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陈力被枪杀
—— 长篇传记《血纪》之一章
孔令平
【武宜三按：右派老人孔令平先生今天发电邮给我，他说：我在网上已读到林昭和遇罗克牺牲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但盐沅的烈士们好像仍被淹埋在地下，不为人知；此是我最为不安的，因为盐沅劳改农场的斗争乃是右派分子走上成熟的一个标志；明年是陈力牺牲五十周年，希望在地下的烈士们重见天日。读老人家的邮件感慨万分；我今天特别把孔令平先生长篇传记《血纪》中的一章——《右派分子陈力被枪杀》优先推荐给读者，也算是对死难者和幸存者的一个安慰。六十多年来，不，从1927年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以来的8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伙也不知杀害了多少仁人志士、革命青年、无辜的老百姓。总数当在8千万至1亿之间。在人被蚂蚁化的中国，这些死去的人统统只不过是一堆数字。有幸的是，我们还有一些"不肯忘记"的有心人，如廖亦武（《中国冤案录》、《最后的地主》）、如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如丁抒（《阳谋》）、如王友琴（《文革死难者》）、如〔美国〕郑义（《文革广西大屠杀》）、如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如钱理群（《拒绝遗忘》）、如冉云飞（《反右派运动编年史》）、如戴煌（《九死一生》）、如和凤鸣（《我的经历》）、如汪作民（《农场春秋》）、如胡杰（《寻找林昭》）、如杨继绳（《墓碑》）等等。刚刚推出市面的《夹边沟惨案访谈录》（黑色文库之23，劳改基金会出版，香港田园书屋发行）的作者——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旭副教授也是一个有心人，他冒着风险，克服了许多困难，花了20年的时间调查、采访，于1994年写成本书；此书又蹉跎了十多年，现在才终于出版。这本书同样是记录了人类这一段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历史的碎片。本人仅向各位读者、读书界朋友大力推荐：请看看《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请看看《右派分子陈力被枪杀》看看中国共产党怎样摧残、屠杀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精英；看看右派分子是怎样悲惨地死去。请记住这段历史，因为共产党吃人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从右派到反革命

1962年3月，由重庆监狱和成都监狱汇集的一百名“劳改”人员，在调往甘洛的流放途中，寄宿雅安监狱一晚，由于押解人克扣了全体人员整整一顿的囚粮，而引发震惊四川全省的狱中犯人抢馒头事件，打破了在押犯人在高压下忍饥挨饿不敢伸张的秩序，为这一支发配梁山的五百人队伍，注入了初期反抗精神。

那一晚上，在监狱探照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了一个高个子的人，在奋臂高呼：“我们这一点吊命粮，都要被押送的老管克扣，真是喝人血不眨眼，大家去把本该归我们的囚粮抢回来！……”事件过后，我对他便由素不相识，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调到甘洛以后，他被押送去斯足中队，我则被押送到西西卡中队，开始了我们的炼狱历程。残酷的炼狱，我们原先由成渝两地集中的五百人，调到盐源农牧场时，只剩下不到三百人了。1964年10月在经历了不到一年的生死磨练后，我们终于分别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历程，在二道沟的粮仓反省室里相逢了。此时，我们终于在激烈的斗争中变成了成熟的与中共搏斗的战士了，我们的理想是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

在小监里，我们两人打破了小监的规矩，彼此传递信息，并隔着墙，在两间反省室里交谈了彼此的身世，我才知道，他叫陈力，在甘洛已久仰大名，现在有机会对他的身世，更全面地了解了。1951年刚刚从初中毕业，年仅16岁的他，就在中共“抗美援朝”的运动中，戴着“保家卫国”的大红花，从学校参加了赴朝韩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没经过认真的思索，在中共狂噪鼓动之下，只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便跨过鸭绿江。

日以继夜的穿插战，急行军徒步到了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附近，参加了血战上甘岭的战斗。当时年幼无知的他，在阵地上冒着地毯式的轰炸，在地道里进行慷慨激昂的宣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战争和炸弹不可能讲清楚的。如此惨烈的战斗，七天七夜下来，他所在的排只剩下了最后两个人，幸存的他当上了代理排长，成了人们称为的“最可爱的人”。在他身负八处重伤时仍抱着机枪，向冲上来的美国士兵扫射，直到流血过多，昏迷过去。经过抢救清醒过来时，他睡在离阵地只有两百米的担架上。这时炸弹和炮弹，夷平了他所守的战壕。如果不是后续部队赶上，他早已永远葬身在异国他乡了。

他因此获得了三等功臣的“殊荣”，并在前线的医院里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重伤，他被撤离到后方医院，不久，韩战结束，他被复原。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了身在异国不是也成了人们所憎恨的“侵略者”了么？潜意识里一种模糊的后悔，开始爬进了他的脑海。这也许是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灵感在启发他。

