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教育與人格養成--閻鴻中老師
剛進大學的青年,通常懷有許多憧憬與期待。誰都明白,這些清純的憧憬與期待非常可貴,往往由此醇化為生命的內在源泉,有的人且因而決定了自己終身的志業。帶著憧憬和期待的人當然充滿了好奇心。
奇怪的是,不過幾個禮拜,這種氣氛就消散得無影無蹤。學生們開始抱怨課業太重,教材太難,老師、系上以及學校給予的關心太少,還有生活上種種的不方便。學長姊們薪火相傳的秘訣隨即出現,然後越來越普及,不多久便淹沒了多數人嘗試錯誤、獨立探索的可能。我明白那些抱怨、秘訣不見得都沒道理,只是惋惜:為什麼才剛看見了一點點現實,許多明亮的眼睛就灰暗了下去?為什麼許多熱誠、虔敬、好奇的心靈一晃眼就被機巧給取代了?
這樣的惋惜年復一年,尤其對我們自己系上的學生更有深刻的感受。時常驚覺,眼前雙十年華的青年,入學時興高采烈、稚氣未脫的神情還清晰如昨,畢業之前往往已顯得暮氣而世故。即使是以學術為職志的研究生,在我一般的印裡,好像清新質樸、富有朝氣的也殊不多見。我總以為,歷史系的學生,至少原先以這個系為前幾志願的學生,當初應該也都對學問抱著憧憬與期待,那些願意進一步獻身於功利無幾的學術研究的研究生更應該充滿了熱情與理想。然而看來事實並非如此,究竟哪裡出了問題?常令我納悶不已。
人對事情的判斷很難離開自己的經驗。後來我分析自己的成長經驗得到了一些不同的認識,明白原先的想法太過無知,只看表象而完全忽略了實質。
對知識興趣的高低,並不容易講明。我自己雖然是第一志願念歷史系的,可是在高中時對這門學問並沒有特別的愛好。在學校裡,我最喜歡的科目是數學、物理和生物;自己的時間,我喜歡浸淫在文學、書法和佛學。雖然自然科學一直令我覺得有趣,但藝術人文卻給予我生命的理想與方向;有趣的知識提得起放得下,碰到了藝術人文卻會使我廢寢忘食。面對課業的壓力,當時我得很努力的控制自己少摸課外的東西,以免一發不可收拾。而歷史科則令我厭煩,因為它的考試全靠記誦,對我糟糕的記憶力構成相當痛苦的折磨。我對歷史知識的正面印象,除了演義小說和人物傳記之外,僅僅來自一本有關安史之亂的課外書,以及錢穆先生《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史學導言》、《學籥》、《中國學術通義》等幾本小書。錢先生博通天人的作品的確令我肅然起敬,但我從來不想成為歷史學者。
可是,在選填志願之前,我向從小追隨的書法老師劉大鏞先生請教。劉老師啟發了我對文、哲、藝術的愛好,更是我心目中的人格典範。不知老師是看出我在學問上的不定,還是天分上的不足?他勸我打消將中文、哲學列為前兩志願的念頭。「還是讀歷史比較好,」從未特別提到歷史的老師說:「歷史包含廣大,可以讓你知道自己適合學什麼。」由於我考得還不錯,於是懵懵懂懂就進了歷史系。
專業的歷史學給我的印象是什麼?它好像總是探索政治、軍事、民族、社會(當時文化史、思想史研究並不流行),總在處理廣大的人群、複雜的人事。我性格孤僻,一直不覺得這有多少趣味,總感到不如文、哲、藝術可以做心靈的避風港。我很少認真上課,中學以來的心態變本加厲,乾脆把主業當成了副業。
有時想到,老師給我的建議也許是錯的,不過這倒從未成為困擾。那時我自以為對許多知識都有興趣,除了自然科學之外,心理、經濟、政治、新聞學、圖書館學,甚至音樂、戲劇、舞蹈等等,雖然只能看看熱鬧,卻都看得很高興。我把安身立命的理想寄託於中國的經典,開始細細研讀。我覺得心中充滿了好奇,願意探索一切純淨的事物,希望昇華自己。歷史?那是個紛亂的世界啊!我這麼認為。
