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31 22:53:03yuluoke
“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献身精神”
“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献身精神”
2008-03-27 17:07:05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思想解放论坛观点集纳
■编者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上周二，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新华社记者有关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提问时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永不停止，“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要使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得到解放”。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历程，中国现代化转型也已走到历史关口。继续前行，唯有继续解放思想，唯有再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义旗力闯新路。
理论向来为行动的先导。没有深思熟虑的观念、理论，行动难免盲目、随机。近期南方周末报社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会聚广州，为推进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集思广益。这里呈现的，就是部分与会人士在本次论坛上的主要观点。
出席南方周末思想解放论坛的嘉宾为：杨启先、沈宝祥、秦晖、孙立平、王占阳、党国英、蔡定剑、周为民、吴思、朱学勤、任剑涛、郑炎潮、王绍光。其中，秦晖先生的观点(《“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已发表于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大参考”版，孙立平先生的观点将于近期刊出。
为什么要有新一轮思想解放？
只有思想解放，才能推动改革深入
□杨启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所有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化……所有这些目标都必须通过思想解放来解决
我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当前的重点：一是所有制改革上要进一步准确界定国有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必须用经济职能来界定，不能用意识形态来界定。第二，要素要市场化，特别是金融要市场化；要发展实体经济，更要发展虚拟经济。第三，治理通货膨胀要通过市场的办法来解决。第四，城市化，应该放开农民进城。农民进城可能会抢占一部分人的饭碗，但会创造更多饭碗。
另外，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觉得思想也应该适当解放。政改中央已经提出来了，但现在进度应该加大。政改不加快，就会有非常大的问题，腐败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要解决腐败主要是三条防线：民主选举，舆论监督，法律制裁。通过民主选举，你搞腐败的人根本上不去，首先就把你筛掉了；上去之后有舆论监督，你要搞腐败，舆论就给你暴露出来了。少数搞了腐败的人，也可以通过法制，对你进行制裁和处理。但是政治体制不改革，这几条根本就树立不起来，虽然我们一再地反腐败，腐败问题还是不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当然，搞政改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因为搞不好容易引起混乱。民主选举首先从基层搞起，现在村一级有的地方搞得不错，我们能不能先把村一级的选举搞好，几年之后再扩展到乡镇，再几年之后扩大到县一级？
舆论监督可以适度放开，也可以规定在什么范围之内舆论可以暴露，什么范围内舆论不能暴露，只能内部写材料，然后上级来处理？但是必须对上级有一定的制约，收到材料之后多少天之内必须有答复、有处理的结论，不能够听之任之，或者包庇纵容。
法治也有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但是如果这些方面不动，法治就建立不起来，因为法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实践的过程。所有这些都必须要通过解放思想来解决。
因为思想障碍确实存在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如果要杀出一条血路，就只能有一条
今天谈思想解放，有必要消化历史。要警惕1958年式思想解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浮夸只能害死人。
思想解放必须上下结合。一个地方可以强调杀出一条血路来，但孤立的一个地方是杀不出来的。如果要杀出血路来，就只能是一条，不能同时杀几条血路。也就是说，思想解放就要破除阻碍我们发展的思想。
在当前一个时期，阻碍前进的思想，我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是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主要是计划经济观念；第二，左的思想；第三，小生产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思想；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年形成的一种既得利益，成了解放思想新的障碍。解放思想，说穿了是一个利益调整，解决问题牵涉到利益的问题，现在既得利益是一个关键问题。
说到要破除阻碍我们发展的思想，我们确实要善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打破那些条条框框。记得中共十六大前半年，我们收到一篇稿子，有一点很好：解放思想，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我就把这一部分发表了。发表后反映很好，上海的报刊头版头条转载，后来我们收到通报，说这篇文章有很多问题需要商榷，但没讲是什么要商榷。再后来开十六大了，江泽民同志报告里有一句话，“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可见思想障碍确实存在。好在现在中央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明确讲要扭转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这令人振奋。
从反思改革，到开放改革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这些后代，穿中山装、穿西装，重演一遍穿长袍马褂的人演过的剧本，但是中国不能够出现第二次失败了。
今天要讲思想解放，它的逻辑起点先要从反思改革开始，然后开放改革，让更大多数的人进入改革，成为改革新的动力。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几次做排头兵。清代两场改革，戊戌变法以及——打断戊戌变法(当然它本身也失败了)的义和团之后的——清末新政，义和团两端，一个是戊戌变法，一个是清末新政，很多人是在广东出现的。回到我们的历史话语当中，如果把今天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打一个闷包，说是同一场改革，那真是无视、不尊重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把戊戌变法、义和团到清末新政打成一个闷包，说成是一个改革贯穿始终一样，是荒谬的，没有一个历史学者会接受这样的说法，也没有一个历史的过来人会接受这样的说法。
到了清末新政的时候，出现了马克思说的一个历史的讽刺：“刽子手往往是遗嘱的执行者”。我们过去读历史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亲历了类似事件时，才知道马克思这句话的深刻。我又想起1909年前后，清末新政出现的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的，1909年前后，清末宫廷给出了民主改革的时间表，那个时候给的时间表，第一次是12年，我们开议会，后经请愿后缩成9年，再请愿就是6年了。给出这个时间表的同时，1909年，出现皇族内阁，也就是皇家后裔大规模地进入新设立的内阁。正是皇族内阁，自掘满清的坟墓。大部分汉族精英分子认为，改革到最后，还是为了维护一小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大家离心离德。1909年推出皇族内阁，那个时候在社会进步的时间表上也给了一个仿行宪政、开国会的时限，6年。6年，快得不得了了。但1909年推皇族内阁，使得一个负面事件终于压倒了一个正面事件，1911年辛亥革命一发生，15个省半个月内宣布独立。辛亥革命为什么这么快把满清打倒？不是武昌起义，最早的镢头是1909年的皇族内阁。
我们不希望联想历史，但是历史逼着我们想。我们说中国是多灾多难，又觉得中国实在是受历史老人的厚待，今天历史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我们这些后代，穿中山装、穿西装，重演一遍穿长袍马褂的人演过的剧本。历史给中国第二次机会，但是中国不能够出现第二次失败了。
如何解放思想？
当务之急是突破“鸟笼思想”
□郑炎潮(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从1957年到现在，思想解放提了很多次，但往往陷入怪圈。必须创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大气候，中国才能吸收世界先进文化。
2008-03-27 17:07:05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思想解放论坛观点集纳
■编者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上周二，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新华社记者有关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提问时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永不停止，“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要使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得到解放”。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历程，中国现代化转型也已走到历史关口。继续前行，唯有继续解放思想，唯有再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义旗力闯新路。
理论向来为行动的先导。没有深思熟虑的观念、理论，行动难免盲目、随机。近期南方周末报社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会聚广州，为推进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集思广益。这里呈现的，就是部分与会人士在本次论坛上的主要观点。
出席南方周末思想解放论坛的嘉宾为：杨启先、沈宝祥、秦晖、孙立平、王占阳、党国英、蔡定剑、周为民、吴思、朱学勤、任剑涛、郑炎潮、王绍光。其中，秦晖先生的观点(《“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已发表于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大参考”版，孙立平先生的观点将于近期刊出。
