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10 22:11:58yuluoke
用拳头说服刘晓波？!
杨宽兴：用拳头说服刘晓波？!
作者：杨宽兴 文章来源：自由圣火 点击数：290 更新时间：2008-6-6 23:20:08
昨夜的蜡烛已经燃尽，下午又去商店买来一束，19年后，仍然没有可以公开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去处，而我又缺少胆量跑到天安门广场上挑战政府权威，只能于狭窄的居室内点燃一支蜡烛，表达对十九年前喋血北京街头的死难者的追思。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点着蜡烛上网的人肯定不只我一个，在网上为六四死难者守夜的也不只我一个，最近几年来，网络守夜已经成为很多人六三、六四这两天的习俗，一个个不知名的网友突破网络封锁和删帖，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拒绝遗忘的态度，让人感受到中国社会良心未泯的力量。
然而，一打开电脑，却传来刘晓波被警察粗暴殴打和强行限制自由的消息：6月4日晚上6时许，刘晓波与夫人刘霞出门准备去岳父家吃饭，在自家楼下遭恩济庄派出所和海淀分局的警察围堵阻拦，警察要刘去谈话(关于六四)，刘说没心情谈，双方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当地派出所所长带头动手，按住刘晓波的头和脖子，数名警察拧住他的胳膊，将他强行带到附近的小黑屋中（小黑屋是刘家附近的一个岗亭）。约晚7:30，刘晓波才回到自己家中。
守夜的心情立时被愤怒所代替。警察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我的想象。在中国，以暴力对付异议者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对刘晓波的粗暴行为发生在奥运前的首都北京，而且，事发之时，刘晓波并无针对警察或政权的具体“挑衅”行为，他只不过是要去岳父家吃一顿饭，他只不过是没有接受警察的谈话要求。
问题是，在没有正式传唤手续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六四这样一个日子找刘晓波谈话？对警察当局来说，六四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对经历过六四的政治异议者来说，六四更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这两个不普通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对警察来说，每每到了这个日子，就会警觉万分、风声鹤唳，可对于刘晓波这样的六四亲历者来说，六四只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在这样一个日子里，他没有心情，因而有权利不和警察谈话。人们常说，死者为大，那么，如果当局对于六四死难者有任何一点愧疚或同情之心，为什么一定要挑选这样一个日子找刘晓波“谈话”，而不能换一个日子？！
而且，刘晓波不愿意谈话就动手打他，就把他抓进黑屋子，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样的强权逻辑下，还有什么话可谈？
今年的六四到来之前，发生在汶川的大地震牵动了亿万民众的心，大灾面前，人们为压在瓦砾下的受灾者揪心，为持续上升的死亡数字而悲戚，一时间，全社会似乎懂得了生命与死亡的含义，开始接受生命重于一切的常识观念，但我不禁要问：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与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是否同为生命？对于十九年前发生在北京街头的死亡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政府是否应该反思它对与六四事件以及六四死难者的基本态度了？如果有人对六四死难者的死亡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那么，他对汶川地震死难者所表现出的悲伤就是虚伪而可疑的，十九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足以让政府改正其错误，足以让中国的国旗为六四死难者而降，更退一步说，如果这个时间仍然不够，它是否可以首先用稍稍文明一点的方式对付那些为六四而悲伤的人？
据我所知，刘晓波有过三次被囚禁的经历，但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成名的学者，一个蜚声内外的文艺学博士，此前的三次抓捕，刘晓波似乎并没有遭受明显的肢体暴力，警察当局大致遵循了一个相对文明的规则，可在他身上，这一规则终于被恩济庄派出所的所长给打破了。
