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 火：香港正在沦陷？----世界新闻自由日研讨会摘记

作者：野火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点击数：92 更新时间：2008-5-12 23:13:18

“圣火来了，异见人士来不了”

2008年4月29日，在香港举办的“同一个梦想：我们要表达自由——世界新闻自由日研讨会”以深圳的赵达功先生和瑞典的张裕先生先后被拒赴港，而开始了这令人意外的一幕。
这条新闻很快引发了港岛内外媒体的关注。第二天包括《苹果日报》、《明报》在内的香港独立媒体，立马将此事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苹果日报》还以特大号字体作为标题——《圣火来了，异见人士来不了》，放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种严重侵犯公民人权的恶劣事件。因为赵、张两位都是中国公民，而且持有中国当局发放的通行证、护照。《苹果日报》记者在报导中引述香港入境处的解释时这样写道“……为确保圣火传递安全，顺利及庄严地进行，明确鼓吹分裂国家如支持藏独、疆独者将拒绝入境，若其他人士经当局评估后认为会影响圣火传递，也会被考虑拒绝入境。”关键是这最后一句话，道出了港府的个中苦衷。由于中央政府明确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圣火传递的安全，避免如发生在法国巴黎的类似难堪，所以港府明显受到了来自中央有关方面的紧急指示。因为笔者在赴港前几天，还与赵达功先生通了话，知道他就在四月中旬还顺利往返了香港。这便可以合理解释，赵和张两位的被拒，完全是因为他们二位已被当局列入“影响圣火传递”的黑名单了。由此可见，胡温当局为了奥运政治化的顺利进行，精神上已经绷紧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其实，赵和张两位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骨干会员参会，“完全与奥运在港传递无关”。这是5月1日笔者亲耳听到会议主持者廖天琪女士向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内容。由此可见，他俩的被拒，完全是中共有关方面作出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严重误判。即便是涉及对北京举办奥运的态度，仅我所知道的赵达功先生的观点是，他非但不会秉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而且还寄望通过奥运的举办，使中国尽快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

现在，当局不遗余力地誓将奥运这一体育盛会刻意政治化，不过是意图通过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亮相良机，为专制、威权的北京政府脸上贴金，以此进一步延续和巩固统治阶层的利益和执政合法化罢了。而香港特区政府对北京保持这种惟命是从的姿态，在许多人看来，已不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显然也有自愿对主子摇尾乞怜的“表态心理”作祟。

香港正在沦陷吗？

在探讨香港的言论自由现状时，四川来的自由作家冉云飞先生认为香港正处于“沦陷”状态。我想这是必然的趋势。其前提是，如果中国大陆的一党专制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话。

在研讨会上，香港本地人士却用图文并茂的民意调查表格，向入会者展示了香港市民对诸如言论自由在内的满意度，在回归后并无多少下降的迹象，特别是从内地来港的新移民更是满意得几乎雀跃不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香港的言论自由状况与九七前相差无几。会上，当冉云飞先生手舞足蹈地道出，一惯生活在自由环境中的香港人，对新闻自由被侵害并无多少敏感的时候，坐在台下的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瑜女士马上喊出了“温水褒青蛙”这个著名的比喻。十九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曾进行过一次“青蛙试验”。他们将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锅里，青蛙触电般地立即窜了出去，并安然落地。后来，人们又把它放在一个装满凉水的大锅里，任其自由游动，再用小火慢慢加热，温水中褒着的青蛙，不愠不火，不痛不痒，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度的变化，却因惰性而没有立即往外跳出，等到后来感到热度难忍时却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有名的“温水褒青蛙”效应。