复原回到重庆以后，被安排在位於华龙桥的重庆弹簧钢板厂作了厂长办公室的秘书，在工厂生活了两年以后，因为职务的便利，1955年他最先在“内部参考”上读到了铁托的“普拉讲话”，读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农业劳动组合，接触到与苏联不同的工厂自治管理上的文章。对自己所在工厂中，那种党委会包揽大权的霸道作风，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他回忆当时两名工人因为家庭负担太重，不得不抽出下班时间为邻人修补锅盆，换些零用钱以补不足。结果被党委书记抓住，作为典型，开除了不算，还要加以大会小会的批判。说他是利用公家的材料为自己谋私利，是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而这个书记却可以平时不劳动，靠公款三天两头出外“旅游”。

工人的消极情绪到处都在滋长。工厂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费随处可见。成吨的钢条因没有很好的防雨在天井里锈烂，设备因为没有人及时保养很快成了废铁。他同党委书记之间的成见在加深，这种成见很快成了书记向他挟私报服的动力。所以，南联盟所发表的文章，便成了他的早期启蒙，变成了他对这个制度的怀疑，发展到后来，变成了他对这种制度的对立。

1957年，就在大鸣大放的春风吹拂下，他在有上千工人参加的鸣放大会上，“猖狂”地斥责了他的顶头上司，说他是一个饱食终日，无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厂管理。他列举了党委霸道行事的种种劣迹，并且提出了一套工人成立自治委员会，由工人选举出委员会的成员，独立行使工厂的管理办法。那一次除了赢得工人们的阵阵喝彩，也赢得了一顶跟随他终生的右派帽子。削掉了他的“官帽”， 开除了他的党藉。他的一腔为真理而斗争的理想化为冰炭！他从办公室搬了出来，搬进了后勤组，由秘书贬为受到管制的清洁工人。

这场初露锋芒的较量，使他认识了中共是一个不明是非，不讲道理的官僚集团，不值得任何留恋，更不值得为它献身。紧接着他又亲身领教了大炼钢铁的一课。在三面红旗万岁的狂噪中，切身体验了毛泽东带给全体人民的饥饿苦果。这些切身的生活经历，让他从对中共的革命憧憬中清醒过来。当美丽的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消失以后，他所见到的除了百姓的被奴役和饥寒，便是中共政权的骄横拔扈。人们到了连饥饿都不敢直言的程度，于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他对中共的敬仰、追随变成了洞察毛泽东奸恶的最早一批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1959年，因为继续反对工厂党委，他被保卫科扭送沙坪坝区看守所。接着，在看守所里又同管教干部们唇枪舌剑，他的反革命“罪行”日益升级。有一天，监狱厕所里的墙壁上有人用铁钉歪歪扭扭地划了“打倒共产党”五个字。如临大敌的监狱管教们立即封闭了厕所，把所有在押的犯人通通赶回了各自监舍，并立即进行鉴定，根据管教干部所收到的“检举”，和狱方的“笔迹鉴定”狱方确认这一“反动标语”系他的亲笔。

提审时，他愤怒地抗议了这种凭空捏造。他说：“这种对‘粪便’进行宣传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既无用又可笑的的勾当，我是决不会干的。”他说他会公开的陈述他的政治观点而不会作这种蹲在厕所里写几条标语给屎看的勾当。但是，看守所的狱卒们不顾他的辩驳，把这条“反动标语”硬栽在他头上，并以此作为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铁证，判了他十二年徒刑！从右派份子升级为反革命份子。

两个反改造分子

在我进入孙家花园以后大约半年，他也随之来到了这个监狱中，并于1962年一起被当时的监狱长，编入了发配凉山，甘洛农场的“流放大军” 之中。在途径雅安监狱的那个晚上所爆发的抢馒头案件中，他又被当局认定是为首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一开始便成为甘洛农场的重点监管对象。我们俩人因为公开向当局喊出：“我们要生存”的口号，被认为是对犯人进行破坏性鼓动宣传，而被列为最危险的反改造份子。

1964年当我们先后两批，经黄联关来到盐源农场以后不久，我被调往古柏，他却留在二道沟地区。这一年八月我在古柏被关进了反省室；他却在二道沟地区，被关进了场部的粮库所在地。直到九月，我们便在戒备森严的监视下，合并一处。从此以后，我们两人便成为农场中人人皆知的反改造尖子，并戴上了一顶新的时髦帽子：“国际修主义的急先锋”，开始关在粮库的特种禁闭室，后来，我们又被关进了“羊圈”，在那里共同合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动监狱管理者们的抗暴斗争……。直到1965年10月当局才将我们重新放回到大监之中。

1966年5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飚初露锋芒时，在农六队犯人讨论文革的学习会上， 我们又当着在场的犯人和干部们公开的为文革定下了“宫庭政变”的结论。这在当时的中共下层官吏中视若禁区，不敢“妄猜”文革内幕的情况下，犹如睛天劈雷，起着了振聋发馈的作用。我们相信，当时的这种“揭密”，一定对这个农场的干部们起了巨大的摧醒作用，尤其当时就预言了毛泽东的路线将因中共党内的分裂而走到尽头。