为什么要有新一轮思想解放？
只有思想解放，才能推动改革深入
□杨启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所有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化……所有这些目标都必须通过思想解放来解决
我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当前的重点：一是所有制改革上要进一步准确界定国有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必须用经济职能来界定，不能用意识形态来界定。第二，要素要市场化，特别是金融要市场化；要发展实体经济，更要发展虚拟经济。第三，治理通货膨胀要通过市场的办法来解决。第四，城市化，应该放开农民进城。农民进城可能会抢占一部分人的饭碗，但会创造更多饭碗。
另外，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觉得思想也应该适当解放。政改中央已经提出来了，但现在进度应该加大。政改不加快，就会有非常大的问题，腐败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要解决腐败主要是三条防线：民主选举，舆论监督，法律制裁。通过民主选举，你搞腐败的人根本上不去，首先就把你筛掉了；上去之后有舆论监督，你要搞腐败，舆论就给你暴露出来了。少数搞了腐败的人，也可以通过法制，对你进行制裁和处理。但是政治体制不改革，这几条根本就树立不起来，虽然我们一再地反腐败，腐败问题还是不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当然，搞政改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因为搞不好容易引起混乱。民主选举首先从基层搞起，现在村一级有的地方搞得不错，我们能不能先把村一级的选举搞好，几年之后再扩展到乡镇，再几年之后扩大到县一级？
舆论监督可以适度放开，也可以规定在什么范围之内舆论可以暴露，什么范围内舆论不能暴露，只能内部写材料，然后上级来处理？但是必须对上级有一定的制约，收到材料之后多少天之内必须有答复、有处理的结论，不能够听之任之，或者包庇纵容。
法治也有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但是如果这些方面不动，法治就建立不起来，因为法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实践的过程。所有这些都必须要通过解放思想来解决。
因为思想障碍确实存在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如果要杀出一条血路，就只能有一条
今天谈思想解放，有必要消化历史。要警惕1958年式思想解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浮夸只能害死人。
思想解放必须上下结合。一个地方可以强调杀出一条血路来，但孤立的一个地方是杀不出来的。如果要杀出血路来，就只能是一条，不能同时杀几条血路。也就是说，思想解放就要破除阻碍我们发展的思想。
在当前一个时期，阻碍前进的思想，我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是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主要是计划经济观念；第二，左的思想；第三，小生产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思想；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年形成的一种既得利益，成了解放思想新的障碍。解放思想，说穿了是一个利益调整，解决问题牵涉到利益的问题，现在既得利益是一个关键问题。
说到要破除阻碍我们发展的思想，我们确实要善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打破那些条条框框。记得中共十六大前半年，我们收到一篇稿子，有一点很好：解放思想，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我就把这一部分发表了。发表后反映很好，上海的报刊头版头条转载，后来我们收到通报，说这篇文章有很多问题需要商榷，但没讲是什么要商榷。再后来开十六大了，江泽民同志报告里有一句话，“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可见思想障碍确实存在。好在现在中央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明确讲要扭转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这令人振奋。
从反思改革，到开放改革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这些后代，穿中山装、穿西装，重演一遍穿长袍马褂的人演过的剧本，但是中国不能够出现第二次失败了。
今天要讲思想解放，它的逻辑起点先要从反思改革开始，然后开放改革，让更大多数的人进入改革，成为改革新的动力。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几次做排头兵。清代两场改革，戊戌变法以及——打断戊戌变法(当然它本身也失败了)的义和团之后的——清末新政，义和团两端，一个是戊戌变法，一个是清末新政，很多人是在广东出现的。回到我们的历史话语当中，如果把今天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打一个闷包，说是同一场改革，那真是无视、不尊重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把戊戌变法、义和团到清末新政打成一个闷包，说成是一个改革贯穿始终一样，是荒谬的，没有一个历史学者会接受这样的说法，也没有一个历史的过来人会接受这样的说法。
到了清末新政的时候，出现了马克思说的一个历史的讽刺：“刽子手往往是遗嘱的执行者”。我们过去读历史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亲历了类似事件时，才知道马克思这句话的深刻。我又想起1909年前后，清末新政出现的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的，1909年前后，清末宫廷给出了民主改革的时间表，那个时候给的时间表，第一次是12年，我们开议会，后经请愿后缩成9年，再请愿就是6年了。给出这个时间表的同时，1909年，出现皇族内阁，也就是皇家后裔大规模地进入新设立的内阁。正是皇族内阁，自掘满清的坟墓。大部分汉族精英分子认为，改革到最后，还是为了维护一小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大家离心离德。1909年推出皇族内阁，那个时候在社会进步的时间表上也给了一个仿行宪政、开国会的时限，6年。6年，快得不得了了。但1909年推皇族内阁，使得一个负面事件终于压倒了一个正面事件，1911年辛亥革命一发生，15个省半个月内宣布独立。辛亥革命为什么这么快把满清打倒？不是武昌起义，最早的镢头是1909年的皇族内阁。
我们不希望联想历史，但是历史逼着我们想。我们说中国是多灾多难，又觉得中国实在是受历史老人的厚待，今天历史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我们这些后代，穿中山装、穿西装，重演一遍穿长袍马褂的人演过的剧本。历史给中国第二次机会，但是中国不能够出现第二次失败了。
如何解放思想？
当务之急是突破“鸟笼思想”
□郑炎潮(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从1957年到现在，思想解放提了很多次，但往往陷入怪圈。必须创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大气候，中国才能吸收世界先进文化。
思想解放需要一个宽容、宽松、宽厚的大环境。2004年，即任仲夷去世前一年，任老和我单独谈了近四个小时。
我问他，目前改革最关键的突破口在哪？他回答：是思想大解放。没有思想大解放，改革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接着我就问他，阻碍思想大解放的难题有哪些？他告诉我，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不存在了，但拿西化、自由化、私有化这些大帽子扣人还有市场，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天和今后都不可能真正解放思想。任老的话值得深思。必须创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大气候，中国才会出现思想大家、理论大家，才能吸收世界先进的思想理论，来创造中国的伟大思想、理论，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崛起。在这个前提下，思想解放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需要总结六十年来思想解放的经验教训。思想解放不是今天才提，从1957年到现在，思想解放提了很多次，但往往陷入怪圈之中。1957年号召解放思想，大鸣大放。“文革”初期也是小字报、大字报，但这次所谓思想解放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改革初期要解放思想，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很快又是所谓“清污”。
到底什么原因使思想解放往往半途而废呢？今天怎么走出这个怪圈？老同志都很清楚，当年提过“鸟笼经济”，你放开市场可以，但是不能超越计划。这次思想解放，会不会转向“鸟笼思想”呢？解放思想可以，但不能超越某些框框。
第二，思想解放要从突破所有制结构理论入手。1981年，我就主张“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但当时理论界一致反对，我就只好用八分钱邮票，把这篇论文寄给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不到五天，任老来电话，约我谈了三个多小时，肯定了我的研究成果。后来，私营经济这个理念就是广东首先承认，然后逐渐推广到全国的。我2004年跟任老谈起这件事，我们都很感慨，如果没有当年的决策者顶着风险，就不可能有今天私营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现在仍然面临着思想大解放的问题。2007年中国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非公经济事实上成为主体，而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宪法仍规定公有制为主体。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难题，为什么国营企业改革现在还是步履艰难？为什么很多垄断行业不允许非公经济进入？为什么很多民营企业贷款和上市遇到极大阻力？为什么我们在做强、做大民营经济时不敢大刀阔斧？为什么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敢迈开更大步伐？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理论束缚，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
第三，今后三十年或五十年，改革任务更艰难。前三十年主要以经济理论的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的创新为主线，这使我们摆脱了贫穷。这当然很重要，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离开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
