑的选择，等等，都为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提供了某种空间。但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而不能期待政治家的恩赐。何方先生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里说得很好：“要搞政改，消极等待是不行的，必须积极起来争取，老百姓团结起来，督促推动当权派一起搞政改”，“就是要和现在的顽固派作斗争，希望通过‘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想不经过斗争，自然就可以实现宪政，那只能是梦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走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以五大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权利，实行广泛政治参与为基础。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市民排斥在外的，由国家与党掌控一切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以巩固一党专政为目的的改革，必然走向歧途，必然导致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这就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2009年1月29日——2月1日
徐友渔：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徐友渔
198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分水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它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准备了思想条件，它是政治制度根本改变的起点。
以“人民民主专政”相标榜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反人性，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本性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所谓“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及“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习惯于长期忍受专制和苦难的民族，再加上执政党制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形成了控制思想的天罗地网，长期以来，除了像林昭这样的先知先觉，很少有人在制度层面上深刻反思，认识到需要作根本改变。六四事件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刺刀、枪弹和鲜血酿成的惨剧惊醒和教育了人民，其作用远远胜过一场启蒙运动、一百个启蒙思想家和一万本启蒙著作的教导。
中国要摆脱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需要深刻的变革，而社会和政治变革需要以思想变革为先导。思想水平的关键在于以下三方面：一、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认识；二、对人类政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认识；三、对追求的目标和达致目标方法的认识。除了思想认识水平，还要有抗争的勇气。我们看到，不论是思想认识还是抗争勇气，1989年都是标志性的新起点，而这20年则见证了艰苦的探索和长足的进步。
六四使中共彻底丧失合法性
经历了6月3日、4日屠杀之夜，人们在谈到流血开始时刻的情况时不约而同有这样的回忆和感受：“士兵端起枪准备射击，这是我们预先已经想到的，他们一定会警告和镇压，他们会发射橡皮子弹，我准备着遭受剧烈疼痛。枪响之后，我们中间还有人继续谈笑，但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倒下，再也站立不起来，有人腿断了，有人肚皮上穿了个洞，这时人们突然大叫：‘妈呀，是真子弹！’”
以上情况说明，人们预料到了镇压，但完全没有预料到屠杀；人们对政府有批评和抗议，但决没有把政府当成死敌。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比喻：人们把当政者看作顽固、专横，习惯于包办一切的大家长，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家长要杀自己的儿孙。一家人的幻觉瞬间灰飞烟灭，既然政府把人民当敌人，人民也只能把政府当敌人。
六四镇压者手握重兵，但毫无历史感。他们没有想到，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自五四以来几乎具有天然的、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具有“爱国、民主”的性质，镇压学生除了被视为国民公敌，落得“反动分子”的骂名，不会有别的下场。他们甚至不想一想，仅仅在13年前，同样在天安门广场，被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骂为“万恶的四人帮”也使用残忍无耻的手段镇压了一场性质相似的群众运动，而这一次的血腥程度是前一次无法比的。
六四时期的实际最高当权者的政治合法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们文革期间受害和或多或少抗拒的经历，他们充分地，甚至夸大地宣传利用这笔政治资本，把自己的复出和“结束法西斯专制”、“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但六四的屠杀证明他们和“四人帮”没有区别，如果有，那就是他们敢做“四人帮”没有做过的事：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北京的时刻，使用国防军大开杀戒！
姑且不谈学生诉求的合宪性，不谈全民的同情和支持，就算学生有错，也不构成屠杀的理由。屠杀平民，天理不容，仅此一举，统治者的合法性尽失，其继位者除非平反昭雪——就像国民党对待台湾“2.28事件”一样，否则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意识形态神话是被枪声粉碎的
为了说明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我要说，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为了证明旧意识形态不易为人觉察的渗透力，我要大胆说出一定会引起争议的我在1989年的观察和判断：其实，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效力毁灭于它自己的屠杀行动中。
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冲出校门，走上大街和广场游行示威，其性质和后果之严重，学生并非不知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地在校园内宣传灌输的“五四”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种种说法则是学生精神上的动力，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对运动与“爱国、民主”价值维度的天然联系深信不疑。
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深谙占据民族历史资源之道，它把“五四”和“一二九”两场学生运动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对这种资源具有双面刃作用估计不足。事实上，“八九民运”期间学生始终把自己当成“五四”和“一二九”精神的真正传人，在此期间，我多次直接听到和间接听说，一些中共官员，当年学运的参加者积极地向学生传授经验，双方在精神上的共鸣是非常自然的。另外还应该提到，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内，当局出于意识形态惯性，也一直抽象地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无疑使学生感到自己的行动是在秉承而不是反叛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正统，直到枪响，他们才对当局的突然翻脸感到震惊。
六四镇压之后，当局炮制了一幅“自由化知识分子”指使学生的“黑手”路线图：方励之—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学生领袖王丹—普通学生，且不说这幅图画的牵强附会，就算有这么一条黑线，在加上承认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氛围对学生有影响，也不能解释成千上万经过政治审查进入大学并接受政治教育的学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清楚记得，1989年5月下旬我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曾劝告在那里静坐示威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返校，说军队即将进城，镇压就要来临。其中两个博士研究生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说：“人民的军队，怎么会镇压我们？”学生的天真、虔诚，使我感慨至今。
学生如此，一般民众也如此。北京市民在拦截军车，阻止戒严部队进城时，给士兵们送食送水，俨然是在慰劳子弟兵，部队开枪，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和痛心，然后才是愤怒。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代价来获得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认识，殊为不幸，但善良的中国人不经历这样残酷的打击不会猛醒。
从民主到人权和宪政
1989年学生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民主，并带有浓烈的体制内弄清是非的色彩，这可以从学生们在4月18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7条请愿中看出来。其中第一条是要公正评价胡耀邦，第二条是要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运动，第三条是要公布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财产，第四条要求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第五条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六条要求取消北京市制定的限制游行的规定，第七条要求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
这与20年之后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形成清晰的对照。可以说，《零八宪章》就集中表达了对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
从根本上说，民主和人权都是世界各国人民长期追求的人类普世价值，但在中国具体情况中，民主则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熟悉。中国共产党不论从自身的组织原则还是从实际施政手段上说，都与民主格格不入，但它在口头上却接过了五四的“民主”，而且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充分地、成功地利用了“要民主”这个口号。
对于当政者而言，“人权”相对于“民主”是更为异质和敏感的概念，对于争取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是更为大胆的、更进一步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包遵信在其回忆录《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描写的场景：1989年1月28日，一群知识分子在北京都乐书屋聚会，方励之到会提出要争取人权，接着是全场鸦雀无声，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
20年之间思想上的明显对比和最大变化是，20年前人们的着力点在文化层面，而现在的着力点是在制度层面。80年代笼罩整个社会的气氛是“文化热”，而居于中心的是“美学热”，其他的热点问题——诸如人道主义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理论或中西文化的体用论——无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至于轰动一时的政论性电视系列片《河觞》，则更是以文明或文化类型说——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来解说中国的现实道路选择问题。这种情况既表现了局限，也折射了无奈。因为话语禁忌，人们不得不把反专制的现实问题转化为批判传统封建文化问题，而局限性则是，知识界还停留于某些“终极关怀”性质问题的探索上，完全没有兴趣和心理准备迎接社会的重大变化，知识界在1989年的缺乏准备——哪怕是思想上、知识上的准备，是非常明显的。
2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这20年中国思想的重心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抽象变为实际，从终极关怀变为关注制度安排，知识的重心也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人文精神转向社会科学，从哲学和美学转向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宪政诉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思想对于未来中国建国原则和制度安排的思考，而最近若干年方兴未艾的各种维权活动则说明这20年人权诉求的深化和具体化。
坚持理性和渐进的变革
从1989到2009的20年间，中国人也有一以贯之、坚持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渐进的变革方式。
非暴力抗争是1989年民主运动坚持始终、毫不动摇的原则，认同、提倡和坚守这个原则是那场运动的一大特色，来之并非容易，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暴易暴是不变的法则，而在民间，以“替天行道”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对于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的熏染，要摈弃暴力，寻求对话，考虑妥协，是需要头脑和勇气的，“八九”一代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反思和批判正统意识形态的结果。
这20年来，人们对非暴力原则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入，经历“八九”洗礼的一代人在协助基层维权活动时宣传并坚持这一原则，并将其与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结合起来，这对于近年来维权活动的成功和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八九”之后，中国思想的一大突出转变是告别原有的革命和激进的意识形态，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长远意义。但是，在思想的发展中，另一种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这就是犬儒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被镇压和紧接着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发财机会和快速兴起的“下海”潮，许多人很快把心态从悲愤调整为退缩与顺从，更有甚者，一些人在为自己当下生存状态辩护时以进为退，在思想层面、甚至形而上层面鼓吹一种历史观和人生观，似乎与旧有的激进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体性抗争，还有人以“告别革命”为名提倡“吃饭哲学”即顺民哲学或犬儒主义。
很明显，抛弃激进的革命理念并不等于不要任何变革，坚持理性和渐进的方式不等于无批判无抵抗地认同现状，拒斥整体性哲学不等于不要社会责任。在当局的统治完全依靠谎言和恐惧来维持的情况下，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以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为特征的情况下，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大力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努力改变现状，而不能甘于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满足于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从1989年到2009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八九”之后上台的当权者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没有变化，他们没有从“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看到方向，而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没有停止学习、思考和探索，他们日益成熟，用坚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来。
张博树：论敌对思维——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而作
张博树
“敌对思维”是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发生于2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当局对1989公民维宪爱国运动的镇压，从镇压者一方来说，即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敌对思维”逻辑。它把对当政者的善意批评，解读为居心叵测的“阴谋”；把对现存体制的质疑、分析，解释为对现存政权的恶意否定。这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铸成历史大错的开始。
可怕的是，这种“敌对思维”逻辑至今还阴魂不散，阻碍着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民主、走向光明，阻碍中华民族真正迈入现代政治文明。
在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思维”传统，它的逻辑和历史起源，它的现实意识形态功能，它在导致六四悲剧性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它与衰变中的党专制体制间的关系等，做一提纲性梳理。
“敌对思维”界定
“敌对思维”首先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区分为“敌”、“我”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是“自己人”，二者呈完全排斥性关系。
“敌对思维”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它诉诸敌对逻辑、冲突逻辑而不是和解逻辑、宽容逻辑。
“敌对思维”与现代宪政民主体制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只有公民（包括犯了罪的公民），没有“敌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没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敌对势力”。
“敌对思维”又是与全球民主化与全球治理的大趋势相冲突的，因为它总是假设“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原则的正常批评，解释为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渗透”甚或“颠覆”。
显然，在政治结构意义上，“敌对思维”只可能与一个东西有关，那就是现代专制主义政体。极权主义钟情于“敌对思维”，因为它有助于社会动员，实施高度思想控制和乌托邦化的社会改造工程；极权主义又有赖于“敌对思维”，因为当专制体制发生危机或衰变时，只有制造“敌人”并嫁祸于“敌人”，才是当权者掩盖自身污垢的最便利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敌对思维”形成的逻辑与历史语境
从发生学上讲，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政治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套学说和“消灭私有制”的经济主张结合在一起，对20世纪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者产生了巨大、深刻而又不幸的影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理解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两大阶级的冲突中赋予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形而上使命，是马克思理论中最成问题的抽象之一；在实践意义上，这个抽象则在20世纪的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演进中招致可怕的社会-政治后果，那就是成百上千万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成了红色政权下的政治贱民。他们都是被敌视者，被认为是现实的或潜在的“敌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在这些场合，“敌对思维”不过是“阶级斗争”逻辑的自然结果。
还要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发展、演变的具体历史语境。在夺取政权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国共对峙、外寇入侵等敌对环境中奋斗了20多年。实施武装革命、暴力夺取政权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最宝贵的经验之一。既然是“暴力”，当然不可能是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语），而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冲突。“敌对思维”逻辑在这里同样获得了最自然的表现形态和施展舞台，乃至体现了历史演进中的某种必然。
甚至中共党内斗争，都与这种思维逻辑有染。人们常常惊诧于中共党内自我整肃的严酷。比如李锐曾言，共产党“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1这固然与党内各种势力之间拉山头、占“地盘”、互相排挤、追逐权力相关，残酷的敌对斗争大环境又的确为这种内斗提供了客观场景和最现成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历史是复杂的。中共“敌对思维”传统的形成，确有其深刻的历史方面、意识形态方面、乃至文化方面的原因。
1949年中共建政后，“敌对思维”与敌-我两分法迅速与一党制的政治结构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共实施政治动员、实现社会监控、保持一党统治的得力工具。40年的国际冷战格局固然是这种东西继续延续的一个重要背景，但从根本上说，“敌对思维”逻辑植根于有西方激进学理背景、汲取了俄式革命经验、又富含中国专制文化基因的中共党专制的肌体深处，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都记得在那个年代的艺术作品中，除了“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一定要有阴险狠毒、专事破坏的“阶级敌人”，这不过是中共“敌对思维”逻辑最脸谱化的表达而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曾是文革中传播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毛式“语录”。2党的最高领导人甚至可以利用敌对逻辑整垮自己的政治对手，比如毛对刘。在这样的场合，“敌对思维”逻辑又成了维护中共党魁一人独裁的最方便的武器。
六四定性中的“敌对思维”逻辑
从实证意义看，简单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会对邓小平关于八九学运的“动乱”定性深感不解，因为事实告诉人们，当时的学生示威者根本没有提出过激的要求，也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4月18日北大等校学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七条”请愿书，内容包括：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7、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3显然，这些要求是理性的、温和的。后来虽然发生学生罢课、“冲击新华门”等事件，也远没有到什么“动乱”的程度。然而，邓小平却在4月25日断言：“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4正是根据邓的这个讲话，产生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以后整个事态发展都是围绕坚持这个定性（当权者一方）和推翻这个定性（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一方）进行的，直至绝食、戒严、对峙、开枪，整个事件以骇人听闻的流血方式结束。
给敢于向党提意见的人扣大帽子，这当然并非邓的发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上演过这出戏，把出言不逊的党内外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右派”，让他们下冷宫。邓如今不过是重蹈毛泽东的覆辙而已。“批评共产党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是这顶大帽子的基本逻辑链条。这当然是典型的“敌对思维”的产物。
然而，邓又不同于毛。作为一代“开国领袖”，毛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威和制度上的自信，在这个意义上，毛并不惧怕别人的批评。与毛相比，邓是不自信的，这不但在于邓在个人权威方面不能与毛相比，更在于经过文革“浩劫”，这个制度和这个党的形象已经受到相当损害，它的丑恶一面已经暴露出来。作为顽固的党专制体制的守护者，邓自然要为这个体制遮丑，从而不可能容别人批评。邓为什么总说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直至要倒胡？归根结底是因为胡耀邦要以一种更加大胆、更加开明的方式为这个党寻求出路，而这在邓小平、陈云之类传统的共产党人看来无异于玩火。客观地讲，八九民运中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并无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企图，他们不过是希望推进中国政治改革。而邓却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改革最终将动摇一党专制的统治根基，这是邓一代传统共产党人所绝不允许的。在学运问题上，邓也许真的认为有什么“极少数人”在学生背后暗中指挥、兴风作浪；也许他并不全信，但必须这么讲，才能为镇压找到理由，自圆其说。在前一种情况下，邓本人就是共产党传统“敌对思维”逻辑的俘虏，仍然在不自觉地重演几十年的旧梦；在后一种情况下，邓则是在利用“敌对思维”的逻辑来故意混淆视听，制造“敌人”，以摆脱专制政体的自身尴尬和窘境。
既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邓不可能纠正自己在4.25做出的学运定性。赵紫阳曾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邓说一句“现在看来，学生问题并没有原来说的那么严重”，事情就可能出现转机，5殊不知邓做出这个判断并非全是北京市委陈希同等人“误导”的结果，而是有其政治逻辑和更深层的政治考虑。邓仍然是顽固的一党专制制度的坚守者。这一条就决定了他必然坚持4.25定性，哪怕为此闹个血流成河。6
20年之间思想上的明显对比和最大变化是，20年前人们的着力点在文化层面，而现在的着力点是在制度层面。80年代笼罩整个社会的气氛是“文化热”，而居于中心的是“美学热”，其他的热点问题——诸如人道主义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理论或中西文化的体用论——无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至于轰动一时的政论性电视系列片《河觞》，则更是以文明或文化类型说——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来解说中国的现实道路选择问题。这种情况既表现了局限，也折射了无奈。因为话语禁忌，人们不得不把反专制的现实问题转化为批判传统封建文化问题，而局限性则是，知识界还停留于某些“终极关怀”性质问题的探索上，完全没有兴趣和心理准备迎接社会的重大变化，知识界在1989年的缺乏准备——哪怕是思想上、知识上的准备，是非常明显的。
2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这20年中国思想的重心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抽象变为实际，从终极关怀变为关注制度安排，知识的重心也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人文精神转向社会科学，从哲学和美学转向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宪政诉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思想对于未来中国建国原则和制度安排的思考，而最近若干年方兴未艾的各种维权活动则说明这20年人权诉求的深化和具体化。
坚持理性和渐进的变革
从1989到2009的20年间，中国人也有一以贯之、坚持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渐进的变革方式。
非暴力抗争是1989年民主运动坚持始终、毫不动摇的原则，认同、提倡和坚守这个原则是那场运动的一大特色，来之并非容易，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暴易暴是不变的法则，而在民间，以“替天行道”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对于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的熏染，要摈弃暴力，寻求对话，考虑妥协，是需要头脑和勇气的，“八九”一代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反思和批判正统意识形态的结果。
这20年来，人们对非暴力原则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入，经历“八九”洗礼的一代人在协助基层维权活动时宣传并坚持这一原则，并将其与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结合起来，这对于近年来维权活动的成功和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八九”之后，中国思想的一大突出转变是告别原有的革命和激进的意识形态，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长远意义。但是，在思想的发展中，另一种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这就是犬儒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被镇压和紧接着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发财机会和快速兴起的“下海”潮，许多人很快把心态从悲愤调整为退缩与顺从，更有甚者，一些人在为自己当下生存状态辩护时以进为退，在思想层面、甚至形而上层面鼓吹一种历史观和人生观，似乎与旧有的激进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体性抗争，还有人以“告别革命”为名提倡“吃饭哲学”即顺民哲学或犬儒主义。