感谢耗子们，在相隔着我们俩反省室的那足有40厘米厚泥墙上筑穿的洞。当时我们俩便依靠着这个洞，传递着各自写下的文章和消息互相启发。而今想来，这些文章因为记载了监狱的暴行，以及揭穿了中共的政治内幕，抨击了专制主义而成为最珍贵的监狱“遗笔”。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将它们原件保存下来。只能依凭着我的记忆，回忆它们的内容了。当时，我深深地为他犀利的笔锋所折服，从他当年的手稿中，有对中共欺骗百性的尖刻讽刺和抨击，有对苦难华夏子民的无限悲悯和同情，有刻画狱吏虚假残忍和卑鄙的种种劣行，有对反抗者的颂歌。

记得当年我们在报纸上读到邓拓们在燕山夜话中，诸如讽刺高产卫星为“一个鸡蛋的家当”，讥讽顽梗不化的“皇帝”在事实面前还要掩饰真象的“皇帝的新衣”。劝戒因主观武断而钻牛角尖的“领袖”们认错回头的“放下即实地”。这些文章中不无温和的规劝！而陈力的文章没有任何的温情和幻想，他在监狱中所留下的五十万文字，几乎每一个字都是射向封建专制主义者的一粒枪弹，每一篇幅文章都是直刺专制独夫的利剑！有一篇是描写人民公社化时期，一个农家五口人全部饿死，最后剩下了一个大娘，为她年仅十六岁的儿子埋在荒山中，痛哭所唱的吊亡诗，其情节凄惋，当时我读后，曾流泪不止！是关汉卿所撰的“窦娥冤”也不能及。这也许因为凄惨的生活给了陈力一种用不尽的创作源泉！还有一篇是评论中国1964年原子弹爆炸而写的。他把这些年来亿万百姓如何的饿，还要在政府的软硬兼施下从每月仅十八斤吊命粮中硬挤出两斤节约粮，自愿捐献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上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人民”；不管百姓如何穿补巴衣吃树皮草根还要在国际上打肿脸充胖子，用百姓身上挤出的血去买活国际上的文痞、政丐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捧场，去喂养疯狂的战魔坐下的恶狼！原子弹便是独裁狂和领袖狂用来挥舞唬人的利器，只能让那些落后的民族和周边的小国望而生畏，不敢轻易的反对这个遍地饥饿，民不聊生的大国！最后他用一句警语来告戒疯狂的独裁者：“玩火者必自焚！”

在他的笔下毛泽东是比周厉王还要周厉王的周厉王，是比杨广还昏馈的暴君！是一个连自己百姓家中一只碗都要抢到手，再拿到国际政治赌场上“豪赌”的赌徒。是一个撞进知识殿堂里强虏豪夺祖国文化遗产的巨盗，是一个连加法都不会的文盲村夫。

嘻怒笑骂，尽情鞭鞑！他用一个求生而置于死地的中国人愤怒的控诉，来为数百万不明不白死于运动中的冤魂发出一声声声讨！淋漓尽致，痛快之极，这就是陈力的文风。他还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不仅表达了他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长叹，还表达了他追求真理反被残害的呐喊！抒发了他对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未来的忧患！可惜，所有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稿，恐怕全都被当局烧毁了！当时，谁也不敢保留这些东西，即使以个人档案的名义，也不允许保存。

诀别

1966年7月，当何庆云将我从农六队那间临时当作小监的粮食库房，放到大监的一个星期以后，一辆蓝色吉普车，开到了农六队的监狱大门边。他被两名警察，从最角落的那间本是堆放着农具的“临时禁闭室”里押出来。

那一天，我看见他拖着沉重的脚镣，一只手反背着一床破棉被，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布包，从容不迫地走过了农六队那片大坝子，所有在场的人都目送着他，见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环顾着四周，频频向我们点头致意，好像有一种从容就义，一赴刑场永不再回的预感。！我俩的眼光最后一次碰撞，便成了留在我记忆中再也没有褪掉的片断。我看得出来他那坦然平静而爽朗的笑容里，不但给我传递着多年共铁窗难以割舍的情谊，还暗含着人生永别的嘱托。然而他终于昂首而去了，用一种决心为正义而献身的那种坚定的步履一步一掷，一步一声地走出了农六队的那道大铁门，在那里留下了永远都无法消褪的雄伟身影……。

这么多年来为了保护我们神圣追求真理的那一扇心扉，我们习惯了面对着棍棒和绳索同当局坦然的对话；习惯了长期伴着镣铐渡过寒冬深夜；习惯了在阴暗的小监中，写出对独裁者的罪恶进行口诛笔伐的檄文。我们不会奢望当局会赐给我们自由，也从不愿幻想个人前途。在人民如此惨重的灾难之下，当局对我们的诱惑，只能用轻鄙置之一笑。

我们有过为自己相隔千里，十年不闻音信的母亲和亲人们倚窗所寄的抒怀，也曾为发自肺腑的牵挂，呤颂断肠的哀歌。但这时候，在这些人类本性的情感中，陡增了一种与自己的死难亡友生死永别的悲伤。当目睹着曾与自己生死患难的人傲视屠刀而从容赴义时，尝试那种可以抗御刀枪和皮鞭的肉体遭到了怎样的撕裂之痛！当亲身从饮弹刑场的就义者身旁擦身而过时，你可曾体验过这种难以控制的悲哀么？

