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21 00:50:36yuluoke
一本当代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张先痴 著：《格拉古轶事》
溪流出版社，2007
一本当代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吴茂华
生活在专制制度的天空下，耳闻目睹我的熟人友朋中，一生里受过政治迫害、尝过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人不少，至少都有十七八位吧。据我观察，这类历尽沧桑、劫后余生的“份子”们，身心创痛巨深，大都患有后遗症。或愤世或颓唐、或麻木或混沌，甚而跪下为奴向主求荣的亦不乏有人。而真正大彻大悟、灵魂站立不倒的是很少的。人皆是血肉之躯，天生软弱不足深责，因为该戟指声讨的是戕害人心的始作俑者。
前不久认识一位张先痴老先生，白发苍颜，双目瞀茫，说话神情冷峻，态度不卑不亢，言谈举止犹显一股人生苍凉。他说：我是极右份子，十八年重刑劳改犯。我知道，又遇见一个在血水泪水中浸泡过的冤狱还魂者。他送我一本人生自述的书《格拉古轶事》，封面的一帧照片上高墙铁网，黑牢森森，下方写着：你可能知道古拉格群岛的故事，但格拉古呢……我想起张爱玲的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说的是经历过苦难的人对人生有其独特的悲悯情怀。我想此话用在张先痴这样受尽磨难、良知不泯，心智越发精粹的人身上恐怕是合适的。
世人说“人生无常”，指的是命运偶然不可知。但像张先痴这样的人生遭遇却具有铁定的必然性，属于非如此不可的命中注定。他的恶运开始于1951年镇反，十七岁的少年在路边亲眼看见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反动”父亲被绑赴刑场，四目相对一闪而过。人伦血缘,骨肉相连，如此惨酷场景，情何以堪？但这当过公子哥儿的年轻人，偏偏是向往共产党、誓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革命青年。向往进步、大义灭亲，竟然使当儿子的无动于心，并及时回所在单位向上级汇报思想、表明革命态度。一个天真未凿、归顺了新政权的小小“顺民”，此时正自豪的在人民解放军里当一名士兵，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这将是他以后被专政二十三年苦难命运开始的第一环。
犹太历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极权主义的本质》一书里，说到极权主义专制与与人类历史上专制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古今中外的皇帝或暴君统治，除了在战争中杀戮、或剪除谋反政敌而外，在和平时期一般不屠杀或迫害其所辖的生民百姓。“帝力于我有何哉？”是千百年来，只知生计不问政治的黎民之基本状态。但极权专制不同，它按照一整套意识形态观念，在人群中以种族、血缘、阶级划分制造出一部分“客观上的敌人”，视其“非我族类”进行无情打击。向想象中的敌人开战，迫害无辜甚而拥护它的“顺民”，这种国家主义的恐怖统治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张先痴的“反动”出身决定了他“贱民”身份，导致他1955年被清洗出军队要害部门、以后划为右派、劳教管制，乃至逃亡、重新被捕判十八年劳改重刑。环环相扣陈陈相因，使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个和政治毫无瓜葛的小民、只想和新婚妻子过平顺日子、梦想写诗的人，岁月困顿，被无产阶级的政治蹂躏了一辈子。张先痴以及千千万万“非我族类”的受难者，包括他被杀的父亲，都是典型的“客观上的敌人“，他们到底有何具体罪过呢？说到底仅仅是一种“观念”的牺牲品。原来杀人并不都用兵器刀枪，概念杀人，思想夺命，导致冤狱遍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华大地，竟如此血泪班班而又荒谬绝伦。这千万政治受难者，以血泪的生命体验，来证明极权专制的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思想上、精神上。
