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06
去年5月，香港的田园书屋出版了一本描写四川大饥荒的书《麦苗青菜花黄》，作者东夫，是记者。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我几乎逢人就推荐。

（文章只代表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去年5月，香港的田园书屋出版了一本描写四川大饥荒的书《麦苗青菜花黄》，作者东夫，是记者。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我几乎逢人就推荐。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场人为大饥荒。去年，2008年，是大跃进／大饥荒50周年。在言论自由的海外，一系列有关大跃进／大饥荒的专著与文章相继问世，在美国还举行了50年来第一次大跃进／大饥荒国际研讨会。在去年出版的有关论著中，有两本特别出色。一本自然是杨继绳先生的《墓碑》，经多位名家评介，已广为人知，自不待言。另一本就是东夫这本《麦苗青菜花黄》，到目前为止，注意到这本书的人似乎还不多。我愿在此大力推荐。

和杨继绳的《墓碑》一样，东夫的《麦苗青菜花黄》也是写大饥荒的。但不同的是，《墓碑》是对大饥荒时期全中国情况的整体性考察和宏观分析，《墓碑》一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麦苗青菜花黄》则是聚焦于川西平原这一局部地区，其副标题是“大饥荒川西纪事”。《墓碑》是学术的、理论的，《麦苗青菜花黄》则是文学的、历史的。

作者选取川西平原温江地区作为他描述的对象，很有典型意义。因为川西平原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大跃进的号角就是在这里的成都会议上吹响的，四川又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李井泉是最紧跟毛泽东的，四川饿死人是全国最多的。另外，作者本人就生于温江，长于成都，属于老三届一代，当过知青，当过兵，对四川的大跃进／大饥荒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早在文革期间就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关切。作者的父亲是老干部，早先是地下党，后来在四川长期从事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四川大跃进期间相关的人和事都非常熟悉。这也为作者了解和研究四川大饥荒提供了若干有利条件。书名“麦苗青菜花黄”取自当时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视察附近郫县的红光社。之后就有了两首歌，一首是“红光社开红花”，另一首就是“麦苗青菜花黄”。


丰富的史料与全景式描绘

在我看来，《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至少有三大特点。首先是史料丰富翔实。为了写这本书，作者收集了包括数以百万字历史档案的大量史料，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其中有些重要的当事人，因为和作者本来就熟悉，或者和作者的父亲是旧交，故而对作者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另外，作者酝酿写这本书是在二十年前，那时候很多重要的当事人还健在。这就使得此书在拥有史料方面具有他人（包括后来人）难以企及的优势。早在几年前，这本书的电子版就在下面流传，部分章节还放上了互联网。国内出版的那本张素华写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和杨继绳的《墓碑》，在写到四川大饥荒时，都频频引用这本书。可见其史料的权威性是被同行公认的。

这本书的第二大特点是它的写作风格。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美国著名记者、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的名作《光荣与梦想》，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读后茅塞顿开：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写！东夫这本《麦苗青菜花黄》就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风格。作者笔触所及，上自中央大政，下至基层所为；上至“伟大领袖”的指点江山，天马行空，下至省、地、县、社、队各级干部的所作所为，以及黎民百姓的起伏命运；不但写到政治、经济，而且还写到文化与社会生活，包括社会氛围，一般人的精神风貌，生活习俗，以及歌曲民谣、民间的顺口溜和牢骚怪话，等等。大跃进那几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学上初中，读东夫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感到异常亲切，许许多多当年的人和事都生动地浮现于眼前。这种感受是我读其他写大跃进时期的书――不管是理论书、历史书，乃至文学书――都不曾有过的。

此书场面宏大而又描写细腻，称得上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全景式描绘。由于这一特点，这本书很适合普通读者，尤其是那些未曾经历过大饥荒时代的读者。就体裁而论，《麦苗青菜花黄》也可算报告文学。若角逐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我以为十拿九稳。正想推荐，但可惜的是，朋友告诉我，这项大奖已于大前年停止了。实在令人遗憾。依我看，这本《麦苗青菜花黄》本身还是一部很好的电视连续剧脚本。我希望有一天能搬上荧光屏幕，一定能造成巨大轰动。