是谁给了这个派出所长对刘晓波动粗的权力？没错，刘晓波是个“老牌”异议分子，总是书写批评政府的文章，但他只是一个文人书生，并没有使用暴力的资本，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警察的暴力侵害面前，他当然只能甘拜下风，尽管他不愿意和警察谈话，显然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被抓进楼下的小黑屋子里去了。表面看来，警察达到了阻拦刘晓波外出的目的，但对一个知识分子毫无理由的粗暴之举，绝不只是这个派出所长个人的耻辱，如果一个派出所长可以随便对一个中国公民、对一个著名知识分子施以老拳，我不禁要问：中国社会19年后在文明与法治的道路究竟有没有一点进步？！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走过来的政治异议者，近年来我隐约感觉到警察当局似乎有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不再轻易于“第一时间”对政治异议者予以抓捕和判刑，但每当我感到乐观的时候，总会有另外一些事例击碎我的判断，事实上，抓捕和重判仍在继续：许万平、杨天水、杨春林、吕耿松、胡佳·····发生在“六四”十九周年当天的粗暴对待刘晓波事件，更让我意识到：即使确有一些“积极”变化，这样的“变化”也是极不可靠而缺少制度保障的，警察仍然是专政者，而不是执法者，异议人士仍然是被专政对象，而不是公民，不是正常社会成员；在一个派出所长就可以对重量级异议者予以殴打的社会中，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仍需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其他异议者一样，刘晓波唯一的武器是他手中的笔，他用自己的文章和发言影响社会，试图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对刘晓波的文章和发言，每个人都有权利进行批评、探讨，中国政府同样具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学者文人在某一点上证明刘晓波的观点为错，我会心甘情愿接受其正确结论，但无论如何，对于写文章的刘晓波来说，你只能用你的思想观点战胜他，而不能用拳头证明你比他强大。
事实上，当恩济庄派出所的所长用拳头“说服”刘晓波的时候，他和他背后的权力都输了，而且输得极为可笑。从柔道或摔交的意义上战胜刘晓波很容易，不用所长大人亲自出马，任何一个警察都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恩济庄派出所长的“胜利”事实上宣告的是刘晓波的胜利：杜所长的暴力之举为刘晓波对专制权力的批评加了最好的注脚，并向世人展示出这样的批评对中国是何等重要而紧迫！
2008年6月4日
作者：杨宽兴 文章来源：自由圣火 点击数：290 更新时间：2008-6-6 23:20:08
昨夜的蜡烛已经燃尽，下午又去商店买来一束，19年后，仍然没有可以公开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去处，而我又缺少胆量跑到天安门广场上挑战政府权威，只能于狭窄的居室内点燃一支蜡烛，表达对十九年前喋血北京街头的死难者的追思。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点着蜡烛上网的人肯定不只我一个，在网上为六四死难者守夜的也不只我一个，最近几年来，网络守夜已经成为很多人六三、六四这两天的习俗，一个个不知名的网友突破网络封锁和删帖，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拒绝遗忘的态度，让人感受到中国社会良心未泯的力量。
然而，一打开电脑，却传来刘晓波被警察粗暴殴打和强行限制自由的消息：6月4日晚上6时许，刘晓波与夫人刘霞出门准备去岳父家吃饭，在自家楼下遭恩济庄派出所和海淀分局的警察围堵阻拦，警察要刘去谈话(关于六四)，刘说没心情谈，双方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当地派出所所长带头动手，按住刘晓波的头和脖子，数名警察拧住他的胳膊，将他强行带到附近的小黑屋中（小黑屋是刘家附近的一个岗亭）。约晚7:30，刘晓波才回到自己家中。
守夜的心情立时被愤怒所代替。警察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我的想象。在中国，以暴力对付异议者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对刘晓波的粗暴行为发生在奥运前的首都北京，而且，事发之时，刘晓波并无针对警察或政权的具体“挑衅”行为，他只不过是要去岳父家吃一顿饭，他只不过是没有接受警察的谈话要求。
问题是，在没有正式传唤手续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六四这样一个日子找刘晓波谈话？对警察当局来说，六四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对经历过六四的政治异议者来说，六四更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这两个不普通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对警察来说，每每到了这个日子，就会警觉万分、风声鹤唳，可对于刘晓波这样的六四亲历者来说，六四只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在这样一个日子里，他没有心情，因而有权利不和警察谈话。人们常说，死者为大，那么，如果当局对于六四死难者有任何一点愧疚或同情之心，为什么一定要挑选这样一个日子找刘晓波“谈话”，而不能换一个日子？！
