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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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

世界注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到现在整整进行了25年。
在这25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毛泽东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
粉碎“四人帮”，使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邦”给中国历史带来突破性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１９７７年２月，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１９７７年５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１９７７年5月1日《人民日报》）。这表明，华国锋坚持第一种选择。
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亟待解决的贫困和专制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国锋被迫下台。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题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陈云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五十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９０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邓小平在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个谈话一直到１３年以后的１９９２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和转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四人帮”已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估计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与自由民主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专制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维护者）会与自由民主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陈云代表的第二种选择。
陈云是一位老革命家，在１９３１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９月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时，他就是政治局委员。１９３５年，在长征路上他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同王明、康生等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时代就负责组织工作，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基础。在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排名为：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的地位在邓小平之上。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就让陈云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周恩来同时被批。拥护周恩来的人大都也拥护陈云。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陈云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政治斗争，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一位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敢作敢为，决策果断，号称“钢铁公司”，“四人帮”以后，是党内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执掌军队，控制全局。由于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经历，其地位不可动摇。
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
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铁腕人物，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对用宫廷政变方式处理“四人帮”问题，众人拍手称快，陈云却说，这种方式“下不为例”。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主张枪毙江青和张春桥，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六四”以后，中顾委批判李锐、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四位老人，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陈云却保他们四人过了关。陈云从根本上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装左的内核。他和邓的斗争中，常以柔克刚。从积极方面看，在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双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有陈云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邓小平滥用权力。
有了这两个权力山峰，就会聚集两支队伍。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两个权力山峰下的队伍称之为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陈云阵线也可以称为保守派，邓小平阵线也可以称为改革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之意。
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１９８７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把两条阵线的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把这个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不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这是一百多年前中国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把过去几十年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物质剌激”作为目标来实现，要积极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一个是要坚持共产党几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场、基本理论。这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协调的。不相容的两个基本点之间不得不碰撞。中国的改革过程，是两个基本点的不断碰撞的过程。
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旗帜下，聚集着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强调改革开放，一支队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前一支队伍基本上是邓小平阵线的人，后一支队伍基本是陈云阵线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开放而言，陈邓两个阵线有分歧（一个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经济）。但这种分歧的斗争搅合在两个基本点的斗争之中。例如，陈云阵线在攻击邓小平阵线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邓小平的阵线在攻击陈云阵线时，以“反对改革”作为武器。陈云阵线如果认为邓小平阵线某项改革走得太远，就拿起“姓资姓社”的武器来打击。
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陈云阵线；自由民主派支持邓小平阵线。当自由民主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

对于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陈云阵线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确切地说，“邓胡赵体制”和“陈云阵线”是中共十二大以后政治上明争暗斗的两端。最后还是“邓胡赵体制”被瓦解。在这一轮斗争中，陈云阵线取胜。邓小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１９９２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
如前所述，贫困这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７０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
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于光远说过：“想要共产党搞政治改革是与虎谋皮。”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争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１９８９年春的北京风波就是一次演练。今后这方面的斗争会不会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取决于斗争双方的政治智慧。

周期性和无序性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具有周期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仅仅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保证这个利益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中国的改革是在现有的制度的框架之内的自我完善。这就要处理好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既要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到位，又要不伤害原有的制度。这好像是病人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既要切除病灶、又不能有剧烈的疼痛。在改革实践中，这是一个两难悖论：既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制度，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不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中国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态度。他既然骑上了改革这头烈马，就很难半途下来。他要扬鞭策马前进，又要勒住缰绳，不要让马越过边界。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基本点”之中。一旦改革的烈马践踏了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就很警觉，陈云阵线也会出来有所动作，或者向邓小平送材料、加压力的方式让邓小平采取措施；一旦这种纠偏措施危及改革烈马的健康和生命，邓小平阵线就要限制保守派的行为，同时对改革的烈马加以激励。改革的掌舵人邓小平不得不根据形势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另一个“基本点”。所以，局外人看来，邓小平“左右摇摆”、“反复无常”。由此，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表现为周期性。一次又一次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请看：
第一轮：１９７６－１９７７
双年是１９７６年，粉碎了“四人帮”，单年是１９７７年，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轮：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双年是１９７８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被批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有“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单年是１９７９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西单墙”被取缔，一批自由知识分子被抓。
第三轮：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双年是１９８０年，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篇累牍地发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
单年是１９８１年。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陈云阵线开始反攻，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接受了“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２４字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按照对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文艺上开展对《苦恋》等一批文艺作品的批判。
第四轮：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
双年是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些文章如电光石火，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单年是１９８３年。批判“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经济上批判刘国光的“指导性计划”。左派人士发表文章，保卫“指令性计划”，批评“指导性计划”。
第四轮：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双年是１９８４年。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３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１４个城市。１０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
单年是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９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强调“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９月２３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中提醒与会者：“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这一年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位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另一位是海南省委书记雷宇。
第五轮：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双年是１９８６年。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春夏间，政治改革的舆形成高潮。自由民主知识分子活跃一时。１２月，全国各地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单年是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落马。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一批自由民主知识分子被开除党籍。
第六轮：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前几轮斗争周期太短，双方的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释放就转向，因此双方的能量都有较多的积累。一旦重新暴发，其强烈程度非前几轮斗争所能比。
双年是１９８８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自由民主人士到处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有些知识分子发起了争取民主的签名活动。
单年是１９８９年。北京戒严，“六四”镇压，左派极端活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２年。其中，“反和平演变”几乎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中心”几乎变为“两个中心”。
在这以后，不再是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了。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１年持续三年的左派反攻以后，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接着按南巡基调召开了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
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１日李先念逝世，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１日王震逝世，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１日姚依林逝世，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８日胡乔木逝世。陈云阵线失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势力大减。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０日陈云逝世。逝世前８个月，即１９９４年８月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邓小平于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日逝世，在１９９４年以后因身体原因就不管国家大事了。因此，邓陈的斗争到１９９４年就已结束。
中国的双峰政治结束后，就进入了后邓小平时代。
后邓时代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结束后邓时代的主要标志是：重新作出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将是中共第三个这样的决议）对邓小平的功过给以客观评价，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对１９８９年的北京风波给以公正的结论。整个江泽民执政时期、胡锦涛执政后若干年内，都属于后邓时代。
后邓时代有几个特点：
第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从而软化了“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像当初那样，由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２０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
第三，由于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并存，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和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的恶性结合，使得中国社会空前腐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盟，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也加剧了弱势群体的反抗。在权威政治体制下，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合法渠道，社会冲突将会加剧。因此，后邓时代是一个高风险时代；
第四，真理的旗手已经从执政者转向民间及其代言的知识分子。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已经丧夫了神圣性，也丧失了可信性。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在对知识分子实行打压时理不直，气不壮，他们的打压指令常常用口头传达，而不用正式文件。对一些良知未泯的执行者来说，他们做的只是一种应付上级的职业行为。“极权主义的原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 。在这一点上，后邓时代类似于哈维尔说的“后期极权主义”。
第五，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常人政治。最高执政者再不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而是靠机遇、性格、才能、品质走入最高层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他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动下作为。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对社会现实需要的判断，决定于对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断。判断对了，他就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判断错误，他就会成为时代的弃儿。
第六，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ＷＴＯ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历史积淀，更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
在后邓时代，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体制还没有改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民主化的要求日益紧迫。后邓时代的政治光谱和邓小平时代有所不同，能量最强的邓区和陈区已经合并，成为权力中心。最左端是专制主义，最右端的是自由主义者。在两极之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由于中国的民主问题还没有解决，权力中心在光谱上是偏向左边的。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除了具有周期性以外，还具有无序性。