今后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理论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而是综合性的思想解放和系统性的理论创新，要转向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甚至价值观的全面创新，形成一个综合改革的理论体系。
但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过去三十年以财富的增长为主，我们以财富为标准衡量中国的发展。现在我们要用人的发展来衡量社会的发展，也就是用自由和普遍幸福做标准来看待发展，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向。
解放思想的主语和宾语到底是什么？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价值观没有普世的；我不觉得往一个普世价值观解放思想是一条可行的路。
思想解放好像是一个动词，它的主语和宾语其实都不清楚。比如说，谁解放思想？谁需要思想解放？再有，要解放什么思想呢？
哪些领域是要解放思想？朝哪一个方向解放思想？都不太清楚。
在我看来，思想解放并没有一个定向的东西。我不太同意我们要朝着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观走的说法。价值观没有普世的；它判断的标准，不在于每一个社会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某些东西。你问他喜欢不喜欢民主、自由、平等，就好比问他喜欢不喜欢吃肉、吃鱼、吃菜，没有价值；应该让他们排序，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价值观的区分，并不在于内涵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而是在于成分是怎么组成的。如果只能选一个、两个、三个的话，你可以发现排序是非常不同的。
如果说排序是重要的话，全世界真的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不光全世界不存在，每一个社会里各个阶层也不存在一个普世的
价值观。俄罗斯曾经想搞美国式民主，好像是普世价值观，但显然没成功，到普京开始往回走了。向普世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其说开放一个新空间，没准是走进一个死胡同。
解放思想，应该是全方位的，不是单向的。比如说，所有制改革，我们现在解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是公有制就一定好；但是我们恐怕还要进一步解放，要解放到不是所有的私有都是好的。再比如说资源配置的机制，我们已经解放到这样一个地步——全面的计划经济不可行、低效，但是也不能解放到市场就是万能的。
实际上，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有一些计划的。像铁路网、公路网、信息网等，不仅仅是靠市场的供求来调节，很大程度上是有一系列的监管规矩。金融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美国次贷危机，就有人写评论，讨论为什么经济需要监管。而社会领域需要监管的更多，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人接近十万，我们安全生产问题也很大，如果这个领域不监管，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还有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等。
我认为今天影响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很多问题，都是我们的监管体制不到位的问题，而不是监管崇拜的问题。比如说假冒伪劣，很大程度上是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劳资关系，也是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当然还有工会，是作为大不大的问题。这些都是解放思想的宾语。
解放思想的主语是什么呢？在当前的中国，中国广大百姓、劳动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解放思想，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哪些问题，它们与精英的关切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别，解放思想到底是为谁解放思想，你觉得你知道、猜得到他们要什么，但是他们真的是要这些东西吗？我觉得解放思想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让所有人都加入这个过程，如果大多数人、很多人不关心、冷淡，这本身跟我们自己要推动的所谓解放思想，可能就是有关系的。
思想解放绕不开政治改革这个坎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
中国的思想解放，经济领域没有太大障碍，讨论什么都可以。障碍是在政治领域。所以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是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搞政治改革？为什么要民主？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要把经济搞上去，三十年的时间足矣。“二战”时的欧洲，打得一塌糊涂；战后西方的重建，从1945年到1970年代，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东南亚“四小龙”的崛起，也就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时间把经济搞上去，我认为这是容易的，只要政府不管得过死，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干预经济，经济就一定能搞上去。
但经济搞上去不等于发展可持续。把经济搞上去，不需要民主。在强政府体制下，政府适当集权，可能更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但发展要持续，没有民主就万万不能了。去年谈“大国崛起”，大家有一点是比较有共识的。那么多大国崛起的路径可以很多，通过战争、掠夺、商业贸易、科技等等都可以，但是我们看剩下来的崛起国家，只有政治改革过关的国家，崛起了还站得住；那些政治改革不过关的国家，崛起之后又趴下去了。这不需要证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只是有些人看不清楚。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是两场改革。以戊戌变法为界，此前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到甲午战败，国人才意识到，真正的强国要靠民主、法治、宪政、人权。但刚开始包括慈禧都不相信，就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的结论也是这样，所以才搞政治改革。即便清王朝那些最顽固的保守势力，最后都认可这点：搞政治改革才有出路。
改革应该包括四个层面才是完整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需要民主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后面三个层面的改革，没有民主就行不通了。
政治必须改革。但能不能成功，关键就取决于改革时机。我们设想一下戊戌变法，如果慈禧太后当机立断，中国很可能搞成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当时包括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都支持君主立宪。但是她不搞，把责任留给了一个小孩和一个没有主见、没有能力的太后，清朝当然就要垮掉。历史经验证明，政治改革一定要在执政者有能力、有资源、有权威的时候搞，否则就会错过大好时机，这才是主要危险所在。
第二，政治改革要突破哪些思想误区？
政治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既得利益格局，其次就是思想不解放。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乱，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有这个担心。我觉得，这是错误地总结了历史。很简单，民主是有利于稳定的，除非是在不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搞民主，关键只在于什么时机和什么条件下搞民主。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大家都把它当反面例子，很少从正面总结印度。印度本来就容易动乱，但1947年独立以后，十几届政府都是和平过渡。印度如果不搞民主会是什么状况？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人口资源矛盾，它哪一样都不比今天那些动乱国家少而只会更多，也更尖锐。可想而知，印度如果没有民主，就是灾难，就会比现在很多动乱国家更糟。但是因为民主，印度不管有多么大的问题，政治一直很稳定。而我们很少看到这一点。再一个例子是韩国。韩国在威权政治时期，学生抗议、政变、谋杀，可以说层出不穷。但民主化之后，韩国政治马上就稳定了。即便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老百姓反而把自己的金手镯都拿出来支援国家，使韩国很快从金融危机中得到恢复。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啊！我们过去总认为民主会搞成动乱，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新一轮的政治改革，总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宪政。什么是宪政呢？法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我们的宪法里都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能讲宪政，非要把宪政搞成一个敏感词不可？至于把宪政当作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工具，这就更是对法律的无知了。
最后提一个建议。广东搞思想解放，是不是考虑把深圳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来建设？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包括财政、公共预算和选举等制度创新的实验，以垂范全国。
解放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自由”，什么是社会主义自由？就是全体公民都享有自由。
解放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多个层面理解。
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重新认识，要从以生产和交换为中心，转到以消费和分配为中心，特别是在发达地区。要从公有制主体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主体是数量概念；主导是力量概念。应该从公有制主体转向公有制主导，才能既发挥公有制的作用，又不至于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从以私有产权逻辑设计的国企改革思路中解放出来，按照公共财政逻辑重新设计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国企首要性质是公共性，公共服务是其首要目标；国企自负盈亏极其荒谬，谁投资谁受益，国企是全国人民投资，应该是全国人民受益。不能全国人民投资少数人受益，否则就会生生培养出一个垄断利益集团。要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建设财政观念当中解放出来，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公共财政理念。
