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聞台灣現代舞之母蔡老師病逝澳洲，驚訝之餘，隱隱些許愁悵。一個道地的台灣菁英，為了對先生的愛與對舞蹈藝術的堅持，無法長守台灣，只能移民國外，在異鄉繼續奮鬥直到生命到達盡頭為止。她的隕落，使台灣現代舞發展的歷史軌跡，失去源頭。

大學時代的我，常經過中山北路那條不起眼的小巷，掛著白底黑字「中華舞蹈社」招牌，與落魄有餘的簡陋建築，在周圍都是高樓大廈集團總部的都市叢林中，中華舞蹈社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起初甚至懷疑是違章建築。原來那是蔡瑞月發跡的地方啊！經過學生兼媳婦蕭渥廷的經營，雖不能說辦得有聲有色，但成功地傳承了蔡老師的一貫風格－低調、專注教學、默默耕耘、不計名利的特色。只是被台北市政府甫列為古蹟的中華舞蹈社，竟戲劇性地毀於大火，就像蔡老師的一生，命運乖戾。

喜愛舞蹈、有著舞蹈天份的蔡瑞月，在日治後期的台灣社會，顯得特別突兀。不過她憑藉熱愛舞蹈的堅持，赴日習舞，學成時正是日本戰敗之際，毅然搭船返台投入表演與教學工作。在此時結識了詩人文學家雷石榆，才子佳人一時為人稱頌。蔡瑞月的家人雖有些抱怨雷石榆外省人的身份，但最後仍成全他們，於1947年5月結婚，婚後育有一子雷大鵬。文學與舞蹈的緊密結合，在藝術的領域裡更上一層樓，這樣的組合在當時不知羨煞多少人。

好景不常，動亂的時代製造不尋常的事件，在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之際，對左派思想之忌憚有如驚弓之鳥，抱著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心態。當時已是台大教授的雷石榆，被當局以一封信件為藉口，懷疑其政治忠誠度，在一家人即將赴港演出教學前夕，遭人以台大校長召見的謊言帶走，從此未再回家。之後蔡瑞月輾轉得知雷被判驅逐出境，囚禁於基隆等待船期。在雷即將上船離開時，蔡原本欲上船一同離去，但心念一轉想起家中嗷嗷待哺的雷大鵬，只能望著雷石榆遠去的身影哭泣。沒想到夫妻1949年這麼一分離，竟是四十多年未曾相見！

在那個白色恐怖年代，蔡瑞月這樣的台灣菁英一樣逃不過牢獄之災，坐了三年黑牢後，才從綠島假釋歸來。在獄裡的她仍舊不忘舞蹈，並教其他受刑人一起習舞。出獄後仍舊從事演出與教育的工作，並設法聯絡身在大陸的夫婿。因為當時她被政府歸類為「有案底」的不良民，每月都要到派出所報到繳交報告，教舞練舞的處所常有不明人士監視，處處受限。為了找尋雷石榆在大陸的下落，又要避免牽連家人與親友，只得藉著赴歐旅遊之便，在外寫信寄到大陸，只有如此信件才能逃避軍警查緝。那是一個欠缺人權與自由的年代，在當時政府的獨裁統治下，讓一個台灣人只有在離開台灣的時候，才能享有短暫的基本人權。

一般認為使她決定離開台灣移民澳洲的導火線，是1972年籌劃的大型芭蕾舞劇「晚霞」的功敗垂成。當時在美投奔自由的馬思聰夫婦，計畫與蔡瑞月聯合創作「晚霞」一劇，當馬思聰向政府相關單位申請補助後，政府不斷以「藝術需富有政治教育意涵」等原則干擾「晚霞」的創作與執行。最後竟以「民間團體不足以勝任這樣大型的演出」為由，將整齣舞劇強迫移交給台灣藝專舞蹈科執行。蔡瑞月再度遭受「政治領導藝術創作」之害，終於對本地環境徹底絕望，毅然開始進行移民申請，於1983年離開台灣，隨大鵬赴澳演出而長居澳洲。

雖是由於「晚霞」的挫敗而決心移民，但另外一個原因也許影響更大，大約在1972到1975年間，蔡瑞月透過各種方式，找尋身在大陸的夫婿雷石榆，但以當時的政治情勢而言仍困難重重。移民澳洲，讓找尋的工作變得容易多了。雷石榆在大陸已另娶，1990年蔡瑞月仍親赴北京與雷相見，四十多年的分離，相見的過程自然份外感人，既熟悉又陌生。蔡要求雷隨她離開大陸未果，只得隻身回到澳洲，繼續孤家寡人教舞的生活。四十多年前的政治迫害，如何在四十多年後平反？白色恐怖的陰影，不只籠罩被捕坐監的一刻，對一個人而言，一刻的迫害影響的是他或她一輩子的幸福啊！

她仍是那麼地恬靜、低調，儘管不斷得到國內外頒發的大獎，她仍堅守教舞的崗位，默默耕耘，直到生命終了。諷刺的是，生活在自詡為「自由中國」台灣這塊土地上的蔡瑞月，下場是移民國外孤老一生；而遭驅逐出境的雷石榆，「被迫」生活在共黨統治下「水深火熱」的「赤色中國」，反而能繼續教職並再娶擁有美好的家庭。我感到有些迷惘，生活在台灣的人民，真的比其他中國人要幸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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