前面谈到，由于改革的目标不同，因而有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实际上，所谓“两个阵线”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划分，界限不严格，也不清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党内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搞“非组织活动”。所以，我说的“两条阵线”或“两支队伍”，只是政治倾向上的一致，没有组织上的结盟，没有公开的派系活动，至于背后串联、沟通及其它活动，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由于两个阵线不能组成合法的党派，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合法斗争，他们的斗争只能以非程序、非法律方式进行。
邓小平、陈云两人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意见不一，他们总是“谈不拢”。邓小平为了摆脱陈云的掣肘，不开常委会（胡耀邦说：“常委会很少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赵紫阳谈，让他们去执行。陈云想开常委会，是希望有说话的地方（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附录）。不开常委会，陈云有话无处说，只有通过他周围的人以种种形式向邓小平下面的人施加压力，挑起斗争。
由于邓陈两人既不能向公众挑明他们的分歧，进行有程序的合法竞争，让广大群众作出选择；又不能以常委会的形式，通过民主讨论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从而付诸执行，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两种力量在暗中相互掣肘，使得某些改革政策左右摇摆，某些改革进展困难，贻误了时机；二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十分困难又十分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他们处在“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地，两方面相互矛盾的看法都得听取，两方面都不能得罪。两位总书记不合乎法律程序下台，政治斗争缺乏程序是一个原因。
这种非程序、非法律形式的政治斗争，不公开透明，局外人感到扑朔迷离，不可琢磨。广大群众无法自觉、自主地参与其中。由于不知内情，群众不是缺乏热情，就是热情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
就邓小平而言，他尽可能避免和陈云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他怕政治斗争影响改革。就陈云而言，他是一位具有柔性的政治家。当他看到计划经济大势已去时，并不坚持己见。陈云虽然和邓小平在改革目标上有不同的看法，他只是从旁边施加影响，希望自己的意见得以实现，但从来没有取代邓小平成为第一把手的企图。
由于邓陈双方都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能像打太极一样，又柔又粘，但却很有力量。

意识形态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从批评“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讨论，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在经济改革领域，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是改革进与退的焦点。如搞商品经济还是搞产品经济，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允许不允许搞私营经济，搞不搞经济特区，都有意识形态防守与突破。
为什么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如此突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近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些，它千百次地向中国人民承诺，而且写进了历届党章。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它的这一诺言，这是它领导地位合法性的理论根基。所以，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须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要改革开放，就必须突破马克思主义某些根本性的教义。
本来，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战线就应当有这样一种责任：既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作出诠释，又要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武器。但是，由于这两项任务是相互矛盾的，题目本身是无解的，没有人能够找到二者兼备的答案。既然选定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的理论只能来自西方现成的市场经济理论。众所周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势同水火的。这样，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势必要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改革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改革前一样，依旧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这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落实这一条，就成了意识形态战线的职责。所以，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们，就成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守护神。既然原有的意识形态是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那么，这些意识形态的守护神们，很自然地就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成为改革年代的保守派。
从共产党国家的传统来看，意识形态执掌者总是处于日丹诺夫的地位。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排斥。对国内的文化进行严格的控制，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迫害。（注：日丹诺夫是上世纪３０年代－４０年代苏联共产党意形态主要负责人。他的指导方针是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地进行批判斗争，不允许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动不动就将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日丹诺夫虽然于１９４８年去世，但他的影响深远。）有人说康生是中国的日丹诺夫，康生死后，胡乔木、邓力群就继承其地位。日丹诺夫主义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也是极权制度的工具。
由此可见。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件具有法律效能的武器，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又具有政治优势和话语优势。当他们抡起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时，改革派知识分子不是纷纷落马，就是望风而逃。然而，从中国改革整个过程来说，中国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原有的意识形态的突破，对原有价值体系的突破，由于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每一次突破，都增加一分彷徨，增加一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又为卫道者提供了攻击改革者的藉口。卫道者的每一次进攻又暴露了原有理论体系的残缺，为又下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原有的价值体系大厦业已崩溃，那些希望保持教义“纯洁”的人，只能处于抱残守缺的地位。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是以胡乔木、邓力群为首的一群人。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宣传。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让他负责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１９７６年２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胡乔木向“四人帮”上书，揭发邓小平十四条，受到“四人帮”的通报表扬。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宽恕了他，还说胡乔木揭发的基本是事实。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增补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不过，邓小平只把他当“笔杆子”使用。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二次出山时邓力群曾是邓小平的智囊之一。当时他把邓小平的思想归纳成一篇重要文章：《论三项指示为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这篇文章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他没有把责任推给邓小平，自己承担起来了。１９７９年他发表过同意搞商品经济的文章，后来经过反复权衡，改变了看法，反而批评商品经济。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里，他们两人都是中央委员，胡乔木则是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他们两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追随者。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掌握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裁判权，控制着新闻出版和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对于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不可或缺，他们和党内的元老们息息相通。他们从陈云等党国元老那里得到权力资源，他们也听从陈云等元老们的意见。他们或直接向邓小平“左耳”写报告、送材料，鼓动邓的“左手”打击改革派知识分子，或通过影响元老进而影响邓小平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的过分行为，又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邓小平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激进的一翼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专制政治有着深刻的批判，对民主、自由有着急切的渴望。一些希望尽快改变中国面貌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党内民主派是他们的亲近力量。中国的改革为他们提供了有限的活动空间，他们的活动又将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入。他们对企业，对青年，对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党内民主派来影响权力中心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的活动有着解构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危险，有可能消减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作“金箍”，套在他们的大脑上。不同的时期邓小平念出不同的“紧箍咒”：“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及他们的追者者和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两支对立的队伍。
对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心来说，这两只队伍都是不可少的。权力中心需要保守派捍卫意识形态，从而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权力中心也需要自由派推动改革开放，从而为共产党创造更长远的生命力。只有邓小平能驾驭和利用这两支队伍，他像一位高明的钢琴师，一会儿敲打击左键，一会儿敲击右键。当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越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设限时，邓小平就利用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作为打手，打击自由派。意识形态的执掌者经常提醒邓小平，自由主义者如何违犯“四项基本原则”，鼓动邓小平念“紧箍咒”，并且是执行“紧箍咒”坚定而勇猛的生力军。当意识形态的掌管者的行为超过一定的限度、成为改革开放的的障碍时，邓小平就停止念“紧箍咒”，并且说一些政治宽松的话语来安抚自由派，给自由派较宽松的活动空间。这时，整个社会政治气氛宽松，改革的步伐也随之加快。
这样，自由主义者一旦言论过激，就会给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开辟新的活动空间；意识形态的掌管者走过了头，也势必给自由主义者创造宽松的条件。当然，这种为对立面创造条件，是通过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轴实现的。正如上面所说，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有周期性：宽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打压自由派的斗争，打压自由派会使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十分活跃。意识形态的掌管者活跃过头，就会出现新的宽松，自由派就会活跃起来。钟摆向左偏移的幅度越大，随后向右偏移的幅度也会相应加大。这种摇摆在２０多年的改革中有多次来回。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运用自如地驾驭自由主义者和意识形态执掌者，是因为在这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在邓小平的左侧，虽然以保守力量为主，但保守程度是不同的，保守派的极端才是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及其追随者。在邓小平的右侧，虽然想积极推进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激进程度不同，改革派的极端才是自由主义者。从人数来看，两个极端是少数，而中间力量是大多数。由于有了广阔的中间地带，所以，上述周期性的政治斗争不会酿成全面危机。全面危机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两极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的群众，分别向两个极端聚集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对抗。这里的关键是，政治权力中心，能否把两极间的中间群众聚集在中心地带。如果政治权力中心失去了更多人的信任，中间地带的广大群众对政治中心十分不满，他们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的政治倾向，向两个极端聚集。这时，政治权力中心除了手中掌握的军队以外，很难调动其它资源来解救社会危机。