以上都很重要，都是解放思想的题中之义。但解放思想应该有核心目标；所有具体内容服务于核心目标，围绕着核心目标展开。
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价值体系，解放思想就要确立普世价值。这就要求——第一，要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解放思想。
三十年前不可能直截了当谈价值问题，当时面对着最基本的愚昧——“两个凡是”，所以首先要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解决问题，就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之后，一些新的价值观才能逐渐浮到台面上，逐渐在社会上传播。现在提出以人为本，我认为就是要做一个大的综合，做一个系统的价值观方面的思想解放。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需要价值观的转变。如果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结果就不会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别的东西为本。所以价值观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第二，解放思想要推进社会主义自由，自由先于民主。
以人为本是向善的，不是向恶的；善的终极目标就是普遍幸福、普遍自由。讲普遍幸福，意义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剥各种假社会主义的画皮。你说国企多么社会主义，我拿普遍幸福的尺子一量，结果是少数人得利、多数人遭罪，那对不起，你就是假社会主义。还有就是普遍自由的问题。要实现普遍幸福，不光是吃穿住，还要自由，因为人不是猪。自由是幸福的一个源泉，要普遍幸福就需要普遍自由。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堂而皇之谈民主，但是谈自由却仍然相当困难，一说自由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是谁？就是少数富人——按照传统观点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少数富人的自由化，凡不是富人，就不能自由。而我们现在要的是另一种自由，即社会主义自由。什么是社会主义自由？就是全体公民都享有的自由。我们当年搞革命，就是为了得解放，解放就是从束缚中、压制中解放出来。解放到哪里去？不是解放到笼子里，而是解放到自由的天地里。人民的自由是十七大报告中的一章，我们就是要搞人民的自由。
我觉得应该主要从自由入手，不是一上来就直截了当地解决民主问题。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是实行民主的人？三十年改革，我们的成功经验在哪里？经济改革不是经济民主，是经济自由。经济领域不能搞民主，不能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我们需要从经济自由进一步拓展到政治自由、新闻自由、科学研究自由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自由，我们要在这些自由的问题上好好想一想，有哪些束缚人民自由的东西，尽可能地把它拿掉，让人民尽可能地多享有自由。我们现在的经济自由在退缩，垄断在扩大。高校不搞课题就没钱，不搞课题你的教授就别当了，这根本就是对科研自由的扼杀，诸如此类的问题很严重。所以推进社会主义自由，应当是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切入点，是一个系统工程。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在公民中传播自由理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我问他，目前改革最关键的突破口在哪？他回答：是思想大解放。没有思想大解放，改革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接着我就问他，阻碍思想大解放的难题有哪些？他告诉我，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不存在了，但拿西化、自由化、私有化这些大帽子扣人还有市场，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天和今后都不可能真正解放思想。任老的话值得深思。必须创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大气候，中国才会出现思想大家、理论大家，才能吸收世界先进的思想理论，来创造中国的伟大思想、理论，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崛起。在这个前提下，思想解放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需要总结六十年来思想解放的经验教训。思想解放不是今天才提，从1957年到现在，思想解放提了很多次，但往往陷入怪圈之中。1957年号召解放思想，大鸣大放。“文革”初期也是小字报、大字报，但这次所谓思想解放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改革初期要解放思想，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很快又是所谓“清污”。
到底什么原因使思想解放往往半途而废呢？今天怎么走出这个怪圈？老同志都很清楚，当年提过“鸟笼经济”，你放开市场可以，但是不能超越计划。这次思想解放，会不会转向“鸟笼思想”呢？解放思想可以，但不能超越某些框框。
第二，思想解放要从突破所有制结构理论入手。1981年，我就主张“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但当时理论界一致反对，我就只好用八分钱邮票，把这篇论文寄给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不到五天，任老来电话，约我谈了三个多小时，肯定了我的研究成果。后来，私营经济这个理念就是广东首先承认，然后逐渐推广到全国的。我2004年跟任老谈起这件事，我们都很感慨，如果没有当年的决策者顶着风险，就不可能有今天私营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现在仍然面临着思想大解放的问题。2007年中国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非公经济事实上成为主体，而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宪法仍规定公有制为主体。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难题，为什么国营企业改革现在还是步履艰难？为什么很多垄断行业不允许非公经济进入？为什么很多民营企业贷款和上市遇到极大阻力？为什么我们在做强、做大民营经济时不敢大刀阔斧？为什么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敢迈开更大步伐？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理论束缚，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
第三，今后三十年或五十年，改革任务更艰难。前三十年主要以经济理论的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的创新为主线，这使我们摆脱了贫穷。这当然很重要，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离开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
今后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理论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而是综合性的思想解放和系统性的理论创新，要转向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甚至价值观的全面创新，形成一个综合改革的理论体系。
但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过去三十年以财富的增长为主，我们以财富为标准衡量中国的发展。现在我们要用人的发展来衡量社会的发展，也就是用自由和普遍幸福做标准来看待发展，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向。
解放思想的主语和宾语到底是什么？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价值观没有普世的；我不觉得往一个普世价值观解放思想是一条可行的路。
思想解放好像是一个动词，它的主语和宾语其实都不清楚。比如说，谁解放思想？谁需要思想解放？再有，要解放什么思想呢？
哪些领域是要解放思想？朝哪一个方向解放思想？都不太清楚。
在我看来，思想解放并没有一个定向的东西。我不太同意我们要朝着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观走的说法。价值观没有普世的；它判断的标准，不在于每一个社会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某些东西。你问他喜欢不喜欢民主、自由、平等，就好比问他喜欢不喜欢吃肉、吃鱼、吃菜，没有价值；应该让他们排序，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价值观的区分，并不在于内涵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而是在于成分是怎么组成的。如果只能选一个、两个、三个的话，你可以发现排序是非常不同的。
如果说排序是重要的话，全世界真的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不光全世界不存在，每一个社会里各个阶层也不存在一个普世的
价值观。俄罗斯曾经想搞美国式民主，好像是普世价值观，但显然没成功，到普京开始往回走了。向普世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其说开放一个新空间，没准是走进一个死胡同。
解放思想，应该是全方位的，不是单向的。比如说，所有制改革，我们现在解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是公有制就一定好；但是我们恐怕还要进一步解放，要解放到不是所有的私有都是好的。再比如说资源配置的机制，我们已经解放到这样一个地步——全面的计划经济不可行、低效，但是也不能解放到市场就是万能的。
实际上，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有一些计划的。像铁路网、公路网、信息网等，不仅仅是靠市场的供求来调节，很大程度上是有一系列的监管规矩。金融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美国次贷危机，就有人写评论，讨论为什么经济需要监管。而社会领域需要监管的更多，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人接近十万，我们安全生产问题也很大，如果这个领域不监管，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还有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等。
我认为今天影响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很多问题，都是我们的监管体制不到位的问题，而不是监管崇拜的问题。比如说假冒伪劣，很大程度上是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劳资关系，也是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当然还有工会，是作为大不大的问题。这些都是解放思想的宾语。
