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从德：八九学运备忘录（日记）
——五月三日摘选
作者：封从德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8 更新时间：2008-6-29 21:09:45

五月三日　星期三　晴
　

代表学运组织与丁校长会面
约好上午十点到未名湖北岸的红一楼同张炳九会面，由他带我们去见校长，而早晨醒来时已九点过了。忙乱中找来自行车，又找到能作速记的秘书同学，骑车按时到达。张炳九还未到，我们正好欣赏未名湖在春色下的妩媚。这是半个月来难得悠闲的一刻。

张炳九带我们进了红一楼，找到该见的人后，便找理由走开了，一刻也不多待。首先见我们的是教务长和校长办公室的副主任。他们很客气，将我们迎进一个会议厅，说抱歉校长还需一刻钟才能来。二十分钟后，丁石孙校长终于到了。丁校长身材魁梧，神气豪爽，说话显得精力充沛。教务长恭敬地将我们先前谈话内容大致讲给校长听，然后会晤进入实质阶段。

我先取得他们的同意，将交谈内容由我带来的秘书记录，以便回筹委会有个交待，免除同学的猜疑。在我之前，沈彤与孔庆东私下见过校长，许多同学很担心他们的动机。

然后，我感谢校长等人抽空接待学生自治会的代表，丁校长知道我当时是北大筹委会常委和北高联主席，却对我们很和气，一点也没有袁木对待“非法组织”的架势。

随即我陈明我们的立场：就近期而言，北大筹委会愿意与校方协调五四纪念活动，以免时空上的冲突。我问丁校长五四是否有计划搞全校校庆活动，他说除校友返校的纪念活动外，并没有什么大型活动，甚至全校运动会也取消了。这解除了我的担忧，筹委会的活动将不会与校方有任何冲突，校园许多场地都可以自由利用。

　

丁校长赞同校园民主计划
就长期而言，我向丁校长正式陈明筹委会的校园民主计划。这方面意外地得到校长明确的赞同。丁校长说：“我支持在校园内搞民主改革。学生会也可以改嘛！我愿北大做为全国高校的校园民主改革试点单位。”丁校长说的校园民主，不仅包含筹委会成立时提出的两条目标，学生自治组织和校园独立报刊，还加上第三条：「教授治校」。

丁校长说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参加一个校友会。他在那些五十年代的毕业生面前，激昂地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在谈中国的希望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你们到校园里去看看今天的北大同学吧﹗”

虽然丁校长同情学运，却劝我们不可将运动扩大到社会上，不要老去天安门。最后，他讲述自身的经历，来说明我们罢课也嫌太长了﹕“四十年代我是地下共产党，那时我们在学校组织罢课，最多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去了。我记得有一次还是国民党特务同学用手枪逼着我去参加考试。”从四二二至今，我们已坚持罢课十二天了，历史在作有趣的轮回。

　

北高联议决“五四”纪念四套方案
下午二点半，高联各校代表在北师大准时开大会，议决明天五四行动方案。为了提高效率，大会之前先开九人常委会，为大会预备各项议程议案。两次会议都由我主持。

常委会上讨论了四套方案。

一、北大荒地方案，由我提议，即在北大西门外的一片荒地上集会。欧阳按时在中午北大例会上将这套方案交给了我，认为是上策，而中策为传统的游行，下策已记不清。欧阳去看过那片荒地，由于城建规划，几十亩农田荒芜在一片不深的杂草中，足以容纳二十万人，可列出气势宏大的队形。欧阳说，该方案既为省力，也为校园民主建设。近日不断的游行已使同学们疲惫不堪，走几十里去天安门既单调又累人﹔高校人口重心就在海淀，地点设在这里，多数同学少跑路﹔最重要的是，只在荒僻地段集会，不到闹市区造势，让四二七成为游行历史的顶峰，这就象征着学生对政府的克制态度，学运也转向校园民主建设阶段。

二、“手拉手”方案，王超华提议，十万学生在二环路上手拉手围成一圈，围住北京城。这个方案很有趣，也说明大家不大愿意老是单调的游行。若能以一种崭新的、富于象征意义的形式显示学运力量，对中南海内党政要员们将带来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