这本书记录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政治斗争。其中每一个材料都有根据。为写此书，我采访了很多高层人士。我尽可能从事件的经历者、目击者那里得到材料。例如，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不少书籍都有记载，而这本书根据可靠的资料来源，对现有的出版物上的记载进行了大量的匡正。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内容，本书比现有任何出版物中所记载的更为详尽可靠。本书中北京风波的内容都是作者当年的现场记录和单位的传达，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遗憾的是，在写这本书时，我听取的基本是邓小平阵线有关人士的意见，另一方的意见听得很少。１９９５年，我在写《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时，我曾通过一条渠道约访邓力群先生，想就一些重大事件听取他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


　　

　　

　　　　　２００４年８月　北京

目　录
导　言（１。２７万字）

第一章 破冰――走出毛泽东的阴影（８．３３万字）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第二节 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第三节 邓小平力破“两个凡是”
第四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曲曲折折
第五节 政治路线的大转变
第六节 “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第七节 四项基本原则
第八节 大平反，大改组

第二章　选路――中国向何处去（４．６３万字）
第一节 　从《陈云文稿》到“党校事件”
第二节 　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
第三节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第四节 　私有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第五节 　集体化，还是农民自主经营？是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第三章　较量――严峻的１９８３年（２．９５万字）
第一节　缓改革　批《苦恋》
第二节　从批“异化论”到清除“精神污染”
第三节　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第四章　涨落――风起云涌的１９８６年（１．８６万字）
第一节：１９８４－１９８６：政治波澜起伏
第二节：１９８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节：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
第四节：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争论
第五节　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第五章　逆转――胡耀邦下台（２．５１万字）
第一节　“生活会”－－宫廷政变
第二节　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　胡耀邦下台与胡赵关系
第四节　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第六章　国殇――北京政治风波（５．９３万字）
第一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二节　导火线――胡耀邦逝世
第三节　新华门前：警察和学生冲突
第四节　“４．２６”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五节　５．１３到５．１９：空前规模的绝食与声援
第六节　戒严以后的十五天
第七节　我目睹的“六四”悲剧

第七章　回流――重新回到“一个中心” （２．５４万字）
第一节　“皇甫平”事件
第二节　南国卷起“邓旋风”
第三节　改革派发起全面反攻
第四节　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

第八章　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３．１５万字）
第一节　跨世纪前后的中国状况
第二节　令人瞩目的阶层冲突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
第四节　关键在于壮大民主力量

附录：（3．３5万字）
一访赵紫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６日）
再访赵紫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
三访赵紫阳（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８日）
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辩护发言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出版风波

[博讯论坛] [该书附录文摘]

11月28日,香港《明报》用两个版面摘发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的附录(即三访赵紫阳).并说《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即将出版,还简要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的情况.
11月28日,美国之音用很长的篇幅转发了《明报》这两个版的内容.特别突出了”杨继绳三访赵紫阳”的内容.
当天,博讯网,万维网,自由亚洲电台,法新社,路透社,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中央社等数十家网站和媒体都转发了《明报》这篇报道和相关资料.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这本书多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报告
据一位中宣部的朋友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看到香港报纸后，召开了小范围的紧急会议。又据一位朋友透露，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了多次简报，已知的有三份。第一份大约是１１月２９日，即香港《明报》１１月２８日发表访问记摘要和出版消息以后，提到香港要出这本书，转述了外电的报道，指出作者杨继绳是《炎黄春秋》的副社长，还说社长杜导正和赵紫阳关系密切。第二次简报是这本书出来以后，提出不批判、不扩散、不准进入内地等一系列封杀措施。第三次简报是赵逝世后，说杨没有遵守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承诺，三次接待外国记者采访，此事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中宣部说我接受多少次外记者采访，说明他们对我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实际我只接受了两次采访，一次是《明报》，另一次是法广，接受明报采访我和曾向王海征打过招乎，说“只谈经济”王说“只谈经济”。法广多次来电话要采访我都被我谢绝，最后一次我只讲了几句话。后来法广有７分钟的华语广播，广播中只有我的三句敷衍的话，其余都是转述我书中前言的内容。