很明显，抛弃激进的革命理念并不等于不要任何变革，坚持理性和渐进的方式不等于无批判无抵抗地认同现状，拒斥整体性哲学不等于不要社会责任。在当局的统治完全依靠谎言和恐惧来维持的情况下，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以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为特征的情况下，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大力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努力改变现状，而不能甘于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满足于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从1989年到2009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八九”之后上台的当权者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没有变化，他们没有从“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看到方向，而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没有停止学习、思考和探索，他们日益成熟，用坚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来。
张博树：论敌对思维——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而作
张博树
“敌对思维”是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发生于2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当局对1989公民维宪爱国运动的镇压，从镇压者一方来说，即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敌对思维”逻辑。它把对当政者的善意批评，解读为居心叵测的“阴谋”；把对现存体制的质疑、分析，解释为对现存政权的恶意否定。这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铸成历史大错的开始。
可怕的是，这种“敌对思维”逻辑至今还阴魂不散，阻碍着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民主、走向光明，阻碍中华民族真正迈入现代政治文明。
在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思维”传统，它的逻辑和历史起源，它的现实意识形态功能，它在导致六四悲剧性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它与衰变中的党专制体制间的关系等，做一提纲性梳理。
“敌对思维”界定
“敌对思维”首先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区分为“敌”、“我”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是“自己人”，二者呈完全排斥性关系。
“敌对思维”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它诉诸敌对逻辑、冲突逻辑而不是和解逻辑、宽容逻辑。
“敌对思维”与现代宪政民主体制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只有公民（包括犯了罪的公民），没有“敌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没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敌对势力”。
“敌对思维”又是与全球民主化与全球治理的大趋势相冲突的，因为它总是假设“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原则的正常批评，解释为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渗透”甚或“颠覆”。
显然，在政治结构意义上，“敌对思维”只可能与一个东西有关，那就是现代专制主义政体。极权主义钟情于“敌对思维”，因为它有助于社会动员，实施高度思想控制和乌托邦化的社会改造工程；极权主义又有赖于“敌对思维”，因为当专制体制发生危机或衰变时，只有制造“敌人”并嫁祸于“敌人”，才是当权者掩盖自身污垢的最便利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敌对思维”形成的逻辑与历史语境
从发生学上讲，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政治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套学说和“消灭私有制”的经济主张结合在一起，对20世纪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者产生了巨大、深刻而又不幸的影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理解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两大阶级的冲突中赋予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形而上使命，是马克思理论中最成问题的抽象之一；在实践意义上，这个抽象则在20世纪的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演进中招致可怕的社会-政治后果，那就是成百上千万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成了红色政权下的政治贱民。他们都是被敌视者，被认为是现实的或潜在的“敌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在这些场合，“敌对思维”不过是“阶级斗争”逻辑的自然结果。
还要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发展、演变的具体历史语境。在夺取政权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国共对峙、外寇入侵等敌对环境中奋斗了20多年。实施武装革命、暴力夺取政权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最宝贵的经验之一。既然是“暴力”，当然不可能是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语），而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冲突。“敌对思维”逻辑在这里同样获得了最自然的表现形态和施展舞台，乃至体现了历史演进中的某种必然。
甚至中共党内斗争，都与这种思维逻辑有染。人们常常惊诧于中共党内自我整肃的严酷。比如李锐曾言，共产党“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1这固然与党内各种势力之间拉山头、占“地盘”、互相排挤、追逐权力相关，残酷的敌对斗争大环境又的确为这种内斗提供了客观场景和最现成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历史是复杂的。中共“敌对思维”传统的形成，确有其深刻的历史方面、意识形态方面、乃至文化方面的原因。
1949年中共建政后，“敌对思维”与敌-我两分法迅速与一党制的政治结构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共实施政治动员、实现社会监控、保持一党统治的得力工具。40年的国际冷战格局固然是这种东西继续延续的一个重要背景，但从根本上说，“敌对思维”逻辑植根于有西方激进学理背景、汲取了俄式革命经验、又富含中国专制文化基因的中共党专制的肌体深处，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都记得在那个年代的艺术作品中，除了“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一定要有阴险狠毒、专事破坏的“阶级敌人”，这不过是中共“敌对思维”逻辑最脸谱化的表达而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曾是文革中传播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毛式“语录”。2党的最高领导人甚至可以利用敌对逻辑整垮自己的政治对手，比如毛对刘。在这样的场合，“敌对思维”逻辑又成了维护中共党魁一人独裁的最方便的武器。
六四定性中的“敌对思维”逻辑
从实证意义看，简单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会对邓小平关于八九学运的“动乱”定性深感不解，因为事实告诉人们，当时的学生示威者根本没有提出过激的要求，也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4月18日北大等校学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七条”请愿书，内容包括：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7、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3显然，这些要求是理性的、温和的。后来虽然发生学生罢课、“冲击新华门”等事件，也远没有到什么“动乱”的程度。然而，邓小平却在4月25日断言：“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4正是根据邓的这个讲话，产生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以后整个事态发展都是围绕坚持这个定性（当权者一方）和推翻这个定性（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一方）进行的，直至绝食、戒严、对峙、开枪，整个事件以骇人听闻的流血方式结束。
给敢于向党提意见的人扣大帽子，这当然并非邓的发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上演过这出戏，把出言不逊的党内外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右派”，让他们下冷宫。邓如今不过是重蹈毛泽东的覆辙而已。“批评共产党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是这顶大帽子的基本逻辑链条。这当然是典型的“敌对思维”的产物。
然而，邓又不同于毛。作为一代“开国领袖”，毛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威和制度上的自信，在这个意义上，毛并不惧怕别人的批评。与毛相比，邓是不自信的，这不但在于邓在个人权威方面不能与毛相比，更在于经过文革“浩劫”，这个制度和这个党的形象已经受到相当损害，它的丑恶一面已经暴露出来。作为顽固的党专制体制的守护者，邓自然要为这个体制遮丑，从而不可能容别人批评。邓为什么总说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直至要倒胡？归根结底是因为胡耀邦要以一种更加大胆、更加开明的方式为这个党寻求出路，而这在邓小平、陈云之类传统的共产党人看来无异于玩火。客观地讲，八九民运中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并无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企图，他们不过是希望推进中国政治改革。而邓却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改革最终将动摇一党专制的统治根基，这是邓一代传统共产党人所绝不允许的。在学运问题上，邓也许真的认为有什么“极少数人”在学生背后暗中指挥、兴风作浪；也许他并不全信，但必须这么讲，才能为镇压找到理由，自圆其说。在前一种情况下，邓本人就是共产党传统“敌对思维”逻辑的俘虏，仍然在不自觉地重演几十年的旧梦；在后一种情况下，邓则是在利用“敌对思维”的逻辑来故意混淆视听，制造“敌人”，以摆脱专制政体的自身尴尬和窘境。
既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邓不可能纠正自己在4.25做出的学运定性。赵紫阳曾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邓说一句“现在看来，学生问题并没有原来说的那么严重”，事情就可能出现转机，5殊不知邓做出这个判断并非全是北京市委陈希同等人“误导”的结果，而是有其政治逻辑和更深层的政治考虑。邓仍然是顽固的一党专制制度的坚守者。这一条就决定了他必然坚持4.25定性，哪怕为此闹个血流成河。6
“敌对思维”与衰变中的党专制
2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党专制及其基本的“敌对思维”传统并没有变。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领导人不是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吗？这不是正在远离过去的“敌对思维”吗？说这话的朋友显然把不同领域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和谐社会”不过是当今中共领导层为掩饰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而搬出的意识形态新道具，“和谐”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还很不“和谐”；“和谐世界”则是“和谐社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外推，是一种苍白而无聊的文字游戏。试想，连当代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尚且不敢承认，还谈什么建设“和谐世界”？
更何况，这种有关建设“和谐世界”的漂亮言辞是和对当今世界文明主流的恐惧与敌意深深联系、并互为表里的，在很大程度上，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掩饰。党专制体制的自身衰变则是这种恐惧的根本原因：我们看到，如果说与毛等“第一代”领导人相比，邓作为“第二代”中共掌门人已经显得不十分自信，那么从“第三代”领导人开始，中共最高当权者已经基本丧失、甚或完全丧失了对这个体制的自信。他们其实知道，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是这个体制“优越”的证明，因为正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挽救了已经气息奄奄的“社会主义”；而30年来产生的全部问题则恰恰是这个体制无能的证明，因为正是这个体制衍生出的贪腐力量正在从根本意义上威胁着体制自身的生存与延续。然而，党的领导者们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作为“守摊者”，他们缺乏直面自身的变革勇气。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批评和呐喊面前，在互联网的舆论风暴面前，在如干柴烈火般一点就着的、风涌的群体维权浪潮面前，党的领导人显得极其被动。而他们越是被动，越是不自信，就越要把体制自身生出的问题归咎于外部，归罪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的“捣乱”和“破坏”，归罪于“外部势力”的“渗透”或“颠覆”。一句话，他们越是不自信，就越要乞灵于那个陈旧的、僵化的、然而又似乎特别好用、套在哪里哪里灵的“敌对思维”逻辑。这既是策略的需要，也是当政者自我心理安抚的需要。
不信，有文为证：
200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徐天亮”的文章，“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该文上来就强调“清醒认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
这些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全面推进理论武装工作、新闻宣传工作、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艺术创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巩固的政治思想基础、强大的精神智力支持。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十分尖锐而复杂，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一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二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三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做到敏锐而不过敏、冷静而不迟钝，努力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
这是21世纪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敌对思维”逻辑的一个极好标本。根据这个“逻辑”，凡在中国大陆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之类话题、特别是在这些问题上批评中共执政当局者，均有被“敌对势力”利用、或干脆就是国外“敌对势力”代理人之嫌；凡从具体案例入手、又上升到制度层面分析现存体制弊端者，均有居心叵测，妄图“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之嫌；而凡在互联网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者，则均有秉承国外“敌对势力”旨意，肆意“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之嫌。
呜呼！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
谁说冷战已经成为过去？这难道不是最典型、最露骨的冷战语言？
根据这个“逻辑”，封杀《零八宪章》、抓捕刘晓波、屏蔽互联网、打击异议人士、拒绝为六四平反等等就都是“合理之举”，因为它们都是为了阻止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颠覆”！
爱国者成了“颠覆者”，忠贞之士成了“叛国”小丑。中国没有被“颠覆”，历史却早已被颠覆得面目全非了!
“我们面前没有敌人”
当今的“敌对思维”逻辑是专制当权者自外于人类普世文明的表现。它诉诸粗陋、虚伪的民族主义和党国不分的“爱国主义”，混淆意识形态冲突与民族国家利益冲突间的不同，拒绝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立场的正义批评，把海内外炎黄子孙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脊梁）指斥为民族的“罪人”或“败类”。总之，“敌对思维”逻辑自已去制造“敌人”，而后攻击之，诋毁之，这是专制当权者无能的证明，也是这个体制确实已经走到末路的证明。
与专制当权者相反，民间反对派人士反倒表现出大海一样的胸怀和气度。成熟的民间自由人士已经挣脱专制和敌对思维同样施加于自己的枷锁（不要忘记，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在这个体制内成长并接受“教育”的经历），而开始用全新的目光、全新的角度、全新的立场审视自己和专制当权者的关系。无论是已经信仰基督的中国民间反对派知识分子，还是世俗的、站在理性多元论和宪政自由主义立场上力主改革的仁人志士，他们面对专制当权者发出的共同声音是：我们面前没有敌人。我们反对的是这个制度，但我们不把、或不再把任何具体的当政者视为敌人。
请听这样一位主张非暴力原则的民间反对派人士的表白：
非暴力原则中的核心价值是博爱。它与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观一样,是不分时空,不分人种而普遍存在的，是终极性的关怀。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人为地扩大阶级矛盾，强化阶级仇恨。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由于长期接受以阶级斗爭为纲的“共产党文化”熏陶，对自己人可以春天般地温暖,但对敌人则要爱憎分明,愈仇恨革命性愈强，对敌斗争自然可以不择手段，谈不上非暴力了。而博爱视全人类为一个共同体,视每一个人都有善的一面,认识到个人的解放与幸福只有在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中才能永久地实现。
我们要用博爱这种大爱来分化对手，来感化对手，来改变对手，化敌为友。博爱不是懦弱，而恰是这种发自內心的爱大大增加了我们自我牺牲的勇气。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小暴对付对手大暴的弱势群体了，我们是用我们爱与善之长，来对应对方的恶与恨之短。爱的信仰可以使我们勇敢地承受对手的打压迫害。就是高墙电网内的牢房，我们也只当作休息的驿站；当作锤炼的学堂；当作“新郎进入新娘的洞房”。用非暴力原则中旳“博爱”来建立我们的道德高地，来重塑、统一我们的信仰。
我们斗争的目标是改变那不合理的制度、不平等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具体的游戏人。在我们对立面的游戏参与者也需要因我们的爱而移除疑惑、紧张、不安与恐惧之感，而我们也因此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想要打败的是邪恶，而不是那些成为邪恶牺牲品的人们”。我们“并不是要打败或者侮辱对手，而是赢得理解和友谊。其目标是救赎与重归于好”（马丁•路德•金）。暴力反抗只会给善于“引蛇出洞”的对手用更大暴力来镇压的借口，而我们将用这非暴力的意志与行动去割断那憎恨之链，去中止那恶的循环，去停住暴力的轮回。7
说这话的人是谁呢？著名的民间反对派人士、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活动并为此蹲了9年大狱的査建国先生。这样一位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坐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却仍然力主非暴力原则的人士阐发的观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我们的当政者驻足沉思、深刻反省么？
中国的宪政转型是一个伟大的、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它正在呼唤一种新的原则作为转型自身的根基，这就是建设性对话的原则，宽容的原则，真相、正义与和解并重的原则，把一切个体生命体都视为有限存在、只有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追求无限的原则，严肃、审慎地面对过去又满怀信心地争取未来的原则。这个原则体现了人性中更加美好的东西，代表着更高水平的人类道德，是一种广布于宇宙人间的大爱。它是“敌对思维”逻辑完全不能比拟的一种政治文化和道德精神状态。
中国的民间自由人士正在接近这种状态，拥有这种状态。这让人感到欣喜。
“平反”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件早晚的事情，对此笔者并不担忧。我们要做的，毋宁是把眼光看得更远些，因为一个完全不同于“敌对思维”传统的宪政民主新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
2009年5月6日-9日，北京
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崔卫平
下面是我十年前写给朋友的信。我与对方在交换意见——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了一定的责任。
这种沉默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绕着走，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上，也同样采取了绕着走的态度。因此，如何来估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言说和各项成果呢？我们如何向他人说明——我们的头脑是忠直的、我们的语言是忠诚的，因而是值得信任的？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我愿意公布这封信，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如果再过十年，情况还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一桩恶行，变成我们所有人的羞愧和耻辱。尤其是我们民族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对这件事情应该首先负起责任。让良知发出声音，才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社会重建的起点。
（2009年5月9日）
ZY你好：……
整整十年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各种场合甚至私人场合人们都不谈论这件事（我本人也一样），当然这其中有许多必然的理由。至少人们这样认为：不谈这件事，正是为了做其他的事情，而其他那些事情也是有意义的。情况的确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向前发展了许多，如果偶尔回顾八十年代的情况，那么更能够感受得出，今天人们的头脑更加开阔，思路更为清晰，资源更为丰富，所做出的成果也更多更扎实。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如何继续下去？通过什么样的依据表明，我们那些写在字面上的东西具有一种真实的意义？如果我们所说的所写的，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来与之相关联相比照，怎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做出恰当的评价，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中隐藏着如此一个巨大的秘密？
时间长了，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成为一个巨大的虚空。人们都在回避它，绕着它走，尽量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但有了这样一种经验和习惯，是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在绕着走，回避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坚持，那么同时我们也放弃了其它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本来应该拥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我们的头脑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和开放？我们的语言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忠直和实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宣布说一种观念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
这个秘密实际上象一种毒素一样毒化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周围的空气，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和精神。当我们选择阻力最小的那些方面释放自己的能量时，实际上我们都被迫参与了隐瞒真相，被迫和某种东西“保持一致”，参与那种权力游戏。如果说十年前那桩流血的罪行不是我们造成的，但十年来我们对此不置一词（尽管有太多可以解释的理由）已经使得我们对这件事负有了某种责任。正象对待那些受难者家属和受害人本人，夺走他们的亲人和伤害他们的是另外一些人，但这些人目前仍然处于某种隔离状态，我们看不见他（她）们的面孔和听不见他（她）们的声音，对此我们是否也要承担一点点？
容许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虚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我们在伦理上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不伦不类，在这件事情上放弃评说的界限（哪怕是暂时的）使得我们也放弃了在许多其他事情上评说的界限，或者将这些界限弄得十分含混。如此我们作为一个人基本立足点的那些方面便显得有些可疑，我们生存的底线已经受到攻击和发生动摇，我们自身的尊严已经面临严重的挑战。
2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党专制及其基本的“敌对思维”传统并没有变。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领导人不是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吗？这不是正在远离过去的“敌对思维”吗？说这话的朋友显然把不同领域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和谐社会”不过是当今中共领导层为掩饰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而搬出的意识形态新道具，“和谐”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还很不“和谐”；“和谐世界”则是“和谐社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外推，是一种苍白而无聊的文字游戏。试想，连当代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尚且不敢承认，还谈什么建设“和谐世界”？
更何况，这种有关建设“和谐世界”的漂亮言辞是和对当今世界文明主流的恐惧与敌意深深联系、并互为表里的，在很大程度上，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掩饰。党专制体制的自身衰变则是这种恐惧的根本原因：我们看到，如果说与毛等“第一代”领导人相比，邓作为“第二代”中共掌门人已经显得不十分自信，那么从“第三代”领导人开始，中共最高当权者已经基本丧失、甚或完全丧失了对这个体制的自信。他们其实知道，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是这个体制“优越”的证明，因为正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挽救了已经气息奄奄的“社会主义”；而30年来产生的全部问题则恰恰是这个体制无能的证明，因为正是这个体制衍生出的贪腐力量正在从根本意义上威胁着体制自身的生存与延续。然而，党的领导者们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作为“守摊者”，他们缺乏直面自身的变革勇气。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批评和呐喊面前，在互联网的舆论风暴面前，在如干柴烈火般一点就着的、风涌的群体维权浪潮面前，党的领导人显得极其被动。而他们越是被动，越是不自信，就越要把体制自身生出的问题归咎于外部，归罪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的“捣乱”和“破坏”，归罪于“外部势力”的“渗透”或“颠覆”。一句话，他们越是不自信，就越要乞灵于那个陈旧的、僵化的、然而又似乎特别好用、套在哪里哪里灵的“敌对思维”逻辑。这既是策略的需要，也是当政者自我心理安抚的需要。
不信，有文为证：
200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徐天亮”的文章，“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该文上来就强调“清醒认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
这些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全面推进理论武装工作、新闻宣传工作、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艺术创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巩固的政治思想基础、强大的精神智力支持。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十分尖锐而复杂，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一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二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三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做到敏锐而不过敏、冷静而不迟钝，努力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
这是21世纪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敌对思维”逻辑的一个极好标本。根据这个“逻辑”，凡在中国大陆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之类话题、特别是在这些问题上批评中共执政当局者，均有被“敌对势力”利用、或干脆就是国外“敌对势力”代理人之嫌；凡从具体案例入手、又上升到制度层面分析现存体制弊端者，均有居心叵测，妄图“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之嫌；而凡在互联网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者，则均有秉承国外“敌对势力”旨意，肆意“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之嫌。
呜呼！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
谁说冷战已经成为过去？这难道不是最典型、最露骨的冷战语言？
根据这个“逻辑”，封杀《零八宪章》、抓捕刘晓波、屏蔽互联网、打击异议人士、拒绝为六四平反等等就都是“合理之举”，因为它们都是为了阻止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颠覆”！
爱国者成了“颠覆者”，忠贞之士成了“叛国”小丑。中国没有被“颠覆”，历史却早已被颠覆得面目全非了!