三、传统游行方案。提案人认为，一来组织起来方便，二来远征式的游行也不是白走路，沿途都能宣传群众，有利于扩大社会影响。

四、白布方案，由代表艺术院校的赵少若提出。他们准备买几千米白布，将天安门广场围起来。白布上可写醒目的标语，空白处还可征集签名，用几十万、上百万的学生和市民的签名向政府请愿。这个方案颇为新颖，若能做到，也将起极大的宣传效果和威慑作用。

　

常委会上差点通过克制方案
常委会上，赵少若的白布方案首先被否决。赵少若要几千元经费，高联当时只有会费几百元，一时拿不出来。加上去商店买布已来不及，因此大家觉得不太现实就否决了。

超华的手拉手方案也有难度，几十个学校怎么在二环路上找到各自准确的位置，时间一到怎么统一号令所有人同时拉起手来，拉手那一刻十字路口的交通会怎么样等等，都难以确定，以高联当时的执行系统，怕是难以胜任。

我代表北大所提的荒地方案也受到众多批评，主要是大家对局势的估计不一致，在是否应当继续扩大社会影响上看法不同。十几万学生采取克制的态度在一处荒地集会纪念五四，虽在海外媒体上会因其出人意料而得到宣扬，但在国内社会上却没有多大影响﹔若不继续通过社会影响保持对政府的压力，同学们认为对话便会被政府继续拖赖下去。许多同学会觉得这不过瘾，很难估计有多少人会来这块荒地上看几个人发表一通宣言，而我们也来不及准备其它什么有趣的节目。

于是只剩下传统而简单的远征式游行方案，虽失于单调，但组织简便，组织者既有丰富的经验，参加者也毫不需进一步的说明，不会产生丝毫的误解与混乱。

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试图说服常委会通过荒地方案，结果差点通过。清华代表坚决支持荒地方案，在我说服后，又有两个常委支持，但依然得不到常委会多数通过。那天有八个常委，结果四比四持平，最终只得交由大会议决。

　

北高联通过“五四”游行方案
虽然常委会上我争取到一半票数，但在大会上则完全失败，被淹没在众多中小规模学校代表的激情之中。经过大会激辩，只争取到很少票支持北大荒地计划。在常委会上我能一个一个地说服，在大会上则无计可施。

北高联代表大会最后以四十一票赞成，五票反对，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决定采取传统的游行方式。当天下午，各校贴出的通告﹕



“经北高联47所高校代表一致同意，明天（5月4日）活动安排如下﹕

1、8点从各高校出发，游行到广场，沿途散发传单，不演讲，少喊“打倒”。

宣传重点﹕

（1）支持改革，反对倒退。

（2）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

（3）要求对话﹔对话要有诚意。

（4）维护宪法的言论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

（5）集会，结社自由﹔北高联合法化。

（6）反对官倒，打倒腐败。

（7）全国高校联合起来。

2、下午四点，市高联在广场发表《五四宣言》，然后各校自由组织活动（集体活动结束）。

另﹕住各校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午7﹕30在师大门口集合。”



大会表决之后，我当即作了具体安排：周勇军负责安排会场，王超华负责起草《五四宣言》。周勇军的任务包括在广场上选定发表宣言的地方和安排音响设备，并与各校常委保持联络，时间一到，便派联络员通知大家到选定地点开记者会。各校代表包括常委则随自己学校的队伍游行，负责本校事务，到广场后等候联络员接应。周勇军与王超华当众接受任务。

王丹与开希没参加这次大会。【后注1】

熊焱和沈彤列席了大会，他们是为对话团成立会而来。见到北高联开会的混乱场面，他们会后对我说“一群乌合之众﹗”颇让我有点难堪。

　