解放思想的主语是什么呢？在当前的中国，中国广大百姓、劳动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解放思想，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哪些问题，它们与精英的关切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别，解放思想到底是为谁解放思想，你觉得你知道、猜得到他们要什么，但是他们真的是要这些东西吗？我觉得解放思想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让所有人都加入这个过程，如果大多数人、很多人不关心、冷淡，这本身跟我们自己要推动的所谓解放思想，可能就是有关系的。
思想解放绕不开政治改革这个坎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
中国的思想解放，经济领域没有太大障碍，讨论什么都可以。障碍是在政治领域。所以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是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搞政治改革？为什么要民主？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要把经济搞上去，三十年的时间足矣。“二战”时的欧洲，打得一塌糊涂；战后西方的重建，从1945年到1970年代，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东南亚“四小龙”的崛起，也就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时间把经济搞上去，我认为这是容易的，只要政府不管得过死，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干预经济，经济就一定能搞上去。
但经济搞上去不等于发展可持续。把经济搞上去，不需要民主。在强政府体制下，政府适当集权，可能更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但发展要持续，没有民主就万万不能了。去年谈“大国崛起”，大家有一点是比较有共识的。那么多大国崛起的路径可以很多，通过战争、掠夺、商业贸易、科技等等都可以，但是我们看剩下来的崛起国家，只有政治改革过关的国家，崛起了还站得住；那些政治改革不过关的国家，崛起之后又趴下去了。这不需要证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只是有些人看不清楚。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是两场改革。以戊戌变法为界，此前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到甲午战败，国人才意识到，真正的强国要靠民主、法治、宪政、人权。但刚开始包括慈禧都不相信，就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的结论也是这样，所以才搞政治改革。即便清王朝那些最顽固的保守势力，最后都认可这点：搞政治改革才有出路。
改革应该包括四个层面才是完整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需要民主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后面三个层面的改革，没有民主就行不通了。
政治必须改革。但能不能成功，关键就取决于改革时机。我们设想一下戊戌变法，如果慈禧太后当机立断，中国很可能搞成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当时包括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都支持君主立宪。但是她不搞，把责任留给了一个小孩和一个没有主见、没有能力的太后，清朝当然就要垮掉。历史经验证明，政治改革一定要在执政者有能力、有资源、有权威的时候搞，否则就会错过大好时机，这才是主要危险所在。
第二，政治改革要突破哪些思想误区？
政治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既得利益格局，其次就是思想不解放。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乱，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有这个担心。我觉得，这是错误地总结了历史。很简单，民主是有利于稳定的，除非是在不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搞民主，关键只在于什么时机和什么条件下搞民主。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大家都把它当反面例子，很少从正面总结印度。印度本来就容易动乱，但1947年独立以后，十几届政府都是和平过渡。印度如果不搞民主会是什么状况？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人口资源矛盾，它哪一样都不比今天那些动乱国家少而只会更多，也更尖锐。可想而知，印度如果没有民主，就是灾难，就会比现在很多动乱国家更糟。但是因为民主，印度不管有多么大的问题，政治一直很稳定。而我们很少看到这一点。再一个例子是韩国。韩国在威权政治时期，学生抗议、政变、谋杀，可以说层出不穷。但民主化之后，韩国政治马上就稳定了。即便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老百姓反而把自己的金手镯都拿出来支援国家，使韩国很快从金融危机中得到恢复。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啊！我们过去总认为民主会搞成动乱，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新一轮的政治改革，总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宪政。什么是宪政呢？法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我们的宪法里都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能讲宪政，非要把宪政搞成一个敏感词不可？至于把宪政当作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工具，这就更是对法律的无知了。
最后提一个建议。广东搞思想解放，是不是考虑把深圳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来建设？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包括财政、公共预算和选举等制度创新的实验，以垂范全国。
解放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自由”，什么是社会主义自由？就是全体公民都享有自由。
解放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多个层面理解。
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重新认识，要从以生产和交换为中心，转到以消费和分配为中心，特别是在发达地区。要从公有制主体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主体是数量概念；主导是力量概念。应该从公有制主体转向公有制主导，才能既发挥公有制的作用，又不至于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从以私有产权逻辑设计的国企改革思路中解放出来，按照公共财政逻辑重新设计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国企首要性质是公共性，公共服务是其首要目标；国企自负盈亏极其荒谬，谁投资谁受益，国企是全国人民投资，应该是全国人民受益。不能全国人民投资少数人受益，否则就会生生培养出一个垄断利益集团。要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建设财政观念当中解放出来，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公共财政理念。
以上都很重要，都是解放思想的题中之义。但解放思想应该有核心目标；所有具体内容服务于核心目标，围绕着核心目标展开。
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价值体系，解放思想就要确立普世价值。这就要求——第一，要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解放思想。
三十年前不可能直截了当谈价值问题，当时面对着最基本的愚昧——“两个凡是”，所以首先要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解决问题，就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之后，一些新的价值观才能逐渐浮到台面上，逐渐在社会上传播。现在提出以人为本，我认为就是要做一个大的综合，做一个系统的价值观方面的思想解放。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需要价值观的转变。如果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结果就不会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别的东西为本。所以价值观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第二，解放思想要推进社会主义自由，自由先于民主。
以人为本是向善的，不是向恶的；善的终极目标就是普遍幸福、普遍自由。讲普遍幸福，意义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剥各种假社会主义的画皮。你说国企多么社会主义，我拿普遍幸福的尺子一量，结果是少数人得利、多数人遭罪，那对不起，你就是假社会主义。还有就是普遍自由的问题。要实现普遍幸福，不光是吃穿住，还要自由，因为人不是猪。自由是幸福的一个源泉，要普遍幸福就需要普遍自由。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堂而皇之谈民主，但是谈自由却仍然相当困难，一说自由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是谁？就是少数富人——按照传统观点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少数富人的自由化，凡不是富人，就不能自由。而我们现在要的是另一种自由，即社会主义自由。什么是社会主义自由？就是全体公民都享有的自由。我们当年搞革命，就是为了得解放，解放就是从束缚中、压制中解放出来。解放到哪里去？不是解放到笼子里，而是解放到自由的天地里。人民的自由是十七大报告中的一章，我们就是要搞人民的自由。
我觉得应该主要从自由入手，不是一上来就直截了当地解决民主问题。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是实行民主的人？三十年改革，我们的成功经验在哪里？经济改革不是经济民主，是经济自由。经济领域不能搞民主，不能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我们需要从经济自由进一步拓展到政治自由、新闻自由、科学研究自由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自由，我们要在这些自由的问题上好好想一想，有哪些束缚人民自由的东西，尽可能地把它拿掉，让人民尽可能地多享有自由。我们现在的经济自由在退缩，垄断在扩大。高校不搞课题就没钱，不搞课题你的教授就别当了，这根本就是对科研自由的扼杀，诸如此类的问题很严重。所以推进社会主义自由，应当是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切入点，是一个系统工程。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在公民中传播自由理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解放什么思想？