“我们面前没有敌人”
当今的“敌对思维”逻辑是专制当权者自外于人类普世文明的表现。它诉诸粗陋、虚伪的民族主义和党国不分的“爱国主义”，混淆意识形态冲突与民族国家利益冲突间的不同，拒绝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立场的正义批评，把海内外炎黄子孙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脊梁）指斥为民族的“罪人”或“败类”。总之，“敌对思维”逻辑自已去制造“敌人”，而后攻击之，诋毁之，这是专制当权者无能的证明，也是这个体制确实已经走到末路的证明。
与专制当权者相反，民间反对派人士反倒表现出大海一样的胸怀和气度。成熟的民间自由人士已经挣脱专制和敌对思维同样施加于自己的枷锁（不要忘记，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在这个体制内成长并接受“教育”的经历），而开始用全新的目光、全新的角度、全新的立场审视自己和专制当权者的关系。无论是已经信仰基督的中国民间反对派知识分子，还是世俗的、站在理性多元论和宪政自由主义立场上力主改革的仁人志士，他们面对专制当权者发出的共同声音是：我们面前没有敌人。我们反对的是这个制度，但我们不把、或不再把任何具体的当政者视为敌人。
请听这样一位主张非暴力原则的民间反对派人士的表白：
非暴力原则中的核心价值是博爱。它与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观一样,是不分时空,不分人种而普遍存在的，是终极性的关怀。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人为地扩大阶级矛盾，强化阶级仇恨。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由于长期接受以阶级斗爭为纲的“共产党文化”熏陶，对自己人可以春天般地温暖,但对敌人则要爱憎分明,愈仇恨革命性愈强，对敌斗争自然可以不择手段，谈不上非暴力了。而博爱视全人类为一个共同体,视每一个人都有善的一面,认识到个人的解放与幸福只有在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中才能永久地实现。
我们要用博爱这种大爱来分化对手，来感化对手，来改变对手，化敌为友。博爱不是懦弱，而恰是这种发自內心的爱大大增加了我们自我牺牲的勇气。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小暴对付对手大暴的弱势群体了，我们是用我们爱与善之长，来对应对方的恶与恨之短。爱的信仰可以使我们勇敢地承受对手的打压迫害。就是高墙电网内的牢房，我们也只当作休息的驿站；当作锤炼的学堂；当作“新郎进入新娘的洞房”。用非暴力原则中旳“博爱”来建立我们的道德高地，来重塑、统一我们的信仰。
我们斗争的目标是改变那不合理的制度、不平等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具体的游戏人。在我们对立面的游戏参与者也需要因我们的爱而移除疑惑、紧张、不安与恐惧之感，而我们也因此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想要打败的是邪恶，而不是那些成为邪恶牺牲品的人们”。我们“并不是要打败或者侮辱对手，而是赢得理解和友谊。其目标是救赎与重归于好”（马丁•路德•金）。暴力反抗只会给善于“引蛇出洞”的对手用更大暴力来镇压的借口，而我们将用这非暴力的意志与行动去割断那憎恨之链，去中止那恶的循环，去停住暴力的轮回。7
说这话的人是谁呢？著名的民间反对派人士、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活动并为此蹲了9年大狱的査建国先生。这样一位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坐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却仍然力主非暴力原则的人士阐发的观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我们的当政者驻足沉思、深刻反省么？
中国的宪政转型是一个伟大的、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它正在呼唤一种新的原则作为转型自身的根基，这就是建设性对话的原则，宽容的原则，真相、正义与和解并重的原则，把一切个体生命体都视为有限存在、只有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追求无限的原则，严肃、审慎地面对过去又满怀信心地争取未来的原则。这个原则体现了人性中更加美好的东西，代表着更高水平的人类道德，是一种广布于宇宙人间的大爱。它是“敌对思维”逻辑完全不能比拟的一种政治文化和道德精神状态。
中国的民间自由人士正在接近这种状态，拥有这种状态。这让人感到欣喜。
“平反”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件早晚的事情，对此笔者并不担忧。我们要做的，毋宁是把眼光看得更远些，因为一个完全不同于“敌对思维”传统的宪政民主新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
2009年5月6日-9日，北京
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崔卫平
下面是我十年前写给朋友的信。我与对方在交换意见——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了一定的责任。
这种沉默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绕着走，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上，也同样采取了绕着走的态度。因此，如何来估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言说和各项成果呢？我们如何向他人说明——我们的头脑是忠直的、我们的语言是忠诚的，因而是值得信任的？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我愿意公布这封信，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如果再过十年，情况还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一桩恶行，变成我们所有人的羞愧和耻辱。尤其是我们民族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对这件事情应该首先负起责任。让良知发出声音，才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社会重建的起点。
（2009年5月9日）
ZY你好：……
整整十年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各种场合甚至私人场合人们都不谈论这件事（我本人也一样），当然这其中有许多必然的理由。至少人们这样认为：不谈这件事，正是为了做其他的事情，而其他那些事情也是有意义的。情况的确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向前发展了许多，如果偶尔回顾八十年代的情况，那么更能够感受得出，今天人们的头脑更加开阔，思路更为清晰，资源更为丰富，所做出的成果也更多更扎实。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如何继续下去？通过什么样的依据表明，我们那些写在字面上的东西具有一种真实的意义？如果我们所说的所写的，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来与之相关联相比照，怎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做出恰当的评价，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中隐藏着如此一个巨大的秘密？
时间长了，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成为一个巨大的虚空。人们都在回避它，绕着它走，尽量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但有了这样一种经验和习惯，是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在绕着走，回避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坚持，那么同时我们也放弃了其它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本来应该拥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我们的头脑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和开放？我们的语言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忠直和实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宣布说一种观念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
这个秘密实际上象一种毒素一样毒化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周围的空气，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和精神。当我们选择阻力最小的那些方面释放自己的能量时，实际上我们都被迫参与了隐瞒真相，被迫和某种东西“保持一致”，参与那种权力游戏。如果说十年前那桩流血的罪行不是我们造成的，但十年来我们对此不置一词（尽管有太多可以解释的理由）已经使得我们对这件事负有了某种责任。正象对待那些受难者家属和受害人本人，夺走他们的亲人和伤害他们的是另外一些人，但这些人目前仍然处于某种隔离状态，我们看不见他（她）们的面孔和听不见他（她）们的声音，对此我们是否也要承担一点点？
容许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虚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我们在伦理上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不伦不类，在这件事情上放弃评说的界限（哪怕是暂时的）使得我们也放弃了在许多其他事情上评说的界限，或者将这些界限弄得十分含混。如此我们作为一个人基本立足点的那些方面便显得有些可疑，我们生存的底线已经受到攻击和发生动摇，我们自身的尊严已经面临严重的挑战。
十年来被迫的沉默实际上是有些屈辱的，我们的生活和精神都带有这种屈辱的印记，不是说我们不能忍辱负重，但时间太长了，这种屈辱应该有个限度，因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将使一切变得面目全非，真假莫辩，乃至将我们的精神和生活驱逐至一种十分虚无的境地。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目前已经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们何以再往前跨出一小步？做出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建构而不只是提及某些东西？简言之，即整整十年我们对“六•四”这件事不去谈论是有足够理由的，但事到如今，再如此继续下去就变得没有理由了。我们得为十年以来我们已经背负上的东西承担责任，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免遭虚无的伤害承担责任。
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见《罪与罚》）后来终于发现，如果他不说出那件事，对亲人和朋友他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他不能倾吐衷肠，那么他所说的一切都只能是谎言和掩盖。我们虽然不象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自己的手上也沾有血迹，但十年的沉默累积起来的东西使得我们也到了必须要谈谈这件事的时刻了，否则我们不能挽回自己的生活及其尊严，更何谈精神上的自由和创造！
当然不只是仅仅从我们自身出发。我们只要稍稍看一下周围的现实，看看报纸及各种媒体上登载的大大小小的可以说是遍地的暴力，就不能不联想到，所有这些暴力直接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那件巨大的暴力有着某种联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甚至用人们一般所说，在这片土地的“心脏”，曾经发生过那样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于无辜的青年以及广大人民的信念和要求那样粗暴的践踏，并且迄今都没有做出正当的评价，竟然允许那些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使暴力的人逍遥法外，甚至继续作威作福，这实际上等于在全社会的范围之内鼓励犯罪和暴力行为。
对于那样一个巨大的暴力不去修正和限制，怎么能阻遏这之后随时随地发生的那些较小的暴力？实在难以计算，有多少人是这十年以来骤增的暴力犯罪的牺牲品？同样也难以衡量，不得不目睹和忍受周围众多的暴力的人们，如何逐渐丧失了对于生活本来拥有的信心和原则，陷入某种麻木和冷漠当中，以及感受到自己的安全也是处于不堪一击当中？有谁能够保证，类似的可怕的暴力肯定不会在某个时刻降临到他自己头上？
哈维尔曾经具有远见地指出某种延误所造成的难以想象的后果，因为长期压抑不能释放形成的难以支付的超额负担，因为人们的头脑和精神长期倾斜引起的怨恨、愤懑以及互相仇视、敌视，包括急于要寻找一个报复对象。整整十年了（其实远远不止十年），我们的生活到底滑出多远？我们失去了多少本来可以抓住或挽回的机遇？甚至我们是否还能够找回一些基本的起点，区分一些基本的界限，把搅混多年的浊水加以澄清？为此我们得花上多少年力气？看看周围，很容易感受得到人们因长期的羞辱产生的种种消极、负面、压抑的情绪，但往往是这些情绪找不到恰当的输出对象，人们为另外一些事情轻易地大光其火，该说出的那件事或通往所有这些事情根部的那件事始终不能说出来，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和代价都已经足够了。
我本人从来未敢忘怀这样的看法，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首先是文明和创造的事业，是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大厦（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添砖加瓦，当然这项事业需要很多前提，甚至需要许多他人的工作做为铺垫。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太有理由把眼光仅仅限制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之内，在其中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并不具有一个良好的文明的环境来适宜自由精神的创造和真正意义上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当这种环境到了阻碍精神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地步，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得为清理和建设这个环境承担一部分责任。本性上人人都想坐享其成，但眼下坐享其成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我们理想中的东西来得太晚了，它从来而且今后也不会从天而降。要么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时时忍受精神和灵魂上的被削弱、被剜却，直至一天天萎缩和最终瘫痪，要么挺起胸膛来说出真话，摆脱屈辱，重新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创造一个文明的和适于文明发展的环境。
以上考虑当否，请指正。
卫平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８日
张耀杰：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张耀杰
2009年5月10日，一部分北京朋友聚会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以下文字是对于我自己的会议发言的补充整理。
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最近几个月重新阅读了五四时代的文献资料，并且写了几篇比较长的文章。
关于"五四运动"，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亲身体验过美国的宪政民主生活的胡适与没有亲身体验过宪政民主生活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之间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就是胡适尽管不太恰当地提出了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正统的观念，他基本上还是保持平等讨论并且接受批评意见的平和态度的。他并不以为自己发现并且掌握了唯一的、绝对的终极真理，而是主张针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一个一个进行解决，一步一步追求进步。
与胡适相反，陈独秀在自己还没有动手实验白话文写作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与此同时，他还出了道德至上的伦理觉悟是从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极端观念。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和态度立即得到了钱玄同、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的支持。用钱玄同事后的回忆，他提出的废汉字、关戏馆之类的极端主张，其实是在代朋友立言，这个朋友就是鲁迅。胡适私下在写给钱玄同的书信里面批评说，这种一上来就要废汉字的主张，其实是在抄近路，中国的汉字改革是应该一步一步来的。
在随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坚持的还是这样的观念，而李大钊却以为自己从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里面发现了一种终极真理，也就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一旦转向苏俄一边，就与李大钊一样觉得找到了另一种可以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抄近路的正确道路和终极真理。90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想通过抄近路来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最终走的只能是最具破坏性的邪路，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改朝换代、扭转乾坤的暴力革命之路。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不过采用了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人民专政之类的新名词，来形容和包装所谓的"新政权"。
张博树先生谈到敌对思想和敌对意识，这其实是专政机关最高兴做的事情。2009年3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与京鼎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o犯罪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华大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许多政法系统甚至安全系统的官员。中国政法大学的皮艺军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敌意事件"的概念，认为瓮安事件、德江舞龙、学生聚会、杨佳这些事件都是"社会敌意事件"。于建嵘在会上给我发短信，让我到会场表个态，我那天刚好找于建嵘有事情，但是我坚决不愿意进这个会场，因为人家没有邀请我。于建嵘在会上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共识：假如用"社会敌意事件"来给民间的维权事件和泄愤事件定性，就会产生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维权人士和维权群众的政治效果，从而给专政机关开枪镇压提供学术理由和政治借口，这样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六四事件、法轮功事件是这样；孙东东以精神病专家的身份公开表示信访群众99%是精神病，所要达到的也是这种妖魔化效果。许志永等人揭露的北京黑监狱里面打死打伤上访人，所需要的同样是这种妖魔化上访人的理由和借口。
于建嵘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燕山大讲堂上演讲"刚性稳定"和"韧性稳定"，我在听讲的过程中就想到，是不是可以在维权活动中提出"刚性抗争"和"韧性抗争"的概念。"六四事件"一开始是很理性的，但是后来在天安门绝食并且坚守不退，就明显属于"刚性抗争"。中共本身就是崇尚暴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刚性政权，最高当局里面的强硬派最为方便的选项就是开枪镇压。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中共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借口。刚才莫之许说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就等于是选择逃跑，我是不认同这种说法的，这种说法其实还是革命理论中所说的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对思维和专制思维。我们面对的是力量极不对等的既成事实，没有枪的人为了保存生命而选择退让和躲避，并不是什么耻辱。"六四"开枪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弱势的平民学生牺牲了宝贵生命，相对开明的赵紫阳离开了政治舞台，倾向于改革的邓小平变得势单力孤，更加顽固的陈云、李鹏这些人反倒强化了他们的影响力，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因此走向恶化和倒退。
春节前有一天我在鸟巢附近散步，刚好碰到丹麦电视台在采访，有一个朋友看到我说这个人是《零八宪章》的签名者，你们可以采访他。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零八宪章》是一个和平的宪章，他的最高诉求并不是推翻政府夺取政权，而是建设一种文明的刚性的宪政制度来保障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假如中国再发生六四这样的事件，我希望相对弱势的民间力量应该考虑给政府当局留出一点余地，与此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点余地。我自己愿意扮演的是周舵、刘晓波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退让和撤离的角色。即使政府当局搞秋后算账，也只是把所谓的首要分子判刑关押；但是，一旦开枪就会造成许多无辜者的当场死亡，无论是杀人者与被杀者，都会陷入复仇与被复仇的极端恐怖之中。
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我的前辈，并且大部分人都为"六四事件"付出过牺牲和代价。20年过去了，我不得不说一句丧气话，也许我们这些人很难看到中国大陆像台湾、像苏联那样成功实现政治转型。假如这个政府在某一天突然垮台了，推翻这个政府的肯定不是我们这些人，而是社会合力的结果，特别是政府内部分脏不均、动转失灵的结果。像这样的突然转变甚至于暴力革命，带给整个社会的并不是根本解决的福音，反而很有可能是更大的灾难。1911年的辛亥革命如此，1949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是如此。
