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作者：余杰 文章来源：观察 点击数：115 更新时间：2008-4-22 23:51:16

罗章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一八年四月，他与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同年八月考入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红烧赵家楼”的行动中身先士卒。一九二零年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中共二大上，罗章龙当选中央委员并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之一；在三大上，他出任中央秘书，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罗章龙是二十年代工人运动中最活跃的领袖，亲自领导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秋收起义等，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务。中共早期严格遵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重点是在中心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失败之后，才被迫转向内地农村，以农民运动为主。在此过程中，中共逐渐由“工人党”蜕变为“农民党”，早期从事工运的风云人物随之淡出核心领导层，“农民王”毛泽东遂脱颖而出。罗章龙则因为反对从李立三到王明的极左路线、组织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而被开除出党，从此便躲进了学术界。

罗章龙的回忆录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才辗转送到美国，并由溪流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回忆录中，罗章龙很少反思自己，也基本不臧否台面上的显赫人物，行文相当谨慎，其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中共初期党史中许多被刻意遮蔽和扭曲的真相。如果说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本质是“痞子运动”，因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痞子运动就是好”的宣告早已众所周知；那么，中共所策动的工人运动也是“痞子运动”的事实，则一直被重重掩盖。中共未能利用工人运动成功夺权，不是因为当时中国产业工人的力量微薄，而是因为中共根本无意以工运改善工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仅仅将工人当作利用的棋子，最终失去了工人的信任和支持，也失去了在城市的立足点。换言之，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在工人中还是在农民中，中共都选择品质最恶劣、破坏性最强的“流氓无产者”，作为其打江山的支柱力量。以此建立起来的政权，必然是充满痞子气质的、没有道德底线的“流氓政权”。

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背景便可看出，真正产业工人出身者寥寥无几。他们大都属于两类人，一类是出身农村富裕家庭、试图进入城市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的边缘知识分子，毛泽东、刘少奇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类则是出身农村贫困家庭、“拿着菜刀造反”的陈胜吴广式的人物，中共“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均是如此。因此，中共对城市是陌生的、敌视的，注定了无法完全融入工人之中，并造成以工人运动席卷全国的势头。即便最深入参与工人运动的罗章龙，也从未当过一天的工人。在此情形下，中共一度想从工人中选拔领导人，这样方能符合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对“共产党”的定义。然而，这些所谓的“工人领袖”却给中共带来难以挽救的损害。罗章龙在回忆录中对向忠发、李立三、顾顺章等“工人领袖”的揭露和批评，处处让人触目惊心。

向忠发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三任总书记，也是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实际上，向忠发并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而是码头搬运工中的流氓头子。他出任中共总书记，是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的决定。当时罗章龙坐在主席台上，恰好被安排在斯大林的右边。斯大林作了讲话之后，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米夫立即宣布推选向忠发为总书记，全场愕然。米夫说这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强同意。可见，当时的中共是苏共的傀儡党，是苏联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将中国变成其东方殖民地的工具。

向忠发一步登天、黄袍加身之后，便四处宣扬说：“我当这总书记也不简单，是前世修积得来的，你们给我跑龙套，总算瞧得起我，我决不会亏待你们。”他在上海工人中发表演说宣称：“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山上有山神，海里有龙王，万事万物没个管行吗？中国天下分为两面，地面上的划为蒋老总管，这地面下就归我管，我老子是硬梆梆、响当当的正确。”向忠发将日常事务交给左丞右相处理，自己梦想第一发财，其次享乐。他将莫斯科拨给的大笔活动经费据为己有，与李立三、顾顺章等人联合开了一所车行，任命岳母、姨娘等管理财务。车行生意兴隆，赚来的钱还作什么投资呢？有人建议说：“倒不如去开堂子。”李立三说：“这有什么不可，你不知道巴黎的镜宫高级妓院，还有不少社会体面人物参加组织呢。”