解放思想难在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民主政治需要政治家的专业化和政治家之间的竞争，要摆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清晰划分公私界限。
到底哪些方面需要解放思想？我想从三个方面展开，一个是经济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一个是公共领域方面。
经济方面的思想解放，现在关键不是产品的市场化，而是要素的市场化。不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还不是最重要的。市场化改革固然不彻底，但我不认为市场化趋势会倒退，因为倒退回去，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利益伤害太大，大多数人不会同意，所以我不担心。
思想解放的难点在哪里？我觉得第一难在政治领域。什么是政治？如果政治就是为人民造福，那么能不能把政治看成是公共品市场？进而，公共品市场需不需要竞争？我认为，民主政治固然离不开公众参与，但政治家的专业化和政治家之间的竞争，通过这种竞争提升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恐怕同样重要。
第二难在公共领域。这几年财政收入增加之后，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一方面是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结构性的或者是局部的公共品供给，出现了过度化。我的家乡，连村里的清洁工都是县财政发工资，而这在中国古代完全属于社区的自治事务。而且村里都搞小广场，非常漂亮。我觉得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就过度了。财政收入增加以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公共部门在扩大，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浪费很多。讲民主政治，恐怕要摆正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清晰地划分公共跟私人的边界，而不是公共部门越大越好，公共品越多越好。
思想解放的着眼点——改革“改革者”
□周为民(《学习时报》总编辑)
中国处于改革的半途，渡河未济。前半程以兴利为主，现在要以除弊为主。目前最大战略风险，不是回到旧体制，而是突破不了目前这样的状态，建立不了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思想解放的根本任务，我以为，就是要从国家垄断一切、管制一切、控制一切的旧传统中解放出来。
中国时下的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兴利，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实现百废俱兴。但是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在第二阶段的除弊，就是要除照搬苏联模式以及植根于我们几千年传统的这样一种管制的、垄断的、集中控制的方式的弊。“兴利易除弊难”，当改革进入这个阶段后，一切的困难都产生了。
一个问题是改革自身的不足。渐进改革的本意是分散风险、降低成本，但由于旧势力、旧的意识形态，改革往往是采取了妥协和迂回的方式，这些妥协和迂回使得体制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失衡和变形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由于中国人非常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往往把市场逻辑简单化。结果是，市场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架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对市场经济最具实质意义的要素市场，发育不仅滞后了，而且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旧体制下那样一种行政权力的控制方式依然掌控着市场。改革过程中的腐败、寻租、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都是由此而来的，导致民众利益受损。
在转轨时期所形成的并且越来越凝固化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阻力。而另一方面，很多脱离甚至是背离市场经济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的一些改革方式、改革措施使许多民众利益受损，使得他们对改革心生怨恨。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基本状况，而这个状况，显然不能够有效支撑科学发展。
所谓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的问题是要落实在体制上，是要有良好的经济体制作为支撑。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矛盾、很多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都是极其复杂的，而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要素市场上，集中体现在市场机制不在要素市场上起作用。起作用或者说相当大程度上起作用的，仍是旧体制的那种行政权力的控制形式。
我们处在改革半途上，渡河未济。目前面临的最大战略风险，不是倒退回旧体制、文化大革命，或者回到大跃进的时代，这些可能性都很小，而是不能突破现状，不能够真正达成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一个目标，只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摇摆、反复。
另外一种可能的危险，就是改革引起革命。实际上从中国到外国，很多革命都不是说没有改革然后爆发的，恰恰是在进行了改革之后，由于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突出起来，之后最终导致了革命。
今天我们说解放思想，目的就是要突破目前这样一种体制状态，能够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的逻辑，把改革开放继续推进下去，然后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基础。所谓转变增长方式，所谓科学发展，关键靠什么？靠政府改革。
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着眼点，要在政府改革这个方面落实，而政府改革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就是要树立一个意识，也就是“改革‘改革者’”。
改革需要理论上的宏大构建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
科学发展就是还账。中国要从粗放发展走到科学发展，从欠账发展走到还账发展。要还的账是：经济发展之外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物质器物的现代化之上的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思想解放在今天可以有三种处境。
第一种，我把它称为“过去衡量”式。在我的分析里，这属于左翼的选择。左翼的选择有对社会公平的高度关注，但是这种选择，我认为在中国可能潜藏着某种危机，那就是回到“文革”，而且是以一种思想解放的面目和方式回去的。
第二种路向，是“规范模式”式，也可以称为一种右翼的选择。不谈中国现实的国情，不谈中国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西方现代性传统以及中国传统三种理念中如何挣扎的现实处境，只谈西方现代民主已经走过来了，我们学它就行了，我们拿来主义就行了。
第三种是“当下衡量”式的。现在改革最顽强的阻力，并不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利益集团。由于利益集团怕改革动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谁发动改革来动我的这一块奶酪，我都不会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解放只能以权宜措施，在满足他们的权利、利益的情况下，推动改革。
这次思想解放遭遇到以上三种处境，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对思想解放的理想期待与现实对接的理想状态呢？不是理想主义的状态，而是我们既期待又可落实这个意义上的理想状态？我认为，是有的。
第一，走出宏大话语缺失的困境。这次思想解放，不是凌空蹈虚改革怎么办，而是改革走到今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了，需要对改革有一个愿景设计，不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规划。但实际上，知识界的宏大话语并没有建构起来，对思想解放和改革设计，有一个宏大话语走空的问题。我们宏大话语的设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恰恰需要整体筹划。当年英国改革走到关键时期，在十七、十八世纪，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约翰的《政府论》。美国当年也是如此。开国领导尤其是联邦党人，对美国整体的愿景勾画，是美国能够从殖民地解脱出来、成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基础。而今天，在中国发展的拐点上，我们缺乏这样理论上的宏大建构，我们的学者，既在勇气上准备不足，又在知识上准备不足。我们把思想解放仅仅当作一种口号处理，把十七大报告仅仅当做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因而在整体上应该怎么办，所谓宏大话语，应当说是缺席的。
第二个，要走出微观话语的琐碎。说到底，今天中国在运行制度上，并不是解决某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国家问题。最近几年来，我们知识界方案设计上有琐碎化取向，譬如特别愿意设计一些治道民主，从乡村民主到城市维权民主，再到政府的预算民主，再到政治制度的协商民主，再到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我们的治道民主选项非常多。而对于中国最紧要的基本制度安排来说，我们必须告别微观话语的琐碎，以应对中国政体选择的现实需要。
我认为，中国要从粗放发展走到科学发展，从欠账发展走到还账发展。经济发展之外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在中国是缺席的，这是一种欠账；第二种欠账，就是物质器物的现代化已经到一定阶段，但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还很遥远。这两重欠债、四个界面，中国的知识界应当搞清楚，知识界必须有勇气，真正以大智慧应对，真正落定到现实进行设计、提供谋划、提供对策，以满足执政党的政策需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目前可供选择的改革平台上，知识界必须放下自己的知识偏执和价值偏好，把目光投向今天中国宏观和微观的共同需要，谋划一个真正解除我们忧患的方略，使改革的进程不被耽误。