中共当局现在虽然不愿意开放权力，不允许结社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不承认农民的土地产权，像毛泽东时代动不动就置人于死地的镇压反革命，已经不再是社会常态。我本人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无理解聘仍然发给基本工资就是一个例证。我虽然觉得很不公正，但是并没有被逼到绝路上去。我的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也一直是在法律框架里面进行的。假如我采取非常刚性的激烈态度，被逼到绝路的不是相对强势的当权者，而是相对弱势的我自己。我一家人马上就会面临生存问题，我也就没有条件再写作文章和思考问题了。我觉得自己的社会价值就是通过自我约束和自我健全来展示一种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目标的理性的、韧性的公民不服从，进而与更多的同道者结合成一种公共性和建设性的健康力量，为今后的社会铺垫出一种非暴力的可持续的路径选择。至于我自己能不能够享受到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人权保障，已经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情了。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再复式的告别革命是在替政府说话，是在背叛民众。这依然是敌对思想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观点的前提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没有共存双赢的社会空间。事实不是这样的，改革开放虽然放大了贫富不均，最穷的底层农民毕竟也决定性地解决了温饱问题。暴力革命作为一种选项，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阻止得了的。但是我坚持认为，陈独秀式的抄近路式的根本解决，从根本上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伪命题，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必须是一步一步的点滴改良和韧性抗争的结果。非暴力的社会转型和宪政民主，是更加可取也更加文明的另一种选项。
关于刘自立所说的没有结社自由就很难形成改变社会的有效力量，我的意见是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不能组成正式的法人社团和反对党派，并不意味着没有建构相对松散的社会共同体的社会空间。只要有足够多的个人形成足够健康和足够坚韧的价值认同，一旦条件允许，各种各样的社团实体和政党实体马上就会涌现出来。就目前来讲，从自己做起，从胡适当年所提倡的既要严格自律又要承担责任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做起，才是社会改良的根本所在。
2009年5月10日深夜于北京家中。
延伸阅读：
“六四”二十年之随想——一问主政者们
佚名
二十年前的今天，《4•26社论》发表。
“六四”转眼就二十年了，像是过得挺快。其实，每年到这个时节，日子很不好过，心都会被拉扯着疼痛——虽然笔者的家里并没有死甚至伤一个人。
可是有的人倒像是早已忘却，甚或还有意转移和消磨人们的“不肯忘却”，刻意选择今天大张旗鼓地开始部署全国的“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不怕愚笨者的懒惰，就怕勤快的愚笨者”：人们原已在设法麻木着尚未愈合的伤口的疼痛，而这些人竟然勤快地向伤口上泼洒“盐水”，这怎么能让人民“爱”得起来呢？反倒让人们再一次地勾起那即将忘却的记忆：
——学生、市民们那一张张惊恐与悲伤的面孔；
——街头那一摊摊黑红、浓稠血迹的腥涩；
——桥头石雕“少女”身上被坦克大口径机枪子弹啃咬的伤痕；
——死寂了的城市里那怪异的“胜利”的喧嚣。
二十年里，人们极大地丰富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仇恨、悲痛、苦闷、醒悟、坚韧、期待……；当然，还有绝望乃至消沉。善良的人们想不明白也绝不甘心——“东方睡狮”难道注定要用鲜血来一次次地唤醒吗？！
在身临其境的“中国特色”里，人们一边冷眼注视着屏幕上呆若木鸡的政客们的脸，一边极力挣脱着钳制思想和言论的枷锁，迫切与好奇地窥视着周边的历史与变革，寻觅着医治“母亲”创伤的处方。
人们决定：对来自高端组织及其人物的话，绝不再轻信，更不再盲从；在软硬兼施甚至高压态势之下，绝不再违心地自我谴责甚至卧底揭发；在危及自身、家庭及难友的时候，宁愿以不理解的“拥护”、不支持的“配合”去敷衍，而绝不再卑躬屈节地助纣为虐。
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见《罪与罚》）后来终于发现，如果他不说出那件事，对亲人和朋友他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他不能倾吐衷肠，那么他所说的一切都只能是谎言和掩盖。我们虽然不象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自己的手上也沾有血迹，但十年的沉默累积起来的东西使得我们也到了必须要谈谈这件事的时刻了，否则我们不能挽回自己的生活及其尊严，更何谈精神上的自由和创造！
当然不只是仅仅从我们自身出发。我们只要稍稍看一下周围的现实，看看报纸及各种媒体上登载的大大小小的可以说是遍地的暴力，就不能不联想到，所有这些暴力直接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那件巨大的暴力有着某种联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甚至用人们一般所说，在这片土地的“心脏”，曾经发生过那样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于无辜的青年以及广大人民的信念和要求那样粗暴的践踏，并且迄今都没有做出正当的评价，竟然允许那些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使暴力的人逍遥法外，甚至继续作威作福，这实际上等于在全社会的范围之内鼓励犯罪和暴力行为。
对于那样一个巨大的暴力不去修正和限制，怎么能阻遏这之后随时随地发生的那些较小的暴力？实在难以计算，有多少人是这十年以来骤增的暴力犯罪的牺牲品？同样也难以衡量，不得不目睹和忍受周围众多的暴力的人们，如何逐渐丧失了对于生活本来拥有的信心和原则，陷入某种麻木和冷漠当中，以及感受到自己的安全也是处于不堪一击当中？有谁能够保证，类似的可怕的暴力肯定不会在某个时刻降临到他自己头上？
哈维尔曾经具有远见地指出某种延误所造成的难以想象的后果，因为长期压抑不能释放形成的难以支付的超额负担，因为人们的头脑和精神长期倾斜引起的怨恨、愤懑以及互相仇视、敌视，包括急于要寻找一个报复对象。整整十年了（其实远远不止十年），我们的生活到底滑出多远？我们失去了多少本来可以抓住或挽回的机遇？甚至我们是否还能够找回一些基本的起点，区分一些基本的界限，把搅混多年的浊水加以澄清？为此我们得花上多少年力气？看看周围，很容易感受得到人们因长期的羞辱产生的种种消极、负面、压抑的情绪，但往往是这些情绪找不到恰当的输出对象，人们为另外一些事情轻易地大光其火，该说出的那件事或通往所有这些事情根部的那件事始终不能说出来，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和代价都已经足够了。
我本人从来未敢忘怀这样的看法，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首先是文明和创造的事业，是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大厦（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添砖加瓦，当然这项事业需要很多前提，甚至需要许多他人的工作做为铺垫。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太有理由把眼光仅仅限制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之内，在其中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并不具有一个良好的文明的环境来适宜自由精神的创造和真正意义上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当这种环境到了阻碍精神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地步，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得为清理和建设这个环境承担一部分责任。本性上人人都想坐享其成，但眼下坐享其成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我们理想中的东西来得太晚了，它从来而且今后也不会从天而降。要么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时时忍受精神和灵魂上的被削弱、被剜却，直至一天天萎缩和最终瘫痪，要么挺起胸膛来说出真话，摆脱屈辱，重新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创造一个文明的和适于文明发展的环境。
以上考虑当否，请指正。
卫平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８日
张耀杰：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张耀杰
2009年5月10日，一部分北京朋友聚会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以下文字是对于我自己的会议发言的补充整理。
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最近几个月重新阅读了五四时代的文献资料，并且写了几篇比较长的文章。
关于"五四运动"，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亲身体验过美国的宪政民主生活的胡适与没有亲身体验过宪政民主生活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之间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就是胡适尽管不太恰当地提出了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正统的观念，他基本上还是保持平等讨论并且接受批评意见的平和态度的。他并不以为自己发现并且掌握了唯一的、绝对的终极真理，而是主张针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一个一个进行解决，一步一步追求进步。
与胡适相反，陈独秀在自己还没有动手实验白话文写作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与此同时，他还出了道德至上的伦理觉悟是从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极端观念。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和态度立即得到了钱玄同、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的支持。用钱玄同事后的回忆，他提出的废汉字、关戏馆之类的极端主张，其实是在代朋友立言，这个朋友就是鲁迅。胡适私下在写给钱玄同的书信里面批评说，这种一上来就要废汉字的主张，其实是在抄近路，中国的汉字改革是应该一步一步来的。
在随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坚持的还是这样的观念，而李大钊却以为自己从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里面发现了一种终极真理，也就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一旦转向苏俄一边，就与李大钊一样觉得找到了另一种可以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抄近路的正确道路和终极真理。90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想通过抄近路来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最终走的只能是最具破坏性的邪路，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改朝换代、扭转乾坤的暴力革命之路。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不过采用了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人民专政之类的新名词，来形容和包装所谓的"新政权"。
张博树先生谈到敌对思想和敌对意识，这其实是专政机关最高兴做的事情。2009年3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与京鼎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o犯罪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华大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许多政法系统甚至安全系统的官员。中国政法大学的皮艺军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敌意事件"的概念，认为瓮安事件、德江舞龙、学生聚会、杨佳这些事件都是"社会敌意事件"。于建嵘在会上给我发短信，让我到会场表个态，我那天刚好找于建嵘有事情，但是我坚决不愿意进这个会场，因为人家没有邀请我。于建嵘在会上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共识：假如用"社会敌意事件"来给民间的维权事件和泄愤事件定性，就会产生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维权人士和维权群众的政治效果，从而给专政机关开枪镇压提供学术理由和政治借口，这样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六四事件、法轮功事件是这样；孙东东以精神病专家的身份公开表示信访群众99%是精神病，所要达到的也是这种妖魔化效果。许志永等人揭露的北京黑监狱里面打死打伤上访人，所需要的同样是这种妖魔化上访人的理由和借口。
于建嵘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燕山大讲堂上演讲"刚性稳定"和"韧性稳定"，我在听讲的过程中就想到，是不是可以在维权活动中提出"刚性抗争"和"韧性抗争"的概念。"六四事件"一开始是很理性的，但是后来在天安门绝食并且坚守不退，就明显属于"刚性抗争"。中共本身就是崇尚暴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刚性政权，最高当局里面的强硬派最为方便的选项就是开枪镇压。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中共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借口。刚才莫之许说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就等于是选择逃跑，我是不认同这种说法的，这种说法其实还是革命理论中所说的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对思维和专制思维。我们面对的是力量极不对等的既成事实，没有枪的人为了保存生命而选择退让和躲避，并不是什么耻辱。"六四"开枪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弱势的平民学生牺牲了宝贵生命，相对开明的赵紫阳离开了政治舞台，倾向于改革的邓小平变得势单力孤，更加顽固的陈云、李鹏这些人反倒强化了他们的影响力，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因此走向恶化和倒退。
春节前有一天我在鸟巢附近散步，刚好碰到丹麦电视台在采访，有一个朋友看到我说这个人是《零八宪章》的签名者，你们可以采访他。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零八宪章》是一个和平的宪章，他的最高诉求并不是推翻政府夺取政权，而是建设一种文明的刚性的宪政制度来保障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假如中国再发生六四这样的事件，我希望相对弱势的民间力量应该考虑给政府当局留出一点余地，与此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点余地。我自己愿意扮演的是周舵、刘晓波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退让和撤离的角色。即使政府当局搞秋后算账，也只是把所谓的首要分子判刑关押；但是，一旦开枪就会造成许多无辜者的当场死亡，无论是杀人者与被杀者，都会陷入复仇与被复仇的极端恐怖之中。
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我的前辈，并且大部分人都为"六四事件"付出过牺牲和代价。20年过去了，我不得不说一句丧气话，也许我们这些人很难看到中国大陆像台湾、像苏联那样成功实现政治转型。假如这个政府在某一天突然垮台了，推翻这个政府的肯定不是我们这些人，而是社会合力的结果，特别是政府内部分脏不均、动转失灵的结果。像这样的突然转变甚至于暴力革命，带给整个社会的并不是根本解决的福音，反而很有可能是更大的灾难。1911年的辛亥革命如此，1949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是如此。
中共当局现在虽然不愿意开放权力，不允许结社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不承认农民的土地产权，像毛泽东时代动不动就置人于死地的镇压反革命，已经不再是社会常态。我本人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无理解聘仍然发给基本工资就是一个例证。我虽然觉得很不公正，但是并没有被逼到绝路上去。我的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也一直是在法律框架里面进行的。假如我采取非常刚性的激烈态度，被逼到绝路的不是相对强势的当权者，而是相对弱势的我自己。我一家人马上就会面临生存问题，我也就没有条件再写作文章和思考问题了。我觉得自己的社会价值就是通过自我约束和自我健全来展示一种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目标的理性的、韧性的公民不服从，进而与更多的同道者结合成一种公共性和建设性的健康力量，为今后的社会铺垫出一种非暴力的可持续的路径选择。至于我自己能不能够享受到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人权保障，已经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情了。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再复式的告别革命是在替政府说话，是在背叛民众。这依然是敌对思想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观点的前提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没有共存双赢的社会空间。事实不是这样的，改革开放虽然放大了贫富不均，最穷的底层农民毕竟也决定性地解决了温饱问题。暴力革命作为一种选项，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阻止得了的。但是我坚持认为，陈独秀式的抄近路式的根本解决，从根本上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伪命题，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必须是一步一步的点滴改良和韧性抗争的结果。非暴力的社会转型和宪政民主，是更加可取也更加文明的另一种选项。
关于刘自立所说的没有结社自由就很难形成改变社会的有效力量，我的意见是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不能组成正式的法人社团和反对党派，并不意味着没有建构相对松散的社会共同体的社会空间。只要有足够多的个人形成足够健康和足够坚韧的价值认同，一旦条件允许，各种各样的社团实体和政党实体马上就会涌现出来。就目前来讲，从自己做起，从胡适当年所提倡的既要严格自律又要承担责任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做起，才是社会改良的根本所在。
2009年5月10日深夜于北京家中。
延伸阅读：
“六四”二十年之随想——一问主政者们
佚名
二十年前的今天，《4•26社论》发表。
“六四”转眼就二十年了，像是过得挺快。其实，每年到这个时节，日子很不好过，心都会被拉扯着疼痛——虽然笔者的家里并没有死甚至伤一个人。
可是有的人倒像是早已忘却，甚或还有意转移和消磨人们的“不肯忘却”，刻意选择今天大张旗鼓地开始部署全国的“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不怕愚笨者的懒惰，就怕勤快的愚笨者”：人们原已在设法麻木着尚未愈合的伤口的疼痛，而这些人竟然勤快地向伤口上泼洒“盐水”，这怎么能让人民“爱”得起来呢？反倒让人们再一次地勾起那即将忘却的记忆：
——学生、市民们那一张张惊恐与悲伤的面孔；
——街头那一摊摊黑红、浓稠血迹的腥涩；
——桥头石雕“少女”身上被坦克大口径机枪子弹啃咬的伤痕；
——死寂了的城市里那怪异的“胜利”的喧嚣。
二十年里，人们极大地丰富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仇恨、悲痛、苦闷、醒悟、坚韧、期待……；当然，还有绝望乃至消沉。善良的人们想不明白也绝不甘心——“东方睡狮”难道注定要用鲜血来一次次地唤醒吗？！
在身临其境的“中国特色”里，人们一边冷眼注视着屏幕上呆若木鸡的政客们的脸，一边极力挣脱着钳制思想和言论的枷锁，迫切与好奇地窥视着周边的历史与变革，寻觅着医治“母亲”创伤的处方。
人们决定：对来自高端组织及其人物的话，绝不再轻信，更不再盲从；在软硬兼施甚至高压态势之下，绝不再违心地自我谴责甚至卧底揭发；在危及自身、家庭及难友的时候，宁愿以不理解的“拥护”、不支持的“配合”去敷衍，而绝不再卑躬屈节地助纣为虐。
大家为“皇帝的新衣”而冷嘲热讽，为“紫禁城”内的撕咬争斗而暗自发笑，为“衙内”们的捉襟见肘而幸灾乐祸，为“衙役”们的欲盖弥彰而穷追不舍；同时，大家也为民族精英们的呼号而奔走相告，为“民间维权”的壮举而推波助澜，为弱势民众的权益与地位而据理力争，为施压者的节节败退而欢欣鼓舞；诚然，大家更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忧心忡忡……。
已经过去的二十年，不好过；“六四20年祭”会感动“上帝”，也绝不奢求；未来的二十年如何？目前，人们还没有权力去把握。
可是，“希望”毕竟已经注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敢于立刻说出“皇帝光着屁股”的大人们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一张报纸”已经被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撕扯得粉碎了；老百姓对于“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以及“凶恶的火神与瘟神”，已经不再恭敬地来“捧”而是动手去“挖”了；从壁垒森严的“贾府”里出走的和准备出走的“贾宝玉”已经成群结队了；……。更何况，老百姓正在齐心协力地传递着《健康小常识》，充满信心地要把“主子”们的寿命比下去呢！
2009、4、26
你们能够做到“不折腾”吗？——二问主政者们
佚名
去年底，总书记把“不折腾”这句村野之语搬到了庙堂之上。据说，会场用异乎寻常的掌声予以了呼应；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还引发了朝野的热议。可见，他的手指虽然用力很轻，却拨动了当前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余音将散，我们还没有理由、更没有条件坐等“不折腾”的太平盛世的到来。起码，关于折腾的行为主体、诱发机理、评判标准和“不折腾”的保障条件等四个重大问题，很有必要与主政者们对对话。
折腾的行为主体：历来都是主政者们在折腾老百姓
一段时间以来，官员腐败案件频发，媒体曝光、百姓谴责，搞得“公仆”们灰头土脸的，可是自从总书记作出“不折腾”的指示后，他们好像喝了人参大补汤，立刻在百姓面前挺直了腰杆儿，抖起了精神，再碰到那些难缠的人提出的难缠的事儿，便立马拉下脸来：“别胡闹啊，总书记可放话了，你们别折腾！”
这也难怪，中国的确有个思维定势，即：主政者们在提出治国方略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潜意识里很清楚、老百姓也能自觉地领悟得到――那些圣旨、口号、规定、要求等等都是对着“群众”来的，比如“依法治国”那就是“依法治民”了。
