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02 17:10:54yuluoke

50年曲折《民国史》:台湾大陆争ৗ

50年曲折《民国史》:台湾大陆争执不休

作者:王刚 文章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点击数:29 更新时间:2008-6-2 0:42:03

当时,杭州大学的教授杨树标在国内率先开设了蒋介石研究这门专题课程,在社会上轰动不小,旁听生云集。这门课程中当时最引人瞩目一句话,是杨引用一个日本学者在1931年代说的。他说,在中国只有两个半中国人是懂得中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而那半个是毛泽东。

50年曲折《民国史》

一部史书的编纂有时候与它身后的历史一样耐人寻味。


今年你去斯坦福吗?

这是近两年来,烦扰历史学家们最多的一个问题。

前一年,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放。随即在国内掀起的学术赶潮,让一些冷静的人颇不解,民国史专家张宪文称其为过江之鲫。而让他无奈的是,从1949年,历史学者们就在不断去追问民国的真相,而时至今日他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说法至今还没影子呢。

如今,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追寻民国史的真相,竟然在海的那边。

动乱年间的使命

中国历代修史的传统,后代修前代史,从来都是惯例,自汉以来,绵延不断。

1949年之后,董必武就曾提出要编纂《中华民国史》,却始终悬而未决。那两年,社会上“土改”接着“镇反”,军事上抗美援朝,知识分子们忙着站队,历史自是无暇关照。

直到1956年,“排队摸底”结束,人群分清了左中右。政权巩固了,经济恢复了,社会迎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历史逐渐升温。

此前一年的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0 周年。《人民日报》当天头版发表社论《纪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当年11 月12 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 周年。全国纪念,毛泽东还发表了专文《纪念孙中山先生》。

民国史的研究,就是伴随着这一系列的纪念日终于浮出水面。当时,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周总理拍板提出建立民国史研究项目。

到了1957年,反右开始,第二年接着搞大跃进,自此运动不停,政治形势天天变,民国史的研究没有开始就停了下来。

后来到了1961年,又是在一个纪念日,辛亥革命50周年,全国的纪念热情隆重。但是官修民国史的工作,依旧只有项目,不见进展。

此时董必武又提了一次,重修清史,编写中华民国史。前者是北洋时期搞的,信不过,所以要重修,后者是当代的任务,刻不容缓。

可到了第二年,搞阶级斗争,大家都去搞“四清”,民国史更没人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历史不是没人碰而是彻底变样了。

民国史研究建立的头一个十年就是在反复的运动中走过的。

民国史专家张宪文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他正30出头,对近代历史充满了兴趣,但文革那场运动却把历史学生的现代史课简化成了革命史课,到了后来又改成了党史课,再后来干脆改成路线斗争史。对于学生学起来倒是简单了,但内容乏善可陈,国民党基本不谈,民国史的内容根本没有。

那时候,张宪文在书店看不到其他的书,一片红海洋,到处是毛主席语录,唯有的例外,就是两报一刊。

这种让他崩溃的局面直到1971年,辛亥革命60 周年。那段日子,林彪坠机,国内政情紧张,自是顾不上纪念。但却让他盼到了另一个局面。

当时,周恩来看到整个文化到了崩溃的边缘,随即召开了一个全国的出版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再度提出要编纂民国史,毛泽东不置可否,江青却积极响应。当时搞阶级斗争,时髦两个司令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编纂民国史的建议,是哪个司令部下达的,在当时备受学界关注。

为此,史学界在四川还召开了一次会议,特别释疑。如今的这些史学大家那时都还很年轻,戴逸不到50岁,杨天石、张宪文还不到40。

会上有学者提出,编纂民国史是哪个司令部的意见,为什么江青表态支持,后来有人做了说明,说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才算澄清了一段思想混乱。

1971年民国史的出版计划正式确立,任务交给了当时的中华书局。

学科初建,苦于无人,出版社找到了孙思白和李新。这两个人1956年曾经合撰过《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其中大部分涉及民国历史,但只停留在对民国年间反革命的研究上,坏人坏事,为革命史树对立面。

