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与荒唐岁月的政治斗争史
—— 读卜伟华先生《砸烂》一书有感
晓明

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北京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卜伟华先生所著《“砸烂旧世界”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一书（简称《砸烂》），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68年分卷（第六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我对此书爱不释手，在短短的十天内就把它读完了。笔者是亲历过文革时代的人，这部历史著作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动乱与浩劫的年代，书中所记述的许许多多事件使我又重温了一遍，读来令人回味难忘，催人泪下，发人深省，感慨万千。

一、文革研究史的简要回顾

文革的结束已40年了（笔者赞同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即是文革结束的说法），对于在现代史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文革史，官方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相关著作问世，也从未见有什么官方机构组织的对文革的研讨和纪念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要把这段历史在人们的心中遗忘了，这是令人疑惑不解的。

但民间研究文革的历史却始终不断。据学者徐友渔先生介绍，我国最早研究文革的人如许冠三、丁望等人，早在1967年就开始从事文革的研究了。当年他们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研究和评论文革的文章，许冠三的文章题目是《有关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几点解释》，从几个方面论述，分三期连载；1971年广州的刘国凯先生完成了《文化革命简析》一书的初稿，1980年12月载于作者自己主办的广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特刊上，是一部长达十多万字的论著，1986年由陈佩华翻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许冠三、丁望、刘国凯等人可称得上我国研究文革的先驱者。

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文革的研究多了，一时间出现了许多文革的回忆录和研究文章，如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我的造反生涯》，何蜀的《论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王若水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徐海亮的《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晓明的《广西文革痛史钩沉》、《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等等诸多著作和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文革的历史，为文革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在国外，海外的许多华人学者对文革的研究也作了大量工作，如刘国凯先生的《广州红旗派的兴衰》，《人民文革丛书》四卷，宋永毅先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文革大屠杀》，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等等，都是相当全面、完整、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宋永毅先生的工作，是一种基础的工作，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提供了3000多万字的关于文革的第一手材料，他与孙大进合作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文献目录，1966—1976》、《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为同行和后人研究文革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为中国的文革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外的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也开始得很早，从1966年秋季开始，西方学术界即有对中国文革进行研究的，如英文的《中国季刊》、《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等学术刊物长期、系统地追踪文革重大事件，分析和评论文革的目的、意义、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的影响等等。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批研究文革的优秀专家，如施拉姆（stuart R·schran）、迪特默（Lowell Dttmer）、李鸿永（Hong yung lee）、陈佩华（Michel schoenhals）等等，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深入、具有原创性的论著，如《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文化革命的起源》等等。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之前，国外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不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者对于文革的研究大为兴起了。在1996年2006年文革运动发动30周年、40周年之际，中国的民间文革研究者在学者徐友渔、郑仲兵、李宇锋等人的组织下召开了多次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与会者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对许多问题如“人民文革与官方文革”、 “三年文革与十年文革”、“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与破四旧”、“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等等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讨，对中国文革学的研究是有力的推动，这是十分可喜的。然而，这种研究和探讨多年来也仅仅停留在少数学者、专家以及民间爱好者之中，就中国大多数人而言，由于官方的封锁和禁忌，或者由于生活的奔波，是极少有人关注此事的；特别是对青年人来说，许多人全然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即使偶尔听到老人们议论到文革之事，他们也不相信文革中有那么多荒唐与悲惨之事。可见要使中国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年青一代）都充分了解文革，认识文革，并能对文革进行深入的反思，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二、一部全面记述文革的历史巨著