新华社派人来家谈话
１１月２９日下午四点,经济参考报党委书记韩战辉打电话：社老干部局领导和王海征等要到你家找你，请你在家等着。我说：好，我等着。我知道他们来干什么.
4点半,他们一行四人来我家：新华社老干部局副局长史春生、副局长岳**、经济参考报总编辑王海征和党委书记韩战辉。
进门寒喧片刻，谈话直入主题。韩战辉说：“新华社党组把我们找去，委托我们找你谈话。田聪明社长有批示。”韩问：你是不是在香港要出一本书?
我说：是，这本书快出来了。是《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删下来的内容，我又作了些补充就成了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吗？这本书没有泄密的问题。我把稿子给两位学者看过，专门就保密问题请他们把关，他们都说没有问题。至于三访赵紫阳，1997年香港的《中国时报》就发表了，不是我拿出去的，为此我还生气了一阵子。除《中国时报》以外，听说《亚洲周刊》也发过。我没有看到《亚洲周刊》，但《中国时报》我复印下来了。我向他们展示了1997年11月2日的《中国时报》的复印件。此外，宗凤鸣的《理想.信念.追求》(新风出版社，2004年5月)一书中也大量披露了访问赵紫阳的内容。所以，赵紫阳访谈录已经不是什么新内容了。我不是第一次公布的，没有保密问题。当然，书中看法和领导人的看法可能不一致。但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有一点不同的声音不是坏事。
史副局长：你这本书涉及到“六四”和赵紫阳问题，这两个问题中央已有决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有责任维护中央的决议。
我说：作一名记者，宣传有纪律。这在我当记者时已经做到了。我已退休多年，现在我不是记者，而是一名学者。作为一名学者，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真实地记录历史，认真地总结经验。这是作为一名学者的职责，也是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
史副局长：你能不能从香港把书稿撤回来?
我说：10多天以前，我曾向《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同志谈到我即将在香港要出这本书，老杜建议我晚一点出这本书。为此我跟香港打了电话，香港回答说：“我们已经投入了，再也不能推迟了。香港这样的书很多,你这本书算什么?”
史副局长：最好不要出，他们有投入，我们可以考虑经济补偿。你能不能再跟香港联系?
我说：我可以再试一试。不过，我想书既已付印，估计很难收回了。香港有香港的法律,我没有权力干涉他们的出版自由。
史副局长还是让我给香港打电话联系不要出版，并将联系情况随时向他们通报。
谈话半小时，他们没有什么可说了，就告辞。我送他们到电梯口。

新华社派人第二次来家谈话情况
11月30日，上午11点多，韩战辉来电话：下午你在家等着，老干部局和我要到你家。我说：下午3点我有参加一个会。
他问：什么会?
我说：关于经济方面的。
他说：那我们三点钟来。
我说：我两点就出发，要来就1点半来吧。
下午1点25分，史春生和韩战辉两人来了。
史春生说：今天上午我们向社党组汇报了昨天到你这里来的情况，田聪明和马胜荣两位领导听的汇报，社党组很重视。当我们汇报到你同意和香港出版社联系时，他们问联系得怎么样，那边有什么情况?我们今天来就是问联系结果的。
我说：书已经印出来了。
他们问：你是怎样联系的?他们答应不卖吗?
我说：我只问了一下出版进度，没有说你们对我施加压力的情况。我怕外界一旦知道社领导向我施加压力不让出书，媒体一定会大做文章，说三道四，说内地压制知识分子出书等很不好听的话，影响我党形象，所以我只问了一下进度。你们昨天表达的意思即把稿子撤回,经济损失新华社可以补偿的话我还没有向对方说。如果你们认为可以说的话,我再打电话告诉他们。
我正要拿起电话，史春生急忙说，这我们得请示社领导。他又问：是哪个出版社?
我答：是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
是香港三联介绍的吗?
我说：是。是三联的一位编辑介绍的。这本书稿先是给三联的（我曾在队们那里出过两本书），他们觉得不好出，他们的一位职工拿走了，这位职工有一个出版社，就是卓越公司。
史春生：上午社领导又强调了一下，让我们来了解你和香港联系的情况。社里让我们来转达。组织上还是这个意思：不要出, 撤回稿子，你自己撤回书稿。另外，你个人保存的书稿，或通过其它途径保存的书稿，都交给田聪明同志。
你虽然退下来了，还是新华社的人，田聪明同志是新华社的法人代表。无论是个人保留的书稿，还是香港保存的，都要交给田聪明同志，社领导很重视。
我问：昨天你们说田聪明同志有批示，能不能传达一下?
史：就是我昨天说的：“六四”和赵紫阳问题,中央有决议。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须维护中央的决议。不管在境内或境外，都不能发表与中央决议不同的意见。
韩战辉：如果印来了，通知香港书商不要发行，把稿子送到田聪明同志那里。
我说：我和香港出版社是有合同的。社里的意思是让我单方面终止合同?如果硬要我终止合同,我只能说“不可抗力”。合同中我的责任是按期交稿，我已经履行了，现在只剩他履行合同的事了。我没有权力要求他终止合同。他是按香港的法律出书，我们不能用大陆的法律要求他。何况社领导的指示也不是大陆的法律。我可以向香港转达社领导的要求，但我想转达也是没有用的。
史春生：你就以你个人名义要求撤稿，不要以社里的名义。社领导的意思就是撤稿，就是不要出书。
韩战辉：你的书稿什么时候交给田聪明同志?
我说：我没有书稿,只有电子版。
韩：能不能用光盘拷贝下来?
我说：我不会，等我儿子回来让他帮我刻个光盘给你们。他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韩：你随时和我们联系.我们留下电话：63074410(史)；63074987(韩)
下午两点了，他们要走，我说，我开会已经晚了，搭你们的车走一段。我搭他们的车到军博，车上没说什么。

新华社派人第三次来家谈话情况
12月1日上午，我向《炎黄春秋》社委会汇报了新华社就这本书出版找我谈话的情况。杜导正说。原则要坚持，方法要讲究，尽可能在缓和的气氛中解决。
10点钟，史春生打我的手机，问书稿光盘什么时候可以给。我说，今天我儿子回来，请他帮助刻，明天给你。
11点我回家。我用软盘拷了一份，没想到一张软盘就够了。我正想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来取软盘，王海征来电话，说：“我们带一个活动硬盘来拷行吗?我们还有些话要对你说。”我说可以，我已把软盘拷好了,你们下午3点来吧。
下午3点多一点，史春生和王海征来了。我把软盘给了他们，并在电脑了打开看了看。
王海征说：社里的意见是书稿不要再给别人，版权不要再转让，不要接受采访。.