贯穿于叙述之中的深刻理解

当代中国之事，有两大难：一是难在揭示真相，一是难在给出解释。依我之见，最难是解释。大跃进／大饥荒的荒唐与惨烈，不要说没经历过的人觉得匪夷所思，就连亲身经历过的人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常常觉得不可理喻。《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是描述性的，不是理论性的。作者很少在书中发议论。但是从他的记叙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的洞察力。这就是本书的第三大特点：作者把他的理解贯穿于叙述，从而使得读者在听完故事之余，也理解了很多原来感到很难理解的问题。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大跃进期间最令人费解的一个现象就是流行全国的浮夸风，上上下下都吹牛皮说大话，高指标高得离谱，放“卫星”更是欺世盗名。那么，这股浮夸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呢？《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告诉我们，浮夸风是因为毛泽东提出的“两本帐”制度刮起来的。毛在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发明了“两本帐”制度，即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中央要定两个指标，一个是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期望完成的指标，后者要比前者高出许多。地方也要搞两本帐，一个是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期望完成的指标。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也就是说，中央期望完成的，就是地方必须完成的。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层层加码，等到了基层，基层的计划指标势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帐即中央的实际要求。这等于明确规定下面的人搞高指标，而这种高指标可以是虚的，完不成也不要紧。这就给接踵而来的恶性浮夸打开了大门。

在这里，毛的想法是，高指标是迫使下面千方百计夺取高产的强大动力，指标越高，压力越大，干劲越大，要求一万，说不定就能干到三千五千，要求一千，就只有五百八百了。“放卫星”是同样的道理。郫县红光社宣称他们有一块亩产万斤稻谷的卫星田，地委有干部表示不相信，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会上大发雷霆，说：“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创造，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吓得另一位地委干部赶快对李井泉说需不需要我们地委作检讨？李井泉没好气地说“不要”。在稍微平静了一下后，李井泉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可见，其实李井泉也不相信万斤田。这一点当时很多农民都看穿了。他们说：“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李井泉的逻辑无非是：放卫星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就算数字有夸张也没什么关系，总是增产了嘛。你非要去查个一清二楚，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大跃进／大饥荒这段历史还有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由于大跃进遭到惨败，毛泽东不得不听任刘少奇等务实派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在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会上也被迫做了点自我批评。在那时，毛的处境显然很被动。然而等到这一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却得到了包括刘少奇等务实派在内的全体与会者的赞同，于是毛重新赢得了主动权。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问题是，毛泽东何以能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走出低谷，化被动为主动，重新主导局面，并为日后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埋下伏笔呢？

《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用了不少篇幅，记叙了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作者也引述了王光美和刘源的一段回忆录。这段回忆写道，在62年6月，毛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召见刘少奇。刘少奇本来希望毛能接受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同意农民搞包产到户，但被毛拒绝。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刘冲口而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反问：“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在这里，作者加进一句说明。作者指出，毛这样讲是在提醒刘，作为他指定的接班人，他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读者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刘少奇会顺从毛泽东的原因，因为刘知道，大饥荒的滔天罪恶，其责任不仅在毛，而且也在党。真要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恐怕就保不住了。到了8月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讲得更露骨，他一开口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泽东这些话有力地唤起了共产党上层对政权的危机意识。深刻的危机意识强化了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务实派领导人发现，为了防止一党专制受到冲击，他们必须注意维护毛的权威，必须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加强国家机器的威慑力。


中共至今仍未还地于民

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大跃进辩护。理由是，当年中共发动大跃进，是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只不过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犯了很多错误而已。对于这种辩护，先前很多人已经做过反驳。这里只消再讲一个政治笑话。

问：“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答：“当然是艺术。如果是科学，他们就该先拿小白鼠做试验了。”

也许有人会进一步争辩说：不，在当年，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不是强迫的，而是确实得到广大农民热烈响应的。这里，我引用东夫《麦苗青菜花黄》一书的最后一段：

1980年底，因反对大跃进极左路线而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前温江地委农工部部长申培林，终于解除变相监禁，首次走上温江街头，巧遇当年的一个初级社社长，两人打开了话匣子。末了，老社长长叹一声：“哎，三十年啊，冤冤枉枉转了一大圈，如果象你当初说的，入社自由，退社自由，不晓得今天是啥样！”

我敢断言，如果有退社自由，就绝不会有“被集体化”（秦晖语），就绝不会有大饥荒。还要提醒一句，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实行退社自由。不要忘了，当年集体化，农民可是带着属于自己所有的那份土地入社的，真要实行退社自由，谁要退社，就该把谁那份土地再退还给谁。现在吵吵嚷嚷的什么新土改，什么土地流转，其实都不得要领。说到底，不就是承认不承认农民有退出权的问题吗？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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