高瑜女士用这个生动的比喻，是想直白地告诫香港人，正因为一直享受着资讯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港人，往往容易对侵蚀言论自由的潜移默化作用失去敏感度。而大陆人由于从来没有得到过幸福的香港人所拥有的表达自由，因此对此便格外敏感。冉云飞先生希望香港人应该分外珍惜他们一直拥有的言论自由环境，不要等到阅读如《苹果日报》、《开放》及《争鸣》之类的报刊、杂志都因敏感内容而划归管制读物时，再去争取言论自由，就已经为时太晚了。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说，香港拥有的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的空间比回归前更宽阔。这显然是言过其实的粉饰。九七之后，许多媒体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自我审查”、以及通过技术处理淡化中共负面消息的现象。当然背后原因既有政治的，也有商业的考虑，总体来说，亲港府与亲商界的保守利益集团不时在北京的影响下，向传媒施加着经济压力。例如，香港电台《头条新闻》节目因评议时事，引起亲中人士反弹而遭到停播；香港《南华早报》中国版编辑林和立撰文批评北京介入特首选举而遭撤换；港府提出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咨询文件，引致逾50万港人游行抗议，引发国际关注，港府最终不得不撤回立法草案。难道这些悲剧般的侵蚀法治、侵犯人权的事例，还不足以令这个昔日的自由之港蒙羞吗？

回归10多年来，据统计中共已有175件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这一承诺的事件。中共表面宣称“港人治港”，事实上却不时公开放话恐吓，不时台面下暗箱运作，以拉拢或施压的方式，改变“一国两制”的内涵，一步步制造出“京人治港”的民主谎言。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指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缺乏真正的高度自治与民主制度，民众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保障在恶劣情况下可被剥夺，因此任何人都不应感到安逸。

香港移交大陆后 “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情景，表面上看去似无太大改变，然而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共极权政治形式的“温水褒青蛙”般的暗箱操作，使得现在的香港不断流失自主性，民主发展陷于尴尬困境，港人对于生活实质层面的无奈不安，已印证出再光鲜亮丽的经济外表，也难以遮掩这个往日的东方之珠日渐黯然失色的客观实在。

“和解”的困境

此次研讨会上，我觉很有价值、也很感兴趣的话题，是由中国和解智库的王光泽先生发表的《民间政治话语模式转型与言论自由空间的拓展——和解话语表达实践个案评述》讲演。他的话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辩论。

王先生所持论据的基点在于，在进入“后极权时代”的中共威权，不时也会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和弹性”，这个时候，民间反对力量就并非找不到与之达成“妥协与和解”的空间。而以暴易暴，走革命的道路不但会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在未来更无法“降低我们这个国家政治转型的代价”。在现在这个反对运动中的民间生态呈现出很大变化，体制内也并非铁板一块的转型时代，能有这样一种思考维度，倒不失为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思路。

他在讲演中还介绍了3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冲突与和解”主题研讨会的情况。他说，刘晓波在那次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民间是弱势群体，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这是民间开始反思自身的重要标志。民间反思是和解的开始，民间敢于自我否定，自我批评就是给官方做示范，做表率，如果民间很善于自身建设，对自己的错误也进行充分检讨，将会给官方自我反思、自我批评提供道德上的空间。

但王先生讲演的话音莆毕，立即遭遇笔会内外四面八方的强烈质疑，以致于弄得知识分子气质极浓的王先生只有疲于招架的份。当然质疑者的理由听起来也同样正确，但对当下中国，却不太具有现实上的实操意义。虽然质疑的一方在人数上的确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我觉得在异见圈中如果想要尽情表达自己的激进立场，做起来反而简单也容易得多，不过，要提出冷静理性而有远见的、有建设性的创见则并不那么容易了。

前一段，我在读到有关达赖的资料时，看到有这样一段描述，当达赖遭到一向以激进著称的藏青会的妥协质疑时，达赖是这样反问他们的：“你们以什么要求独立？”达赖的言下之意分明是，你们能以什么样的实力向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当局强硬地叫板？难道还想操起枪杆子打游击？或是效法巴解组织的模式？王先生讲演中的和解观点，其实与达赖的中间道路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民间的海外常常错估中国的政治局势，也许正是导致民运发展逐步步入死胡同的症结。当年刘宾雁先生看到八九民运在国内已然势成燎原烈火的时候，他便立即断定，中共政权不出五年必然崩溃。但事实上，这个在西方眼中的铁杆威权政府不但没有崩溃，现在居然连奥运主办权都争取过来了。这叫你如何看得懂？

当天，围绕王先生“和解”话题的激烈辩论，如果可以直播下去，我想，或许可以让国内人士看到海外民运的部分缩影。幸好主持人廖天琪女士以主持人的权威及时打住，方才避免了一次注定难分胜负的口水大赛。

