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斯拉夫主义害死索尔仁尼琴

作者：曹长青 文章来源：观察 点击数：28 更新时间：2008-8-8 2:04:33

我曾写过推崇索尔仁尼琴反共精神的文章，也写过“被冷遇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向权力献媚”、“索尔仁尼琴的理性阴影”等批评文章。但随着对索尔仁尼琴言行的更多了解，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越来越低；甚至对他当年反对共产主义的初衷等，也有所质疑。

索尔仁尼琴反抗共产主义的勇气是公认的。他最早以《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当年苏联第一个揭露劳改营黑暗的小说。作品展示出，斯大林的暴政把人贬低、摧残到像随便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面对无边的黑暗，小说的主人公伊凡坚守着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心底仍紧搂着一线光明。这“生命中的一天”成为人类善和恶永恒搏斗的一个缩影。

索尔仁尼琴后来写出的《古拉格群岛》，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详细瞭解到共产党集中营的真相。“古拉格”并不是真有的一个地名，而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字母缩写，发音成“古拉格”。索尔仁尼琴比喻说，如果整个苏联是一个海洋，那么到处可见的劳改营（古拉格）已形成“群岛”；劳改制度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苏联的“第二领土”。这本书被译成40种文字，全球卖了三千万册。“古拉格”从此成为一个专门词汇，涵指共产专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尔仁尼琴曾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可想而知，苏共当局怎么能允许“另一个政府”存在。克格勃曾考虑在他的食物中下毒，以封住他的嘴。但迫于西方舆论压力，最后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从此他在海外流亡了20年。

他去世后，《纽约时报》的讣文说，他“熬过了”共产党。以研究苏联劳改营的专著《古拉格》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的悼念文章标题则是“强壮过古拉格”。因索尔仁尼琴亲眼看到了共产苏联的终结。

当1994年75岁的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从美国启程返回莫斯科时，俄国的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他出任俄罗斯总统，可见对他的敬仰和拥戴。但索尔仁尼琴的声望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却如同一根拐杖。

他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崩溃的俄国》开机只印了五千册，还卖不出去；而《古拉格群岛》198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时，印了一百万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说，“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他回国后在电视上主持“和索尔仁尼琴见面”的谈话节目，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因收视率太低。有评论说，他在电视上完全是自言自语、发泄怒气和说教，“像个乏味的摩西”。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鲜有媒体关注。

他在美国流亡期间完成的研究布尔什维克历史的长篇巨著《红轮》出版后，更令他失望，因为青年读者根本不感兴趣。《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报道说，“这里的知识精英认为他的书像礼拜堂的空洞说教，他的时代已过去，他的目标也不清晰。”去年索尔仁尼琴接受北京《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也坦诚，“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听我说话了。但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为什么这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这么快就被他的同胞离弃？因为索尔仁尼琴的话让人们越来越倒胃口。他回国后，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简直像是从当年他厌恶的苏共《真理报》上抄来的。面对共产专制被结束，俄国人获得自由，索尔仁尼琴没有强烈的欣喜，而是到处说教：俄国没有道德，没有民主，必须恢复“俄罗斯精神”；并抨击西方的吸毒、色情、犯罪，把摇滚乐文化视为“堕落”，强调俄国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索尔仁尼琴把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下带来的一些负面、表面现象（或者说无法避免的副产品），当作西方文化的精神和主体而全盘否定，这是索尔仁尼琴除了反共之外，思想无法再升华的原因之一（仅仅是之一）。

我本人也很讨厌摇滚乐，但别人有喜欢摇滚乐、热衷摇滚乐的自由！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自由”远高于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好恶。之所以有我厌恶，你喜欢，就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这种“尊重别人的自由”、“尊重别人的选择”的概念，就源于西方个体主义精神价值。

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中当然也有优、有劣，几千年来，在各种力量的抗衡、较量中一路走来。但其一步一步、极为艰难地走向胜利的根本价值，却是其他文化中所缺乏或者没有的：那就是个体主义精神，是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的原则；是这样一种追求：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财产、个人自由；而绝不是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强大。正因为这种以保护个人财产、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制度首先在西方建立，并最符合人性、最得人心，所以它才能穿越独裁者、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封锁和对抗，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

