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11 19:18:49yuluoke
达赖喇嘛在“3·10”五十周年纪念集会
在“3·10”五十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
达赖喇嘛
今天,是藏人因无法忍受中共的强权高压,於1959年在首府拉萨举行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日。去年3月10日,参加西藏三区和平抗暴的人们,多数在1959 年以后出生和成长,尽管他们没有亲历自由的西藏,但是,对西藏事业的关怀和忠贞不渝,是世代延续而来的,值得自豪,也鼓舞着国际上所有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们。此时,我们要缅怀那些死去和正在遭受酷刑,以及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所有为西藏教、政事业献出生命和饱受折磨的藏人,并向三宝特别祈祷。
从 1949年开始,中共的武装力量,从西藏的东北部和东部(安多和康)渗入。1950年,超过五千藏军战败后,中国政府现实地选择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策略,1951年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和附加条款,从此,西藏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但是,对保护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和风俗,“协议”有明确的承诺。 1954-55年,在北京,我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政军大部分高层领导人的接触中,详细地谈到了在保护西藏珍贵的宗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西藏社会和经济的具体方向。毛泽东还根据“协议”内容,在不必建立军政委员会,可以成立自治区筹委会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指点和保证。
然而,1956年左右出现的极左路线,使那些承诺在地方无法兑现;而且,安多和康区还进行了脱离现实的强制改革,导致了动乱和破坏;西藏中部的中国官员,也故意蛮横地践踏“十七条协议”等,强压行为越来越严重,藏人被逼无奈,最终,於1959年3月10日举行了和平抗暴。当时,仅在几个月的镇压中,就有数万藏人被打死,关押、逮捕。同时,我和噶厦及政府的部分公务员,一起流亡印度。十万藏人,也先后被迫流亡印度、尼泊尔和不丹。这非同寻常的灾难,即使今天,藏人仍然记忆犹新。
接下来,西藏境内出现的“平息叛乱”、“民主改革”、“阶级斗争”、“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军事管制”、“爱国爱教”、“严打”等接二连三的运动和事件,使藏人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中,数以万计的藏人死於非命;从根本上断除了佛法的讲修;代表西藏文化之魂的数千座寺庙遭到清洗;古代艺术珍品被破坏;自然资源被任意开发;森林被贪婪地砍伐、野牦牛和藏羚羊等无数野生动物被猎杀;自然环境被严重污染……这种数不胜数的非人性般的破坏,没有间断地施行行了五十年!
当前,中共处於猜忌,藏人处於恐惧之中。比生命还珍贵的世代相传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等,濒於灭绝。西藏民族,在境内如同判了死刑的囚犯。这些事实,清晰地写在1962年上一世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中;1989年,班禅喇嘛圆寂之前的日喀则讲话中还提到:“中共执政之后,给西藏造成的损失远大於带来的利益”;另外,很多勇敢的藏人也客观地证明了这一点;1980年,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到拉萨时,也公开地承认了错误,并向藏人道了歉。
公路、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表面上是发展的形象,但本质上是同化西藏的政治需要,并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都有严重的破坏。
流亡藏人,尽管当初在气候、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都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在印度等国家的关怀下,在没有恐惧的、自由的生活环境里,我们独特的宗教和文化得到了保护。年轻人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同时,西藏的正义事业有了明显的成果,藏传佛教的宗旨,即慈悲精神,在东西方世界得到认知和接受,利益了众生。