建立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
□吴思(《炎黄春秋》执行主编)
已近小康的中国亟需一个更高层次的承诺，这个承诺就是公民权利。
我想说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历史。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历史，现在我们走到哪里了。另外想说现实，怎么思想解放，建立一个什么东西。
从中共党史来说，一开始是要争取民主、新民主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再强大一点了，顺着路走到了“文革”；走不通了改成要“四化”：现在“四化”基本实现了，顺着党史下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新的承诺，一个更高一级的承诺。
从共运史来看，共产党宣言提出建立共产主义，解决资产阶级这一个问题，至今还未成功。《共产党宣言》提出建立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尽管通过社会主义还没走到这儿，但我们依然坚持这个目标，只是途径可能要改。
从中国历史来看，我们官和民的关系，仁义礼法制度，官和民之间的权力结构，权力内容在调整，调整到现在，再下一步怎么调，也是有不同的情景。
现实就是核心价值观的树立，意识形态的重建，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思想解放的问题。在最虚的层面上思想是需要解放的，以前我们的意识形态就不用说了，新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们新提出来的，比如说“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都是进步。但是都有问题没法涵盖。怎么样让问题减少、跟世界主流接轨？怎么核心突出？我觉得，就是要把“以人为本”这个表达方式变成“以公民权利为本”，建立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
这样，首先可以跟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一系列的主流观念接轨。什么是人权？就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什么是自由？就是在你的权利的范围内，你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结束当代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走到这儿，谁都不知道你是谁，谁都闹不清楚你这个民族的定位、你社会的定位，这样一个恐惧、模糊的状态。
第二，可以接通《共产党宣言》的承诺，接续共产党的历史，那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发展的条件和前提。虽然我们一路走过来磕磕绊绊，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变，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有条件就要开始给公民权利。这样做，就是总结了国际共运的经验，也吸收了近现代人类文明的成果。
第三，我们还能在这个意义上接通中国儒家仁义礼智的传统。这个礼，我认为中国人翻译英文不准确，同中国历史的表达方式、中国儒家表达方式接轨的那个词是“份”——应当，应份，我守本份你不能过份，是权利义务的一个统称。《资治通鉴》中说，“礼莫大于份、份莫大于民”，把礼看成是一个份的结构，或者是权利义务结构。我们从过去的君权社会已经走到现在，今天的份已经变成了公民之份。儒家对于份的正当性，对于本份、安份守己这个份的正当性，天理良心等等，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证，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移过来。于是，公民权利也可以接续中国礼义、仁义的传统。
第四，公民权利可以从根本上、从深层次上解决国内的矛盾。首先是官和民的矛盾，比如说维权运动、上访、腐败的无法遏制，比如说讨要工资、工会等等，公民权利是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矛盾的一个途径。
第五，我们现在基本建成了“四化”、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应该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承诺，这个承诺应该对更普遍的广大人民有吸引力，就是公民权利。
超越小康的这个标准，在中国历史上提出的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公民的公，那一会儿人们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用，相应的福利制度建立起来，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选贤与能，可以投他一票，这就不是天下为家，不是家天下，也不是别的什么天下，而是公民天下。
以上说的这些，就是在虚的层面上、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顺应大势、顺应民心作相应调整。这个东西提出来，让人们有信心，党可以变得更加自信，党没有自己的独特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但是具体的走法是怎样呢？别太猛、悠着点，一步步来，不要闹得这个社会整体秩序受到影响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具体操作可以碎步前进，试点前进，一步步来。比如说司法，司法怎么摆脱行政的约束，相对地独立于行政；再来是基层选举，是不是可以开个日程表，先从乡镇或者到县一级。再来，就是落实党内差额选举。然后，给传媒更大的空间、扶植民间的工会组织等等。
但是，应该有一个日程表。这样就可以让全国人民团结在一个新的目标之下，在一个新的旗帜之下，同心同德，建立一个新的公民权利社会！
解放思想难在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民主政治需要政治家的专业化和政治家之间的竞争，要摆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清晰划分公私界限。
到底哪些方面需要解放思想？我想从三个方面展开，一个是经济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一个是公共领域方面。
经济方面的思想解放，现在关键不是产品的市场化，而是要素的市场化。不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还不是最重要的。市场化改革固然不彻底，但我不认为市场化趋势会倒退，因为倒退回去，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利益伤害太大，大多数人不会同意，所以我不担心。
思想解放的难点在哪里？我觉得第一难在政治领域。什么是政治？如果政治就是为人民造福，那么能不能把政治看成是公共品市场？进而，公共品市场需不需要竞争？我认为，民主政治固然离不开公众参与，但政治家的专业化和政治家之间的竞争，通过这种竞争提升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恐怕同样重要。
第二难在公共领域。这几年财政收入增加之后，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一方面是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结构性的或者是局部的公共品供给，出现了过度化。我的家乡，连村里的清洁工都是县财政发工资，而这在中国古代完全属于社区的自治事务。而且村里都搞小广场，非常漂亮。我觉得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就过度了。财政收入增加以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公共部门在扩大，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浪费很多。讲民主政治，恐怕要摆正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清晰地划分公共跟私人的边界，而不是公共部门越大越好，公共品越多越好。
思想解放的着眼点——改革“改革者”
□周为民(《学习时报》总编辑)
中国处于改革的半途，渡河未济。前半程以兴利为主，现在要以除弊为主。目前最大战略风险，不是回到旧体制，而是突破不了目前这样的状态，建立不了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思想解放的根本任务，我以为，就是要从国家垄断一切、管制一切、控制一切的旧传统中解放出来。
中国时下的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兴利，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实现百废俱兴。但是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在第二阶段的除弊，就是要除照搬苏联模式以及植根于我们几千年传统的这样一种管制的、垄断的、集中控制的方式的弊。“兴利易除弊难”，当改革进入这个阶段后，一切的困难都产生了。
一个问题是改革自身的不足。渐进改革的本意是分散风险、降低成本，但由于旧势力、旧的意识形态，改革往往是采取了妥协和迂回的方式，这些妥协和迂回使得体制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失衡和变形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由于中国人非常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往往把市场逻辑简单化。结果是，市场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架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对市场经济最具实质意义的要素市场，发育不仅滞后了，而且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旧体制下那样一种行政权力的控制方式依然掌控着市场。改革过程中的腐败、寻租、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都是由此而来的，导致民众利益受损。
在转轨时期所形成的并且越来越凝固化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阻力。而另一方面，很多脱离甚至是背离市场经济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的一些改革方式、改革措施使许多民众利益受损，使得他们对改革心生怨恨。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基本状况，而这个状况，显然不能够有效支撑科学发展。
所谓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的问题是要落实在体制上，是要有良好的经济体制作为支撑。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矛盾、很多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都是极其复杂的，而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要素市场上，集中体现在市场机制不在要素市场上起作用。起作用或者说相当大程度上起作用的，仍是旧体制的那种行政权力的控制形式。