如果根据这种思维定势推理，或者按照上述官员行事，那么总书记的“不折腾”即可理解为：老百姓是折腾的根源，更是折腾的行为主体――我要说，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真是严重违背了中国国情了！
为了理清这个首要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仅以1949年以来的60年间我国发生的四次“重大折腾”的史实来辨析，看看官员和百姓到底是谁在折腾谁：
——1958年间，主政者们发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的伟大号召，尤其是要“钢铁挂帅”，并豪迈地提出“10年赶英，20年超美”；于是，各级的主政者们动员乃至强迫老百姓把家里的铁锅甚至到门鼻儿都交出来去炼钢，又组织大家去吃“共产主义大锅饭”，于是就有了彭德怀的“青壮都去炼铁去，村中唯有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的焦虑与呐喊；于是就有了当年的丰产而没有丰收；于是就有了几千万人活活饿死的人类惨剧。
——如果说“大跃进”的时候主政者们并没有折腾老百姓的主观愿望，属于“好心办坏事”，那么1957年的“反右”则是主政者有意并设下圈套去折腾老百姓了：主政者们大张旗鼓地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开始不知就里，响应并不积极；于是各级官员们层层动员，以宣示执政党虚怀若谷的诚意，这才诱发出了知识分子们大为感动后的、爱党爱国的肺腑之言；但是，主政者听到意见后却判定“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进而谋划：此时不能急于“收网”，而要“引蛇出洞”之后适时歼之；于是，多难的民族也就继续上演了55万“右派”及其亲属颠沛流离的生命悲剧。
——1966年的“文化革命”，又是主政者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大折腾，折腾得不止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对中华民族全方位的深度伤害，直至今日，我们还能痛切地感受的到，即使付出几代人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复苏。
——1989年间，学生们对他们爱戴的胡耀邦非正常程序地辞职进而猝然去世既不解又悲痛，又由于积攒了对“官倒”、腐败现象长期压抑的焦虑与愤怒，更由于他们平时难以找到抒发情感的渠道，这才借机开始了《宪法》赋予公民之权力的游行，进而提出与共和国总理直接对话的要求。
按理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又是人民的政府，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生娃娃，只是想和你对个话，并没有叫你交出权嘛，这算个屁大的事儿啊？可是，主政者们却折腾起来了，他们居然把对话与政权荒诞地联系起来，认为：“如果接受了学生娃娃以及他们身后长胡子的人的对话要求，我们就没有退路了”，进而连夜又折腾出那篇歪曲事实、激化矛盾、扩大事态、祸国殃民的《4.26社论》，硬说是北京已经发生了“反革命动乱”！由此才引发了后来的几千学生的大绝食，以及200万工人、农民、市民、职员、商贩、教师、公务员、新闻工作者甚至军队院校的学员举行的声援学生的大游行。
事态发展至此，如果主政者们不再折腾，事情还有缓儿，比如时任总书记已经提出“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渠道平稳地解决”的“不折腾”方案，但“主政者”坚持认为“事态已经关乎共产党、共和国的生死存亡；我们有300万解放军；相信工人、农民不会跟着他们走”，进而便“杀鸡用牛刀”地、彻底地大折腾起来：针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却调动了绝对优势且荷枪实弹的“子弟兵”，在重型坦克的掩护下成功实施了血刃京城的伟大战役。
“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七、八年要再来一次。”倒是这位主政者诚实一些，早在30多年前就坦率地自封了折腾的行为主体。
折腾的诱发机理：在中国，从来都是“官逼民反”
先有“刁官”，后有“刁民”
咱们自己说、外国人也在讲：中国老百姓真好，他们柔顺、勤劳，但凡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造反。可是近几年就奇了怪了：按理说，改革开放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老百姓本该更加柔顺才对，可是他们偏偏用官府确定的“群体事件”的名目造起反、“折腾”起来了，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势头：1993年发生8709起，1999年32000起，2003年60000起，2004年74000起，2005年87000起，2006年90000起，这个数字与规模已经是1993年的10倍了。
个人揣度：总书记“不折腾”的话里是有“遏制群体事件”的意思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探明老百姓为什么“折腾”――根据调查发现：一是政府与民争利，政府为了彰显官员的“政绩”，在城镇是强行搬迁，在农村是强占土地，让老百姓失去生活基础；二是官员“行政不作为”，对百姓的疾苦甚至生命置若罔闻，让老百姓忍无可忍；三是司法腐败，致使案发当地黑白颠倒，百姓生死与利害欲告无门，逼迫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去“讨说法”；四是“皇城根”上访路漫漫，难有归期和结果，让老百姓失去了“中央政府主持公道”的心理依靠，更斩断了他们“依法维权”的行为准绳。
手头有一份胡星斗先生于2008年3月发表的《中国上访公民现状调查及建议》，其中两节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上访之难、之苦、之险：
●2007年3月，我们对进京上访的1000名公民进行了调查访问，调查结果是：上访期最长51年，最短1年，上访者最大年龄87岁，最小年龄11岁，被毒打关押人数457人，占比例45％；被拘留劳教人数428人，占比例42％；被关精神病院人数31人，占比例3％。
●2007年8月至10月，我们对进京上访的500名公民进行了调查座谈，并分9大项目和47个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因上访受到打击报复的情况如下：
（1）有45%的人（229人）被关押、拘留过。
（2）有13%的人（63人）被劳教或判刑。
（3）有6%的人（31人）被关进精神病院。
（4）有20%的人（101人）连累了家里人被干部殴打。
（5）有30%的人（152人）被干部指使黑社会打击报复。
（6）有3%的人（19人）被游街挂牌示众。
（7）有20%的人（100人）被绑架戴刑具受酷刑。
（8）有14%的人（72人）被强制进入学习班。
（9）有22%的人（109人）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
（10）有13%的人（65人）房子被拆或被破坏。
（11）有8%的人（43人）被政府罚款。
▲进京上访人员遭到地方政府截访人员迫害的情况如下：
（1）有27%的人（139人）被暴力殴打致伤、致残。
（2）有32%的人（164人）遭到暴力绑架。
（3）有20%的人（101人）被关进驻京办设立的黑监狱。
（4）有6%的人（30人）被截访人员在食物中下毒、打毒针。
（5）有22%的人（112人）被截访人员谩骂、性侮辱。
关于“群体事件”中的“官逼民反”，如果主政者们仍有疑惑甚至委屈，还可以去看看震惊朝野的“个体事件”——“杨佳袭警案”的来龙去脉。
评判标准：目前中国的许多重大领域还需要折腾折腾
诚然，总书记所引用的“折腾”在其报告的特定语境中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我们绝不能以此为借口与凭据，而把那些本应该做、早应该做的事仍然拖着不做，或者把有些本应该改、早应该改的事继续拖着不改；如果有人要做、要改，甚至只是说说，那么你就是“折腾”——这是当前乃至今后最大的危险！当然更是我们考察主政者“不折腾”理论与实践的关键！
当然，中国各个阶层由自身利益所决定，会在什么是应该做、应该改的事情上产生分歧，那没关系，咱们还有共同的利益取向，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振兴！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民族的利益与振兴”作为“不折腾”与“折腾”的评判标准。
恕我直言，在“评判标准”的思考中，我并没有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时间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章》里面白纸黑字地写着这样一句话——“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以我想，这与“评判标准”并不矛盾。
依“评判标准”来度量，当前起码有三件大事儿，需要认真地折腾一下：
其一，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否则，那就不止是老百姓对你们的“笔杆子”、“喇叭筒子”、《新闻联播》作逆向思维的事情了，而是关系到民族复兴的方向、路径、成败与存亡的大问题了。
本文篇幅难以展开大题目的讨论，咱就用群众的切身感受和鲜活语言，来说说与“不折腾”相关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实质内涵和实践要求吧。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已经宣传、学习、贯彻许久了，效果如何？是越搞越稳定了，还是越搞越乱了？这个问题的公正答案，是“老百姓心里有杆秤”，“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些日子大家都在学习领会总书记的“不折腾”，学习活动的实际效果已经显现：
已经过去的二十年，不好过；“六四20年祭”会感动“上帝”，也绝不奢求；未来的二十年如何？目前，人们还没有权力去把握。
可是，“希望”毕竟已经注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敢于立刻说出“皇帝光着屁股”的大人们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一张报纸”已经被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撕扯得粉碎了；老百姓对于“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以及“凶恶的火神与瘟神”，已经不再恭敬地来“捧”而是动手去“挖”了；从壁垒森严的“贾府”里出走的和准备出走的“贾宝玉”已经成群结队了；……。更何况，老百姓正在齐心协力地传递着《健康小常识》，充满信心地要把“主子”们的寿命比下去呢！
2009、4、26
你们能够做到“不折腾”吗？——二问主政者们
佚名
去年底，总书记把“不折腾”这句村野之语搬到了庙堂之上。据说，会场用异乎寻常的掌声予以了呼应；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还引发了朝野的热议。可见，他的手指虽然用力很轻，却拨动了当前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余音将散，我们还没有理由、更没有条件坐等“不折腾”的太平盛世的到来。起码，关于折腾的行为主体、诱发机理、评判标准和“不折腾”的保障条件等四个重大问题，很有必要与主政者们对对话。
折腾的行为主体：历来都是主政者们在折腾老百姓
一段时间以来，官员腐败案件频发，媒体曝光、百姓谴责，搞得“公仆”们灰头土脸的，可是自从总书记作出“不折腾”的指示后，他们好像喝了人参大补汤，立刻在百姓面前挺直了腰杆儿，抖起了精神，再碰到那些难缠的人提出的难缠的事儿，便立马拉下脸来：“别胡闹啊，总书记可放话了，你们别折腾！”
这也难怪，中国的确有个思维定势，即：主政者们在提出治国方略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潜意识里很清楚、老百姓也能自觉地领悟得到――那些圣旨、口号、规定、要求等等都是对着“群众”来的，比如“依法治国”那就是“依法治民”了。
如果根据这种思维定势推理，或者按照上述官员行事，那么总书记的“不折腾”即可理解为：老百姓是折腾的根源，更是折腾的行为主体――我要说，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真是严重违背了中国国情了！
为了理清这个首要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仅以1949年以来的60年间我国发生的四次“重大折腾”的史实来辨析，看看官员和百姓到底是谁在折腾谁：
——1958年间，主政者们发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的伟大号召，尤其是要“钢铁挂帅”，并豪迈地提出“10年赶英，20年超美”；于是，各级的主政者们动员乃至强迫老百姓把家里的铁锅甚至到门鼻儿都交出来去炼钢，又组织大家去吃“共产主义大锅饭”，于是就有了彭德怀的“青壮都去炼铁去，村中唯有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的焦虑与呐喊；于是就有了当年的丰产而没有丰收；于是就有了几千万人活活饿死的人类惨剧。
——如果说“大跃进”的时候主政者们并没有折腾老百姓的主观愿望，属于“好心办坏事”，那么1957年的“反右”则是主政者有意并设下圈套去折腾老百姓了：主政者们大张旗鼓地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开始不知就里，响应并不积极；于是各级官员们层层动员，以宣示执政党虚怀若谷的诚意，这才诱发出了知识分子们大为感动后的、爱党爱国的肺腑之言；但是，主政者听到意见后却判定“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进而谋划：此时不能急于“收网”，而要“引蛇出洞”之后适时歼之；于是，多难的民族也就继续上演了55万“右派”及其亲属颠沛流离的生命悲剧。
——1966年的“文化革命”，又是主政者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大折腾，折腾得不止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对中华民族全方位的深度伤害，直至今日，我们还能痛切地感受的到，即使付出几代人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复苏。
——1989年间，学生们对他们爱戴的胡耀邦非正常程序地辞职进而猝然去世既不解又悲痛，又由于积攒了对“官倒”、腐败现象长期压抑的焦虑与愤怒，更由于他们平时难以找到抒发情感的渠道，这才借机开始了《宪法》赋予公民之权力的游行，进而提出与共和国总理直接对话的要求。
按理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又是人民的政府，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生娃娃，只是想和你对个话，并没有叫你交出权嘛，这算个屁大的事儿啊？可是，主政者们却折腾起来了，他们居然把对话与政权荒诞地联系起来，认为：“如果接受了学生娃娃以及他们身后长胡子的人的对话要求，我们就没有退路了”，进而连夜又折腾出那篇歪曲事实、激化矛盾、扩大事态、祸国殃民的《4.26社论》，硬说是北京已经发生了“反革命动乱”！由此才引发了后来的几千学生的大绝食，以及200万工人、农民、市民、职员、商贩、教师、公务员、新闻工作者甚至军队院校的学员举行的声援学生的大游行。
事态发展至此，如果主政者们不再折腾，事情还有缓儿，比如时任总书记已经提出“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渠道平稳地解决”的“不折腾”方案，但“主政者”坚持认为“事态已经关乎共产党、共和国的生死存亡；我们有300万解放军；相信工人、农民不会跟着他们走”，进而便“杀鸡用牛刀”地、彻底地大折腾起来：针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却调动了绝对优势且荷枪实弹的“子弟兵”，在重型坦克的掩护下成功实施了血刃京城的伟大战役。
“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七、八年要再来一次。”倒是这位主政者诚实一些，早在30多年前就坦率地自封了折腾的行为主体。
折腾的诱发机理：在中国，从来都是“官逼民反”
先有“刁官”，后有“刁民”
咱们自己说、外国人也在讲：中国老百姓真好，他们柔顺、勤劳，但凡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造反。可是近几年就奇了怪了：按理说，改革开放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老百姓本该更加柔顺才对，可是他们偏偏用官府确定的“群体事件”的名目造起反、“折腾”起来了，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势头：1993年发生8709起，1999年32000起，2003年60000起，2004年74000起，2005年87000起，2006年90000起，这个数字与规模已经是1993年的10倍了。
个人揣度：总书记“不折腾”的话里是有“遏制群体事件”的意思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探明老百姓为什么“折腾”――根据调查发现：一是政府与民争利，政府为了彰显官员的“政绩”，在城镇是强行搬迁，在农村是强占土地，让老百姓失去生活基础；二是官员“行政不作为”，对百姓的疾苦甚至生命置若罔闻，让老百姓忍无可忍；三是司法腐败，致使案发当地黑白颠倒，百姓生死与利害欲告无门，逼迫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去“讨说法”；四是“皇城根”上访路漫漫，难有归期和结果，让老百姓失去了“中央政府主持公道”的心理依靠，更斩断了他们“依法维权”的行为准绳。
手头有一份胡星斗先生于2008年3月发表的《中国上访公民现状调查及建议》，其中两节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上访之难、之苦、之险：
●2007年3月，我们对进京上访的1000名公民进行了调查访问，调查结果是：上访期最长51年，最短1年，上访者最大年龄87岁，最小年龄11岁，被毒打关押人数457人，占比例45％；被拘留劳教人数428人，占比例42％；被关精神病院人数31人，占比例3％。
●2007年8月至10月，我们对进京上访的500名公民进行了调查座谈，并分9大项目和47个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因上访受到打击报复的情况如下：
（1）有45%的人（229人）被关押、拘留过。
（2）有13%的人（63人）被劳教或判刑。
（3）有6%的人（31人）被关进精神病院。
（4）有20%的人（101人）连累了家里人被干部殴打。
（5）有30%的人（152人）被干部指使黑社会打击报复。
（6）有3%的人（19人）被游街挂牌示众。
（7）有20%的人（100人）被绑架戴刑具受酷刑。
（8）有14%的人（72人）被强制进入学习班。
（9）有22%的人（109人）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
（10）有13%的人（65人）房子被拆或被破坏。
（11）有8%的人（43人）被政府罚款。
▲进京上访人员遭到地方政府截访人员迫害的情况如下：
（1）有27%的人（139人）被暴力殴打致伤、致残。
（2）有32%的人（164人）遭到暴力绑架。
（3）有20%的人（101人）被关进驻京办设立的黑监狱。
（4）有6%的人（30人）被截访人员在食物中下毒、打毒针。
（5）有22%的人（112人）被截访人员谩骂、性侮辱。
关于“群体事件”中的“官逼民反”，如果主政者们仍有疑惑甚至委屈，还可以去看看震惊朝野的“个体事件”——“杨佳袭警案”的来龙去脉。
评判标准：目前中国的许多重大领域还需要折腾折腾
诚然，总书记所引用的“折腾”在其报告的特定语境中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我们绝不能以此为借口与凭据，而把那些本应该做、早应该做的事仍然拖着不做，或者把有些本应该改、早应该改的事继续拖着不改；如果有人要做、要改，甚至只是说说，那么你就是“折腾”——这是当前乃至今后最大的危险！当然更是我们考察主政者“不折腾”理论与实践的关键！
当然，中国各个阶层由自身利益所决定，会在什么是应该做、应该改的事情上产生分歧，那没关系，咱们还有共同的利益取向，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振兴！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民族的利益与振兴”作为“不折腾”与“折腾”的评判标准。
恕我直言，在“评判标准”的思考中，我并没有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时间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章》里面白纸黑字地写着这样一句话——“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以我想，这与“评判标准”并不矛盾。
依“评判标准”来度量，当前起码有三件大事儿，需要认真地折腾一下：
其一，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否则，那就不止是老百姓对你们的“笔杆子”、“喇叭筒子”、《新闻联播》作逆向思维的事情了，而是关系到民族复兴的方向、路径、成败与存亡的大问题了。
本文篇幅难以展开大题目的讨论，咱就用群众的切身感受和鲜活语言，来说说与“不折腾”相关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实质内涵和实践要求吧。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已经宣传、学习、贯彻许久了，效果如何？是越搞越稳定了，还是越搞越乱了？这个问题的公正答案，是“老百姓心里有杆秤”，“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些日子大家都在学习领会总书记的“不折腾”，学习活动的实际效果已经显现：
——民众们“听话听音”地都知道了：今后，咱老百姓过日子更要受管了，向政府讨个说法的事儿更啰嗦了；
——知识分子们“锣鼓听声”地更清楚啦：这无非是邓小平“不争论”的“变奏曲”，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续曲”罢了；今后一段时间，少讲话。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经你们之手搞出来的是维护官商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稳定”，是万马齐喑式的“稳定”。对此，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多次希望并要求你们纠正，但你们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对他们关押、软禁。
对于这种“稳定”，你们知道老百姓怎么说吗？——“我绝对不信你，可是我得服你，因为你们有权有势”；你们知道老百姓持什么态度吗？——当你们仰望着熊熊燃烧的“大裤叉子”而为出现“不稳定”焦虑万分的时候，满街筒子的北京市民们却在笑看“正月十五的礼花”。
实践与事实已经证明，你们为了“稳定压倒一切“，搞得你们越来越孤立了，老百姓早就躲着你们远远的，看着你们演“独角戏”。你们知道老百姓怎么说你们的“稳定观”吗？——“他们只是在ˋ维持ˊ，国民党到最后也搞ˋ维持会ˊ”。
其二，确实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主动而不是迫不得已地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民意与民心，加快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延续30年之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兵突进”式的改良状态，从而通过“治本”来遏制住愈演愈烈的腐败。
可是在这方面，你们让人民群众很失望：
——你们过多地对自身（包括你们个人和执政党）的利益给予了权衡与考量，而较少甚至根本不考虑民族的发展与振兴，由此决定了你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只要不威胁到我的统治地位与既得利益，怎么改都行；反之，怎么改都不行，甚至连说说都不行！
——你们彻底丢弃了共产党“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法宝，你们不了解、不信任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反右”已过去52年了，你们因为投鼠忌器而拖着不予彻底“平反”也就罢了，但是，你们对当今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手段却和52年前如出一辙，这不能不说是你们、是执政党的新罪过！