《砸烂》一书的问世，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此书与之前许多学者、专家们关于文革的著作相比，所论述的东西是更为全面、深入和广泛了，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文革史的巨著，是一部很好的文革史教科书，它对推动中国文革学的研究必将会起到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全书分为十章四十五节，共801页（包括后记），约60万字。从文革的导火索批《海瑞罢官》展开，到批“三家村”、“四家店”引发文革，“五、一六”通知的下发，运动全面暴发，工作组进学校，反干扰，抓右派，到再发动，批“资反路线”，全面夺权，镇反，武斗，天下大乱，大屠杀，再到全国山河一片红，九大的召开等等，都有完整的记述和总结，对期间全国和各地方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都有详尽记载，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单就全书的注释而言，就多达1181条，实在是一件不易之事。在记述中作者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对每一事件的叙述都说明了资料的来源和出处，为其它的文革研究者和后来者提供了广泛的资料线索，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由于作者当年就是红卫兵运动创始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员，文革后在大学里受过专业的历史学教育，大学毕业后又专门从事党史的研究工作，所以作者不但具有深厚的文字和历史学功底，而且对文革发展的全过程及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掌握有许多独到之处，能写出如此长篇巨著就是情理中之事了。

全书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条理分明，叙事清晰，文字清新，语言流畅，能引人入胜，可读性强，是读者们爱读的一部佳作。

特别可贵之处，是作者在写作中不为尊者讳，敢于奋笔疾书，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多年来官方所设定的框框，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是一场浩劫，毛泽东是有错误的，但主要是受到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干扰破坏所致；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在文革中毛泽东也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作斗争，制止和纠正了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民主人士。书中作者能突破这些框框，以大量的事实为根据，阐明了事情的真相，分清责任，使林彪、江青等人不再为毛泽东受过。这对文革的研究是一大进步。虽然林彪、江青等人在文革中有他们自身的罪过，但事情都是因毛泽东而起的，没有毛的同意和指使，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毛才是一切罪过的始作俑者，他应负主要的责任才是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的。

就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陶涛、陈毅、叶剑英等这样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来说，书中对他们的另一面也有独到的记述。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特别是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竟被迫害致死，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但他们在文革的初期也是力图符合毛的意图干了不少错事的。如当时的所谓大批判，揪黑帮，特别是工作队进到学校后，反干扰，在群众中抓“右派”， 抓“反革命”，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乱打人，以至打死人，他们不能有效地制止和处理，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等人在文革的过程中，在很多时候都是力图紧跟毛泽东的，说过不少错话，干过不少错事，也整过不少好人，对文革造成的灾难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特别是其中的周恩来，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被称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说他在文革中与林彪、江青等人斗，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党外民主人士，深得民心。其实在文革中，周恩来个人的内心始终是困惑与挣扎，处在不断斗争中的，明明想不通的问题他却要作大彻大悟状，强迫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中都可流露出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文革中他有职有权，他当然有选择地保护了一批党内老干部、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但同时他也签字抓了不少人，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在难辞其咎。这些人的另一面书中都有独到论述。

其次，书中大胆地揭示了文革中大屠杀，通过对北京市及所属的大兴县、湖南道县、内蒙、云南、广西等地方的大屠杀，把文革的残酷性展示在人们面前。各地大屠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所造成的灾难后果，都有详尽的记述，许多资料是第一次公布，是人们从未见过的。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超过了以往任何封建法西斯的屠杀，令人惊心动魄，愤恨无比。此事发生在20世纪的60年代，令人无法理解却是血淋淋的铁一般的事实。

这些都是本书可贵之处，是一部令人信服的文革历史教科书。

三、对本书的某些建议

本书是一本优秀的著作，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它的某些方面似有改正或充实之处。

1、国史还是政治斗争史

本书号称国史第六卷，但书中所记述的乃是文革的发生、发展经过至结束，全都是大批判、斗争、武斗、天下大乱、斗批改、建立革委会等等，乃是政治斗争和派性之争，并无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外交、教育、文学艺术及人民生活等等诸多方面的记述。因此，笔者以为与其说称为“国史”，倒不如说它是一部文革的政治斗争史更为恰当。

2、书中对造反派和红卫兵的记述似有不足之处

红卫兵中有造反派，造反派中亦有红卫兵组织，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现象。但，笔者总觉得这两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能同一而语。