罗章龙与向忠发有许多直接的接触。有一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向居然携带小妾前来，受到罗的抵制，由此两人结下梁子。罗写道，向为人酗酒好色，又酷好嫖赌。因调戏女秘书黄木兰受挫，便无精打采，不愿办公，甚至外出闹事，鸡犬不宁。上海党组织害怕向出事，便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向的一名属下居然提出：“我看当代政治伟人停妻再娶本属正常，老向年事已高，太太尚无生育，他屡思侧室，道理上更说得过去，为大局着想，组织上不如为他娶一个小老婆。”别人立即附议说：“此计大妙，比生活秘书更名正言顺了。”纳妾那天，向忠发在静安寺住宅中大办宴席，宾朋满座，摆设牌桌，通宵达旦。其妾名周秀娟，原来是妓女，患有性病，不数月后，向忠发也被染上性病，经过多次治疗，才得以愈合。

罗章龙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与他有过合作关系的李立三。李立三因为执行激进的“立三路线”很快便下台了，但在中共建政之后，仍然得以出任劳动部长、政治局委员等要职。文革爆发之后，因受刘少奇的牵连而遭到迫害，次年服毒自杀。文革之后，获得平反，在中共党史中仍然是一位“犯过错误的好同志”。但在罗章龙的笔下，李立三“是一个不学无术、装腔作势的滑头流氓，这种流氓上海滩头多如蚯蚓”。他靠追随向忠发起家，对下流生活津津乐道，更不知革命为何物，平时最喜欢阅读《肉蒲团》、《品花宝鉴》春宫画，是一个突出的“色情狂”分子。在“猎美”中骗拐了孀妇的儿媳妇，即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妻子，后来又将这名女子转让给别人。他们还组织了一所秘密俱乐部，甚至发起“抢老婆运动”，还没有夺取政权，便利用已有的资源到处强占民女。

罗章龙还写道，中共六大之后，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怀着做主席的心情，在愚园路寓所大摆宴席，庆功祝捷。当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得意忘形，即席狂言，说：“革命不是别的，就是夺权与夺产。所谓‘权’就是指军权、政权与党权，也就是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产’，就是你的就是我的。”这一席话，道出了中共革命在崇高理念下的卑劣本质。向忠发的名言是：“打到武汉吃粽子，打到南京吃月饼！”这与红军进攻陕北时的口号“打下陕北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异曲同工。

如果仅仅是向氏集团的腐化堕落，还不足以让罗章龙对“革命事业”幻灭。最可怕的还是从向氏集团到王明、博古集团“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血腥手段，让颇具知识分子气质的罗章龙忍无可忍，最终从中共出走。王明从苏联空降到上海之后，他所领导的临时中央，对不同意见者实行无情打击，一律视为敌人，采取特务手段消灭之。罗章龙写道：“所称特务手段，包括查抄、秘密逮捕、暗杀、向敌告密、狱中派人指证等方式，使得全党人人自危。”而残酷斗争的方式又分为隐藏与公开两种。前者是不出头露面，由特务人员暗中策划，从事政治陷害，栽赃侮蔑等，其中最有效的方式主要是借刀杀人，如向国民党当局告密，借此消除异己。

在东方饭店事变、也称之为“龙华惨案”中，中共早期领导人何孟雄、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以及“左联”的五位年轻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二十三人同时被捕并迅速被枪杀。几位左联年轻作家是鲁迅非常器重的后辈，鲁迅为此惨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但是，鲁迅不知道的是，该事件是向忠发、顾顺章、王明、博古等人一手策划的，他们将会议的时间、地点、与会人员的名单、身份、职务、住址、面貌特征等汇集成一张名单，提供给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该告密行动的具体执行者，就是后来在中共党内让人谈虎色变的康生，美国学者翰拜伦所著之《康生传》中也指出：“共产党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二十余人，都死在赵容（康生的化名）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中。”革命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反面。

这样的革命显然不是罗章龙的理想。他既不愿成为无辜的牺牲者，也不愿成为冷酷无情的凶手，遂决定明哲保身，后半生以学术为志业。他没有去延安，没有看到延安毛泽东的中央比王明、博古的中央还要残酷。润之早已不是昔日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润之了。一九四九年之后，因为早年在长沙读书期间与毛泽东有过密切的交往，所谓“管鲍之交，后无来者”，再加之他又是政治上毫无威胁的“提前出局者”，终于得以免受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一直平安地活到一九九五年，享年一百岁，成为中共早期创建者中罕见的、得以善终的长寿者。而罗章龙留下的这上下两卷的回忆录，则成为中共早期工运史的最精彩的注解。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