张先痴23岁时大祸临头，因划右派而被劳教。他面对的不仅是妻离子散的伤痛，更有劳教期间难耐的饥饿、挨肉刑的迫害，最令人恐惧绝望的是这不是判刑的劳教，却似是而非的遥遥无期。把和他一类的各种“份子”集中管制，同样的被剥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却并不在刑律之列，正是根据毛泽东倡导、195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而实施。这种处置的恶劣叫法无定法，随机任意，只有一个“表现良好，可酌情解除”模糊规定。也就是说如同将绳索套在猴子或狗的脖子上，绳头牵在主人手中，长短松紧随主脸色心意。而猴子或狗除了乞怜，永远看脸色行事而外，别无他路。这种暗无天日劳教制度不仅是不合法的问题，其非人道在于玩弄、试探人性中最脆弱的东西，以此来印证强化行使暴力者无边的权力和权威。
劳教三年后的1961年，年轻的张先痴终于出逃，一个奴隶起来反抗命运，对抗那遮天蔽日黑暗体制，真有些蚍蜉撼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他给妻子写信说道“我把自己解放了”！当时正值三年大饥饿时期，一个无户口、粮食、无单位证明的逃犯怎样活命呢？诺大中国，岂有他分寸容身之地!望星空雪野，山川陌路，茫茫天涯无归处，这个曾经梦想当诗人的文学青年，如今沦落为盲流大军一员，与小偷、妓女各色闲杂厮混在一起。为了活下去，流浪到西安到饭馆里偷饭菜吃，做假证明假火车票混火车，甚至为小偷打掩护，进出收容所与成堆虱子为伍。当一个人被逼得失去所有的生路，于绝境中求生存，这是生命本能，也是生的权利。只是生命不堪承受之重，一个有文化的心灵，内心载着怎样的煎熬与冤愤？杜鹃啼血，举目问天，天不语呵……两个月后，张先痴投奔难友的哥哥被出卖，在天津被捕，押回四川收监审讯后被公安专政机关定投敌叛国罪判刑十八年。
张先痴的投敌罪行被指控到南斯拉夫与使馆联络。他与铁托集团何干？这从何说起？简直是月球人在开玩笑!原来在他出逃期间，所在的劳教单位破获了一个“列宁共产主义同盟”，碰巧与南斯拉夫铁托的共产主义小组同名，而不知情的张先痴跑天津就理所当然被指为联络员。这种有罪推定的逻辑，就像痴人说梦、疯子自语，虚拟得像科幻传奇。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统领，而不是受法律和证据支配。意图决定罪行，怀疑就是证据，这在当时政治环境中是很普遍的。列宁在其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里就坦陈革命政权“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所以，当一介小民张先痴独自面对强大无比的国家暴力，只有被碾为齑粉的命运，不管他当右派、判劳教、还是判重刑十八年，都是不需要真正法律依据的。反动阶级出身就是“依据”，“贱民”成为他一生的宿命。
王宝钏守十八年寒窑成就了戏剧舞台上一段优美传奇故事。张先痴坐十八年黑牢以他全部生命体验，来证明马克思致《德法年鉴》信中的一句名言：“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行，并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来维持。”监狱里生不如死的岁月，是饥饿、侮辱、恐吓、绝望、恐惧，家常便饭一样充斥十八年的日子，寒来暑往、日落月升，点点滴滴填满那强制劳动的每一天。血肉之躯，万物之灵，大写的人呵，生命像尘土一样被践踏，虫豸一般被蹂躏。张先痴记述了大量黑狱场景细节，读来令人惊心发指、冷汗淋漓。挂一漏万，兹录一节：
“半夜12点左右，突然门边一声枪响，接着寝室门被军用皮靴踢开，电筒光射进门同时，几十个饱含阶级仇恨的男高音不断后叫着：“出来，滚出来!” 惊恐的犯人匆忙从室内拥出，门外两侧士兵组成一条窄巷子，手执用棕绳编成的鞭子，对在巷子里奔突的犯人劈头盖脸打下去，奔完这段‘鞭打巷’，便向晒坝拥去。此时突然亮光一闪，‘叭’的一声枪响震在耳边，对大多数没有战场经历的犯人，这枪声几乎像抽掉了脚筋，浑身发软，只差瘫倒在地。犯人列队完成后，喊口令的指挥官手里晃着电筒的亮光开始讲话，他大声吼着说：‘你们这些狗杂种，天天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今天晚上对你们‘机枪点名’……果然指挥官喊出了第一个人的名字‘王根柱’！使他出列面对犯人队伍站着。突然一个士兵在王根柱身后一猫腰，然后猛一伸手抓住王犯的脚踝往后一拉，只听得‘扑通’一声，王根柱硬挺挺扑倒在地。接着就往死里捆绑，用鞭子在身上猛抽，并伴以皮靴踢踏。然后又令他站起，再一次拉倒、痛打，像这样反复四五次，王根柱倒地左脸摔破出血，被打得气息奄奄。