文化大革命玩弄着轻信、盲从和幼稚的红卫兵，玩弄着对世界的闭塞无知和对权力的畏惧，疯狂的独裁狂凭此而独揽大权，排除着一切逆我的异类。但这些却决不能消弥被玩弄的黔首心里被现实批驳的阴影，也无法阻止从虚幻的海市蜃楼跌回残酷的生活现实中，因饥寒交迫和政治压迫所激起的民众反抗。越来越多的掺入到派斗的冲突中，并最终造成全民族的信仰危机！於是，“杀一小批”便成为“乱中夺权”的枭雄压住民众反抗的唯一手段！盐源农牧场同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一样，接连召开了好几次“杀一小批”的宣判大会。就刑的人有越狱者，有外逃的拒捕者，有企图越出国境线的人，有斥骂专制寡头的政治犯，也有纯属为了揍数的莫明其妙的受害者。这些公判大会会场之惨烈，精神稍不健全的人都会连夜恶梦！恐怖笼罩华夏！

1969年4月28日，这一天太阳黑糊糊地晒着这片高原的红土地，在盐源县城戒备异常森严的看守所里的第5号监舍，一大清早，陈力便漱洗完毕。对着摆在面前的那盆洗脸水面照出的影子，他整理着自己的衣着，然后弯下腰，将脚颈上那圈免遭脚镣抱箍擦伤的绑脚布从新包扎好，便独自正襟危坐在自己满铺乱草的“床上”闭目养神，静静地等候着管理小监的狱卒来给他最后一次打开铁门的时光。

十天以前，在县法院的那一间最秘密的审讯室里，审讯官向他宣布了西昌中级法院对他所作的死刑判决。判决书说他疯狂地、明目张胆地、恶毒地反对毛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宣读完毕并把判决书递交给他时，向他说道：“现在允许你提出最后的要求和遗言。同时，请你告诉法庭，你的死刑宣判应当通知你的什么家人？”并宣布给他十天的上诉期限，明确地告诉他，十天上诉期过后，不提出上诉请求，便在第十一天验明正身，对他执行枪决。

面对着这个胆怯的“法官”，陈力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遗憾的是，当年，美国人的大炮和枪弹没有置于我死地，而今我却死在我曾誓死保卫的这个党的手里！”不过他对这个宣判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因此态度极为镇定，只是心中却同时掠过了一阵由紧迫和遗憾交织的波涛。在他看来，属于他的时间剩下的仅仅只有十天了，他还远没有做完今生想做的事，尤其真正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能看到中国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至于通知他的家人，便一定是当局制造的诡计了，谁都明白，与他这种被执行死刑的人联在一起的亲属必会成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这些人会永远无法立足社会。况且，母亲已经亡故，父亲是巴蜀中学的老国文教员，由于自幼的家教和薰淘，得益于老父的教诲和指点，终于使他自幼练就了流畅的语言文字的功力和犀利的文笔，而今正文革风紧，父亲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而在被斗被批的行列之中，尚不知其生死安危，安敢以自己的噩耗折磨艰涩困境中的慈父？故而，今日惨遭屠杀的事万万不会告之！

此外，陈力划右的时候正满23岁！当年他正坠入爱河，未婚妻是一个刚从中专校毕业的女生，幼稚和对政治的一无所知，本是那个时代妙龄女孩的共同特点。这位女孩自不会例外。得知陈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消息，便唬得几晚上没有睡着觉，接着又知道他被削去了官位和党藉，便痛哭不已，大大动摇了她同陈力的海誓山盟。直到陈力入狱以后，才痛下了永远割舍的决心，只是真情难舍和对陈力才气的爱慕，在看守所里，她还来探过监。那一次面对着哭肿了眼皮的女郎，陈力却力劝她另觅新托！她才再没有来过。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个女孩算是具备了理性的一个。只是陈力心中明白共产党株连政策之下，自己到了这个地步，既没有必要为一个女孩分心，也不必将她作为自己守抱柱之信的陪葬！所以，如此了断，於已於人都是绝对的上策！至于他的弟妹们，各自东西自成一家无需为他们的今后设置一个反革命死囚犯而带来的历史污渍！所以他就无牵无挂走上刑场。

在这最后的十天中，唯一的心愿便是完成他的著述。尤其是想尽一切办法，将他所有的著作保存完好留给后来的人们！他对自己的信仰和事业没任何的怀疑！他坚信历史必会彰明他的精神！他完全认定他的著述一定会成为中共统治下狱中最珍贵的民主主义斗争见证，一份宝贵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在严格封锁中，我没有能力为他保留这些文字，也不知道他的遗愿究竟实现没有，他在狱中宝贵的遗作是否保存下来？

但后来在对他的平反材料中并没有提及他的遗著，不知道是被焚毁了，还是留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了，同我在狱中的著述一样，我至今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我期望着这些狱中的文字保留着，以有助于今后的发掘。