我说：最近几天有两家国外媒体要采访我,被我婉拒了。明天有一家媒体让我谈经济问题，我想只要不谈书，谈经济问题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就同意了。
王海征：对，只谈经济问题，不要谈与书有关的内容，也不要在公共场合谈这件事。王问我：你现在对这本书的内容怎么看?你觉得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发表违背中央决议的言论,是严重的违纪行为。田社长还问我：当时他采访赵紫阳你知道吗?我说：当时我还没有到经参呢。
我想，王海征让我谈这本书中的错误，这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自己下台阶。但是我不能在原则上让步。我说：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从学术标准看，我不认为有什么错误。如果我知道有错误，我不会拿出去出版。书中的观点是我多年研究的结果。书中的材料是经过核实的。当然，书中的看法也是我一家之言，几年以后我的认识发展了,也可能认为有错误，到那时我会修订再版。现在我不认为有什么错误。
我还说：你是知道的，这些年我不仅当记者，还搞研究。如“权力不能进入市场”是我最早在经参上发表的，后来成为全社会接受的看法。“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也是我最早发表的,现在也成为全社会接受的看法。但是，有些研究成果在新闻媒体上发表有点超前,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如1990年我在半月谈上发表的《推进改革和长治久安》一文，王忍之和徐惟诚两位部长就批评过。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批得不对。1993年我访问俄罗斯的文章丁关根部长也批评过，现在是非也很清楚了，真理并不在丁部长那里。.我的《邓小平时代》刘云山部长也批评过，现在学术界都公认这是一部好书。总之，不能用政治标准来衡量学术著作。不分清两种标准，用政治标准来衡量学术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
史春生：我们只是转达领导的意思，你是一名党员，对中央已有决议的东西，要自觉地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奉命行事，我们过去是很好的同事。
　他们笑着说：你理解就好了。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找《炎黄春秋》杂志
12月1日上午12点钟,，《炎黄春秋》杂志社办公室接到国家新闻总署的电话,通知《炎黄春秋》杂志社派一负责人去国家新闻总署,有要事相谈。老杜让常务副社长徐孔去了。徐孔两点就到了那里。
下午两点，杜导正接到国家新闻总署副主任石峰的秘书的电话，说今天下午4点石峰同志要到杜导正家谈事。
原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长刘云山对香港出这本书都有批示。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今天上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召开了紧急党组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决定采取上述两个行动。
徐孔回来传达说：报刊司余司长说, 我要说的这件事情要明确一下，目前还处在保密状态，今天就我们几个人在谈，谈完后可向杜老汇报一下，对其他的同志不要扩散。不要向其他人说，该做得就做好。我们的一位副社长杨继绳，他是新华社的记者，是我们的党员，他95、96年采访赵紫阳之后，写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本书，他把书稿送到香港，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通过赵紫阳的口述，把“六四”风波前后的情况（约3万字）写下来，这个书，现在我们和其他的一些相关部门正在采取了一些措施，严防进入内地并且流传。因作者是我们杂志社的副社长，所以我们首先要求杂志社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此书报道、炒作；更不能在我们的杂志上介绍这本书，包括：如果有内地或境外的媒体就这件事通过杂志社和杨继绳联系、采访，我们杂志社要注意。配合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把这作为一条纪律，现把情况通报给杂志社，在这件事上的观点，既要重视事情，又要在方式方法上把相关的工作做好，要求咱们共同把这件事做好。目前，香港的书已印出来了，正准备上市，要做好与香港的应对措施，既要做好事情，又要保密。防止我们因方式、方法不当，将此事扩散开来，反而造成不应有的影响，甚至成为炒作的题目。就这样，之所以临时通知你们过来，是因为总署今天上午开会，是小范围的。在这件事上，就咱们几位同志，每个人从各自的角度，都负起责来。
杜导正事后说：石峰下午四点多钟到我家来，谈话很客气，没有说这本书有什么错误，没有说这本书违法。只是说，现在国家出的事情太多，新的领导班子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如果这本书传到内地来，涉及到一些人，可能给新的领导班子增加新的麻烦。希望杂志社给杨继绳做些工作,希望他今后注意一点。
杜导正对我说：人家对我们友善，我们也要回报人家以友善，不要把事情闹大。
当年杜导正当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时，石峰还是一名副处级干部，是老杜把他提拔上来的。石峰对老杜当然客气。
有关部门发文件，阻止这本书从香港流入内地。
据国家有关部门派驻香港朋友说，中央有文件，严格禁止这本书进入内地。文件说，在口岸一旦查出，不仅没收，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我的位朋友听过这个文件的传达。但是，这本书还是大量流入了内地。在北京一些高层知识分子和政界人物，很多都看过这本书。北京有三个单位复印后精心装订成册。盗本书每册80元，还很难买到（一般盗版书只卖10元）。有人从网上下载后广为传播。

经济参考领导第四次见面.
12月7日,我因发烧、咳嗽住进了宣武医院。10日，经济参考报办公室副主任小郑打通了我的手机,说：“老杨，这几天你去哪里了,王海征到处找你找不到，很着急。”我说：“我生病住院了。”
下午，王海征和小郑到医院看我，很客气，还带来不少水果。王海征说：只是来看看，田社长希望你给他一本书。我说：书不让进来，至今我也无法看到。寒喧一会儿,他们走了.当时我正在输液，我估计他有些话没有说。

经济参考领导第五次见面.
12月15日，我病愈出院。出院后我没回家，直接到新华社，借找王海征签字报销住院费之机，问他：那天在医院里你是不是有些话没有说完?他说：没有。估计你这样事也就这样子了，可能不会有什么事了。

旧金山电视台请我做节目
11月30日晚7时,电话响了.对方是一个中年男音,讲普通话.他说:我是旧金山电视台的,明天下午3点钟,你能帮我们做一个节目吗?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他说:为了这个电话,周折可大了.是安庆陈独秀研究会唐先生提供的.我说我不认识这位唐先生.
我说:你想做什么节目?
他说:你最近不是在香港出一本书吗?我们想就这本书和你个人的情况向您作些些采访.
我说:这本书我已经感受到压力.我不想再炒作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想写几本书.不要因为炒作使我失去了写书的条件.反正书快出来了,我要说的话书里都有.至于我个人的情况网上都有,我没有什么可谈的.
他说:我理解,我理解.
最后他介绍他叫史东,旧金山电视台(KTSS)话越地平线的主持人.1946年生,祖籍上海,16年前从台湾去美国.
在此期间,法国一家媒体要求对我采访,也被我婉拒.但香港明报提出只谈经济,不谈其它,我接受了采访.(12月6日,明报用一整版报道了这次采访)借此机会造成一种我在北京安然无事的印象.
接受法广采访
2004年12月20日北京时间晚9点,法国广播电台通过越洋电话,他们已经来电话多次,我无法推脱,只好讲了一些表面的话.我讲了一些写书经过,也讲了一点中国现在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中国当前的种种社会问题盖出如此.没有讲什么实质性内容.12月28日,法广在”书香世界”节目中用7分钟时间广播了这次采访.广播中主要是转述”导言”中的内容.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不少介绍和评价这本书的报道和文章，如果全部收录不胜其繁，由于网络封锁，绝大部分只能看到题目，点不开，“德国之声”发表的一篇文章能够点开，现收录如下：