……直到第六名，终于喊到了我，我也照例扑倒、暴打、再扑倒、再暴打。只是在第三次扑倒时，我的下巴颌先着地，裂开了一条约四公分长的口子，暴打过程中，我的脸部又曾触地，我流出的血也还有前面几人流在地上的血把我染成了红脸关公。……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将我弄去列队等候，我以后还有两名倒霉鬼步上后尘，一共就是八个判处死刑分子。我们八个死刑犯被推向地坝边缘，夜色中我也看不十分清楚，仿佛有三五个已无力行走，是被拖曳着走去的。到坝子边缘，突然背后响起一阵枪声……。枪响了好一阵，我才发觉我并没有死，而且一动不动站在原地，其他几人则全部倒在地上，夜色中似乎有人在动弹发出呻吟……。
赤裸裸的恐怖暴力，糟践手无寸铁的弱者，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比得上这种肆意蹂躏生命残忍呢？是古代罗马皇帝尼禄将人送进狮子笼一刻，还是奥斯威辛毒气室里犹太人涌向紧闭铁门的瞬间！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被阶级斗争仇恨激发充满了兽性的人，于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在组织的命令下，居然可以这样虐囚。强暴与卑劣，竟然公行于市。可怜这些虎口下的绵羊，猫掌中的惊鼠，谁能经得起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呢，惊惧觳觫之余，其中一个老年囚犯张思友被打断胳臂后吓成了疯子。
捉弄人的花样也有较文雅的，群众专政有时也使用精神战术。在“早请示，晚汇报”文革期间，背诵领袖语录是神圣仪式，劳改队里更是雷厉风行：“分队长每每会指定一些和他文化程度相当的半文盲站出来当众背诵，如果背错一字一句，将会被认为是篡改或故意歪曲的政治错误。这压力压得背诵者战战兢兢，声音颤抖，头上冒汗。此时，分队长会按亮手电筒，其光柱直射到背诵者的脸上，以便在强光的帮助下，让他那双瞎凑合的眼睛，欣赏到背诵者因惊惧而变形的脸，而这位队长的脸上也会泛出一丝心满意足的狞笑”。劳改队里一名戴姓文盲犯人，就因为把语录“决不能让他自由泛滥”，背成了“决不能让他自由翻案”，当场受到众犯人围攻批斗，被指故意歪曲领袖思想，会场上“一个个都变成了捍卫毛泽东的勇士”。戴犯遭干部毒打后，压力之下受惊过度精神失常，半夜从床上翻滚下来摔成重伤，一个多月后悲惨死去。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糟践众生，将人变成斗兽场里的动物，使其互为刀俎鱼肉，这是一种极有效统治术。极权专制制度下，草菅人命蚁蝼不如，运动群众如玩杂耍，又何需王法！其实不管是分队长干部还是犯人，他们并不真心信服什么主义或领袖的思想，而是一些专制淫威下的普通人，丧失人性和分辨能力后匍匐在主流意识观念下，成了集帮凶与受害者为一身的工具，成了群众专政取之不竭的力量，奠定了极权主义统治的群众基础。
饥饿不是酷刑，但挨过饿都知道，那种饥火攻心、饿肠辘辘，无时无处不在，加之于人全身心的可怕感觉是难耐的。正因为它对人的肉身具有巨大的控制主宰力量，所以饥饿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压迫犯人的重要手段。常年让犯人吃不饱、也饿不死，这不仅是有司当局在玩临界点边缘艺术，更是一个对待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管制的政治问题。张先痴被关在监狱时写的一幅有关饭食的对联，可供人想象当时所吃饭菜的的品质：打捞着汤底几片孤苦的菜叶，捕捉着汤面几颗伶仃的油珠。常年干超重体力的活路，吃着猪食狗饭不如的饭菜，一群蓬头垢面的劳改犯，为了活下去，在劳动间歇时，在田野山林中寻找能填进肚子的东西。张先痴说他吃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可供现代喜爱绿色食品的美食家作参考。据他书中所述，田里长的生瓜菜不算，吞下肚的有生涩麻口的药材天麻、马蜂的蛹虫、母羊下仔的胞衣，蛇和蛇蛋、青蛙和卵、笋子虫和打屁虫，较高级的还有熊肉、猫肉、狗肉、猴子肉、耗子肉等。罗列这一串菜单，使人想起茹毛饮血山顶洞人或北京猿人的生活。“生存，还是灭亡”？哈姆雷特的哲学难题，如今也成了张先痴们每天必须作出的选择。