在文革之初期，红卫兵起于北京，当时的北京红卫兵全是红五类，部分是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他们能从父母辈那里知道一些高层情况或毛泽东的讲话，这是一般人所无法知道的，因而他们敢于最早起来造单位领导的反，随后发展到破四旧，打人，以至把人打死。不但打死自己的校长、老师，也到社会上去打杀“地、富、反、坏、右”。这样一批所谓的“红五类”红卫兵，他们制造的8月红色恐怖，其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到了其后批判“资反路线”干部受到冲击之时，他们又成了保爹保妈派，其后组成“联动”，除了反对江青等以外，所干的许多事情也是不为世人称道的。

而造反派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他们中有“红五类”，也有“黑五类”子女，这些人在文革初期是受打压的少数派，一些人并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如北京学生蒯大富，工人遇罗克，西安交大学生李世英，郑州大学生党言川，武汉工人朱鸿霞、胡厚民，湖南的杨小凯、刘凤翔，广西南宁工人熊一军……等等，以及全国许多地方造反派，这些组织和他们的负责人，一开始没有不受压制和打击的。到了后来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为他们平反，但到1967年2、3月，他们又再次遭到镇压，内蒙、青海并发生血案，1968年春夏又遭到更残酷的屠杀（如广西等地）。1976年江青等“四人帮”倒台后，这时又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加在他们头上，打、砸、抢、烧、杀几“乎与造反派画上了等号”，一些人再度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监狱。而原来的红卫兵（特别是高干子女的红卫兵），他们在什么时候都安然无事，即使打死了人（或者与打死人有关的），从未受到法律制裁，这实在是不公正的，在这些方面书中的记述是缺乏的。

3、值得商榷的某些问题

①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板》。书中184页上写到：“毛泽东在8月5日的会上说：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此处可能有误，因为8月7日全会才印发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显然毛泽东不可能在8月5日的会上谈论此事，应该是在8月5日以后的某次会议上谈到此事的。

②书中的217页上说：1968年1月，遇罗克被北京公安局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1970年3月惨遭杀害。此处写的过于简略，应予充实。遇罗克是一个普通工人，在当年大字报满天飞的年代，他的一篇《出身论》的大字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得罪了谁，是谁下令逮捕的，又是谁批准杀害的，应该有详尽的交代，因为这是文革中一件典型的案件。

③书中的230页上说：“破四旧”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震荡，确实对打破旧秩序起了非常有效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欠妥，不符合实际。不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来看，“破四旧”都是一场大灾难，是革文化的命，革文明的命，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就以书中所述的事实为例就足以说明了。

④作者在书的后纪（794页）中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笔者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结论，但笔者是不赞同这种说法的。如果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曾有过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的话，我相信那是真的。但，自从他在列宁暴力革命思想的指导下投入共产革命后，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打、砸、抢、杀、不但杀地主, 杀地方官吏, 连自己人也杀,争权夺利，搞阴谋诡计，迫害人等等就开始了，而且贯彻始终。如果说他在推翻国民党政府，赶跑帝国主义，夺取政权上确实是显示出了他个人的非凡才能的话，而取得政权后他不但没有为中国人民办过什么好事，相反倒成了中国人民的一颗大灾星。文革及其之前的那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大饥荒的事实就是最好的明证，他的“伟大”又表现在何处？

4、不应遗忘的事件

本书的内容十分全面，但我觉得尚有几件事情是不应遗忘的，如能在书中补上一笔就更好了。

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女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过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她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到学校，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个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的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去。然后买了敌敌畏喝下，她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公安医院，接着被送进监狱，关押了十年。1978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出来时已经33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后来成了一个社会学专家，现在旅居德国。

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她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佼佼者。一个最早起来反对文革的巾帼英雄。