一本讲述中国政治改革的畅销书
本月初，香港出版了一本关注中国政治改革的畅销书，题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书作者，新华社的退休编辑杨继绳，他曾经两次就六四事件采访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这本名叫《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书的副标题为《赵紫阳亲述六四内幕》。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访谈中，明确地将残忍镇压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民运的责任，归咎于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认为，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的社论是引发学潮的导火线。在社论中，人民日报引用了前一天邓小平向李鹏等人传达的精神。赵紫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四月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这个人对学潮一向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李鹏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快解决。邓这个人有个特点，如果有另一种意见他也不会这样。我四月十九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也是完全同意的，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一讲，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四月二十五日邓同李鹏等的讲话本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四月二十六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四·二六」社论大大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规模急剧扩大。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只要进一步做工作，学潮可以平息。但「四·二六」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帽子」所激怒，主要有学生多年没听这种话，「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甚么甚么，多年没听这种话，一下子被激怒了，情绪极为激动。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激怒了，被推到激进的一边。”
写这本书的作者杨继绳曾经是新华社教授级的高级记者，也是共产党员。他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曾经撰文批评过三任市委书记的工作和政策，在官场积怨很多。两届中宣部部长曾经批评过他的文章。在江泽民下台后，自「六四」事件后一直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命运再度受到各方的关注。在今年十月赵紫阳八十五岁生日这一天，他在北京富强胡同的寓所外聚集了不少人，希望为这位在「六四」事件中坚持自己的良知而被迫下台的老领导人祝寿。国际社会要求胡温释放赵紫阳的声音不绝于耳。杨继绳对赵紫阳的政治生涯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这本书中，他以颇多第一手资料对毛泽东逝世后直到九十年代中共中央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明争暗斗，作了深入的报道和分析。赵紫阳在接受他采访时，反复强调了他在六四前对学生运动的观点。 “当时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道理。因此那时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外，一般要采取保护手段，违法行为才依法处理。在追悼会结束以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当时我觉得，学生游行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现在追悼会已开了，你们也参加了，再没有题目闹了，要复课。第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当时想是召开种种各样的会议，教师也好，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征求意见，有甚么意见都可以讲。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上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有文件可查。”
书评家认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是反思89年动乱珍贵的历史资料，并且会对平反六四，恢复赵紫阳的名誉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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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副社长徐锡安到家探访.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逝世.当天下午,老干部局来电话:明天上午11时,副社长徐锡安要到你家看望.徐社会长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同学,比我低几个年级.1991年他在北方交大任党委书记,正值我女儿考大学.我找他,北方交大作为女儿的第二志愿,望他兜底.但女儿被第一志愿(南开大学)录取.招生的人找我,说徐书记打了招呼,但已被南开录取,没帮上忙,表示遗憾.可见徐锡安的确帮忙. 徐锡安2001年12月从北京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入新华社任副社长.他第一次和新华社局级干部见面时,说:”我在新华社认识两个人,一是杨继绳,二是高国英.”当时有几位局级干部向我转述了当时情况,建议我去看望徐社长.我说:“如果他不来新华社，我可以去看他，也应该看他。现在他是社长,我是他的部下,我看他是趋炎赴势,他看我是礼贤下士，我不能看他，还是给他留一个礼贤下士的机会吧!”
徐锡安“礼贤下士”的机会终于来了.
18日11时10分,他和老干部局长老陈来了.进门作揖说:”拜见师兄!”真是礼贤下士。我只好说:“我这本书给社领导添麻烦了.”他说:我不是为这事来的,不谈这个.我今天来只说三句话: 拜见师兄;问身体好,祝吉祥如意.
徐锡安说他还去了李普家.也谈到戴煌出书的事.看来,新华社对李普、戴煌和我三人十分关注.
我们谈了清华大学一些人士的情况，算是叙旧.
老干部局长说:徐社长说的“吉祥如意”就就赵紫阳逝世后形势很复杂,希望你要会保护自己.不要参加有关活动,不要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1月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刘云山在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形势时说，国外渗透，国内呼应，如有一本书，《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是外呼应，泄密。(大概意思)
赵紫阳逝世前后，我谢绝多家媒体采访
赵紫阳逝世前后,要求采访我的外国记者很多.主要有: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路透社,英国广播电台,法新社,日本《产经新闻》,以及香港多家媒体。有的请我写文章,有的请我就赵紫阳逝世发表看法.有的请我喝咖啡。同于徐锡安的招呼在前,我对各种媒体的采访要求,一一谢绝。路透社驻京记者林先生三次来电话，我婉拒，后又从伦敦来电话，又被我老伴谢绝。那一段时间来电话老伴先接，凡是外国记者的电话，她都说我不在家。

赵紫阳对《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的评价
1月27日:宗凤鸣电话中对我说:赵紫阳逝世前看完了你的这本书.赵说,这本书写得公允,我同意这本书的分析.但是第三次访问我是在别人家,是不不是会影响到别人,他为此有点担心.宗凤鸣说,这是赵紫阳一生中看的最后一本书.他家属担心他的身体,不让他看,他坚持要看,还是看完了.

1月27日,李锐在电话中对我说:这本书写得很好,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你这本书,稿子给香港了.

1月27日下午6点半,就参加遗体告别事，李欲晓告诉我王志华的手机电话：
我拨通了王志华的手机.王说,这是上面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王还谈到赵紫阳认真看了我的书.他们拿到这本书很晚,家属看到书的部头太大,建议老人家现在不要看,等身体好一点再看,老人家不听,一直坚持看完了,老人家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说这本书份量很重,叙述公允.分析得也不错.但担心书中涉及到的人的安全。这是老人家看的最后的一本书.

２月２８日，经宗凤鸣介绍，赵的秘书李树桥和我通了电话。李树桥在电话中对我说：赵是１２月６日病重住到北京医院的。住院后家属从香港带回来这本书，意思是让他知道有这本书。没想到这本书引起了老人很大的兴趣，拿起来就看。家人多次劝阻，他不听。最终还是读完了这本书。读完后对女婿王志华说：“这本书的叙述是公允的。”“对我访问的记录是准确的。”“我担心的是对三次访问中涉及到的人的安全，如李普，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1月初,杜导正去广东休假前对我说:田纪云看完了这本书,评价不错.但对其中写到请[炎黄春秋]社委会吃饭,说:我以后怎么支持你们.(定稿时我曾专门删去与[炎黄春秋]有关的内容,不知怎么没有删去)杜对此很不满意。杜还批评我不该把第三次访问的记录收入书中，说赵紫阳对此很有意见。杜批评时很严肃。

上面不让我参加赵紫阳的遗体告别
1月27日下午6点半,我和李欲晓(她是赵紫阳子女的朋友,最近在赵家帮忙处理后事)通电话.欲晓谈到赵家和中央达成协议的情况.星期六火化.还向我透露:中央认为有一些人不适合参加赵的遗体造别,阁下就是其中之一.这事你可以给王志华(赵的女婿)打电话问一问. 欲晓告诉我王志华的手机电话：
我拨通了王志华的手机.王说,这是上面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我说，我只是一介书生，难道还怕我？王说：他们怕你的笔。王还谈到赵紫阳认真看了我的书和老人对这本书的评价。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到家
1月28日晚9时,楼下保安按响了呼叫器,说派出所带了三个便衣要到你家.老伴很紧张.我想:是不是监控升级了?事先没有通知,一位警察带领导三个便衣来到家里.来的四位都是年轻人.一位便衣说:我们是宣武分局的.请问杨老明天参加不能加遗体告别.我想，明明是不让我参加，为什么还来假惺惺地问，我生气地说:”不参加!”老伴很不高兴,说:不就是写了一本书吗,警察还找到家里来了,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杨老写了书,只是上级让我们来的.”我也很生气,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奉命而来的.但有些话我得要说,不是冲着你们的.我只是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外界反映很好,不仅是政治家反映好,学术界也反映很好.这本书讲的是真话.记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作为一名学者应做的工作,也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电话被并机,出版社给我的书寄不进来. 今天又找到家里来了.窃听电话是特务行为,是侵犯公民的人权;书寄不进来是违反通信自由.都是违法的.对我的书有意见可以公开批判,为什么背后搞这么多非法的小动作?!你们查一查,我是一名学者,一名资深记者,中国国家图书馆里有我写的六本书,外面说我是著名学者.我不是地富反坏,为什么对一位著名学者要采取这样的非法行为?”几位年轻人连连说:对不起,请杨老原谅,我们是奉命来的,请多包函.!”我问:”你们还要采取什么措施?我还有自由吗?我可以离北京吗?”他们说:这我们不知道.