——你们在失去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依靠之后，单枪匹马的你们当然就会惧怕风险与逃避责任，放弃是非分辨和利害权衡，在“左的”和“右的”夹击中就玩“平衡”、抓“稳定”、搞“维持”。
明眼人都清楚，“不折腾”的提出，其主旨就在这里，况且已经被委员长厉声厉色的“几个不搞”所佐证。所以，已有智者作出预言――走着瞧吧，共产党迟早为这事儿还得折腾，而且大折腾！
其三，我国重大事项的决策体系必须经过进一步的“折腾”而实现科学、民主与透明。
今年各国政府都在研究、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国家出资救市规划，而中、美两国政府的决策过程却迥然不同：虽然奥巴马是刚刚高票当选的新任总统，但是国家决策机制中的各个部门却丝毫没有给他“面子”，搞得他不得不再三地调整计划并亲自到各处游说，“折腾”了好几个月规划才出台。瞧瞧咱们国家多爽快呀，以实际行动坚决地落实总书记关于“不折腾“的重要指示，开口就是4万亿，并直接呈“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们“审查”；众多的代表团只是用了同一天的下午的一半时间予以“审阅”便顺利通过，只有个别“胆儿大”的“代表”说“看不懂”，这才引来财政部、发改委的官员到会“说明”；结果，越说明“看不懂”的人越多，最后也没有时间“审查”了，因为会期到啦，于是我国重大的、庞大的财政预算得以“顺利通过”。
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折腾”，那么，你们就一定会把人民的血汗钱折腾光！
“不折腾”的保障条件：
提出“不折腾”的同时，并没有设置保障条款，
所以，它很有可能再一次地成为民众画饼充饥式的美好愿望，
甚或成为主政者们的政治权谋。
这60年来，中国的老百姓被反复折腾得越来越聪明了，其表现之一就是“不再轻信”，尤其是高端人物的话，更要听后在脑子里转几圈儿，然后再瞪大了眼睛看几年——对此，如果你们作为“父母官儿”认为这是“刁民”的“刁钻”，那么，这种素质的养成，完全来自于被你们反复忽悠而被我们反复轻信的丰富经历与惨痛教训啊！
恳请你们在近期研究和公布执政党、国家确保“不折腾”的相关法律、制度，而重点则是——“不折腾”的责任主体们应该如何依法行事，以及“主人”们利用何等利器而有效地监督甚至罢免“公仆”。唯此，我们才能给予你们初步的信任。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们这只“火车头”真的能把我们带到“不折腾”的太平盛世去吗？
我们将拭目以待。
2009.4.13
你们怎么与知识分子总是“谈恋爱”而“不结婚”呢？——三问主政者们y
佚名
“解放”了的这60年间，国人与世人目睹了一场主政者与知识分子之间旷日持久的“世纪之恋”，它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善良的人们早就看腻了，急盼着他们别再“折腾”了，赶快“拜天地、入洞房”算啦！可是前不久又听说，他们的“恋爱”又谈崩了——300多名知识分子签发的意在放弃前嫌向前看、构建和谐“婚姻”的《08宪章》又得罪了对方，起草者被执掌着“恋爱”主导权的主政者们关押起来。
对此，有的人虽然再一次地凉了心，但又开始执著地期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和解”；可有的人却冷冷地说：知识分子多年虔诚的“求爱史”已经证明，知识分子只是在“单相思”，对方压根儿就没想“结婚”；他们的“恋爱”缺失一个前提——志同道合。
本人持后一种判断。不信的话，咱们试着当一回“媒婆”——首先，简要回顾一下他们的“恋爱史”；然后，客观地分析一下他们“只谈恋爱不结婚”的原因；最后，拿出咱们“媒婆”的看家本事，为他们撮合撮合，以期他们早一天步入“婚姻”的殿堂。
一、主政者与知识分子的“恋爱简史”
1、必然的“相识”与甜蜜的“初恋”。在主政者们还是“在野党”身份那会儿，他们揭露国民党政权的腐朽与黑暗，宣扬民主、自由与宪政，而这些组建“和谐家庭”的“婚姻誓言”恰恰与党外知识分子们“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传统意识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双方很快地由相识而进入了甜蜜的“初恋期”――知识分子们不但积极帮助宣传“在野党”的号召，而且许多人毅然背叛了反动家庭、丢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在野党”们吃树皮、挖草根，越雪山，过草地；尽管他们当中的“王实味”们不久就被“在野党”万般地委屈甚至残忍地杀掉，但也没有撼动他们与“在野党”步入“婚姻”殿堂的追求。
终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让他们滚烫出了热泪：“初恋”的选择与付出，对了，值了！
2、暂短的“热恋”与龌龊的发生。泪眼模糊的知识分子们马上发现：他们的代表竟然被“执政党”请到了“国庆”的天安门城楼上而与伟大领袖们“平起平坐”了；主政者还胸怀博大地与知识分子的代表谈笑风生：“我们将与你们长期共存、平等协商；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够跳出你们所担心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知识分子们又在惊喜：他们当中有的专家成了“共和国”的部长，有的被安排到与“执政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去了，有的甚至派到“人民代表大会”去“监督执政党”了――这些迹象让他们坚信不疑：“初恋”之后的“热恋期”已经来到，而距“婚姻的殿堂”只差一步之遥啦！
可是，“热恋”还不到6年，那位在开国大典之后旋即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连续发表《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胜利颂》以向“热恋”的对方“示爱”的知识分子，却被主政者亲自确定为“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不解与惊恐使知识分子们第一次与主政者产生了心理隔膜，也拉开了与主政者“恋爱”的心理距离。
3、主政者的“调戏”与知识分子的“失恋”。
谈“恋爱”往往不怕有分歧、有矛盾，就怕一方“不实在”——一边对未来的“泰山、岳母”说“我深爱您的闺女啊，您老就答应她嫁给我吧！”，一边却戏弄、玩弄甚至调戏对方。
可是，这样的事在1957年还真的发生了：知识分子们被“恋人”反复表示的“和好”姿态所感动，被“忽悠”的说了一些构建美满“婚姻”的企盼，结果，却中了对方“引蛇出洞”的圈套，55万最虔诚的“单相思”者被判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被彻底地排斥出主政者们“选妃”的视野，驱赶到荒山僻野“劳动改造”去了。
此时身心疲惫的“漏网之鱼”们已经明白：对方不是只“善鸟儿”，这场“恋爱”已经谈不下去了。可是，他们偏偏还恪守着“爱情至上”的信念，百折不挠且始终如一地表达着他们“恋爱”的初衷：
——虽然你们已经背叛了与我们“初恋”、“热恋”时候的誓言，但“君子不负小人”，我们绝不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虽然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只是“改造、利用”，但我们还是愿意用我们的一技之长为国家与民族效力；
——虽然你们骂我们是“臭老九”，搞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我们还寄希望于国家、民族的明天！
4、主政者的“虚情”与知识分子的“苦恋”。
功夫不负有心人，“转机”还真是让执著的知识分子们等着了：
——他们等来了自封为“谈恋爱”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恋爱”技巧确有不凡：先为知识分子“平了反”，后将“臭老九”的蔑称丢弃而抬高到“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组成部分”云云，这又让长久坐冷板凳的知识分子们感激涕零！
——他们等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还是那位“核心”人物，在一次全国科技大会上，把他们的“恋人”赞誉为“现代科学生产力的代表”云云。会后，满身伤痕但骨子里仍然天真而幼稚的知识分子们奔走相告：我们的春天来到啦！
可是，知识分子们还没顾得上“谢主龙恩”，更没来得及对他喊一声“我－爱－你－！”，也就在顷刻之间，“核心”人物就像其前任者一样敏锐地发现了“恋人”的“不顺从”，厉声喝斥道：朕如此器重于汝，岂料你等红杏出墙、移情别恋，暧昧于“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精神污染”之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已下诏，“反自由化”乃将持之100年！
知识分子们终于醒悟：我们“忠贞的热脸”再一次地贴到了“恋人的冷屁股”上。于是，他们这一次再没有满腔愤怒，更不会顾影自怜，而是默默地医治着新伤，悄悄地擦干了眼泪，开始了“愚公移山”式的“苦恋”：
——虽然你们与人民“撕破了脸”，竟然野蛮地动用“人民的子弟兵”向人民开了枪，但是，我们知识分子知道《心理学》对这种“强悍”的解析：那是外强中干；我们还活着，虽然是苟活着，但尚有脑、有舌、有嘴、有手、有笔，有话还是要说、要写！
——虽然你们口若悬河地多次宣示：要接受和汲取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当我们提出以“民主、自由”为主旨的“普世价值”时，你们却组织御用文人们对其展开了口诛笔伐，尽管如此，我们将依然顽强地传播真理，唤醒民众，创造民族复兴的转机；
——虽然你们现在明里暗里、话里话外地反倒说我们没有“谈恋爱”的诚意而在“折腾”你们，进而加倍地不信任和防备着我们，但是，我们对亲爱的、多灾多难的“母亲”的“恋情”永远初衷不改！
回视自己刚刚写下的上述带着血与泪的文字，笔者孤身于深夜仍不禁不停地感叹――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极具“中国特色”的这部“恋爱史”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恋爱”双方的那种“固执己见”的坚韧，可能也是举世罕见的。而这一切，却都被我们碰到了、经历了、感受了！是幸运，还是悲怆？
二、浅析主政者与知识分子“只谈恋爱不结婚”的原因
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一场历时60年的“恋爱”官司；看来，笔者想当“媒婆”予以客观的分析，也是勉为其难了。
可是，眼见着他们还是“谈不拢”，已经使“恋人们”都早已超过了“婚恋”的再拖下去，即使他们结婚有的“后代”也可能是“畸形儿”；何况，他们关系的日趋恶化已严重影响到了民族“大家庭”的和谐与生存。所以，本“媒婆”就不能不说几句“各打五十大板”的话了：
主要原因，在于主政者没有“谈婚论嫁”的民主、平等意识，始终把持着并强化着“恋爱”的主导权，乃至“婚姻关系”的垄断权。
主政者在“初恋”时对于知识分子的“示好”，那是满意于他们的“归顺”；“热恋”时对于知识分子的“重用”，那是“利用”他们为“执政党搞五湖四海”而“装装门面”；等到知识分子天真地按照主政者承诺的“长期共存、平等协商”而发出声响的时候，他们的“大男子主义”的真面目便毫不顾及地显露出来了。
而在知识分子们对这种“谈恋爱”中的“不平等”与“不友好”表示不满甚至反抗时，主政者在巩固乃至强化其到手的“主导权”和“垄断权”方面又比知识分子们技高一筹――他们当中不乏“本是同根生”的知识分子，他们深知“同类”们的秉性尤其是“软肋”和“死穴”之所在，当他们誓死捍卫既得利益而“相煎尤太急”的时候，当然可以隔山买牛般地笃定下手于何处，当然更能够游刃有余地下手了。
——知识分子们“锣鼓听声”地更清楚啦：这无非是邓小平“不争论”的“变奏曲”，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续曲”罢了；今后一段时间，少讲话。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经你们之手搞出来的是维护官商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稳定”，是万马齐喑式的“稳定”。对此，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多次希望并要求你们纠正，但你们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对他们关押、软禁。
对于这种“稳定”，你们知道老百姓怎么说吗？——“我绝对不信你，可是我得服你，因为你们有权有势”；你们知道老百姓持什么态度吗？——当你们仰望着熊熊燃烧的“大裤叉子”而为出现“不稳定”焦虑万分的时候，满街筒子的北京市民们却在笑看“正月十五的礼花”。
实践与事实已经证明，你们为了“稳定压倒一切“，搞得你们越来越孤立了，老百姓早就躲着你们远远的，看着你们演“独角戏”。你们知道老百姓怎么说你们的“稳定观”吗？——“他们只是在ˋ维持ˊ，国民党到最后也搞ˋ维持会ˊ”。
其二，确实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主动而不是迫不得已地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民意与民心，加快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延续30年之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兵突进”式的改良状态，从而通过“治本”来遏制住愈演愈烈的腐败。
可是在这方面，你们让人民群众很失望：
——你们过多地对自身（包括你们个人和执政党）的利益给予了权衡与考量，而较少甚至根本不考虑民族的发展与振兴，由此决定了你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只要不威胁到我的统治地位与既得利益，怎么改都行；反之，怎么改都不行，甚至连说说都不行！
——你们彻底丢弃了共产党“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法宝，你们不了解、不信任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反右”已过去52年了，你们因为投鼠忌器而拖着不予彻底“平反”也就罢了，但是，你们对当今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手段却和52年前如出一辙，这不能不说是你们、是执政党的新罪过！
——你们在失去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依靠之后，单枪匹马的你们当然就会惧怕风险与逃避责任，放弃是非分辨和利害权衡，在“左的”和“右的”夹击中就玩“平衡”、抓“稳定”、搞“维持”。
明眼人都清楚，“不折腾”的提出，其主旨就在这里，况且已经被委员长厉声厉色的“几个不搞”所佐证。所以，已有智者作出预言――走着瞧吧，共产党迟早为这事儿还得折腾，而且大折腾！
其三，我国重大事项的决策体系必须经过进一步的“折腾”而实现科学、民主与透明。
今年各国政府都在研究、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国家出资救市规划，而中、美两国政府的决策过程却迥然不同：虽然奥巴马是刚刚高票当选的新任总统，但是国家决策机制中的各个部门却丝毫没有给他“面子”，搞得他不得不再三地调整计划并亲自到各处游说，“折腾”了好几个月规划才出台。瞧瞧咱们国家多爽快呀，以实际行动坚决地落实总书记关于“不折腾“的重要指示，开口就是4万亿，并直接呈“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们“审查”；众多的代表团只是用了同一天的下午的一半时间予以“审阅”便顺利通过，只有个别“胆儿大”的“代表”说“看不懂”，这才引来财政部、发改委的官员到会“说明”；结果，越说明“看不懂”的人越多，最后也没有时间“审查”了，因为会期到啦，于是我国重大的、庞大的财政预算得以“顺利通过”。
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折腾”，那么，你们就一定会把人民的血汗钱折腾光！
“不折腾”的保障条件：
提出“不折腾”的同时，并没有设置保障条款，
所以，它很有可能再一次地成为民众画饼充饥式的美好愿望，
甚或成为主政者们的政治权谋。
这60年来，中国的老百姓被反复折腾得越来越聪明了，其表现之一就是“不再轻信”，尤其是高端人物的话，更要听后在脑子里转几圈儿，然后再瞪大了眼睛看几年——对此，如果你们作为“父母官儿”认为这是“刁民”的“刁钻”，那么，这种素质的养成，完全来自于被你们反复忽悠而被我们反复轻信的丰富经历与惨痛教训啊！
恳请你们在近期研究和公布执政党、国家确保“不折腾”的相关法律、制度，而重点则是——“不折腾”的责任主体们应该如何依法行事，以及“主人”们利用何等利器而有效地监督甚至罢免“公仆”。唯此，我们才能给予你们初步的信任。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们这只“火车头”真的能把我们带到“不折腾”的太平盛世去吗？
我们将拭目以待。
2009.4.13
你们怎么与知识分子总是“谈恋爱”而“不结婚”呢？——三问主政者们y
佚名
“解放”了的这60年间，国人与世人目睹了一场主政者与知识分子之间旷日持久的“世纪之恋”，它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善良的人们早就看腻了，急盼着他们别再“折腾”了，赶快“拜天地、入洞房”算啦！可是前不久又听说，他们的“恋爱”又谈崩了——300多名知识分子签发的意在放弃前嫌向前看、构建和谐“婚姻”的《08宪章》又得罪了对方，起草者被执掌着“恋爱”主导权的主政者们关押起来。
对此，有的人虽然再一次地凉了心，但又开始执著地期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和解”；可有的人却冷冷地说：知识分子多年虔诚的“求爱史”已经证明，知识分子只是在“单相思”，对方压根儿就没想“结婚”；他们的“恋爱”缺失一个前提——志同道合。
本人持后一种判断。不信的话，咱们试着当一回“媒婆”——首先，简要回顾一下他们的“恋爱史”；然后，客观地分析一下他们“只谈恋爱不结婚”的原因；最后，拿出咱们“媒婆”的看家本事，为他们撮合撮合，以期他们早一天步入“婚姻”的殿堂。
一、主政者与知识分子的“恋爱简史”
1、必然的“相识”与甜蜜的“初恋”。在主政者们还是“在野党”身份那会儿，他们揭露国民党政权的腐朽与黑暗，宣扬民主、自由与宪政，而这些组建“和谐家庭”的“婚姻誓言”恰恰与党外知识分子们“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传统意识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双方很快地由相识而进入了甜蜜的“初恋期”――知识分子们不但积极帮助宣传“在野党”的号召，而且许多人毅然背叛了反动家庭、丢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在野党”们吃树皮、挖草根，越雪山，过草地；尽管他们当中的“王实味”们不久就被“在野党”万般地委屈甚至残忍地杀掉，但也没有撼动他们与“在野党”步入“婚姻”殿堂的追求。
终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让他们滚烫出了热泪：“初恋”的选择与付出，对了，值了！
2、暂短的“热恋”与龌龊的发生。泪眼模糊的知识分子们马上发现：他们的代表竟然被“执政党”请到了“国庆”的天安门城楼上而与伟大领袖们“平起平坐”了；主政者还胸怀博大地与知识分子的代表谈笑风生：“我们将与你们长期共存、平等协商；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够跳出你们所担心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知识分子们又在惊喜：他们当中有的专家成了“共和国”的部长，有的被安排到与“执政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去了，有的甚至派到“人民代表大会”去“监督执政党”了――这些迹象让他们坚信不疑：“初恋”之后的“热恋期”已经来到，而距“婚姻的殿堂”只差一步之遥啦！
可是，“热恋”还不到6年，那位在开国大典之后旋即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连续发表《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胜利颂》以向“热恋”的对方“示爱”的知识分子，却被主政者亲自确定为“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不解与惊恐使知识分子们第一次与主政者产生了心理隔膜，也拉开了与主政者“恋爱”的心理距离。
3、主政者的“调戏”与知识分子的“失恋”。
谈“恋爱”往往不怕有分歧、有矛盾，就怕一方“不实在”——一边对未来的“泰山、岳母”说“我深爱您的闺女啊，您老就答应她嫁给我吧！”，一边却戏弄、玩弄甚至调戏对方。
可是，这样的事在1957年还真的发生了：知识分子们被“恋人”反复表示的“和好”姿态所感动，被“忽悠”的说了一些构建美满“婚姻”的企盼，结果，却中了对方“引蛇出洞”的圈套，55万最虔诚的“单相思”者被判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被彻底地排斥出主政者们“选妃”的视野，驱赶到荒山僻野“劳动改造”去了。
此时身心疲惫的“漏网之鱼”们已经明白：对方不是只“善鸟儿”，这场“恋爱”已经谈不下去了。可是，他们偏偏还恪守着“爱情至上”的信念，百折不挠且始终如一地表达着他们“恋爱”的初衷：
——虽然你们已经背叛了与我们“初恋”、“热恋”时候的誓言，但“君子不负小人”，我们绝不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虽然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只是“改造、利用”，但我们还是愿意用我们的一技之长为国家与民族效力；
——虽然你们骂我们是“臭老九”，搞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我们还寄希望于国家、民族的明天！
4、主政者的“虚情”与知识分子的“苦恋”。
功夫不负有心人，“转机”还真是让执著的知识分子们等着了：
——他们等来了自封为“谈恋爱”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恋爱”技巧确有不凡：先为知识分子“平了反”，后将“臭老九”的蔑称丢弃而抬高到“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组成部分”云云，这又让长久坐冷板凳的知识分子们感激涕零！
——他们等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还是那位“核心”人物，在一次全国科技大会上，把他们的“恋人”赞誉为“现代科学生产力的代表”云云。会后，满身伤痕但骨子里仍然天真而幼稚的知识分子们奔走相告：我们的春天来到啦！
可是，知识分子们还没顾得上“谢主龙恩”，更没来得及对他喊一声“我－爱－你－！”，也就在顷刻之间，“核心”人物就像其前任者一样敏锐地发现了“恋人”的“不顺从”，厉声喝斥道：朕如此器重于汝，岂料你等红杏出墙、移情别恋，暧昧于“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精神污染”之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已下诏，“反自由化”乃将持之100年！
知识分子们终于醒悟：我们“忠贞的热脸”再一次地贴到了“恋人的冷屁股”上。于是，他们这一次再没有满腔愤怒，更不会顾影自怜，而是默默地医治着新伤，悄悄地擦干了眼泪，开始了“愚公移山”式的“苦恋”：
——虽然你们与人民“撕破了脸”，竟然野蛮地动用“人民的子弟兵”向人民开了枪，但是，我们知识分子知道《心理学》对这种“强悍”的解析：那是外强中干；我们还活着，虽然是苟活着，但尚有脑、有舌、有嘴、有手、有笔，有话还是要说、要写！
——虽然你们口若悬河地多次宣示：要接受和汲取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当我们提出以“民主、自由”为主旨的“普世价值”时，你们却组织御用文人们对其展开了口诛笔伐，尽管如此，我们将依然顽强地传播真理，唤醒民众，创造民族复兴的转机；
——虽然你们现在明里暗里、话里话外地反倒说我们没有“谈恋爱”的诚意而在“折腾”你们，进而加倍地不信任和防备着我们，但是，我们对亲爱的、多灾多难的“母亲”的“恋情”永远初衷不改！
回视自己刚刚写下的上述带着血与泪的文字，笔者孤身于深夜仍不禁不停地感叹――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极具“中国特色”的这部“恋爱史”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恋爱”双方的那种“固执己见”的坚韧，可能也是举世罕见的。而这一切，却都被我们碰到了、经历了、感受了！是幸运，还是悲怆？
二、浅析主政者与知识分子“只谈恋爱不结婚”的原因
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一场历时60年的“恋爱”官司；看来，笔者想当“媒婆”予以客观的分析，也是勉为其难了。