但索尔仁尼琴对这个源于西方的最重要价值毫无认识。所以连相当推崇索尔仁尼琴的上述《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也说，“他的声望所以下跌，除了苏联宣传把他描绘成一个怪物和极端者之外，还和他自己的失败有关，他没有信奉自由民主，从没有真正喜欢西方，从未接受过自由市场或摇滚乐文化。”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之后，对西方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他把北约东扩视为企图包围和孤立俄罗斯，把“世界货币基金”的援助看成西方的渗透；对于大苏联的解体，尤其愤愤不平，认为在分离出去的其他十几个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变成了少数。他质问说，“为什么俄罗斯民族要被其他少数民族支配？”他呼吁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那里有不少俄罗斯人。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后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地反抗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但他没有明白的是，他所反对的共产主义，其核心正是国家民族至上，以“平等”名义推行群体主义；而这种群体主义，正是剥夺个人自由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根基！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俄罗斯情结”由来已久。早在当年给苏共领导人写的公开信中他就说，“20世纪的俄罗斯有太多的暴力，无论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还是其后的肃反运动和大清洗运动都是对民族的摧残。”对索尔仁尼琴来说，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最重要的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摧残。他没有把暴政对“个人自由”的剥夺视为关键。在索尔仁尼琴的眼里，俄罗斯民族的兴衰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信中这样明确写道：“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不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只有俄罗斯民族精神才是宝贵财富。”他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认为共产主义损害了“俄罗斯精神”；他不赞成西方民主，是因为认为“俄罗斯精神”高于西方。他强调“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这种看法和当年有神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神论的别林斯基等俄国知识分子拒绝西方、强调只有伟大的俄罗斯才能拯救世界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在俄国出生、成长，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深入研究，并写出《俄国思想家》一书的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认为，在思想深层，索尔仁尼琴是斯拉夫主义者。斯拉夫学派认为，俄罗斯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并坚信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甚至认为斯拉夫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他们强调要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俄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不是追随西方的道路。

毫无疑问，这种“俄罗斯民族至上”的斯拉夫主义，和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法西斯主义，是在一个思维轨道，都是一种推崇群体主义的种族主义。因为当把一个民族视为“至上”，就一定会导致对其他民族的贬低、歧视和敌对。事实上，由具体个人组成的民族是根本不存在高低的（我对这点没有丝毫的怀疑!），只有“文化”才有优劣之分。索尔仁尼琴强调“俄罗斯精神植根于我们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是什么？对俄国知识分子有相当研究的英国作家威尔逊（A.N. Wilson）在《托尔斯泰传》的开篇总论中就指出，沙皇时代，俄国主要有三种传统交织：农奴制，贵族世袭，国家主导教会，或者说教会服从政府。苏联的历史无论有多长，基本都是这种专制的传统。而今天在俄国进行的投票选举，新闻和言论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正萌芽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精神，都来自西方，没有一样是俄国自身传统的产物。

索尔仁尼琴在写《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时，可能出于个人自由被践踏的亲身体验，发出了个体的呼喊和控诉。这些作品警示世人，任何以 “群体的名义”消灭个体的行为，都是在建造“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但当索尔仁尼琴到了西方，在自由的美国生活之后，那种个人被摧残的环境不存在了，他对这一点的感受大概就不那么直接和强烈了。再加上他声望的提高，更由于他强烈、近乎偏执的东正教信仰等，使他热衷扮演托尔斯泰式的 “替天行道”的角色；他那种试图代表整个俄罗斯讲话的“先知”劲头，有用所谓“俄罗斯精神”加“绝对东正教”改造整个俄国、统一俄国人思想的强烈企图。因此他才不再关注个体的自由，而是重视国家民族的兴衰，更看重群体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几乎完全忘记了他在《癌病房》等作品中认知和强调的，“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这正是前苏联时期各种黑暗帝国的成因；任意剥夺个体权利的冲动形成了人类机体之癌。”索尔仁尼琴热衷的俄罗斯精神、国家民族至上，就是用另一种形式的“整体名义”要求“个体服从”，这和他所反对的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完全在一个思想方向。

这点从他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这三任国家领导人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戈尔巴乔夫在任时，要给索尔仁尼琴颁奖，但遭他拒绝。他说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他不能接受苏联当局的奖（但他从美国启程回莫斯科时，却向记者炫耀他的那本苏联护照，沾沾自喜他还是苏联公民）。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对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最后导致大苏联解体一直耿耿于怀。但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推动了共产统治的终结，他才得以结束流亡，返回俄国。而且在三位领导人中，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评价最高。在索尔仁尼琴去世当天，戈尔巴乔夫还对媒体说，“索尔仁尼琴的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想法，使他们重新思考过去和现在。”“他是第一个说出斯大林暴政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和独特的生命故事将永存于俄国历史。”