讀碩士班,與其說順理成章,不如說是隨波逐流的結果,可是卻使我對歷史的印象逐漸改觀。台灣師範大學史研所主要在培養近現代史的研究人才,課程集中而師資整齊,訓練相當嚴謹。幸而有那些貼切民生的知識內容,加上解嚴以後可以閱讀到的豐富的社會報導,發揮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可是當時的我還不自知,只覺得紛亂的近現代史和有關的大量史料非吾所好,剛好又遇見了欣賞的老師,很高興的選擇了古代史做研究領域。
整整一年的時光,我朝夕研讀史記,希望認識這部巨著蘊含的各種可能性。除了逐篇寫下心得感想之外,還抄錄了上千張的資料卡,所有有趣的資料線索都仔細記錄下來,並加上初步的分析。全書讀畢,我不無得意的重閱卡片,進行細部分類,希望找出可做論文的題材。整理結束時驚人的事實赫然呈現:這麼多「有趣」的「豐富」線索,竟大量集中在一個非常特殊的角度上──不論讀哪類歷史,我所關心的焦點都是人物的心理狀態──,此外的資料則支離零碎,不成系統。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何等的狹窄封閉!
這故事有點長了,可是因為得說完整才好下結論,不得不請讀者諒解。如今分析起來,自少年以來縈繞在我心頭的,都是自己的心理狀態,因為盡力追求心境的澄澈清明而不可得,以致於無暇真正認識和關心別人。不喜歡歷史,多少是由於心理上承受不了那樣的負擔,此外,當時史學缺少對心理和思想的精確刻畫,讓我不能滿足,也是另一面的原因。研究所時接觸了一些近現代史,聯繫到身邊的社會情境,開始懂得關心具體而真實的「人」了,可是由於先前的心理積習,對於人物在各種情境下的心理狀態自然深感好奇,而以往的歷史研究則很少能提供解答。在我閱讀史記的時候,脫離了近人的研究而自行摸索,不啻展開了自我的心理治療,揮之不去的都是潛藏心底的疑問,其餘的關心僅如浮光掠影,時有時無。
我對人文藝術的認識極其膚淺,上面所描述的只是當時的心理變化過程,與學問的真實意義杳不相干。不過,由這些非常淺薄的個人經驗看來好奇本身,或者說對知識感到興趣,顯然未必能成為求知和實踐的長遠動力。只有真正在意、無法割捨的事物,才會驅策著我們追根究底。
我由此深切體會到學問與性情的關聯。許多一流的學者都博涉多通、無施不可,但凡是能傳之久遠的偉大作品,還是多與作者的人格特質、生命力量融會合一。如眾所周知的,陳寅恪先生早年兼通多種語文,有意治中印宗教和文化交流史,可是他成熟時期及晚年的作品卻主要關心中國本身制度、社會和文化間的結構性關聯以及人物與時代的互動,與他從年輕以來的關懷和堅持終歸一致。柳詒徵先生撰寫的《中國文化史》和《國史要義》,是與新文化運動及古史辨派相抗衡的巨著,雖然在方法和史料上顯得陳舊,但迄今仍有其精采煥發的啟發性,只要想想他胼手胝足、盡瘁心力守護典籍文獻的一生,其學問與生命無疑有著共通的精神泉源。至於像錢賓四先生那樣學問與人格結合的典範,更不需多說了。
傑出的人文學者具有一種根源於他們獨特生命特質的內在動力,引導他們面對人生、探索人群事理的究竟與癥結。歷史學之為一種人文之學,也就在於學問與生命結合的本質是無可否認的。章學誠以「史德」來補充劉知幾所提出的「學」、「才」和「識」,以做為理想的史家應有的一項素質,他說的「史德」是能省察自己心術好惡之幾微,以求不偏不倚的呈現歷史。其實,心術好惡不僅關乎公平的見解,更推動學者獨出機杼的探索事理之精義,成為創造活力之根源。