对话团成立大会
由于北高联大会没能按时开完，对话团成立会也只好顺延。各校对话代表在隔壁教室里等了四十多分钟。高联大会开完后，我来到这二三十个对话代表面前，向代表们强调了对话团的相对独立性，表示北高联只是协助成立，现在大家已聚在一起，以后便是独立的团体，完全自行运作。我只是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可以先根据主题分出小组，各小组的成员依自愿形式参加，根据公认的口才与能力推出组长和团长等领导。用了三五分钟讲明这些之后，我便离开了对话团的会场，真正让他们自行运作起来。

后来对话团的运作情况，与我们的期望相距不远。项小吉当选对话团长，我毫不奇怪。他是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几天前我就听说他研究国际谈判，且是1987年北京高校辩论赛冠军。四二九袁木对话会上，就他讲得最好。稍让我吃惊的是熊焱，他的才能在对话团似乎没充分显露出来，未被选为副团长。实际上，后来在五一四和五一八两次“对话会”上，都是熊焱讲得最好。对话团的副团长是沈彤而不是熊焱，多少让我有点意外。

　

起草《新五四宣言》
从对话团成立会上出来，我想找王超华商讨《新五四宣言》的起草工作，便被一个师大同学带到吾尔开希藏身的秘密地方，一间博士生宿舍，门外还有同学放哨。开希这几日因害怕中共逮捕，便藏身此处，却依然同外界保持联络。

屋里除了开希、超华，还有一个经济系的博士生，大约就是屋主了。我进去时，他们正在讨论，准备起草宣言。我坐着听了一会儿，便向超华建议晚上到北大去定稿，那里作家班的笔杆子比较过硬。商量好时间、地点后，我便告辞返校。

回到北大做完必要的交待，我便到作家班去待了二三个小时，在这里得到如家的温暖和休息。北大作家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与其说是培养作家的班级，不如说是作家回炉温习学生时代的地方。班里的学员多是已经成名的作家、诗人，又都已成家立业的老儿童。如以《枫》、《老井》闻名的郑义【后注2】，已四十多了，张伯笠在他们中只能算小兄弟。他们的妻子也常来，围在宿舍里做饭说笑，我便在他们的欢乐中琢磨他们生活的趣味。他们也认识柴玲，对我们既赞佩又担忧。

九点过，我们约好的十个人终于在28楼238室聚在一起。我问王超华宣言准备得如何，她镇定地回答没准备好，出乎我的意料。这意味着今晚必须熬通宵，赶出这份宣言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一会儿，马上发觉不是办法，于是各自去起草一份，再来讨论。

一个多小时后，何贵方起草了一份。他与王超华同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文章颇有文采，但大家认为过于激烈，许多地方明显对抗政府，文字上很容易被抓辫子。超华好像与他争论得非常厉害，他们从此产生出对立情绪，后来在广场上尤其激烈。

最后，超华坚持着又起草了一份，等到讨论近于完稿时，已近凌晨两点了。我在屋内一张上铺躺着，朦胧中听他们争论，渐渐沉睡过去。【后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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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注（这是1990年备忘录写成后逐步加的注释） ：

【后注1】：王丹与开希从四月三十日起已不是北高联的正式常委。我到海外后才知道，开希五月三日虽然没来北高联开会，却在会后立即召集众多记者宣布五四游行方案，以至于外界当时乃至很多年后，都以为吾尔开希当时还是北高联主席。这是个人超越组织的第四次表现。我的责任是，4月30日当选主席后，没有以适当的形式及时通告外界，导致某些个人与组织的脱节，临架于组织之上。这时的逊让，实际上起了反效果。

【后注2】：运动期间我一直以为郑义是作家班的，可能因为他是著名作家，又老呆在作家班的缘故。我在北大碰见他几回，还听过他出主意，印象极深。

【后注3】：后来超华说那晚北高联常委还来讨论过复课，我则完全没有记忆，也许就是因为睡着了。第二天周勇军在广场宣布全面复课，让我很感惊讶。北高联确实讨论过复课，但倾向于分批复课，更没有定论。而且周勇军几天前刚因擅自发布手令取消四二七而遭罢免，连高联常委都不是（政法大学另派了王志新），怎么就可以宣布复课呢？



2008-6-4摘选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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