自汉以降,遵循官修史学的惯例,皆是请来一批前朝遗老,主编前朝史,但民国的遗产比较特殊,前朝遗老要么凋零,要么身处牛棚,要么人在海的那边。

1972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民国史研究室,编写民国史的工作正式开始,当时的计划是写一部书,编三部资料。前者3编15卷,后者分为人物志、大事记和六百个专题。按照当初李新和孙思白的想法,用5年或10年的时间完成,到时他们正好可以退休。

然而谁曾想,这部史书的编纂自此成了一个时代的叹息。

历史的眼界开了

梳理民国的遗产,历史学家们才发现,在那38年的时间跨度里,更像是一个舞台,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剧本演绎。而它的遗产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1949年之后,那份遗产花开三枝,一部分留在了大陆,一部分东去岛内,另一部分流落到了海外。此后,更是形成了对于民国遗产的三种不同剧本,大陆的民国史学、岛内的民国研究以及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剑桥话语。

历史的遗产仿佛一下子丰富了许多,各表一枝的现实与传统史书里一家独大的映像全然迥异。人们一下懵了,事实上历史本来就很丰富,只是之前刻意把它简化了。

进入80年代,社会的眼界也仿佛一下子开阔了。改革开放,思想解禁,人心求变,热潮不断,从读书热逐渐延生出了对历史的最初追问。

那两年,海峡局势乍暖,岛内的国民党当局率先在两岸民间交流上放宽了限制,默许台湾人士以民间身份与大陆接触,两岸民间交流姗姗起步。

大陆官修民国史的消息传到岛内,引起思想界的高度紧张,岛内学者议论,这不是明摆着把他们丢弃于历史车轮之后吗。这部皇皇巨著如果要是编好了,一旦放入图书馆,台湾就处于一个被批判的地位,活人都将走入坟墓。当时,岛内弥漫两种声音,一个是咱们自己也要编一部民国史。另一种声音是,千万不能官修民国史,按照中国传统,后代修前朝史,岛内这么一做,无异自掘坟墓。

一时间,岛内学界闹得沸沸扬扬,为此,1980年大陆民国史带头人孙思白还特别以《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台湾同行诸君》为题,发表文章,为台湾同行的疑虑解惑。

两种思想矛盾了好些年,最终在岛内史学家秦孝仪的主持下,编纂了一部《中华民国发展史》,意思是还在发展中,继往开来。

1981年,大陆官修民国史出版了第一本,两岸的争论自此开始表面化。

第二年,两岸的民国史研究者第一次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年四月,在芝加哥,美、日学者为促进两岸学人聚会,借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召开之际,把两岸学者拢在一起研讨民国史。两岸学界颇为重视,大陆胡绳带队,岛内秦孝仪领衔。双方见面不握手,关系挺紧张,观点很对立。

面对面,两岸学者一上来,就先拿辛亥革命说事,大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岛内学者坚持是全民革命,分歧明摆着,谈不拢。大家倒是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心平气和讨论,会后热情叙旧,一冷一热,对比鲜明。

那时候,两岸民间交往已经私下展开,分歧掩不住和局。

1982年的这次理论交锋,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就民国史中的敏感问题相互碰撞,自此之后,即成传统,每每交流都绕不开这个问题。这个问号也就持续了20年。

在当时的大陆学者看来,辛亥革命始终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每次逢十纪念的时候,各个层面都会讲到辛亥革命的性质,都会讲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张宪文不止一次的和台湾学者就这个问题争论。时常是岛内学者批评大陆的定性方法有误,资料偏颇。张一般都是面红耳赤的反驳,全民革命不可能。全民就是全体,全体起来革谁的命呀,总得有个对象吧,用词不当。后来争论久了,两岸学者都有点欲罢不能,谁都不能说服对方,但又不能丢弃立场不去争论。

重大历史问题结论做不了,其他的研究就跟不上。直到1984年,15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也仅开了个头。

这一年,社会上的风向为之开朗,一句政治口号引发了之后更为广泛的民国热潮。而历史学家眼中这股热潮却是忽明忽暗。

气氛似暖还寒

1984年,官修《中华民国史》刚刚出版了第二本,南京大学已经开始率先在全国高校里招收民国史的研究生,但是苦于没有教材,不能靠一些零星的资料维持教学。为此,时任南大民国史教授的张宪文找到了孙思白,说这套民国史至今编不出,可是学生们要教材,能不能先编一套简明的民国史给学生看。