刑场

十天过去了，最后的时刻终於到了。八点钟光景，通往小监的铁门被打开，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以后，从他的监舍门上传来了开锁声，监门“呀！”的打开以后，两名押解士兵急速地跨了进来。他正从容地从铺位上站起来。两名如狼似虎的士兵已经窜到了他的身边。一左一右，一边一个，猛然地将他掀翻在地。并且死命地将他的头按到在地上，顿时让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窒息。接着，便觉得锁骨被一种铁针猛烈地刺穿着。一阵剧痛后，他的下颌骨被钢丝栓住，使他根本无法张开喉咙。他现在终于明白，他被刽子手锁住了喉，这使他原先准备好了的，在生命最后一刻要向老百姓作振臂高呼的壮烈呐喊立即成了泡影。为此，他拼命的用套在脚上的脚镣，向着按捺他的士兵猛烈的撞去，然而这一切都成了徒劳，他被紧紧地压着，不但没有动弹的余地，几乎呼吸都被窒息了！

十分钟以后，他被反捆着双臂，由那两名士兵几乎是抬着挟出了所在的那个监舍。那里面早上已收拾得很整洁的“监房”现已乱成一团。接着，两名士兵挟着他经过了曲折的走廓过道。挟出了这个在这里住了三年多的盐源县看守所。看守所的大门外停着一辆绿色的军用卡车，上面已经架好了机关枪。被几名士兵推搡着上了这辆卡车以后，他便在六名戴着红袖套的士兵簇拥下站在车的中间。随后卡车启动，跟着一辆吉普车缓缓地开动，沿着盐源县城的主干马路驰去。街道两旁拥挤着人群。他开始吃力地抽搐着脸部，使整个脸胀得通红，看得出，此刻他在努力的张开被锁住的嘴巴，而使面部严重的冲血，扭曲。然而他终於没有征服那可恨的铁丝。眼看着这个庄严时刻来到时，原先的设想全部落空了，他只有怒视挟着他的士兵。

拥挤在街道两旁的人群并没有任何的激动和异常，对於这样的杀人事件，他们显然已经看惯了。他们并不认识，囚车上这个将赴杀场的年轻外乡人，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非杀不可，只是皱着眉头。显然对那车头前方大喇叭里传出来的歇斯底里的狂叫，表达着一种厌恶。用害怕而又焦虑的眼光，盯着那囚车周围密密麻麻的标语，和车顶上架着的黑洞洞枪口发呆，人群中偶尔也夹杂着几个上了年纪的市民，一脸愁苦地在相互低声耳语。好像正交换着一种只能私下交流的非议……。

囚车很快地驶过了短短的街道，随即驶入了直奔盐源农牧场的马路！小小的盐源县城渐渐地退到卡车的后面去。此刻他那冲血的脸似乎缓解了一些，并且正从刚才激动的情绪中慢慢地冷静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今天将被带到何处去，也不愿去想今天将去的那个公判大会的会场和刑场如何的恐怖！。倒是扑面的狂风使他十分的清醒，尤其是那股从风中带来的春天的气息，让他稍稍恢复了被钢丝穿过的脸的刺骨疼痛，使他再次回到了美好的大自然！

刚刚下过的春雨，从地底下蒸发出来股股的野草和泥土的芳香，呼呼掠过耳边，似乎正奏唱着生命的颂歌！“生命是美好的”他何赏不知道珍惜这属于他仅仅只有一次的生命，此刻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生和死之间，其实只隔着一道脆弱不堪的墙，只消一瞬间，他便会尝到从生越向死的滋味。肉体和灵魂相统一的生命经常处在一个剧烈的矛盾死角之中，在他看来没有必要让灵魂屈侮于受着暴力蹂躏的肉体，尤其是当灵魂无法拯救自己的躯壳时，为了保全神圣的圣洁的灵魂，就必须的毅然的扒开那个无法抢救的肉体。所以，死亡是一种超脱，尤其是昂首阔步地就义就更是一种伟大的超脱，这种对生命的贪求一经消失，人就会从面临死亡到来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他迎着春风长长地舒着气！那里面渗着田野里春天的芳香。他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因为，他已经尝尽了肉体的痛苦！

目标在渐渐地接近，当刑车迈过了那驶向农牧场的山梁时，他便认出了现在他所在的卡车，正驰向那已经阔别了三年多的农牧场二道沟农六队。九点多钟，囚车驶进了农六队的铁门。

1969年4月27日下午，何庆云和荣老头站在集合起来准备出工的队列前宣布“全体人员今天下午不出工，打扫清洁，明天盐源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要在这里召开公判大会！”从这两个农六队最高长官特别不同的严肃口气中，我们已经猜到风传了好久的杀人公判大会，就定在明天了。何庆云特别强调今天的宣判大会与往常不同。从宣布大会开始，到宣判大会完结，禁止六队的任何人外出，大家只能在监舍里呆着。

我已经查觉到南边的岗哨上增加成两个值警，原来西边大门上面从未设置哨兵的岗棚里，也派了两名值警，院坝里的巡逻哨兵和小监里查房的哨兵都增加了一倍的警力。将到傍晚，场部的卡车，将平时召开公判大会所用的广播器材、主席台桌椅、会场的横幅运到了岗哨下面那平时当作反省区的土墩子上面，并从围墙上取下了向毛泽东的“请罪”画像。几个电工忙碌地架好了大喇叭。天色刚刚黑下来，所有农六队的流放者统统被赶进了各自的监舍，空空的院子里显得比以往更加的恐怖，六队静悄悄地，好像在为一个屠杀的明天祈祷着……