我们处在改革半途上，渡河未济。目前面临的最大战略风险，不是倒退回旧体制、文化大革命，或者回到大跃进的时代，这些可能性都很小，而是不能突破现状，不能够真正达成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一个目标，只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摇摆、反复。
另外一种可能的危险，就是改革引起革命。实际上从中国到外国，很多革命都不是说没有改革然后爆发的，恰恰是在进行了改革之后，由于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突出起来，之后最终导致了革命。
今天我们说解放思想，目的就是要突破目前这样一种体制状态，能够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的逻辑，把改革开放继续推进下去，然后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基础。所谓转变增长方式，所谓科学发展，关键靠什么？靠政府改革。
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着眼点，要在政府改革这个方面落实，而政府改革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就是要树立一个意识，也就是“改革‘改革者’”。
改革需要理论上的宏大构建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
科学发展就是还账。中国要从粗放发展走到科学发展，从欠账发展走到还账发展。要还的账是：经济发展之外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物质器物的现代化之上的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思想解放在今天可以有三种处境。
第一种，我把它称为“过去衡量”式。在我的分析里，这属于左翼的选择。左翼的选择有对社会公平的高度关注，但是这种选择，我认为在中国可能潜藏着某种危机，那就是回到“文革”，而且是以一种思想解放的面目和方式回去的。
第二种路向，是“规范模式”式，也可以称为一种右翼的选择。不谈中国现实的国情，不谈中国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西方现代性传统以及中国传统三种理念中如何挣扎的现实处境，只谈西方现代民主已经走过来了，我们学它就行了，我们拿来主义就行了。
第三种是“当下衡量”式的。现在改革最顽强的阻力，并不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利益集团。由于利益集团怕改革动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谁发动改革来动我的这一块奶酪，我都不会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解放只能以权宜措施，在满足他们的权利、利益的情况下，推动改革。
这次思想解放遭遇到以上三种处境，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对思想解放的理想期待与现实对接的理想状态呢？不是理想主义的状态，而是我们既期待又可落实这个意义上的理想状态？我认为，是有的。
第一，走出宏大话语缺失的困境。这次思想解放，不是凌空蹈虚改革怎么办，而是改革走到今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了，需要对改革有一个愿景设计，不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规划。但实际上，知识界的宏大话语并没有建构起来，对思想解放和改革设计，有一个宏大话语走空的问题。我们宏大话语的设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恰恰需要整体筹划。当年英国改革走到关键时期，在十七、十八世纪，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约翰的《政府论》。美国当年也是如此。开国领导尤其是联邦党人，对美国整体的愿景勾画，是美国能够从殖民地解脱出来、成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基础。而今天，在中国发展的拐点上，我们缺乏这样理论上的宏大建构，我们的学者，既在勇气上准备不足，又在知识上准备不足。我们把思想解放仅仅当作一种口号处理，把十七大报告仅仅当做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因而在整体上应该怎么办，所谓宏大话语，应当说是缺席的。
第二个，要走出微观话语的琐碎。说到底，今天中国在运行制度上，并不是解决某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国家问题。最近几年来，我们知识界方案设计上有琐碎化取向，譬如特别愿意设计一些治道民主，从乡村民主到城市维权民主，再到政府的预算民主，再到政治制度的协商民主，再到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我们的治道民主选项非常多。而对于中国最紧要的基本制度安排来说，我们必须告别微观话语的琐碎，以应对中国政体选择的现实需要。
我认为，中国要从粗放发展走到科学发展，从欠账发展走到还账发展。经济发展之外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在中国是缺席的，这是一种欠账；第二种欠账，就是物质器物的现代化已经到一定阶段，但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还很遥远。这两重欠债、四个界面，中国的知识界应当搞清楚，知识界必须有勇气，真正以大智慧应对，真正落定到现实进行设计、提供谋划、提供对策，以满足执政党的政策需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目前可供选择的改革平台上，知识界必须放下自己的知识偏执和价值偏好，把目光投向今天中国宏观和微观的共同需要，谋划一个真正解除我们忧患的方略，使改革的进程不被耽误。
建立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
□吴思(《炎黄春秋》执行主编)
已近小康的中国亟需一个更高层次的承诺，这个承诺就是公民权利。
我想说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历史。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历史，现在我们走到哪里了。另外想说现实，怎么思想解放，建立一个什么东西。
从中共党史来说，一开始是要争取民主、新民主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再强大一点了，顺着路走到了“文革”；走不通了改成要“四化”：现在“四化”基本实现了，顺着党史下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新的承诺，一个更高一级的承诺。
从共运史来看，共产党宣言提出建立共产主义，解决资产阶级这一个问题，至今还未成功。《共产党宣言》提出建立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尽管通过社会主义还没走到这儿，但我们依然坚持这个目标，只是途径可能要改。
从中国历史来看，我们官和民的关系，仁义礼法制度，官和民之间的权力结构，权力内容在调整，调整到现在，再下一步怎么调，也是有不同的情景。
现实就是核心价值观的树立，意识形态的重建，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思想解放的问题。在最虚的层面上思想是需要解放的，以前我们的意识形态就不用说了，新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们新提出来的，比如说“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都是进步。但是都有问题没法涵盖。怎么样让问题减少、跟世界主流接轨？怎么核心突出？我觉得，就是要把“以人为本”这个表达方式变成“以公民权利为本”，建立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
这样，首先可以跟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一系列的主流观念接轨。什么是人权？就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什么是自由？就是在你的权利的范围内，你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结束当代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走到这儿，谁都不知道你是谁，谁都闹不清楚你这个民族的定位、你社会的定位，这样一个恐惧、模糊的状态。
第二，可以接通《共产党宣言》的承诺，接续共产党的历史，那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发展的条件和前提。虽然我们一路走过来磕磕绊绊，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变，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有条件就要开始给公民权利。这样做，就是总结了国际共运的经验，也吸收了近现代人类文明的成果。
第三，我们还能在这个意义上接通中国儒家仁义礼智的传统。这个礼，我认为中国人翻译英文不准确，同中国历史的表达方式、中国儒家表达方式接轨的那个词是“份”——应当，应份，我守本份你不能过份，是权利义务的一个统称。《资治通鉴》中说，“礼莫大于份、份莫大于民”，把礼看成是一个份的结构，或者是权利义务结构。我们从过去的君权社会已经走到现在，今天的份已经变成了公民之份。儒家对于份的正当性，对于本份、安份守己这个份的正当性，天理良心等等，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证，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移过来。于是，公民权利也可以接续中国礼义、仁义的传统。
第四，公民权利可以从根本上、从深层次上解决国内的矛盾。首先是官和民的矛盾，比如说维权运动、上访、腐败的无法遏制，比如说讨要工资、工会等等，公民权利是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矛盾的一个途径。
第五，我们现在基本建成了“四化”、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应该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承诺，这个承诺应该对更普遍的广大人民有吸引力，就是公民权利。
超越小康的这个标准，在中国历史上提出的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公民的公，那一会儿人们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用，相应的福利制度建立起来，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选贤与能，可以投他一票，这就不是天下为家，不是家天下，也不是别的什么天下，而是公民天下。
以上说的这些，就是在虚的层面上、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顺应大势、顺应民心作相应调整。这个东西提出来，让人们有信心，党可以变得更加自信，党没有自己的独特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但是具体的走法是怎样呢？别太猛、悠着点，一步步来，不要闹得这个社会整体秩序受到影响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具体操作可以碎步前进，试点前进，一步步来。比如说司法，司法怎么摆脱行政的约束，相对地独立于行政；再来是基层选举，是不是可以开个日程表，先从乡镇或者到县一级。再来，就是落实党内差额选举。然后，给传媒更大的空间、扶植民间的工会组织等等。
但是，应该有一个日程表。这样就可以让全国人民团结在一个新的目标之下，在一个新的旗帜之下，同心同德，建立一个新的公民权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