流亡开始,我们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1960年,流亡藏人投票选举产生了新议会,经过一步步的完善,到今天,这个具备宪政的流亡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我们引以为荣。特别是2001年,根据民主制度,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了藏人的政治领袖;现在是第二届噶伦赤巴的任期,我的日常行政事物,逐渐减少,差不多处於半退休状态,然而,解决西藏问题,是所有藏人的责任,所以,我在有生之年,不会随意放弃。同时,作为人类的一员,致力提升人类的善行,是我的第一个发愿,这也是开启个人、家庭、及社会幸福的钥匙。作为一位宗教人士,促进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是我的第二个发愿;作为一名藏人和达赖喇嘛的转世,特别是境内、外藏人对我抱着信任与寄托,所以关心西藏的命运,是我的第三个发愿;以上三大责任,萦绕於我心。
流亡政府不仅在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且作为施政的主要目的——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早在1974年,就确定了互利双方的中间道路。因此,1979 年邓小平先生提出和谈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多次接触、商谈、和参观中,不仅没有具体成果,还在1993年,中断了官方的的联系管道。 1996和1997年,我们在未来解决西藏问题方向的公投准备期间,境、内外藏人纷纷表示,不必公投而继续原有的政策,因此,我们依然主张中间道路。
2002 年开始的恢复接触中,我们在坚持一个管道,一个主题的立场中,进行了八轮商谈。最后,为了透过民族区域自治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条款,我们提交了使所有藏人获得名符其实自治的具体意见书。中方一再要求我们承认历史上西藏就属於中国,这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历史就是历史,无法改变,为了政治需要而曲解,不是诚实的态度。现在就应该思考并决定未来双方互利的方向,因此,为了西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我们争取获得合法的真正自治而努力,这是能让藏人满意、自愿,并稳定生存的主要条件。我们没有提出以历史为依据解决未来前途的想法,当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版图,都没有也不可能与历史完全相符。
藏民族生活在一个行政区域的愿望,符合民族区域自治精神,利益藏、汉两个民族,也不抵触中国宪法及其他章程。很多中国中央的领导,也承认了这一愿望的合理性。签订《十七条协议》时,总理周恩来也认可了这一点。1956年,副总理陈毅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指着地图说,如果拉萨在未来能够成为所有藏区的自治中心,有利于汉、藏之间的友谊和西藏的发展。上一世班禅喇嘛也多次提到建立统一的藏区的重要性,还有很多西藏的知识份子、党员,也提出过同样的愿望。
既然中国政府反对我们的要求,就应该提出一个认为合理的让我们思考的建议,但是没有。我们诚心诚意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精神,使藏人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而做出的努力,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正常回应,而感到遗憾。
近年来,不仅藏中对话没有实质进展,而且,从去年三月开始,全西藏陷入了高压状态。为审视未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向,了解民意,去年11月我们召开了特别大会。从收集的资讯中,得知境内、外的绝大多数藏人强烈支持中间道路。现在,我们有把握继续中间道路的立场,并将一如继往地为实现西藏民族名副其实的自治而努力。
自古以来,汉、藏两族睦邻而居,未来的友好相处是很重要的。然而,共产党执政以来,对西藏进行了歪曲宣传,使中国民众,很少了解真实的情况,加上去年三月事件发生之后,持极左观点的中共领导人特意歪曲事实,在汉、藏民族之间挑起仇恨和分裂,加深了中国民众对藏民族的误解。正如我对汉族同胞前后呼吁的一样,今天,我再次呼吁,不要仅仅以中共的宣传为标准,要完整地、客观地观察事情的本来面目,防止民族分裂,所有藏人也要加强与汉人之间的友谊。
回顾流亡五十年,虽然存在不少缺点,但总体来说,西藏问题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这是我们很大的成就。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透过公正,非暴力的途径,继续努力,将会实现我们的愿望。
在西藏政府与民众流亡五十周年的今天,首先,我向藏人居住的国家,表示感念。并希望流亡藏人严守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力所能及地服务当地社会,同时,为解决西藏问题,扶持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在累积历史经验中,拟定未来的计划和方向。我经常提到,要作最好的期待和最坏的准备,目前,中国内部和国际趋势,都使我们有理由期待西藏问题的早日解决,但是,也必须做好长远的充分准备,为此,我们要努力提高西藏境内、外的教育,培养专业人才,以及民众的环保、卫生、非暴力的觉悟。
再次向不畏各种障碍,在过去五十年的艰难岁月中,大力关怀、协助数以万计藏人和藏人组织,并给予他们生活、教育,自由空间的印度政府、官员、民众,表示忠心感谢,也向所有支援西藏的各国政府、官员、组织、民众,表示挚诚的谢意!