第二天一早，场部开来了一卡车士兵，不一会岗哨上面以及周围的围墙上到处都是戴绿色军帽的头，南边的和西边的岗楼上架起了机关枪。每道围墙的拐角处和墙头上，到处都是伸向六队院坝里的枪口。场部的干事和几名工人模样的人，忙碌着用帆布围起了“公判”大会的主席台。九点钟以后，各个中队都相继进入六队的两扇铁门里，按照主席台上发出的命令，各自进入自己的位置。凡是进入今天的会场的人，都能从周围黑洞洞的枪口中，特别感受出今天比以往更加恐怖的杀气。

一打三反开展以来，这样大规模杀人的宣判大会已是三次了。被打杀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流放者，一进到这里便低着头不再交谈。我们农六队安排在会场的正中位置。而我刘顺森、蔡先禄以及当时被重点“敲打”的几个人，集中的坐在靠主席台最前面的位置上。我明白，这是要我们看清楚，为陈力临刑前精心安排的惨不忍睹的每一个细节，以此来扩大它的恐怖效果。特别是以此来振憾我们那一颗与陈力相差无几的“冥顽”不化的心。

当押解陈力的囚车开进了农六队的两扇大铁门，这时全场都朝着囚车看去，坝子里没有任何的喧哗声，两个老管几乎是将陈力从车上抬着下来的。我看见他胀红了脸，拼命地仰着脖子，好像刚刚才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张着嘴的脸形已经被人严重的粗暴的扭曲了，几次他都想挣扎着甩开两个士兵的挟持而能站起来。并且显然想喊叫着的尝试，都在士兵的强制之下没有成功。自从陈力1966年押往盐源看守所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有关他的故事早已在各中队广为流传。成为农牧场流放者坚贞不屈的英雄！这是他用自己的肉体和热血铸造了一个反抗奴役、反抗暴政、反抗专制的一个高大的无畏的形象。想不到今天，这个当年的血战在上甘岭战场上“最可爱的人”，今天就在这里壮烈的就义，告别了他短短三十五年的人生！

当他被两个士兵强迫地架着登上公判大会主席台左前方时，坝子里一阵轻轻的骚动。在场的六千号流放者，现在终于看见了他们曾经神话般传说的英雄。不过，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满脸鲜血，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形象。许多人眼眶里忍不住饱含泪水，主席台上的麦克风里不断传出喝令安静的喊声。虽然大家的心情因压抑而屏着呼吸！最多只是神情紧张的悄声耳语，谁也没有喧哗！

盐源农牧场的当局，今天对几个反抗暴力在流放者中久负盛名的“政治犯”，首开杀戒了。也是对他们标榜改造人的欺骗宣布了讽剌性的失败。这些将被枪杀的人经历了共产党监狱的斗争、批判、饥饿、毒刑、欺骗和怀揉。死里逃生到了今天，还是没有征服他们！有了开头当然会接踵而来，挥起的屠刀已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的耳际响着耶酥被盯死在十字架上的话，圣经上这样写道；“他告诉他的们徒说，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世人不受光明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不在此了”，他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会在黑暗里走，而一心要等待着生命的光”我们这些俗人何时才能不在黑暗走，获得生命的光，此刻我想陈力马上就要获得永生了，而杀死他的人只是向地狱更深的地方沉沦了下去。

在农六队的坝子里，这一次就葬下了八名在押流放者的人头：——

传言，蒋正君原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雕塑和绘画的天赋在毛泽东时代不但没有成为造福社会的贡献，而是最终把他送进了地狱，同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相似，他出身在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里，天生就属于毛泽东划为娘胎里的黑五类，成为被这个政权永远踩在脚下的人。不过他天性软弱，在没有被当局逼上绝路之前，他努力地逃避着政治。他逃过了反右派的打击，然而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初十五，命中注定了他的前途。大跃进以后，书是读不下去了，1960年的大灾荒中为了求生存，迫使他背着画扳流浪各地，开始卖艺求生。但是在那个饿殍遍地的中国大地上，老百姓谁又有兴趣请他提笔绘画？无奈之中他替人下过苦力，拾过破烂。谁知他拾荒有一次拣到了几根铜丝，拿到废品收购站时，竟招人怀疑他是从电线上偷剥下来的，将他收到收容所收容审查，求生不能的他，转而求死，被抓进收容所时，横下一条心他破口大骂收容所里的管教人员和共产党，收容所里将他以现行反革命升格收押，进了看守所，在那里他得到一张蹲监八年的伙食票。