而且，刘晓波不愿意谈话就动手打他，就把他抓进黑屋子，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样的强权逻辑下，还有什么话可谈？
今年的六四到来之前，发生在汶川的大地震牵动了亿万民众的心，大灾面前，人们为压在瓦砾下的受灾者揪心，为持续上升的死亡数字而悲戚，一时间，全社会似乎懂得了生命与死亡的含义，开始接受生命重于一切的常识观念，但我不禁要问：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与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是否同为生命？对于十九年前发生在北京街头的死亡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政府是否应该反思它对与六四事件以及六四死难者的基本态度了？如果有人对六四死难者的死亡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那么，他对汶川地震死难者所表现出的悲伤就是虚伪而可疑的，十九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足以让政府改正其错误，足以让中国的国旗为六四死难者而降，更退一步说，如果这个时间仍然不够，它是否可以首先用稍稍文明一点的方式对付那些为六四而悲伤的人？
据我所知，刘晓波有过三次被囚禁的经历，但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成名的学者，一个蜚声内外的文艺学博士，此前的三次抓捕，刘晓波似乎并没有遭受明显的肢体暴力，警察当局大致遵循了一个相对文明的规则，可在他身上，这一规则终于被恩济庄派出所的所长给打破了。
是谁给了这个派出所长对刘晓波动粗的权力？没错，刘晓波是个“老牌”异议分子，总是书写批评政府的文章，但他只是一个文人书生，并没有使用暴力的资本，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警察的暴力侵害面前，他当然只能甘拜下风，尽管他不愿意和警察谈话，显然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被抓进楼下的小黑屋子里去了。表面看来，警察达到了阻拦刘晓波外出的目的，但对一个知识分子毫无理由的粗暴之举，绝不只是这个派出所长个人的耻辱，如果一个派出所长可以随便对一个中国公民、对一个著名知识分子施以老拳，我不禁要问：中国社会19年后在文明与法治的道路究竟有没有一点进步？！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走过来的政治异议者，近年来我隐约感觉到警察当局似乎有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不再轻易于“第一时间”对政治异议者予以抓捕和判刑，但每当我感到乐观的时候，总会有另外一些事例击碎我的判断，事实上，抓捕和重判仍在继续：许万平、杨天水、杨春林、吕耿松、胡佳·····发生在“六四”十九周年当天的粗暴对待刘晓波事件，更让我意识到：即使确有一些“积极”变化，这样的“变化”也是极不可靠而缺少制度保障的，警察仍然是专政者，而不是执法者，异议人士仍然是被专政对象，而不是公民，不是正常社会成员；在一个派出所长就可以对重量级异议者予以殴打的社会中，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仍需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其他异议者一样，刘晓波唯一的武器是他手中的笔，他用自己的文章和发言影响社会，试图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对刘晓波的文章和发言，每个人都有权利进行批评、探讨，中国政府同样具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学者文人在某一点上证明刘晓波的观点为错，我会心甘情愿接受其正确结论，但无论如何，对于写文章的刘晓波来说，你只能用你的思想观点战胜他，而不能用拳头证明你比他强大。
事实上，当恩济庄派出所的所长用拳头“说服”刘晓波的时候，他和他背后的权力都输了，而且输得极为可笑。从柔道或摔交的意义上战胜刘晓波很容易，不用所长大人亲自出马，任何一个警察都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恩济庄派出所长的“胜利”事实上宣告的是刘晓波的胜利：杜所长的暴力之举为刘晓波对专制权力的批评加了最好的注脚，并向世人展示出这样的批评对中国是何等重要而紧迫！
2008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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