达赖喇嘛
2009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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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1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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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
今天,是藏人因无法忍受中共的强权高压,於1959年在首府拉萨举行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日。去年3月10日,参加西藏三区和平抗暴的人们,多数在1959 年以后出生和成长,尽管他们没有亲历自由的西藏,但是,对西藏事业的关怀和忠贞不渝,是世代延续而来的,值得自豪,也鼓舞着国际上所有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们。此时,我们要缅怀那些死去和正在遭受酷刑,以及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所有为西藏教、政事业献出生命和饱受折磨的藏人,并向三宝特别祈祷。
从 1949年开始,中共的武装力量,从西藏的东北部和东部(安多和康)渗入。1950年,超过五千藏军战败后,中国政府现实地选择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策略,1951年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和附加条款,从此,西藏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但是,对保护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和风俗,“协议”有明确的承诺。 1954-55年,在北京,我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政军大部分高层领导人的接触中,详细地谈到了在保护西藏珍贵的宗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西藏社会和经济的具体方向。毛泽东还根据“协议”内容,在不必建立军政委员会,可以成立自治区筹委会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指点和保证。
然而,1956年左右出现的极左路线,使那些承诺在地方无法兑现;而且,安多和康区还进行了脱离现实的强制改革,导致了动乱和破坏;西藏中部的中国官员,也故意蛮横地践踏“十七条协议”等,强压行为越来越严重,藏人被逼无奈,最终,於1959年3月10日举行了和平抗暴。当时,仅在几个月的镇压中,就有数万藏人被打死,关押、逮捕。同时,我和噶厦及政府的部分公务员,一起流亡印度。十万藏人,也先后被迫流亡印度、尼泊尔和不丹。这非同寻常的灾难,即使今天,藏人仍然记忆犹新。
接下来,西藏境内出现的“平息叛乱”、“民主改革”、“阶级斗争”、“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军事管制”、“爱国爱教”、“严打”等接二连三的运动和事件,使藏人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中,数以万计的藏人死於非命;从根本上断除了佛法的讲修;代表西藏文化之魂的数千座寺庙遭到清洗;古代艺术珍品被破坏;自然资源被任意开发;森林被贪婪地砍伐、野牦牛和藏羚羊等无数野生动物被猎杀;自然环境被严重污染……这种数不胜数的非人性般的破坏,没有间断地施行行了五十年!
当前,中共处於猜忌,藏人处於恐惧之中。比生命还珍贵的世代相传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等,濒於灭绝。西藏民族,在境内如同判了死刑的囚犯。这些事实,清晰地写在1962年上一世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中;1989年,班禅喇嘛圆寂之前的日喀则讲话中还提到:“中共执政之后,给西藏造成的损失远大於带来的利益”;另外,很多勇敢的藏人也客观地证明了这一点;1980年,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到拉萨时,也公开地承认了错误,并向藏人道了歉。
公路、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表面上是发展的形象,但本质上是同化西藏的政治需要,并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都有严重的破坏。
流亡藏人,尽管当初在气候、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都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在印度等国家的关怀下,在没有恐惧的、自由的生活环境里,我们独特的宗教和文化得到了保护。年轻人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同时,西藏的正义事业有了明显的成果,藏传佛教的宗旨,即慈悲精神,在东西方世界得到认知和接受,利益了众生。