5月2日，在《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先生讲演中的互动时间里，有一位从四川重庆来的、年约70多岁的汪老先生，举手发表了一番感言，其中他有一段话让我感到些许震撼：“我在四川坐了共产党25年牢（四川省第二监狱），我被迫把自己最美好、最黄金的岁月都白白耗在了冰冷的监牢里，但我现在并不恨共产党，我也不反政府，因为一个时代的变革，总要有一些人作出牺牲。我只希望我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宪政民主、真正融入世界主流，真正为人民服务……”如果大家有这位老人如此宽容大度的胸怀，或许才有认真思考“和解”的可能。

我忽然想起一个故事，曾经有三位前美军士兵站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其中一个问道：“你已经宽恕了那些抓你做俘虏的人吗？”第二个士兵回答：“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第三士兵评论说：“这样，你仍然是一个囚徒。”王光泽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由此我也理解了他为什么要致力于研究“和解”的思路。

“我追求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

5月2日的研讨会，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先生的讲演。当香港传媒慢慢屈服于各方压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自我审查”的时候，《苹果日报》或多或少起着屈指可数的良心媒体的显著作用。

这位超过10亿身家的传媒大亨，身材十分魁梧，说起话倒十分朴实、真诚。他在回答主持人麦燕庭女士关于在办报过程中有否受到来自中共的干扰这一提问时承认，“如果我说没有受到上层方方面面的吹风、暗示等压力，那是骗你的。但明显的政治压力还谈不上。但是，我坚持的还是坚持了，要做的还是做了。”他说，“如果只是出于商业上的利益考虑，而去做一些诸如民主、保护新闻自由的事，是撑不长久的。做生意要赚钱，不赚钱，什么生意都撑不下去……但同时我觉得，必须要有一种信念，对民主、自由的信念。信念可以给人一种很大的力量。坚持信念，可以使你克服很大的困难，这对于传媒人是很重要的。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撑，才使我致力于为港人闯出一个自由的空间，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因为我相信，香港人是支持民主的，否则，我们的报纸也不会卖得出去。”

他在保持新闻独立立场的同时，也显示出商人的精明，他说，做大众传媒是不可能走极端的，如果走极端路线，民众就不会买你的报纸。他说，“我追求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所以我的报纸从来不主张只支持一个党，但我的报纸要支持一个概念，那就是支持世界的主流概念——是民主，是自由，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精神享受。”

麦小姐问他在有生之年对看到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有无信心时，他回答道，“有信心，因为现在整个世界在影响中国，因此中国还有希望的。与20年前相比，中国在发展商业革命的同时，老百姓也接受到世界的很多其他资讯，中国人在这方面比以前自由了很多，这是我们不能轻易否认的事实。但是，现在中国还没有的，就是政治自由和整个道德权威的恢复。”

这时有人问，如果共产党出10亿甚至100亿元买断他的报纸，他会不会卖？他坚定地答道，报纸他不会卖，因为这样做，会对不起自己的子孙，儿孙会因为自己的举动永远抬不起头来。因此无论谁出多少钱，他都不会卖出去。

“许你一个天堂，还你一个地狱”

1949年以前，中共依靠建立“民主自由”、“联合政府”等一系列美丽的谎言，蒙骗了天下苍生，赢得了普罗大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就像“一朝权在手，谁敢不低头”的民谚一样，共产党一坐实江山便一一推翻了原先的承诺，用铁腕手段实施起地道的一党专政来。这就好比“许你一个天堂，还你一个地狱”一样，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依靠谎言维系政权的流氓专制实质。

而今，中共近年来对香港掌控力度逐渐加强的事实，已让港人及外界认清了中共“一国两制”的真面目。在中共核心阶层心里，所谓“治港”就是要牢牢掌控香港，经济上给予开放，政治上则永不放手，然后再利用香港创造其所欲达成的各项利益。这说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对中共而言，本质上只是工具而已。为了维持香港的工具价值，中共才抛出“一国两制”的治理架构，以及“五十年不变”的所谓承诺。问题是，当香港失去其工具价值时，所有表面上中共给予香港的自由繁荣，也最终将一变而成镜花水月。

那么，至于什么时候香港的沦陷会在我们眼皮底下一至如斯呢？且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