当时,政治上两岸喊话,呼吁三通,邓小平提出了80年代三大任务,解决两岸和平统一正是其中之一。社会上也跟着掀起了一股热潮,每个行业都响应这个号召,历史学界自然也不落人后,纷纷立项要修民国史,和岛内通材料。

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宪文提出编写一部民国史教材的想法,希冀借此对缓慢的编写工作辅以推手。而他的这个想法,却多少让后者觉得有些学术赶潮的味道。当时,编写组的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答案是,条件还不成熟。

社会上有热潮,而历史学家们还比较冷静。在民国史研究领域里,学者们的境遇总是随着大形势的起伏而时晴时阴。

当时,杭州大学的教授杨树标在国内率先开设了蒋介石研究这门专题课程,在社会上轰动不小,旁听生云集。这门课程中当时最引人瞩目一句话,是杨引用一个日本学者在1931年代说的。他说,在中国只有两个半中国人是懂得中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而那半个是毛泽东。

这句话其实是作家冯雪峰在回忆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时提到的,文章曾经发表在《人民日报》。杨树标引用这句话,就是想告诉大家,蒋介石最起码是个强大的敌人。

但就是这句话在后来引起了麻烦。1983年初,全国清除精神污染,浙江省纪委把杨树标作为典型上报给了中央。后者还专门派了调查组。

浙江省纪委认为杨树标在授课的时候散布错误言论。其中就有“两个半评价”的问题,另外,杨树标在授课时提到,“国民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党。”纪委也认为是错误言论,对蒋介石的反动罪行有翻案之嫌。

好在当时社会风气已然逐步实事求是,这个风波不久就逐渐平息了。杨树标后来在1989年写了本《蒋介石传》,成了大陆第一本有关蒋介石的传记。

张宪文碰了钉子,回去后决定自己来编。两年后,他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出版,是解放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中华民国简史。

1986年出版,一度很轰动。美联社的记者来采访他,开门见山就问,编写民国史,你们有没有政治背景?一句话问得张宪文哑口。

一出生就面临修订

张宪文至今还记得,他当时面对质疑不无调侃地解嘲说,我们是一批爱好者。他的调侃多少反映了学界当年的心态:编修民国史,问题超乎现实之外,时机尚不成熟,社会上历史热,历史学家却倍感掣肘。

于是,那几年伴随着暧昧不清的热潮,学界关于一些问题的争论已经沸腾。

80年代,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活是个充满运动和思想松绑的时期,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当时困扰两岸学者的问题有三个最为绕不开,除了辛亥革命的评价,再就是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关于抗日战争,两岸的分歧由来已久,大陆教科书讲国民党抗日是一击就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岛内话语则认为中共是游而不击,坐待变局。

这个问题,两岸交流了十年,也吵了十年。直至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双方才达成共识。

再一个,就是有关孙中山三大政策。在大陆这个早有定论,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这一点海外和岛内学者却有分歧,他们认为孙中山没有这个话,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这一吵也是十年,最终基本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孙中山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但是没有把这三个观点连在一起讲过,确实没有。联俄没话说,还派蒋介石去苏联学习。联共也有,第一次国共合作都是事实。扶助农工文件也是有的,但是孙中山从来没有把这三个内容连起来公开提过。

大陆学者的看法是,作为后人研究对一个领袖的思想做个高度的概括,是正常的。比如讲邓小平,就概括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高度的概括,不能说是错误的。

这么一来,分歧自此弥合,问题说开了一切都好办了,怕的是彼此不对话,不摊开讲。这是在90年代以后,两岸学者逐渐达成的共识。

两岸学者争论的这十年,也是两岸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的十年,从民间三通到“九二共识”再到后来的汪辜会谈,圆桌的范围越来越大。

1994年,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民国史》出版,在两岸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本书从外国人的角度,记录了民国那38年中国发生的事。

这一年,大陆官修民国史陷入困境。孙思白和李新,当初计划10年完成这部民国史,如今眼看20年了,民国史的编纂还是遥遥无期。

一系列的争议还在持续,重大结论悬而未决,很多人担忧,如此硬要坚持下去,这部民国史势必会成为第二部《清史》——“一出生就面临修订。”