比起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张先痴是幸运的，从黑牢里活着出来，不疯不傻身心还算健康。在古稀之年，眼睛半盲的情况下，写出了这样一本黑牢记事，一本当代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以他个人生命为文本，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政治、社会历史作出了见证。小人物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历史尊严不容权贵者谎言粉饰。赶不尽杀不绝的民间记录者用他们的口和笔说出真相和事实，他们才有资格称真正的史家。卡夫卡曾说道：“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推开笼罩在命运中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有生之年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郑板桥有词云：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一书，终于使他长啸一声、长吁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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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认识一位张先痴老先生，白发苍颜，双目瞀茫，说话神情冷峻，态度不卑不亢，言谈举止犹显一股人生苍凉。他说：我是极右份子，十八年重刑劳改犯。我知道，又遇见一个在血水泪水中浸泡过的冤狱还魂者。他送我一本人生自述的书《格拉古轶事》，封面的一帧照片上高墙铁网，黑牢森森，下方写着：你可能知道古拉格群岛的故事，但格拉古呢……我想起张爱玲的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说的是经历过苦难的人对人生有其独特的悲悯情怀。我想此话用在张先痴这样受尽磨难、良知不泯，心智越发精粹的人身上恐怕是合适的。
世人说“人生无常”，指的是命运偶然不可知。但像张先痴这样的人生遭遇却具有铁定的必然性，属于非如此不可的命中注定。他的恶运开始于1951年镇反，十七岁的少年在路边亲眼看见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反动”父亲被绑赴刑场，四目相对一闪而过。人伦血缘,骨肉相连，如此惨酷场景，情何以堪？但这当过公子哥儿的年轻人，偏偏是向往共产党、誓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革命青年。向往进步、大义灭亲，竟然使当儿子的无动于心，并及时回所在单位向上级汇报思想、表明革命态度。一个天真未凿、归顺了新政权的小小“顺民”，此时正自豪的在人民解放军里当一名士兵，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这将是他以后被专政二十三年苦难命运开始的第一环。