可是，眼见着他们还是“谈不拢”，已经使“恋人们”都早已超过了“婚恋”的再拖下去，即使他们结婚有的“后代”也可能是“畸形儿”；何况，他们关系的日趋恶化已严重影响到了民族“大家庭”的和谐与生存。所以，本“媒婆”就不能不说几句“各打五十大板”的话了：
主要原因，在于主政者没有“谈婚论嫁”的民主、平等意识，始终把持着并强化着“恋爱”的主导权，乃至“婚姻关系”的垄断权。
主政者在“初恋”时对于知识分子的“示好”，那是满意于他们的“归顺”；“热恋”时对于知识分子的“重用”，那是“利用”他们为“执政党搞五湖四海”而“装装门面”；等到知识分子天真地按照主政者承诺的“长期共存、平等协商”而发出声响的时候，他们的“大男子主义”的真面目便毫不顾及地显露出来了。
而在知识分子们对这种“谈恋爱”中的“不平等”与“不友好”表示不满甚至反抗时，主政者在巩固乃至强化其到手的“主导权”和“垄断权”方面又比知识分子们技高一筹――他们当中不乏“本是同根生”的知识分子，他们深知“同类”们的秉性尤其是“软肋”和“死穴”之所在，当他们誓死捍卫既得利益而“相煎尤太急”的时候，当然可以隔山买牛般地笃定下手于何处，当然更能够游刃有余地下手了。
还是鲁迅老先生将“脉”把得准，将“理”看得透――“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见〈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次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谈婚论嫁”时难免的“书生气”：过多地欣赏于主政者外在的“自由恋爱”、“男女平等”的“英俊面孔”，却疏于对其“人品”及其“家庭背景”的历史性考察，从而导致了行为上的天真。
比如，前不久出版的《历时的先声》一书，让人们有幸浏览了主政者的前辈们于42年至49年期间，在“国统区”所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社论、评论的总《目录》及其内容。以笔者看，以下均属于主政者“谈恋爱”时吸引“异性”的“英俊面孔”：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
——“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新华日报》1944）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可以想见的到：在政权腐败、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年代，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地冒出来这样一个“英俊面孔”的政党，且能够享受这样“亲切甜美”的呼唤，哪个知识分子不愿意“投怀送吻”呢？可惜，他们当年想见不到：在“中国特色”的“家庭背景”下所谈的“恋爱对象”，其“人品”和即将展开的“夫妻关系”摆脱不了历史的“铁律”――凡以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而建立的新政权，也必将是暴力的政权！
事到如今，痴情的知识分子们才看清了“恋爱”的对手，于是便悔恨起自己的书生气和迂腐来；事到如今，也才出现了“有心人”复读而终于读懂了“圣人”鲁迅早在75年前所说过的话：
——“从前文艺家的话，革命政治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
——“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嘴的。”
三、主政者与知识分子步入“婚姻殿堂”的先决条件
本“媒婆”在痛说了“恋爱简史”并“各打五十大板”之后，再来尽我们的天职：为使你们双方能够早一天领到“结婚证”，并且给全国人民发一张你们亲热相拥的“结婚照”，特提出以下善意的“撮合”意见：
——主政者们应当重温你们年青貌美而“初涉爱河”时所标榜的《恋爱行为之准则》和《美满婚姻之纲要》，继而将60年来自己的实际行为与之对照，认真找出差距，并深刻检讨与挖掘“自食其言”的恶劣后果、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主政者应当郑重其事且大张旗鼓地向知识分子们，向你们未来的“泰山、岳母们，向所有关心这场“世纪之恋”的国人乃至世人们，宣讲你们反思的成果，以略表你们还愿意把“恋爱”谈下去的诚意；
——主政者应当谦卑地把被你们得罪了的“恋人”请回来，“小两口”选个僻静的地方重温一下“旧梦”，憧憬、修补和构建出双方平等基础之上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破镜重圆之规划》，并公之于众、接受监督；
——主政者们如果眼下虽有“和好”的意愿但还拉不下脸面，或者对方还在耿耿于怀，那么，你们给“媒婆”吩咐一声儿，由我们去“开导”他们，并由我们为你们召开“重归于好大会”安排好时间、地点、餐饮等等会务工作。
在即将结束我们这一轮说史、辨析、撮合的游说之前，我们负责任地向曾经犯了严重“大男子主义”错误的主政者们透露一个对方的最新动态：
——知识分子们毕竟是“知识分子”，人家真是“大肚能容”啊，他们虽然在“恋爱”中吃了那么多亏、遭了那么多罪、流了那么多泪、淌了那么多血、折了那么多寿、死了那么多人，可是为了让民族“大家庭”早一天和谐相处并且兴旺发达起来，他们身为“婚恋”中的“非过失方”已经高举起了“政治和解”的大旗！
那么，你们或者你们的“坐探”看到了这面正在迎风飘扬着的“民族大义之旗”了吗？
如果你们已经看到或者知道，那么，你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2009.4.19
你们的“领导”为什么如此“被动”呢？——四问主政者们
佚名
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缘于人民对你们——“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的迟钝、麻木与固执，爆发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乃至你们已失去基本信任甚至遭到冷嘲热讽，致使我这个40年党龄的“体制内人士”也随之蒙羞。
“党是母亲”；为了“母亲”保持晚节甚或恢复青春，选择这个题目，说出以下的话。
一、你们对于民心与民意表现出惊人的麻木、迟钝与固执
1、面对“网民”对重大事件的质疑，你们显得有些装聋作哑：
——陕西农夫“周老虎”果有奇才而掌握高科技手段造假吗？他的身后是否有政府的影子呢？对此，你们拒不作答，判完了事；
——北京青年“杨佳袭警”，存有诸多“非一日之寒”之因、违反法定程序之事、蹊跷古怪微妙之疑，对此，你们掩耳盗铃，杀完了事；
——厦门老板“阿赖走私出逃”之引渡而久久不归，到底是“不能为”还是“不想为”？执政党高层果有与其“称兄道弟”者吗？对此，你们不置可否而一言不发；
……。
2、面对民众对“国是”的捕风捉影，你们表现得置若罔闻：
——多少年来已经在民间流传了多少关于“太子党”、“秘书党”的版本了，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其极大地“污损”于执政党的威信，可是，我们看不到你们的“以正视听”；
——前几年已出现传闻称：我国目前由26个人供养1个公务员；每年供政府人员的公款接待、公款出国、公车消费之款已达9000亿之巨！这是真的吗？没听到解释，如是，采取措施了吗？没看到行动；
——“汶川地震”之初，“民间人士”及时捕捉与传播信息，帮了政府大忙，甚至温总理路遇国外传媒人员时还真诚地表示了谢意，但当时即有人预言：“目前媒体的自由度缘于政府的自顾不暇，待事态平稳，定会倒退如前。”一年多的变化和现实，不幸被其言中！对此，你们是忘却了呢，还是尴尬得无以言表？
……。
3、面对民族精英们的耐心规劝、热忱建言，你们又是何等的固执：
——从1955年胡风“3个月足不出户”热忱地书写和呈递《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而被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过多少起“文字狱”啊！可是，你们脑子里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利用”的方针为什么这么根深蒂固呢？
——你们至今还给“反右”留下一个大尾巴：虽然“反右”搞了扩大化，但开展“反右斗争”还是必要的。这种难以理愈的固执，不断激化着矛盾：戴着“帽子”而逝去的“右派”之后代，人家就是写了本《往事并不如烟》，里面只有平静如水的语调，真实可信的史实，一点儿没有你们预料和惧怕的仇恨与煽动，可是你们竟然查封人家的书，此举号召和凝聚起国内外的民众和媒体一块儿与你们作对，由此更“逼出”人家更多更好的文章！难道你们固执得“唯恐天下不乱”吗？！
——当今的时代，早已不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进行到底！”的年月了；如今的社会，关心民族前途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只是因为，人们每当向你们合法地表达善良的意愿时，都惧怕你们呼之即来的强悍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密探、网警、窃听……。在险恶的社会环境里，只剩下“书生造反、三年不成”的知识分子们及其“书生气”了，对此，你们本应珍惜这笔可贵的资源，壮大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但是你们依然固执地把他们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二、浅析你们的“领导”如此“被动”之因
因你们的迟钝、麻木与固执的表现而形成的“被动”，其实质是：你们不顺民心，不随民意、不讲民本——而你们明明是“三个代表”呀！
形成如此强烈之反差，原因大致如下：
1、你们怕。
——害怕失去执政地位。由此，害怕被你们的“政治对手”吞噬，害怕手中的枪“掉转枪口”，害怕人们把历史的“屎盆子”扣在你们的头上，害怕身后有人说你们是“历史的罪人”……。
——害怕引发执政党决策层之“分裂”。害怕不同政见者组织“山头”以抗衡，害怕“政治对手”抢先去夺“军权”，害怕发生“宫廷政变”而去“秦城”，害怕“胜者王侯”迫害“败者之贼”而沦为替罪羔羊……。
——害怕被你们“代表”的人民。害怕人民向你们“索命要债”，害怕城市“不明真相”的群众“恣意闹事”，害怕农村出现“陈胜吴广”，害怕中国人民被“境外敌对势力”操纵……。
——害怕几千年大一统之版图被“肢解”。害怕各“少数民族”实现真正的自治，害怕台湾更远离大陆而去，害怕“国外列强”趁火打劫而割地实行“殖民化”……。
……。
2、你们贪。
——你们贪恋既得利益。你们沉醉于和不愿放弃被众人“抬着轿子”那种颤悠悠的感觉，却担心暴露和失去在“原始积累”中积攒的家族之财富，以致重蹈溥仪《我的后半生》的覆辙。
——你们贪恋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你们取得今日的地位与权势，全仰仗着“各路人马”的“汗马功劳”，你们的存在既是他们的安全，你们的失势将是他们的灾难，随之而来的便是台湾正在上演的“阿扁被控”后的“狗咬狗”，有这种休戚相关的利害在，即使你们有所想也不敢为。
——你们贪恋“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所谓“成功欲”。你们历万难而为人上人，况且已经取得“他改变了中国”式的成就与赞誉，你们期望着“善始善终”而永留“历史美名”，而绝不能“自毁长城”地自绝后路。
……。
3、你们懒。
——你们没有民族大义之担当。你们明明知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但你们过多地自顾于“怕与贪”，毫不焦虑于民族的前途与危亡，自我麻痹于和维持着纸糊的“稳定”；
次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谈婚论嫁”时难免的“书生气”：过多地欣赏于主政者外在的“自由恋爱”、“男女平等”的“英俊面孔”，却疏于对其“人品”及其“家庭背景”的历史性考察，从而导致了行为上的天真。
比如，前不久出版的《历时的先声》一书，让人们有幸浏览了主政者的前辈们于42年至49年期间，在“国统区”所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社论、评论的总《目录》及其内容。以笔者看，以下均属于主政者“谈恋爱”时吸引“异性”的“英俊面孔”：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
——“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新华日报》1944）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可以想见的到：在政权腐败、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年代，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地冒出来这样一个“英俊面孔”的政党，且能够享受这样“亲切甜美”的呼唤，哪个知识分子不愿意“投怀送吻”呢？可惜，他们当年想见不到：在“中国特色”的“家庭背景”下所谈的“恋爱对象”，其“人品”和即将展开的“夫妻关系”摆脱不了历史的“铁律”――凡以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而建立的新政权，也必将是暴力的政权！
事到如今，痴情的知识分子们才看清了“恋爱”的对手，于是便悔恨起自己的书生气和迂腐来；事到如今，也才出现了“有心人”复读而终于读懂了“圣人”鲁迅早在75年前所说过的话：
——“从前文艺家的话，革命政治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
——“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嘴的。”
三、主政者与知识分子步入“婚姻殿堂”的先决条件
本“媒婆”在痛说了“恋爱简史”并“各打五十大板”之后，再来尽我们的天职：为使你们双方能够早一天领到“结婚证”，并且给全国人民发一张你们亲热相拥的“结婚照”，特提出以下善意的“撮合”意见：
——主政者们应当重温你们年青貌美而“初涉爱河”时所标榜的《恋爱行为之准则》和《美满婚姻之纲要》，继而将60年来自己的实际行为与之对照，认真找出差距，并深刻检讨与挖掘“自食其言”的恶劣后果、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主政者应当郑重其事且大张旗鼓地向知识分子们，向你们未来的“泰山、岳母们，向所有关心这场“世纪之恋”的国人乃至世人们，宣讲你们反思的成果，以略表你们还愿意把“恋爱”谈下去的诚意；
——主政者应当谦卑地把被你们得罪了的“恋人”请回来，“小两口”选个僻静的地方重温一下“旧梦”，憧憬、修补和构建出双方平等基础之上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破镜重圆之规划》，并公之于众、接受监督；
——主政者们如果眼下虽有“和好”的意愿但还拉不下脸面，或者对方还在耿耿于怀，那么，你们给“媒婆”吩咐一声儿，由我们去“开导”他们，并由我们为你们召开“重归于好大会”安排好时间、地点、餐饮等等会务工作。
在即将结束我们这一轮说史、辨析、撮合的游说之前，我们负责任地向曾经犯了严重“大男子主义”错误的主政者们透露一个对方的最新动态：
——知识分子们毕竟是“知识分子”，人家真是“大肚能容”啊，他们虽然在“恋爱”中吃了那么多亏、遭了那么多罪、流了那么多泪、淌了那么多血、折了那么多寿、死了那么多人，可是为了让民族“大家庭”早一天和谐相处并且兴旺发达起来，他们身为“婚恋”中的“非过失方”已经高举起了“政治和解”的大旗！
那么，你们或者你们的“坐探”看到了这面正在迎风飘扬着的“民族大义之旗”了吗？
如果你们已经看到或者知道，那么，你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2009.4.19
你们的“领导”为什么如此“被动”呢？——四问主政者们
佚名
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缘于人民对你们——“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的迟钝、麻木与固执，爆发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乃至你们已失去基本信任甚至遭到冷嘲热讽，致使我这个40年党龄的“体制内人士”也随之蒙羞。
“党是母亲”；为了“母亲”保持晚节甚或恢复青春，选择这个题目，说出以下的话。
一、你们对于民心与民意表现出惊人的麻木、迟钝与固执
1、面对“网民”对重大事件的质疑，你们显得有些装聋作哑：
——陕西农夫“周老虎”果有奇才而掌握高科技手段造假吗？他的身后是否有政府的影子呢？对此，你们拒不作答，判完了事；
——北京青年“杨佳袭警”，存有诸多“非一日之寒”之因、违反法定程序之事、蹊跷古怪微妙之疑，对此，你们掩耳盗铃，杀完了事；
——厦门老板“阿赖走私出逃”之引渡而久久不归，到底是“不能为”还是“不想为”？执政党高层果有与其“称兄道弟”者吗？对此，你们不置可否而一言不发；
……。
2、面对民众对“国是”的捕风捉影，你们表现得置若罔闻：
——多少年来已经在民间流传了多少关于“太子党”、“秘书党”的版本了，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其极大地“污损”于执政党的威信，可是，我们看不到你们的“以正视听”；
——前几年已出现传闻称：我国目前由26个人供养1个公务员；每年供政府人员的公款接待、公款出国、公车消费之款已达9000亿之巨！这是真的吗？没听到解释，如是，采取措施了吗？没看到行动；
——“汶川地震”之初，“民间人士”及时捕捉与传播信息，帮了政府大忙，甚至温总理路遇国外传媒人员时还真诚地表示了谢意，但当时即有人预言：“目前媒体的自由度缘于政府的自顾不暇，待事态平稳，定会倒退如前。”一年多的变化和现实，不幸被其言中！对此，你们是忘却了呢，还是尴尬得无以言表？
……。
3、面对民族精英们的耐心规劝、热忱建言，你们又是何等的固执：
——从1955年胡风“3个月足不出户”热忱地书写和呈递《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而被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过多少起“文字狱”啊！可是，你们脑子里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利用”的方针为什么这么根深蒂固呢？
——你们至今还给“反右”留下一个大尾巴：虽然“反右”搞了扩大化，但开展“反右斗争”还是必要的。这种难以理愈的固执，不断激化着矛盾：戴着“帽子”而逝去的“右派”之后代，人家就是写了本《往事并不如烟》，里面只有平静如水的语调，真实可信的史实，一点儿没有你们预料和惧怕的仇恨与煽动，可是你们竟然查封人家的书，此举号召和凝聚起国内外的民众和媒体一块儿与你们作对，由此更“逼出”人家更多更好的文章！难道你们固执得“唯恐天下不乱”吗？！
——当今的时代，早已不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进行到底！”的年月了；如今的社会，关心民族前途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只是因为，人们每当向你们合法地表达善良的意愿时，都惧怕你们呼之即来的强悍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密探、网警、窃听……。在险恶的社会环境里，只剩下“书生造反、三年不成”的知识分子们及其“书生气”了，对此，你们本应珍惜这笔可贵的资源，壮大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但是你们依然固执地把他们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二、浅析你们的“领导”如此“被动”之因
因你们的迟钝、麻木与固执的表现而形成的“被动”，其实质是：你们不顺民心，不随民意、不讲民本——而你们明明是“三个代表”呀！
形成如此强烈之反差，原因大致如下：
1、你们怕。
——害怕失去执政地位。由此，害怕被你们的“政治对手”吞噬，害怕手中的枪“掉转枪口”，害怕人们把历史的“屎盆子”扣在你们的头上，害怕身后有人说你们是“历史的罪人”……。
——害怕引发执政党决策层之“分裂”。害怕不同政见者组织“山头”以抗衡，害怕“政治对手”抢先去夺“军权”，害怕发生“宫廷政变”而去“秦城”，害怕“胜者王侯”迫害“败者之贼”而沦为替罪羔羊……。
——害怕被你们“代表”的人民。害怕人民向你们“索命要债”，害怕城市“不明真相”的群众“恣意闹事”，害怕农村出现“陈胜吴广”，害怕中国人民被“境外敌对势力”操纵……。
——害怕几千年大一统之版图被“肢解”。害怕各“少数民族”实现真正的自治，害怕台湾更远离大陆而去，害怕“国外列强”趁火打劫而割地实行“殖民化”……。
……。
2、你们贪。
——你们贪恋既得利益。你们沉醉于和不愿放弃被众人“抬着轿子”那种颤悠悠的感觉，却担心暴露和失去在“原始积累”中积攒的家族之财富，以致重蹈溥仪《我的后半生》的覆辙。
——你们贪恋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你们取得今日的地位与权势，全仰仗着“各路人马”的“汗马功劳”，你们的存在既是他们的安全，你们的失势将是他们的灾难，随之而来的便是台湾正在上演的“阿扁被控”后的“狗咬狗”，有这种休戚相关的利害在，即使你们有所想也不敢为。
——你们贪恋“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所谓“成功欲”。你们历万难而为人上人，况且已经取得“他改变了中国”式的成就与赞誉，你们期望着“善始善终”而永留“历史美名”，而绝不能“自毁长城”地自绝后路。
……。
3、你们懒。
——你们没有民族大义之担当。你们明明知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但你们过多地自顾于“怕与贪”，毫不焦虑于民族的前途与危亡，自我麻痹于和维持着纸糊的“稳定”；
——你们没有“可以有”的政治胆略，也就“真的没有”了政治智慧。你们在历史关头表现出历史性的怯懦：明明已有别国成功转型新鲜经验之“前车之鉴”，还有国内基础条件、积极力量之“坚强后盾”，但你们却毫不作为，还硬扯出一个“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搪塞于视听；
——你们决策层自己懒也就算了，还发动和要求各级官员们懒下去，但凡各地做出一点儿远不是改革而只是改良的小调整，便要求“令行禁止”、“顾全大局”，于是，全国便处于动弹不得的僵死状态，就像一个人被捆绑着“引颈待斩”。
……。
三、变“被动”为“主动”的路径
以下药剂颇为苦涩，尝不尝、吞不吞，任由你们：
1、你们不要怕。
——当代文明社会之政府，均为民选政府，而我们折腾了60年的“伟大成功实践”仍停留在“隔代钦定”的自我陶醉上。
我党领袖少奇同志早在1940年就说过：“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更何况还有“第二代核心”的“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指引。
如果真出现老百姓不再选你们的局面，那也绝不是你们这代人的个人责任，根源在于我们上世纪40年代构架的政治体制没有在60年前兑现与建设，所以没人相信“你们是执政党的掘墓人”之说，反之，如果你们和平地完成社会转型之历史大任，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定会记住你们这些“民族英雄和历史人物”；此外，相信广大群众是理智的，是希望稳定的，不会扣“屎盆子”，更不会把你们“吊在天安门广场的电线杆子上”，这话是那些依靠旧体制捞到好处进而想继续捞好处的人说出来吓唬你们的。
——现代法治、文明国家之军队，均为国家之军队，而我们还在强化着“党指挥枪”，这一体制是愚昧、落后、野蛮、危险的，咱老百姓对它敬而远之也就是了，但它却潜藏着对你们领导集团的“杀机”：想想看，“四人帮”是如何被“粉碎”的？
你们如果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使军队国家化，那么，不但是民族之幸，而且你们也可免除“作替罪羊”、“被政治对手吞噬”和“囚于秦城”之忧。
——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大俄罗斯民族长期无偿或低偿地剥夺其它民族地区的资源，而忽略、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独联体”之后虽有冲突，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均有明显改善。
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我以为还是遵循“第二代核心”所说的“三个有利于”来考量：只要这个国体能够让56个民族的同胞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社会越来越安定，就行！而且本人还相信：如果完成上述步骤，那么台湾问题便可水到渠成；届时或你们身后，即使有人骂你们，也没人信！
2、你们不要贪。
——俗话说得好：“青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得”；该得的你们都拿去，如确有不义之财，还是像“阿扁”一样地退出，由司法机关依性质、情节、数量、程序予以审定，如是，这也是你们对民族复兴的巨大贡献！
——至于你们从政以来结下的“关系网”，以及至今“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政治挚友”们，实在没有贪恋之必要，历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还有一句不好听的“树倒猢狲散”；为此，建议从即日起，理清和斩断以往一切不正常关系，这既是自保，也是救人。