这样的遭遇，本可以让他同我们一起走上相同的道，可惜在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他还是把自己当成了依附在中共政权皮上的毛。送到盐源农场监狱以后，正是文革到来的这一年，当局发现了他可以画画打算把他招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以尽其长”。军管会便将他从农二队借调到场部，第一天就交给他绘制毛泽东人头像的任务。他认为施展才能的时间到了，自告奋勇地雕塑了一个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像，石膏像的成功，引起了军管会的赏识，于是将绘制当时造反派们向毛主席献忠心的流行作品：“毛主席在安源”的巨幅彩色油画任务交给了他。这幅油画的画面高3米宽2米，蒋正君花了一个月时间全画完成，摆在场部办公大楼的前面。

从此各中队都相继请他作画，在军管会特许之下，蒋正君平时，背着 画板出入各队和机关，成了专业的画师。每到一个中队享受着在干部食堂免费免票就餐的待遇，在当年两类人员，食不果腹的年代里，这已是相当丰厚的报酬了，人们都说他提前享受了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的生活了。当然蒋正君知道他的绘画，决不止几顿饱反的价值，但作一个囚犯生活在毛泽东的饥饿时代，还能求什么？

出入各中队的特殊便利，使他在各队结交往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都是中队指定为他绘画做下手的人，这些年轻人中的大部份是在文革派别武斗中的失败者，具有典型的红卫兵的特点，满脑子除了记住毛泽东灌给他们枯燥的教条，便是权欲。虽然他们的立罪各不相同，但他们把幻想齐托给他们的“领袖”身上，以达到夺权的目的却是共同的。他们从“导师”的身上学到的是权谋和整人术，他们从没有认真的思考中国的过去，思考文革的来龙去脉，更不知他们所崇敬的领袖正在把他们当作争夺权力的炮灰！所以他们对国内极端危险的政治危机茫然无知。然而当文革野蛮的派斗把他们带入监狱以后，在这种社会最底层的练狱中，在看到老犯人身上折射出监狱的种种黑暗，才开始冷静的反省自己的过去！不再去虚抱他们崇拜的偶像。在明白了自己过去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枪手时，自由变成了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於是他们之中相当一部份人充满了逃向国外的幻想！道听途说，认为只有在那里才能过富裕的天堂般的生活！但是，他们缺乏同中共的残暴作斗争的能力，经不起中共惯常使用的分化互解的手段。

不久，由於各中队毛泽东塑像告一段落，出乎他意料，蒋正君没有被招回场部，而是从新回到了农二队。但是心怀鬼胎的蒋正君，怀疑他在各中队与他的朋友商量外逃的事，被人检举，才使他突然回到农二队。就在这个时候，蒋正君碰到了当年在孙家花园里的两个“老前辈”，请他们分析他被突然召回二队的原因，这两个人是看守林业队苹果园的在国民党任过中校军医的黄孝德和在国民党部队里任少校付官的陆存虞！并且说：“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忍耐不下去了”。在绘画期间已积累了些钱和粮票，听说距云南边界上的李密残部相隔很近！问黄孝德知不知道那里的情况。两位老人向他画了一张李密残部所在地域的示意图。没有想到这一句牢骚，几句问话和一张随手绘制的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竟夺走了五条人命。

没有几天，传来了蒋正君逃亡的消息，而且说他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逃亡队伍！这种事前没有周密的计划，又没有与投奔方面进行联络的盲目出逃，很快就被破获。根据林业队来的密报，说蒋正君临跑时，曾与黄孝德和陆存虞密谋过。军管会把网撤向了他们，硬说两名国民军官是这次投敌判国的黑后台！

於是，一个以蒋正君和黄孝德为首的判国集团的案卷，便报到了西昌中级人民法院预审室的办公桌上，这一集团的涉案人员达四十人，在本次宣判大会上枪杀的竟有五人之多。当时，在运动中就凭一个县的申报，抡杀一批人是不经过最高法院核准的。直到十一年后，他们自己复查结果，证明这起文革一打三反的“伟大胜利”原来是屈打成招凭空编造出来的冤案！

另一个被杀的人就更令人闻之惊叹了！当局把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刘志和也推上断头台。此人原是重庆地区一个街道派出所的所长。因他曾经在国民政府时期当过警察，当年还掩护过中共重庆地区的几个地下党员，严格说是属于中共潜伏在国民党警察里的地下人员。中共取得政权以后，给了他一个派出所所长的头衔，文革初期的四清运动他的历史问题被红小兵们揪斗，最后认定了他是一个“隐藏极深”的国民党特务，算起这笔历史旧胀，他被判处了十年徒刑。

入狱以后，他的老婆改嫁跟了他人，三个无人照料的孩子流落街头，他经受不了这些残酷的精神打击。平时开始念念有辞，一上工地便坐在工地上唱歌，见人就傻笑，任凭老管们怎么打他，捆他，都无法让他改变，反而病情越来越重。冬天来了，他将自己的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送给别人补衣服。同病相怜的同难们制上他时，他除了大笑还将棉絮撕破向天上乱抛，说九天玄女来接他了。晚上他裹着烂棉衣，冻得瑟瑟发抖，然而毫无人性的老管硬说他是装疯，罚他站在霜雪铺地的露天坝里，看他一面狂跳着，一面狂笑以此取乐。一到开饭时，他拿过罐罐往里面抓着泥沙，再用手抓着连泥带饭的往嘴里塞。何庆云迷缝着他的近视眼认定刘志和在装疯，用装疯来发泄他对共产党的仇视，狠狠地对着刘志和说：“你真疯的话，为什么还知道排队拿饭？”未经医生鉴定便把他关进了小监。