另一个挺身而出反对文革的人是上海青年刘文辉。1957年20岁时，他因给厂领导整风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一度曾想偷渡出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他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读过鲁迅全集，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文革之初他就写大字报反对文革，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与荒唐的掀起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大整知识分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武斗伤民，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甘愿做现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愿意自己去撞枪口。他说“全让毛泽东一个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民众奋勇反抗，那未，今天就从我开始吧”！

正是这么一个大无畏的青年人，1966年11月26日被捕，1967年3月9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4年后的1981年才宣告无罪。

从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也是一个反对文革的勇士。他认为“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之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他说：“如果社会主义就是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裁、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泽东的‘顺民’”！一个如此优秀的文化人因反对文革而被枪杀了。

以上这三个案例，都是文革之初的典型案件，都是因为反对文革而受到镇压的。在那个时代对文革不满的人当然还有很多，但敢于公开站出来大胆直言的恐怕是不多的。对这样的真正的造反派，历史是不应遗忘他（她）们的，如能在书中记上一笔。一定会使本书增色不少。

以上的一些意见当然不一定对，只是提出供讨论吧了！

四、值得反思的民族

人们学习历史，当然是为了知道过往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未来。就本书而言，既是一部文革史，向人们讲述当时的史实是主要的；但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引导人们去思考的，就是在文革中出现如此的局面，大动乱、大武斗、大屠杀、红海洋、忠字舞……这些虽然是毛泽东的邪说和愚民政策造成的，但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值得反思的么？

史书上都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人才，为世界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些当然是值得肯定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然而，我总感到我们的民族还有另外一面，至少是我们民族中一部分人，民族的劣质性在他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才会使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得以畅行无阻，他们的疯狂行为才能干出种种伤天害理之事。

古代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太遥远，我们估且不论，就以文革中随意抓人、打人未说，把人捆绑吊打，拳打脚踢那是家常便饭；其杀人手段之残忍，更是人间少有的，把人活活拖死、开水烫死、水淹死、刀捅死、甚至五马分尸、挖心肝、吃人肉、生埋活人……都曾发生过。这使人想到土改时的斗地主，杀地主，更久远些一百年前的义和团拳匪暴乱，一批愚昧无知而又封建迷信浓厚的暴民在某种邪教的煽动下，抢劫烧杀，无恶不作，他们杀洋毛子，也杀“二毛子”，连老人、小孩都不放过，完全是惨无人道，无法无天的野蛮行径。这个民族不值得反思么？

假如没有许多领导干部的紧跟, 没有许许多多底层民众的参与，没有这许许多多的人助桀为虐，毛泽东能大抓右派？能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造成后来三千多万人饿死？能在文革中搞得天下大乱？正是因为有了这许许多多人的参与，他们都是在毛氏邪说的鼓动下喝狼奶长大的，才会出现如此的疯狂与荒唐。这太值得人们去反思了。

就是一些髙层领导者，如刘少奇、彭真等一类的人，他们在文革中受迫害，是令人同情的；但他们过去紧跟毛泽东，据说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就是刘少奇，特别在当年延安整风和后来的反右运动中，他们也曾经是整人的能手；还有一些受过整的人，一但对他们宣布解放、平反了，这些人竟会高喊感谢毛泽东，也是一些可怜的人。像王光美那样，文革中几乎被杀， 毛要留下活样榜才批示“刀下留人”救了她, 她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 但她与刘少奇一样又同时是这一罪恶的制造者之一,1964年大搞四清时, 他们搞的“桃园经验” 随意批斗人, 以至打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难道不可以说是文革的预演吗? 文革之初他们在学校中大抓“右派”, 大抓“反革命”, 都是力图紧跟毛的,一旦恢复自由后还要力图“做毛泽东的好学生”。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的。

书中记述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后，应该指出我们民族中存在不足的一面，应该引导人们去反思这些存在的不足，去反思历史，这是历史学家们应有的责任。追究历史责任, 清算政治罪恶, 这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 而是为了埋葬一个荒唐的时代。只有这样做了，才能提高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都是大为有益的。

（作者为文革研究史家，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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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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