犹太历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极权主义的本质》一书里，说到极权主义专制与与人类历史上专制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古今中外的皇帝或暴君统治，除了在战争中杀戮、或剪除谋反政敌而外，在和平时期一般不屠杀或迫害其所辖的生民百姓。“帝力于我有何哉？”是千百年来，只知生计不问政治的黎民之基本状态。但极权专制不同，它按照一整套意识形态观念，在人群中以种族、血缘、阶级划分制造出一部分“客观上的敌人”，视其“非我族类”进行无情打击。向想象中的敌人开战，迫害无辜甚而拥护它的“顺民”，这种国家主义的恐怖统治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张先痴的“反动”出身决定了他“贱民”身份，导致他1955年被清洗出军队要害部门、以后划为右派、劳教管制，乃至逃亡、重新被捕判十八年劳改重刑。环环相扣陈陈相因，使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个和政治毫无瓜葛的小民、只想和新婚妻子过平顺日子、梦想写诗的人，岁月困顿，被无产阶级的政治蹂躏了一辈子。张先痴以及千千万万“非我族类”的受难者，包括他被杀的父亲，都是典型的“客观上的敌人“，他们到底有何具体罪过呢？说到底仅仅是一种“观念”的牺牲品。原来杀人并不都用兵器刀枪，概念杀人，思想夺命，导致冤狱遍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华大地，竟如此血泪班班而又荒谬绝伦。这千万政治受难者，以血泪的生命体验，来证明极权专制的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思想上、精神上。
张先痴23岁时大祸临头，因划右派而被劳教。他面对的不仅是妻离子散的伤痛，更有劳教期间难耐的饥饿、挨肉刑的迫害，最令人恐惧绝望的是这不是判刑的劳教，却似是而非的遥遥无期。把和他一类的各种“份子”集中管制，同样的被剥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却并不在刑律之列，正是根据毛泽东倡导、195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而实施。这种处置的恶劣叫法无定法，随机任意，只有一个“表现良好，可酌情解除”模糊规定。也就是说如同将绳索套在猴子或狗的脖子上，绳头牵在主人手中，长短松紧随主脸色心意。而猴子或狗除了乞怜，永远看脸色行事而外，别无他路。这种暗无天日劳教制度不仅是不合法的问题，其非人道在于玩弄、试探人性中最脆弱的东西，以此来印证强化行使暴力者无边的权力和权威。
劳教三年后的1961年，年轻的张先痴终于出逃，一个奴隶起来反抗命运，对抗那遮天蔽日黑暗体制，真有些蚍蜉撼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他给妻子写信说道“我把自己解放了”！当时正值三年大饥饿时期，一个无户口、粮食、无单位证明的逃犯怎样活命呢？诺大中国，岂有他分寸容身之地!望星空雪野，山川陌路，茫茫天涯无归处，这个曾经梦想当诗人的文学青年，如今沦落为盲流大军一员，与小偷、妓女各色闲杂厮混在一起。为了活下去，流浪到西安到饭馆里偷饭菜吃，做假证明假火车票混火车，甚至为小偷打掩护，进出收容所与成堆虱子为伍。当一个人被逼得失去所有的生路，于绝境中求生存，这是生命本能，也是生的权利。只是生命不堪承受之重，一个有文化的心灵，内心载着怎样的煎熬与冤愤？杜鹃啼血，举目问天，天不语呵……两个月后，张先痴投奔难友的哥哥被出卖，在天津被捕，押回四川收监审讯后被公安专政机关定投敌叛国罪判刑十八年。
张先痴的投敌罪行被指控到南斯拉夫与使馆联络。他与铁托集团何干？这从何说起？简直是月球人在开玩笑!原来在他出逃期间，所在的劳教单位破获了一个“列宁共产主义同盟”，碰巧与南斯拉夫铁托的共产主义小组同名，而不知情的张先痴跑天津就理所当然被指为联络员。这种有罪推定的逻辑，就像痴人说梦、疯子自语，虚拟得像科幻传奇。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统领，而不是受法律和证据支配。意图决定罪行，怀疑就是证据，这在当时政治环境中是很普遍的。列宁在其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里就坦陈革命政权“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所以，当一介小民张先痴独自面对强大无比的国家暴力，只有被碾为齑粉的命运，不管他当右派、判劳教、还是判重刑十八年，都是不需要真正法律依据的。反动阶级出身就是“依据”，“贱民”成为他一生的宿命。