对于有勇气站到路障上振臂高呼，领导人民结束了共产党统治的俄国第一个民选总统叶利钦，他也是非常反感，同样拒绝了叶利钦要给他颁奖的敬意，并矫情十足地说，“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怎么是叶利钦的民主政府给俄罗斯带来了苦难？）真实的原因是，他认为叶利钦没有捍卫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在那些从大苏联独立出去的“外国少数民族”面前，表现得太软弱。

但对去年普京总统颁奖，他却欣然接受了，因为他非常认同和推崇普京要恢复“强大俄罗斯”的努力。普京在颁奖时强调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俄罗斯命运联在一起”，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没有提到他的《古拉格群岛》对揭露共产黑暗的重要意义，只是避重就轻地提到他编过《语言扩展词典》，对发展民族语言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身体衰弱而无法出席的索尔仁尼琴，对这种等同“贬低”他价值的说法不仅没有异议，却在视讯致辞时同样强调“我们国家”、“我们祖国”、“俄罗斯历史”等，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是“我们”，显示他和普京总统目标一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

普京听完索尔仁尼琴的视讯感言很动情，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媒体报道说，坐在轮椅上的索尔仁尼琴对总统的意外到访“非常激动”，为自己坐着迎接普京道歉，并说“您日理万机，我简直不敢想象，您怎么能脱身来到我这儿。”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普京后来披露，他们主要谈了“俄罗斯”、“国家未来”、“俄国的世界地位”等。关注的是国家的地位和权力，而不是个人自由。

有记者在采访索尔仁尼琴时不客气地提到，“普京曾担任安全服务局的局长，这个机构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索尔仁尼琴的回答竟是：“普京总统是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只要为俄罗斯国家做事，即使是克格勃，即使是共产政权，也不仅应原谅，甚至还可赞美为“一件光彩的事”。这个曾抵抗共产主义的巨人，最后竟成为如此一个思想的侏儒。

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这个饱尝斯大林专制肆虐的作家，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生活经历的描写，居然肯定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的成就，并对斯大林去世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赞扬斯大林发动的是“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流露出无限的惋惜。

一个斯大林的强烈反对者，在“俄罗斯精神”的感召下，最后竟然称赞这个独裁者了；就是因为斯大林曾推行工业化，给苏联带来了“国家强大”。但在这个“帝国海洋”中，多少生命在“古拉格群岛”被摧残、被埋葬，亲身经历并记录过这一切的索尔仁尼琴似乎完全忘记了。索尔仁尼琴甚至还曾向普京建言，“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共产主义没有能摧毁索尔仁尼琴，但斯拉夫主义却最后蒙住了这位作家的双眼，使他一“俄”障目，不见“自由”；成了民族主义的鼓吹者，甚至是殉葬品。

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情结，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沙皇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强烈关心国家前途的倾向。无论是信奉基督教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后来被赫尔岑称为一代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无神论激进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还是被以赛亚．柏林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的赫尔岑本人，都崇拜农民，把社会平等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个人自由），因此他们都反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热衷所谓“俄罗斯精神”。但他们都给自己的国家开了“错误的药方”。后来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席卷俄国，和这些知识分子信奉并长期传播的均贫富的平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已给共产暴政的雷雨大作，有意无意地事先提供了乌云和狂风，铺设了温床。而正是俄国的革命，输出到中国和世界，造成全球一亿多人遇难的人类最大悲剧。

但当年俄国那些知识分子还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毕竟他们既没看到、更没经历过共产主义的残暴，也没有体验过走向成熟后的西方民主体制。他们是在农奴制社会的一片黑暗中摸索、探求，希望找出一条自由和复兴之路。他们中间，只有索尔仁尼琴，既经历了古拉格的共产暴政，又来到西方，在自由的美国住了十八年，亲眼看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但倒过头来还是热衷以俄罗斯精神为幌子的斯拉夫主义、宣扬民族至上，丝毫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精神。可以说他是其中最愚蠢、最顽固、也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

2008年8月6日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