便衣警察门前监视
1月29日,星期六,今天早晨起得较晚,我9点钟下楼出门买早点和其它日用品.到一楼,昨天晚上到我家里来的主要谈话人从保安室出来,说:杨老,您好!我说:你怎么又来了.他说:我来了好久了,怕打扰您家庭生活,所以没有上楼.保安说呼叫一下,我说,不用了,我就在这里等吧.
我问: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七八点钟吧.(事后我问保安这个人几点来的,保安说是七点半来的)
是不是对我全程监视?
不是,只是今天,今天不是遗体告别吗?你还是不去的对.今天警戒很严,想去也进不去.
我昨天不是答应你们不去吗?
还是不去的好.以大局为重,国家搞乱了,还是老百姓吃亏.
我说:我也不想搞乱,我还想长治久安.我的书提出为国家治久安之策.
你现在想去哪里?
买早点,还给小孙子买点治咳嗽药.
我往前走,他跟着我后面.
经交谈,才知道他是宣武分局治安科的,叫王铁.工资3000多元,按这样的工资水平,大概是科长吧.
他态度很谦和,一再说是执行任务,没有别的意思.
我问:今天你们一定很忙吧,是不是全体出动了?像我这样需要控制的人是不是很多?
没有多少,这里就是您老一人.
我说:我不就是写了一本书吗?为什么要对我这样?这本书讲的完全是真话,每一件事都是有根据的,也没有泄密.完全没有违法.我写这本书是出于一名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人没有良心,没有正义感,就不如一条狗(我说出这句话,看他脸上的笑容一阵消失了,但很快恢复了正常)
他说,我们来不知道您写书的事.昨天回去上网看到了书名,但打不开.
有网络警察把关你当然打不开.
我走到药店,他跟到药店,我从药店沿河边走到华强超市,他一直跟着.
在河边花园,一位老人的帽子被风吹走了,王铁拾了起来,送给了老人.
我说:你还是很有爱心的.尽管你是一位好人,但你还是国家的专政工具,用专政治工具来对会一位知识分子,是不应该的.你到国家图书馆里查一查,那里有我的六本专著. 你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我的情况,社会上认为我是著名学者.用专政工具来对待一位著名学者,更不应该.
他说:您昨天晚上的意见我向领导反映了.局长说:他不知道电话监听的事.
我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慌.你们这样做我一点也不怕,心里十分坦然.即使你们对我采取什么极端措施,也是为真量而献身嘛!但是,我老伴身体不好,女同志胆小,看到你在楼下守着,她一定很怕,吓出病来谁负责?所以,你要执行任务我支持,但不要让我老伴看到.
他说:不会,不会,我们今天就撤了.
我说:我这本书是记录历史的.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这个民族就站立不起来.

他说:是的,历史很重要.
我说: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历史,不是虚伪的历史.我们过去吃了虚伪的历史的大亏.(我说这句话后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到华强超市买洗衣粉,他跟着进去.他帮我提洗衣粉.交费时我没有零钱,他要代付,我没让.
他说:春节到哪里过年?
我说:找一个清净地方休息几天.也是为了避外国记者.
去海南?
哪有那么多钱?就在北京附近找个地方吧.
他把我送到院里.说:我这就撤了.

去天津过年半个月，实际是躲电话。躲外国记者和朋友的电话。因为朋友来电话也是问这件事，电话不方便谈。回京后比较清静。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但媒体还抓住不放。３月３日，《华盛顿邮报》再一次来电话，说是该报驻中国社长要向我请教新闻采访问题，我婉拒。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权威人士赞扬我的书。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早就拿到了书，并且仔细阅读了。有的约我面谈，如吴江，张显扬，华贻芳等。还有李锐、李普、吴敬琏、高放、苏双碧、保育钧等等。朋友告诉我，广东的老省委书记任仲夷、吴南生等也高度赞扬这本书。

让我在“保先”教育的党支部会上说道说道

３月２９日，老干部局陈局长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空，请到他办公室坐坐。我说明天就有空，约定明天早８点到他办公室。３１日早８点，我如约进了陈的办公室。先是闲聊了几句。老陈说：有一件事跟你商量一下，为了向上面有个交待，在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中，你能不能在党支部会上把你的事情说道说道。他说，最近上面问起新华社几件事（据我所知，除了我出书以外，还有李普、彭迪两位老领导在赵紫阳逝世后同外国记者的谈话和在网上发表了文章。但陈局长没有向我谈及这两位老人的事。），上面很重视，社领导对上面说：“这些事情都在保先教育中解决。”所以我认为还是说一说比较好。陈局长还透露：“社纪检组还接到中纪委的电话，问杨继绳出书的事立案没有？社纪检组找到我，我说，立什么案？你去问马胜荣副社长吧！”
如果你不说道道，恐怕事情完不了。
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
回到《炎黄春秋》，我向杜导正讲起此事，老杜说：李普可以顶，他８７岁了，你不能顶，你还嫩点。还是说一说，敷衍一下吧！

４月５日，党支部书记张继然（他是二支部的书记，因我们三支部书记托病不愿参加，老干局就让老张主持我们支部的会。老张离休前是新华社办公厅副主任，负责后勤工作。）找我，说后天支部会的发言你准备得怎么样？我说没问题。他问：你能不能把你的事归纳成几点错误？我说：这本书没有错误，是一本公认的好书。张说：没有错误的书为什么会挨批评？我说：老张,　你一直搞行政，这方面的事我没法跟你说清楚。他问：那你准备在会上讲什么？我说：第一，我不会讲假话，不会讲违心的话；第二，我不会让保护我的人下不了台。我的发言说是遵循这两条。