是继续,还是半途而废,这也许正是民国留给我们的遗产。

新局面

进入新世纪,学者们终于苦待来了一个变局。

2001年,适逢辛亥革命90周年,张宪文和一批大陆民国史学者又被邀请去台湾作学术交流。临行前,学者们彼此心里都犯难,每次逢十纪念的时候,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那个老话题就势必会成为两岸学者争论的关键。

双方都那么熟了,每次交流还都得争,大家就讨论,能不能统一个双方都接受的说法,理论上站得住脚,面子上也抹得开。讨论最终,还是没有结论,大家都觉得有困难,政治上比较敏感,不如静观待变。

等到张宪文他们从台湾交流回来,一个新的局面就真的出现了。当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活动,江泽民作了报告,内容意味深长,其中很多评价具有颠覆性。他说,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个提法在学界引起了共鸣,被认为是一次思想上从革命史观到民族史观的转变,他把之前两个阵营的分歧,用一句话就统一到了一起,对民国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审视提了6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大家发现,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一些留学生、海外华侨和下层会党,到了后期多数是新军。事实上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很少,大资产阶级更是凤毛麟角。也不能说这个革命是妥协的、软弱的,这种说法是把孙中山让权的问题看得太重了。而所谓的不彻底性,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是年底,反映辛亥革命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开拍,在这部戏里,李鸿章颇具深意地对孙中山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情。”

一代人的叹息

而民国史的编纂任务仿佛也注定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进入新世纪,大陆几位民国史学术带头人李新、孙思白、李宗一相继故去。这部民国史,少了设计师,自此停滞,搁浅至今。

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套书的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了。“它本来就是一个计划时代的产物”, 民国史专家陈红民评价说,这套书史观前后冲突,第一本是1981年出的,最新的一本是2005年出的。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绝对看不出他们是一套书,其中的研究方法、史观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如果硬要说学术价值,倒是一部研究民国学术史发展的最好样本。

但对于一部官修正史的使命,这部书还远没有完成。从1972年至今,早期《中华民国史》编写组的成员一直没有退休离岗的只剩下3 位:杨天石、耿云志和曾业英,最年轻的也已逾古稀。

如果说,之前学者们担心的是大陆这部民国史,“一出生就将面临修订。”而到了新世纪,摆在他们面前的困惑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2000年,随着岛内国民党的选败,学者们发现,两岸对话的圆桌消失了。

岛内民国史的研究日渐式微,两岸研究界自此再也没有了冲突、对话的局面。蒋介石日记外流斯坦福,去蒋化的呼声在岛内日益高涨,两岸学者已经很少在同一个语境下面对了。

之前,岛内研究民国史的机构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再一个就是国民党的党史研究会。前者1928年成立于南京,是当时隶属于国民政府,为民国最高的研究机关;后者是国民党所有党史研究机构的总称,研究国民党史的核心机构,和大陆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相似,是一个机构庞大的单位。

而在民国史的资料占有上,这个国民党史研究会无疑是最全的。而且之前研究的资金也相当雄厚,都是国民党的党费支持起来的。

到了新世纪,国民党选败,党史研究的局面江河日下,岛内的民国党史研究会失去了经费支持,没了官方背景,成了蒋介石基金会。

而作为一个选举党,国民党内也不再关心党的历史了。这一点连岛内的学者也无奈,无论怎么说国民党也是一个有百年传统的党,讲党的历史也是很光荣的,但后来被民进党翻出一些不光彩的事,就干脆连自己也抛弃历史。现如今国民党内搞选战的一些年轻人都是从西方回来的,只要是任何一点包袱,新的选战团体就会甩掉。

2007年,蒋介石在岛内的影响日渐淡化,而在大陆,新的一轮民国人物热潮正在持续,关键词就是蒋介石日记,团结出版社的《蒋介石日记解密》和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在畅销。

这一年,岛内的蒋介石研究机构已经消失,而在杭州,大陆第一家以蒋介石为名称的研究所刚刚成立,所长就是陈红民。

如今,官修《中华民国史》的工作几乎停滞,没有人知道它完成的确切日子。

两年前,张宪文和一批民国史研究者曾试图呼吁,把民国史的研究像清史研究一样作为一个大工程来抓,报告打上去,至今没有回音。

不久,远在斯坦福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国内为之震惊,学者赶潮宛如过江之鲫,而在岛内,蒋介石像开始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