王宝钏守十八年寒窑成就了戏剧舞台上一段优美传奇故事。张先痴坐十八年黑牢以他全部生命体验，来证明马克思致《德法年鉴》信中的一句名言：“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行，并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来维持。”监狱里生不如死的岁月，是饥饿、侮辱、恐吓、绝望、恐惧，家常便饭一样充斥十八年的日子，寒来暑往、日落月升，点点滴滴填满那强制劳动的每一天。血肉之躯，万物之灵，大写的人呵，生命像尘土一样被践踏，虫豸一般被蹂躏。张先痴记述了大量黑狱场景细节，读来令人惊心发指、冷汗淋漓。挂一漏万，兹录一节：
“半夜12点左右，突然门边一声枪响，接着寝室门被军用皮靴踢开，电筒光射进门同时，几十个饱含阶级仇恨的男高音不断后叫着：“出来，滚出来!” 惊恐的犯人匆忙从室内拥出，门外两侧士兵组成一条窄巷子，手执用棕绳编成的鞭子，对在巷子里奔突的犯人劈头盖脸打下去，奔完这段‘鞭打巷’，便向晒坝拥去。此时突然亮光一闪，‘叭’的一声枪响震在耳边，对大多数没有战场经历的犯人，这枪声几乎像抽掉了脚筋，浑身发软，只差瘫倒在地。犯人列队完成后，喊口令的指挥官手里晃着电筒的亮光开始讲话，他大声吼着说：‘你们这些狗杂种，天天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今天晚上对你们‘机枪点名’……果然指挥官喊出了第一个人的名字‘王根柱’！使他出列面对犯人队伍站着。突然一个士兵在王根柱身后一猫腰，然后猛一伸手抓住王犯的脚踝往后一拉，只听得‘扑通’一声，王根柱硬挺挺扑倒在地。接着就往死里捆绑，用鞭子在身上猛抽，并伴以皮靴踢踏。然后又令他站起，再一次拉倒、痛打，像这样反复四五次，王根柱倒地左脸摔破出血，被打得气息奄奄。
……直到第六名，终于喊到了我，我也照例扑倒、暴打、再扑倒、再暴打。只是在第三次扑倒时，我的下巴颌先着地，裂开了一条约四公分长的口子，暴打过程中，我的脸部又曾触地，我流出的血也还有前面几人流在地上的血把我染成了红脸关公。……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将我弄去列队等候，我以后还有两名倒霉鬼步上后尘，一共就是八个判处死刑分子。我们八个死刑犯被推向地坝边缘，夜色中我也看不十分清楚，仿佛有三五个已无力行走，是被拖曳着走去的。到坝子边缘，突然背后响起一阵枪声……。枪响了好一阵，我才发觉我并没有死，而且一动不动站在原地，其他几人则全部倒在地上，夜色中似乎有人在动弹发出呻吟……。
赤裸裸的恐怖暴力，糟践手无寸铁的弱者，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比得上这种肆意蹂躏生命残忍呢？是古代罗马皇帝尼禄将人送进狮子笼一刻，还是奥斯威辛毒气室里犹太人涌向紧闭铁门的瞬间！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被阶级斗争仇恨激发充满了兽性的人，于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在组织的命令下，居然可以这样虐囚。强暴与卑劣，竟然公行于市。可怜这些虎口下的绵羊，猫掌中的惊鼠，谁能经得起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呢，惊惧觳觫之余，其中一个老年囚犯张思友被打断胳臂后吓成了疯子。
捉弄人的花样也有较文雅的，群众专政有时也使用精神战术。在“早请示，晚汇报”文革期间，背诵领袖语录是神圣仪式，劳改队里更是雷厉风行：“分队长每每会指定一些和他文化程度相当的半文盲站出来当众背诵，如果背错一字一句，将会被认为是篡改或故意歪曲的政治错误。这压力压得背诵者战战兢兢，声音颤抖，头上冒汗。此时，分队长会按亮手电筒，其光柱直射到背诵者的脸上，以便在强光的帮助下，让他那双瞎凑合的眼睛，欣赏到背诵者因惊惧而变形的脸，而这位队长的脸上也会泛出一丝心满意足的狞笑”。劳改队里一名戴姓文盲犯人，就因为把语录“决不能让他自由泛滥”，背成了“决不能让他自由翻案”，当场受到众犯人围攻批斗，被指故意歪曲领袖思想，会场上“一个个都变成了捍卫毛泽东的勇士”。戴犯遭干部毒打后，压力之下受惊过度精神失常，半夜从床上翻滚下来摔成重伤，一个多月后悲惨死去。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糟践众生，将人变成斗兽场里的动物，使其互为刀俎鱼肉，这是一种极有效统治术。极权专制制度下，草菅人命蚁蝼不如，运动群众如玩杂耍，又何需王法！其实不管是分队长干部还是犯人，他们并不真心信服什么主义或领袖的思想，而是一些专制淫威下的普通人，丧失人性和分辨能力后匍匐在主流意识观念下，成了集帮凶与受害者为一身的工具，成了群众专政取之不竭的力量，奠定了极权主义统治的群众基础。