４月７日下午３点，我们三支部在红莲“老干部之家”召开党支部会。老干部局局长老陈亲临参加。张继然主持。老张说：今天的支部会有两件事，一是保先教育快结束了，有的支部落实了几条，如天津分社落实了8条，我们也得来几条。我请闵凡路起了个草，一共五条，如果大家同意就鼓掌通过。第二件事就是如果有的同志要发言，谈保先教育收获，今天就说。他念了五条（保持晚节，教育子女，邻里和睦，注意健康等）大家鼓掌通过。老张眼晴看着我，我就发言。
下面是我发言的基本内容：
去年年底，我在香港出了一本书，题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给社领导增加了不少麻烦。社会领导和老干部局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十分关照。陈局长问我是不是在保先支部会上说道说道，我同意说道说道。我下面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书名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分八章，共３６万字。还有一个前言，一个附录。（我用了５分钟时间，简要介绍了每一章的内容，大家听得很认真。）。
第二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中国发生了一场举世瞩目的伟大社会变革。我自始至终采访和研究了这场变革。作为一名记者，能够亲身经历和采访这一伟大的变革，是历史的幸运。当然，也有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一方面要用我们的笔推进这场变革，另一方面也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这两方面我都认真地做了。
在推进改革方面，我除了发表大量的公开报道以外，还采写了大量的调研报告，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上以上的领导人批示的就有３６篇（其中胡耀邦批示的就有１５篇）。由我的调研报告形成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份，国务院办公厅文件３份，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一份。到经济参考报工作以后，我写的报道和评论对推进改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权力不能进入市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买断工龄是对工人利益的侵犯”等等，都是我最先提出来的，这些看法当时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后，现在已经取得了全社会的公认。
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虽然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但是，如果只用采写新闻的方式来工作，是不能留下全面而深刻的历史的。这必须用学者的工作方式。我是国内当代最早提出“做学者型记者”的人之一（商恺：《给青年记者的六十封信》，“做学者型记者”一节，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北京，第２７１页），我虽然做得不好，但我还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我提出“调查，读书，思考”的三角形工作主式，以调查为基础，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自上世纪末我就开始撰写《邓小平时代》一书。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冒着政治风险三次采访软禁中的赵紫阳，多次采访如安志文、朱厚泽等数十位高层领导人，还采访了工厂、农村、商店、银行，采访了中国的东部和西部。１９９６年底，这部７０万字的书写成了。中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但删去了政治部分，只剩下５０万字。之后，香港三联书店也出版了，共５５万字，政治部分也没有出。
２００４年是邓小平诞晨１００周年，不少人建议我把《邓小平时代》修订一次，争取出全本。我花了几个月时间修订完成，但国内由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香港因为篇幅太长，前几年又出过一次，怕不好卖，也不能出。出版界的一位朋友建议我把过去删去的内容扩充一下单独出一本。我认为这个主意很好。我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花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这本书。
这本书是对中国改革的深刻反思。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原来没有意料到的新情况。虽然经济蓬勃发展，但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腐败使社会难以承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矛盾空前尖锐。面对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和采访中国改革的记者来说，作为一名有４０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来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人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是回避不了的，是躲不过去的。不思考、不研究是不可能的。
我是经过长期的研究、思考写这本书的。为了剖析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我还出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
我同意保先教育。在那些方面保先？我觉得：
保先，要保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密切关注的责任感；
保先，要保持对历史的反思与审视，从反思中吸取教训；
保先，要保持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精神；
保先，要保持对人类美好制度的不断追求。
当然，老张刚才说的邻里和睦，教育子女，身体健康等内容是必要的，但我觉得上述几条更为重要。
第三个问题：我对出版这本书的反思。
中央有关部门对我出版这本书十分重视，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央指出这本书有哪些错误的文字材料。说李长春、刘云山有批示，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材料上作的批示，也不知道批示的内容。如果上面有批评这本书的文字指示，我会针对这些批评作出检讨。我今天说反思，不说检讨，正是因为我不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有什么错误。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不能说假话，我也听不得假话。这是一本学术著作，是经过我长期深思熟虑的，哪能刚出版自己就认为有错误？当然，经过学习，几年以后，我可能认为有错误，但那不是现在的事。到那时再修订嘛。
前些时，史春生副局长说：“中央对六四和赵紫阳已有结论，作为一名党员应当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维护这一结论，”史副局长这一说法原则上我是同意的，但是，中央十五年以前中央的结论现在已经有了变化。十五前以前说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动乱。”最近几年，中央再不用这一说法，而用“北京政治风波”取代之。我这本书就是客观地记录了这场政治风波。十五年以前，中央说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现在已改变了看法，肯定赵紫阳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只说赵“犯了严重错误”。和中央保持一致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只死守十五年以前的结论而不顾中央现在新的提法。
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有三点需要反思，需要检讨：
第一点反思是，我没有估计到这本书出版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本书讲的都是事实，说的都是实情。其中的看法在知识界相当多的人当中形成了共识，我只不过把这些共识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在全世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简单介绍了世界各大媒体对这本书的关注情况）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中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可能对党的工作带来一定的不利。我像一个小孩玩爆竹一样，没想到这不是一个小爆竹，响声太大了。可能吓着一些人，也可能伤着人。我这里对吓着的和伤着的表示歉疚。
第二点反思是，出版时机的选择，如果晚出版几年，可能更好一些。半夜鸡叫，总是不受欢迎的。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同志说：现在中央新班子面对的事情很多，你这本书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老同志，万一他们出来说话，会给中央增加麻烦。我同意他们的看法。
第三点，不是反思，而是诚恳地检查，这就是这本书中有不少错别字，还有些事实错误，如，把周总理身边的罗青长写成了罗长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党校稿的执笔者是孙长江，我写成吴江，在介绍十二出六中全会上的争论的一处，我把胡启立写志了胡耀邦，等等。对这些错误，作为作者，是十分遗憾的，也是十分痛心的。我在这里向我的读者作诚挚的检查，再版时一定改正。

我的发言一完，就有人鼓掌。几个人的发言都没有批评我。有的反而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如有人提出要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一位有６０多年党龄的老编辑发言婉转地支持我。国际部和出版社的两位老同志说他们手中有很多资料，但不敢写。他们这么说可能是规劝我不该写这本书为好。有人说，不写好；有人说，这些资料是人民的财富，不写材料烂在肚子里，太可惜。陈局长没有评论我的发言，说了一些没有新意的话，会议结束。
散会后在回家的电梯里，有人说：“其实，你的出版时机是最好的时机。”电梯里一片笑声。

老干部局向机关党委写报告。
5月23日下午，新华社老干部局党委刘　来电话说：根据上面的指示，你上次支部会上的发言，我们要整理报新华社机关党委。现在我们整理了一个材料，你是来老干部局看一看，还是我在电话里念一念？
我说：就在电话里念一念吧。
他念了一下，文字不长。有三点内容：一是出版地点不对。二是出版时机不对。三是有错别字和某些事实错误。
我听了以后想：他们要向上级交待,完全按我在支部会上说的写肯定不行，但也不能太歪曲我的原意。我说：能不能把“出版地点不对”这句话删掉。香港也是中国的领土，很多人都在香港出书，其中不少老革命，老知识分子。这样写不仅是我的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很多在香港出书的人。
对方电话里说：老干部局对你这件事的态度你是知道的（意思是保护我的），还是早点上报早点了结好。你不要太计较了。
我想：我不能让保护我的人为难，我再坚持他们也不会接受，只好说：那就这样吧。
不知这次是否能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