关进小监后，每天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到他从那里传出来呼喊报告的喊声，到了深夜还可以听见他高声的吼叫和唱歌。巡逻的士兵听得厌烦了，从办公里取来小监门上的钥匙，打开他的监房，给他一顿好打。那夜半传出的凄凉的惨叫常常抽紧我们的心，我们耽心，他总有一天会被活活的打死在小监里面。有一次，打开他的监门叫他出来倒屎尿，他突然将手伸进自己屙的屎中，抓出来住自己脸上一把一把地糊，一边糊一边还向老管们浪笑说：“抓屎糊脸，抓屎糊脸！”卫兵用枪托拼命地打他，只听见他报以撕心的呼救声。

然而明知他精神失常的监狱主管们，不但没有把他送往县的精神病院治疗，反而更加紧了对他的虐待。

有一次，一个士兵用铁丝套在他的颈子上，一边牵着铁丝一边驱赶着他，好像在耍猴戏。逗得围观的老管们乐得哈哈大笑！天作孽啊！人到了这种地步已经完全丧失了生活下去的理由了。没想到如此折磨他，他还没有死！然而，残暴的当局，竟然把他充成了杀一小批的数，把他送上了刑场。枪决他的死刑材料中，认定他“长期以装疯作掩护，大闹监狱，肆意诋毁共产党的改造政策”的罪名，验明正身执行枪决。抢杀他的那天，使我不禁想起了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早在四十年前列举到他的家乡湘潭的一个团防局长汤峻岩杀了两个叫花子，开白色恐怖的张，然而今天我的身边就亲看到了，中共的监狱里枪杀精神病人的记载。

枪决刘志和的那天上午，将他从反省室里叫出来，两个裁着大口罩的士兵像拎着一支小鸡那样把他拎到行刑判决的位置上。见他一身披着褴褛的破布，满身粪迹，所经过的路上一股股恶臭，从他那活僵尸般的驱壳上散发出来。那一刻看见他铁青的脸上拼命地向上抬着，仿佛刚刚从活埋的地狱里扒出一条缝，将头探出来一样。听说今天从小监押出来时，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使他变得安详。

五十名被判刑的人到齐，每个赴刑者在两名军警夹持下，五花大绑被推到台下，排成了长长的两列，他们早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子入肉三分，不光是手臂和肩头已呈紫黑色，不出五分钟“刑绳”发作，在各自跪倒的位置上大汗淋漓，前翻后仰地挣扎着。那先前挨毒打留在脸上的泥血，经过汗水的调和变成了土红色的泥浆糊在眼耳鼻上，看不清何处是五官所在的位置，还有的被打得鼻血长流，一脸鲜血，样子十分可怕。

而坐在会场的最前面，我与他们此刻仅相距了不到五公尺，竟不得不目睹他们脸上的每一个痛苦所发出的痉挛。听每一次痛不欲生的呻呤，还能听到他们心脏的窜跳，听见他们卡在喉咙里的呼喊声。我心中明白，当局精心设计的每一个加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效果，正在充分的表达出来！我不敢抬眼正视他们！

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喇叭里紧一声一慢声地读着每一个人的判决词，整整持续了一个小时。然而我却一点都没有听到他在读什么！每一个宣判完结，会场上的麦克风里响起断断续续的口号声，我就更不清楚他们在歇斯底里的喊什么？满身的神经都在与宣判者一起承担着精神上的痛苦！默默盼着这位主持会场的军代表赶快结束这场临刑前示众的酷刑，尤其是面对陈力，心中因束手无策而自责，那种精神上的负担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这种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我还没有得到他临终的遗嘱和托附，却在承受非人之刑戮！

我抬起头来，那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此刻，在切肤的绳捆索绑中所有的临刑人员都在拼命挣扎，满脸痛不欲生的表情，唯独他昂着头，几次都努力着想从跪着的地方站起，却又被背后挟持他的两名士兵强压了下去！锁喉绳紧紧勒着他的颈项，周围已呈现出了紫黑色。看得出来，他在为生命最后一刻却未能向同狱者们留下嘱托和叮咛而备受折磨！面对这翻惨状，我真想大哭！真想从自己坐着的地方跃身而起，替他喊出他无法喊出的临终遗言。然而，理智在平抑着我的冲动，我终于没有站起来！我清楚这样一做就是我们俩同归于尽。现在我只从他的眼神中领会他的嘱托！我必须把今天所见到的一切写成书，留传给我们的后代。我感到了一种沉重之极的重担，正落在我的肩上，纵有千难万险，我一定要把我们现在遭受的灾难，原原本本地告诉后来的中国人！

“献身愿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陈力临终写下的五十万言，我已无法找到！但我发誓，只要我留一息尚存，只要我活着走出监狱，我会按照你的本意将你平身未完成的遗愿告知中国的未来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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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0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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