饥饿不是酷刑，但挨过饿都知道，那种饥火攻心、饿肠辘辘，无时无处不在，加之于人全身心的可怕感觉是难耐的。正因为它对人的肉身具有巨大的控制主宰力量，所以饥饿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压迫犯人的重要手段。常年让犯人吃不饱、也饿不死，这不仅是有司当局在玩临界点边缘艺术，更是一个对待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管制的政治问题。张先痴被关在监狱时写的一幅有关饭食的对联，可供人想象当时所吃饭菜的的品质：打捞着汤底几片孤苦的菜叶，捕捉着汤面几颗伶仃的油珠。常年干超重体力的活路，吃着猪食狗饭不如的饭菜，一群蓬头垢面的劳改犯，为了活下去，在劳动间歇时，在田野山林中寻找能填进肚子的东西。张先痴说他吃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可供现代喜爱绿色食品的美食家作参考。据他书中所述，田里长的生瓜菜不算，吞下肚的有生涩麻口的药材天麻、马蜂的蛹虫、母羊下仔的胞衣，蛇和蛇蛋、青蛙和卵、笋子虫和打屁虫，较高级的还有熊肉、猫肉、狗肉、猴子肉、耗子肉等。罗列这一串菜单，使人想起茹毛饮血山顶洞人或北京猿人的生活。“生存，还是灭亡”？哈姆雷特的哲学难题，如今也成了张先痴们每天必须作出的选择。
比起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张先痴是幸运的，从黑牢里活着出来，不疯不傻身心还算健康。在古稀之年，眼睛半盲的情况下，写出了这样一本黑牢记事，一本当代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以他个人生命为文本，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政治、社会历史作出了见证。小人物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历史尊严不容权贵者谎言粉饰。赶不尽杀不绝的民间记录者用他们的口和笔说出真相和事实，他们才有资格称真正的史家。卡夫卡曾说道：“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推开笼罩在命运中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有生之年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郑板桥有词云：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一书，终于使他长啸一声、长吁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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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时代的人：写给索尔仁尼琴 秋歌
碧江古拉格 邹媛巛
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 严家伟
罪恶的渊薮——读《从古拉格到杀人场》 纳尔逊
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给“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 刘晓波
話說中國大陸的古拉格群島 段干木
欧盟人权政策，道德底线何在？ 中国信息中心
血泪古拉格 罗尔堡
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 郑义
“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 余杰
人权组织揭发北韩古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