3、你们不要懒。
——借60年“国庆”之机，就不要浪费百姓之血汗钱和宝贵时间阅兵了，甚至也不要热衷于到老百姓家抱孩子照相了，还是召集大家伙儿认真反思“60年执政之得失”为好；
——收集、梳理、分析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建设性的意见、草案、纲要、宪章，如果材料和依据仍然不足，倒可以尽快组团赴相关国家考察、调研，以起草民族复兴之大纲；
——真正恢复我党的“相信、依靠群众”之好传统，当年借人民之力取得政权，今日再借人民之智复兴民族，唯此，你们才会激发出民族责任感，才能担当起民族之大义，才有足够的政治胆略与智慧，从而主动领导全国人民朝着顺民心、随潮流、讲民权的现代文明之路迈出第一步！
即将结束对话之时，忽然脑际里冒出一句“伟人”的老话：“世界上一切反动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那是老人家“在野”的时候说的话。
笔者清楚：他是在启发、号召人民拿起枪杆子用暴力手段去推翻旧政权；笔者也清楚：我们的民族有幸早已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狰狞岁月，无论任何人，任何政党、团体与阶层，都不能再无端、武断地判定他方为“反动阶级”了；笔者更清楚：在一个崭新的历史环境里和国际秩序下，主政者和平地“自动退出”已为常例，而仍然按照“枪杆子”逻辑去巩固政权，已属“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受到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审判！
为此，笔者为中华民族祈祷——在即将展开的社会变革中，那面红旗上不要再沾上人民的乃至主政者的鲜血！
2009、4、22
王康：老索,是时候了
王康
这个消息终于来了。
今天在宾夕法尼亚采访两位二战老兵，一位87岁，一位88岁，都耳聪目明，应答如流，且衣履规整，一派绅士风采。其间又到一家基督教现代建筑，参与有两千信众的礼拜祈祷。不时想起《红轮》的字句：
一切都是为了站在上帝面前的最后一刻。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撇下他的同时代人，割舍了生死与之近九十年的俄国，走了。
够意思了。对于时代和祖国，该承受的、该记下的、该说的，他都一一谨办了。还没有一位作家，与自己所属的时空和精神世界，发生过如此紧张而充满诗意的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历了死亡、人性之恶和整个俄罗斯被魔化的虚无主义恐惧，他由此预见到俄国乃至世界在二十世纪的苦难和堕落，同时也从上帝垂降于俄国的性灵中保藏了弥赛亚救世的秘密。托尔斯泰终身追寻他的“绿枝”，要像哥伯尼和哥伦布一样，企图在沙皇、教会、贵族、宪兵、战争和一切既定秩序之外去追寻他的上帝之道，他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自己的理想，近代俄国的不幸内化为他个人的“危机”，人的行为与上帝的目的之间，虽然还隔着一道鸿沟，但托翁以其耄耋高龄出走的犯险，证明了他是二十世纪最早一位清醒的遁世者，从而为自己漫长而不寻常的一生划上了意味深长句号。
索尔仁尼琴是陀氏和托翁的综合，正如苏联是沙俄在新时代的孽变一样，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俄国在那个时代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卓越地证明了，自称负有解放人类使命的苏俄除了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就是告密、背叛、癌症，他本人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从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在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是一块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而开凿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浩劫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遗骸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铁则，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义；神说，你把它们写出来，于是一切就结束，一切有重新开始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实施变革并最终抛弃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他们胜过苏联帝国全部文献和所有的谰言。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您站在最前面，自从自封为“群岛”发言人以后，您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灵魂人物并不赞同您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您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您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您的警告是真正穿透历史的箴言：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十九世纪从西欧刮来的“黑风”——马克思主义，最终不能征服巨人般的俄国，俄国有自己一千年的东正教，它是唯一可能治疗俄罗斯苦难灵魂的精神秘方；无论如何，俄国理应历史性地回避与中国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一旦爆发，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让中共领袖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吧，让他们去拯救人类吧；最重要的是，您以俄罗斯儿子的权利指出，在攸关俄国历史命运的时刻，无所作为是最大的犯罪。您在签下自己的名字时说，我对这封信承担所有责任。
1979年苏联强硬势力企图以纪念老暴君100周年为名卷土重来的努力，被俄国良心界击退，乃是世界精神史上罕见的事例。您虽然已被驱逐，但克里姆林宫内外到处有您的身影。
自伏尔泰、雨果、佐拉被迎进先贤祠后，欧洲流亡时代宣告结束。俄国在二十世纪创下了政治流亡的世界纪录，众多显赫人物托洛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普宁、茨维塔耶娃……而您是所有苏俄流亡者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人物。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苏联极权主义不妥协的抗议者，您在伯尔尼的空降，表明俄罗斯不屈不挠反抗专制暴政的英勇传统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同，这一传统高居于人类道德的顶峰。
二十年流亡生涯，您又创造了数个奇迹。您在美国劳联-产联的演讲，至今回荡在东西方天空的结合部，美国人民第一次聆听到来自“古拉格群岛”的声音，第一次从一位苏联作家那里，明白了美国自由的世界责任。
您对西方的失望和批评，无法让自由主义人士满意。但您生来不是为了让某些派别满意的。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您对美国的观察。事实上，近二十年在佛蒙特的隐居式生活，您证明自己无力、也无心进入美国这片年轻的新大陆；美国人民对自由和真理的捍卫，没有激发您对人类文明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没有激发您对这片收留并提供了自由和安宁的土地的感戴和回报；您也没有在1989年后，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国家命运表达过应有的关切，这都令人遗憾。如果您读到中国流亡作家郑义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一篇关于美国内战的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您也许会重新思索东方……。
最大的奇迹，您竟然在生前回到魂牵梦绕的俄罗斯。您的回归不仅拥有雨果对巴黎的烂漫壮丽，且却别具俄国独具的悲怆风味。五百年来，俄罗斯第一次用分崩离析的大败局迎接自己最忠诚的游子，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将长久留下您的热吻。您对专制帝国坍塌后的祖国发出的声音，仍旧充满先知式的睿智：俄国一再陷入泥潭，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国才有希望。也许还要等上几十年、一百年，俄罗斯命运的两大支柱、两大遗产、两大宿命式的负荷：大俄罗斯主义和专制主义，才能被新的民族精神所取代。
俄国在近一千年中衍化的天地境界，俄国三百年来全部雄心壮志建构的庞大国家，土崩瓦解了。历史对俄国所开的玩笑，比所有俄罗斯民歌的忧伤、安魂曲和弥撒词的哀恸还要凄凉苦涩。八十九岁的您，已无力面对、更无力影响劫后余生的俄国。俄国的演变，汇聚着太纷繁太庞杂的因缘，您唯一能做的，正如勃洛克、叶赛宁、阿赫玛托娃……，更远如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一样，只能为这片盛产天才、先知、圣徒和暴君、刽子手的土地，献上祈祷和祝福。除此之外，您发出的所有声音都似墓中回响，您已不属于这个时代，您也只能听从至高的主宰。戏演完了，台词和剧本到了落幕的那一页。您起身走了，把空间和未来留给年轻的一代，您比谁都明白，您不能代表没有降生的人们立法。您能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见证苏俄帝国，为它送终。
无论如何，这是现代人类命运最沉重的一页，您在上面签下名字，这就够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几次差点启程，前往俄国拜见您，多少请您发表对东方、对中国的高见。您在美国与刘宾雁们失之交臂，您们有六个年头生活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拥有相似的背景、命运、话题，您们竟然连招呼都没有打过。
自您返回，又是14个年头过去，您对仍然中国不置一词。中国书摊上偶尔有您的消息，都是那么零碎、无谓。
如今，您终于撒手尘寰，造访永不可能。会到墓地与您对视，献上花束。老索，再见。
2008年8月4日于华盛顿近郊。
——你们决策层自己懒也就算了，还发动和要求各级官员们懒下去，但凡各地做出一点儿远不是改革而只是改良的小调整，便要求“令行禁止”、“顾全大局”，于是，全国便处于动弹不得的僵死状态，就像一个人被捆绑着“引颈待斩”。
……。
三、变“被动”为“主动”的路径
以下药剂颇为苦涩，尝不尝、吞不吞，任由你们：
1、你们不要怕。
——当代文明社会之政府，均为民选政府，而我们折腾了60年的“伟大成功实践”仍停留在“隔代钦定”的自我陶醉上。
我党领袖少奇同志早在1940年就说过：“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更何况还有“第二代核心”的“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指引。
如果真出现老百姓不再选你们的局面，那也绝不是你们这代人的个人责任，根源在于我们上世纪40年代构架的政治体制没有在60年前兑现与建设，所以没人相信“你们是执政党的掘墓人”之说，反之，如果你们和平地完成社会转型之历史大任，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定会记住你们这些“民族英雄和历史人物”；此外，相信广大群众是理智的，是希望稳定的，不会扣“屎盆子”，更不会把你们“吊在天安门广场的电线杆子上”，这话是那些依靠旧体制捞到好处进而想继续捞好处的人说出来吓唬你们的。
——现代法治、文明国家之军队，均为国家之军队，而我们还在强化着“党指挥枪”，这一体制是愚昧、落后、野蛮、危险的，咱老百姓对它敬而远之也就是了，但它却潜藏着对你们领导集团的“杀机”：想想看，“四人帮”是如何被“粉碎”的？
你们如果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使军队国家化，那么，不但是民族之幸，而且你们也可免除“作替罪羊”、“被政治对手吞噬”和“囚于秦城”之忧。
——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大俄罗斯民族长期无偿或低偿地剥夺其它民族地区的资源，而忽略、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独联体”之后虽有冲突，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均有明显改善。
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我以为还是遵循“第二代核心”所说的“三个有利于”来考量：只要这个国体能够让56个民族的同胞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社会越来越安定，就行！而且本人还相信：如果完成上述步骤，那么台湾问题便可水到渠成；届时或你们身后，即使有人骂你们，也没人信！
2、你们不要贪。
——俗话说得好：“青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得”；该得的你们都拿去，如确有不义之财，还是像“阿扁”一样地退出，由司法机关依性质、情节、数量、程序予以审定，如是，这也是你们对民族复兴的巨大贡献！
——至于你们从政以来结下的“关系网”，以及至今“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政治挚友”们，实在没有贪恋之必要，历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还有一句不好听的“树倒猢狲散”；为此，建议从即日起，理清和斩断以往一切不正常关系，这既是自保，也是救人。
3、你们不要懒。
——借60年“国庆”之机，就不要浪费百姓之血汗钱和宝贵时间阅兵了，甚至也不要热衷于到老百姓家抱孩子照相了，还是召集大家伙儿认真反思“60年执政之得失”为好；
——收集、梳理、分析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建设性的意见、草案、纲要、宪章，如果材料和依据仍然不足，倒可以尽快组团赴相关国家考察、调研，以起草民族复兴之大纲；
——真正恢复我党的“相信、依靠群众”之好传统，当年借人民之力取得政权，今日再借人民之智复兴民族，唯此，你们才会激发出民族责任感，才能担当起民族之大义，才有足够的政治胆略与智慧，从而主动领导全国人民朝着顺民心、随潮流、讲民权的现代文明之路迈出第一步！
即将结束对话之时，忽然脑际里冒出一句“伟人”的老话：“世界上一切反动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那是老人家“在野”的时候说的话。
笔者清楚：他是在启发、号召人民拿起枪杆子用暴力手段去推翻旧政权；笔者也清楚：我们的民族有幸早已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狰狞岁月，无论任何人，任何政党、团体与阶层，都不能再无端、武断地判定他方为“反动阶级”了；笔者更清楚：在一个崭新的历史环境里和国际秩序下，主政者和平地“自动退出”已为常例，而仍然按照“枪杆子”逻辑去巩固政权，已属“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受到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审判！
为此，笔者为中华民族祈祷——在即将展开的社会变革中，那面红旗上不要再沾上人民的乃至主政者的鲜血！
2009、4、22
王康：老索,是时候了
王康
这个消息终于来了。
今天在宾夕法尼亚采访两位二战老兵，一位87岁，一位88岁，都耳聪目明，应答如流，且衣履规整，一派绅士风采。其间又到一家基督教现代建筑，参与有两千信众的礼拜祈祷。不时想起《红轮》的字句：
一切都是为了站在上帝面前的最后一刻。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撇下他的同时代人，割舍了生死与之近九十年的俄国，走了。
够意思了。对于时代和祖国，该承受的、该记下的、该说的，他都一一谨办了。还没有一位作家，与自己所属的时空和精神世界，发生过如此紧张而充满诗意的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历了死亡、人性之恶和整个俄罗斯被魔化的虚无主义恐惧，他由此预见到俄国乃至世界在二十世纪的苦难和堕落，同时也从上帝垂降于俄国的性灵中保藏了弥赛亚救世的秘密。托尔斯泰终身追寻他的“绿枝”，要像哥伯尼和哥伦布一样，企图在沙皇、教会、贵族、宪兵、战争和一切既定秩序之外去追寻他的上帝之道，他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自己的理想，近代俄国的不幸内化为他个人的“危机”，人的行为与上帝的目的之间，虽然还隔着一道鸿沟，但托翁以其耄耋高龄出走的犯险，证明了他是二十世纪最早一位清醒的遁世者，从而为自己漫长而不寻常的一生划上了意味深长句号。
索尔仁尼琴是陀氏和托翁的综合，正如苏联是沙俄在新时代的孽变一样，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俄国在那个时代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卓越地证明了，自称负有解放人类使命的苏俄除了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就是告密、背叛、癌症，他本人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从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在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是一块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而开凿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浩劫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遗骸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铁则，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义；神说，你把它们写出来，于是一切就结束，一切有重新开始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实施变革并最终抛弃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他们胜过苏联帝国全部文献和所有的谰言。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您站在最前面，自从自封为“群岛”发言人以后，您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灵魂人物并不赞同您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您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您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您的警告是真正穿透历史的箴言：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十九世纪从西欧刮来的“黑风”——马克思主义，最终不能征服巨人般的俄国，俄国有自己一千年的东正教，它是唯一可能治疗俄罗斯苦难灵魂的精神秘方；无论如何，俄国理应历史性地回避与中国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一旦爆发，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让中共领袖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吧，让他们去拯救人类吧；最重要的是，您以俄罗斯儿子的权利指出，在攸关俄国历史命运的时刻，无所作为是最大的犯罪。您在签下自己的名字时说，我对这封信承担所有责任。
1979年苏联强硬势力企图以纪念老暴君100周年为名卷土重来的努力，被俄国良心界击退，乃是世界精神史上罕见的事例。您虽然已被驱逐，但克里姆林宫内外到处有您的身影。
自伏尔泰、雨果、佐拉被迎进先贤祠后，欧洲流亡时代宣告结束。俄国在二十世纪创下了政治流亡的世界纪录，众多显赫人物托洛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普宁、茨维塔耶娃……而您是所有苏俄流亡者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人物。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苏联极权主义不妥协的抗议者，您在伯尔尼的空降，表明俄罗斯不屈不挠反抗专制暴政的英勇传统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同，这一传统高居于人类道德的顶峰。
二十年流亡生涯，您又创造了数个奇迹。您在美国劳联-产联的演讲，至今回荡在东西方天空的结合部，美国人民第一次聆听到来自“古拉格群岛”的声音，第一次从一位苏联作家那里，明白了美国自由的世界责任。
您对西方的失望和批评，无法让自由主义人士满意。但您生来不是为了让某些派别满意的。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您对美国的观察。事实上，近二十年在佛蒙特的隐居式生活，您证明自己无力、也无心进入美国这片年轻的新大陆；美国人民对自由和真理的捍卫，没有激发您对人类文明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没有激发您对这片收留并提供了自由和安宁的土地的感戴和回报；您也没有在1989年后，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国家命运表达过应有的关切，这都令人遗憾。如果您读到中国流亡作家郑义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一篇关于美国内战的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您也许会重新思索东方……。
最大的奇迹，您竟然在生前回到魂牵梦绕的俄罗斯。您的回归不仅拥有雨果对巴黎的烂漫壮丽，且却别具俄国独具的悲怆风味。五百年来，俄罗斯第一次用分崩离析的大败局迎接自己最忠诚的游子，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将长久留下您的热吻。您对专制帝国坍塌后的祖国发出的声音，仍旧充满先知式的睿智：俄国一再陷入泥潭，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国才有希望。也许还要等上几十年、一百年，俄罗斯命运的两大支柱、两大遗产、两大宿命式的负荷：大俄罗斯主义和专制主义，才能被新的民族精神所取代。
俄国在近一千年中衍化的天地境界，俄国三百年来全部雄心壮志建构的庞大国家，土崩瓦解了。历史对俄国所开的玩笑，比所有俄罗斯民歌的忧伤、安魂曲和弥撒词的哀恸还要凄凉苦涩。八十九岁的您，已无力面对、更无力影响劫后余生的俄国。俄国的演变，汇聚着太纷繁太庞杂的因缘，您唯一能做的，正如勃洛克、叶赛宁、阿赫玛托娃……，更远如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一样，只能为这片盛产天才、先知、圣徒和暴君、刽子手的土地，献上祈祷和祝福。除此之外，您发出的所有声音都似墓中回响，您已不属于这个时代，您也只能听从至高的主宰。戏演完了，台词和剧本到了落幕的那一页。您起身走了，把空间和未来留给年轻的一代，您比谁都明白，您不能代表没有降生的人们立法。您能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见证苏俄帝国，为它送终。
无论如何，这是现代人类命运最沉重的一页，您在上面签下名字，这就够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几次差点启程，前往俄国拜见您，多少请您发表对东方、对中国的高见。您在美国与刘宾雁们失之交臂，您们有六个年头生活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拥有相似的背景、命运、话题，您们竟然连招呼都没有打过。
自您返回，又是14个年头过去，您对仍然中国不置一词。中国书摊上偶尔有您的消息，都是那么零碎、无谓。
如今，您终于撒手尘寰，造访永不可能。会到墓地与您对视，献上花束。老索，再见。
2008年8月4日于华盛顿近郊。
上一篇：六四系狱人士仍在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