流亡开始,我们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1960年,流亡藏人投票选举产生了新议会,经过一步步的完善,到今天,这个具备宪政的流亡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我们引以为荣。特别是2001年,根据民主制度,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了藏人的政治领袖;现在是第二届噶伦赤巴的任期,我的日常行政事物,逐渐减少,差不多处於半退休状态,然而,解决西藏问题,是所有藏人的责任,所以,我在有生之年,不会随意放弃。同时,作为人类的一员,致力提升人类的善行,是我的第一个发愿,这也是开启个人、家庭、及社会幸福的钥匙。作为一位宗教人士,促进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是我的第二个发愿;作为一名藏人和达赖喇嘛的转世,特别是境内、外藏人对我抱着信任与寄托,所以关心西藏的命运,是我的第三个发愿;以上三大责任,萦绕於我心。
流亡政府不仅在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且作为施政的主要目的——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早在1974年,就确定了互利双方的中间道路。因此,1979 年邓小平先生提出和谈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多次接触、商谈、和参观中,不仅没有具体成果,还在1993年,中断了官方的的联系管道。 1996和1997年,我们在未来解决西藏问题方向的公投准备期间,境、内外藏人纷纷表示,不必公投而继续原有的政策,因此,我们依然主张中间道路。
2002 年开始的恢复接触中,我们在坚持一个管道,一个主题的立场中,进行了八轮商谈。最后,为了透过民族区域自治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条款,我们提交了使所有藏人获得名符其实自治的具体意见书。中方一再要求我们承认历史上西藏就属於中国,这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历史就是历史,无法改变,为了政治需要而曲解,不是诚实的态度。现在就应该思考并决定未来双方互利的方向,因此,为了西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我们争取获得合法的真正自治而努力,这是能让藏人满意、自愿,并稳定生存的主要条件。我们没有提出以历史为依据解决未来前途的想法,当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版图,都没有也不可能与历史完全相符。
藏民族生活在一个行政区域的愿望,符合民族区域自治精神,利益藏、汉两个民族,也不抵触中国宪法及其他章程。很多中国中央的领导,也承认了这一愿望的合理性。签订《十七条协议》时,总理周恩来也认可了这一点。1956年,副总理陈毅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指着地图说,如果拉萨在未来能够成为所有藏区的自治中心,有利于汉、藏之间的友谊和西藏的发展。上一世班禅喇嘛也多次提到建立统一的藏区的重要性,还有很多西藏的知识份子、党员,也提出过同样的愿望。
既然中国政府反对我们的要求,就应该提出一个认为合理的让我们思考的建议,但是没有。我们诚心诚意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精神,使藏人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而做出的努力,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正常回应,而感到遗憾。
近年来,不仅藏中对话没有实质进展,而且,从去年三月开始,全西藏陷入了高压状态。为审视未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向,了解民意,去年11月我们召开了特别大会。从收集的资讯中,得知境内、外的绝大多数藏人强烈支持中间道路。现在,我们有把握继续中间道路的立场,并将一如继往地为实现西藏民族名副其实的自治而努力。
自古以来,汉、藏两族睦邻而居,未来的友好相处是很重要的。然而,共产党执政以来,对西藏进行了歪曲宣传,使中国民众,很少了解真实的情况,加上去年三月事件发生之后,持极左观点的中共领导人特意歪曲事实,在汉、藏民族之间挑起仇恨和分裂,加深了中国民众对藏民族的误解。正如我对汉族同胞前后呼吁的一样,今天,我再次呼吁,不要仅仅以中共的宣传为标准,要完整地、客观地观察事情的本来面目,防止民族分裂,所有藏人也要加强与汉人之间的友谊。
回顾流亡五十年,虽然存在不少缺点,但总体来说,西藏问题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这是我们很大的成就。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透过公正,非暴力的途径,继续努力,将会实现我们的愿望。
在西藏政府与民众流亡五十周年的今天,首先,我向藏人居住的国家,表示感念。并希望流亡藏人严守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力所能及地服务当地社会,同时,为解决西藏问题,扶持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在累积历史经验中,拟定未来的计划和方向。我经常提到,要作最好的期待和最坏的准备,目前,中国内部和国际趋势,都使我们有理由期待西藏问题的早日解决,但是,也必须做好长远的充分准备,为此,我们要努力提高西藏境内、外的教育,培养专业人才,以及民众的环保、卫生、非暴力的觉悟。
再次向不畏各种障碍,在过去五十年的艰难岁月中,大力关怀、协助数以万计藏人和藏人组织,并给予他们生活、教育,自由空间的印度政府、官员、民众,表示忠心感谢,也向所有支援西藏的各国政府、官员、组织、民众,表示挚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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