生活在現代社會,卻發心願意涵泳於人文之學的人,都得具有某種超越功利的精神,才能悠遊於學問之中而樂此不疲。假如缺少了朝氣與純真、理想和熱情,學習人文、歷史的人日日鑽研人情事理,怎能不變得冷漠和世故?受到自己的冷漠和世故所折磨的人,怎能不顯得暮氣沈沈?追根究底,學習歷史的人要有健全成熟的人格,才能保持永遠的好奇心。而健全成熟的人格是富有個性的,只能因勢利導的培養呵護,無法刻意塑成。
我見過許多聰明的學生從來沒有真正的成長。或許由於家庭、或許由於社會環境、或許由於升學主義的教育,他們早已養成了規避取巧的習慣,以機巧的方法吸收必要的知識,應付每一件學業的課題。可是他們不知道,一旦把學習看成了工具,它就不再有理想,不再是動力,而且很難發展出向未知的領域探索時所需具備的誠實和勇氣。這種人格特質即使受過很多教育也難改變,令人深感失望。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得承認,學生也常因為學習的內容不如預期而失望。除了老師們的能力不足之外,更常見的原因是,大學裡以邁向專業為目標的訓練與高中生的想像落差甚大。我知道系上不少老師一直對此頗感歉然,卻又無可奈何。出於資訊不足以致對大學科系屬性認識不清的部分在此不談,無可否認的,對歷史學的認知模式及研究對象的不適應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從自己的成長經驗來推想,中學生一般比較從自我出發,會對人物、故事感到好奇;但歷史學,尤其是現代的歷史學,卻更注意於群體的變動,這主要因為現代世界受到更多超乎個人意志的力量所驅動,不容忽視也無法輕估,故而歷史學在研究的課題和理論上無不與社會科學有緊密的關聯,有時且因而稍稍遠離了人文性。正由於不同階段的學習必須運用不同的認知模式、面對不同的關懷對象,所以,高中時對歷史感興趣的學生,進了大學很有可能覺得索然無味,特別是性格上如果沒有進一步成長的話。
我們知道,認知的模式和關懷的本質,並不是可以傳授的技能或知識,只有等到個別與群體、實體與抽象之間的聯繫充分建立,情感發展的銜接一一完成,才會真正獲得發展,這時學生也才會對歷史的主體──各式各樣的人與事──有由衷的關懷與理解。不僅大學生如此,這些素質在研究生和專業人士中也未必完成,或許永遠都需要自我反省和互相勉勵。錢賓四先生說:「史學是大群人長時期事,不是各私人之眼前事。」此種學問需有能相配合的性情涵養為其根柢。
可是目前無論師生,對於這一階段的心理發展的認識和處理經驗遠遠不足應付實際的需要,而且恐怕也沒有現成或速成的解決之道。但若是真正相信人文之學的理想和理念有賴於健全的人格才能實現,我們就必須正視這些問題。師生之間如果能經常溝通彼此的經驗、觀察和疑惑,相互協助和體諒,這些問題應該可以獲得比較好的解決。雖然個人的經驗往往很有侷限,真誠的溝通卻能化解距離,而讓我們看清楚別人與自己的特質。 希望有一天,每一分年輕時的憧憬與期待,都能順利的轉化為知識的動力和生命的源泉,伴隨著每個人完成他的一生。
2004.08.26
http://www.wretch.cc/blog/shc855028&article_id=6907971
一直沒有介紹,讓我重說一遍:
上星期六,我們(我和兆娟姐)不約而同的參加了台大舉辦的經典多元詮釋研習營。
晚宴時,素食桌剛好有一位老師同一桌,
為了避免尷尬,也趁機會問老師問題,
而這位就是閻鴻中老師。
我知道老師是歷史系的教授
我跟老師說:
我一直以來讀經學,對於經說詮釋有時候會產疑惑,因為經學家的詮釋,不一定就是原作者的意思。最近接觸史學,發現歷史學家能夠解讀文獻、以考古文物,建構出歷史真相,所以我很嚮往。
閻鴻中老師慢慢道來:當你學一個學科,開始對別人的說法產生疑問,那表示你也學到了一個程度。學習一個學科,會有碰到瓶頸的時候,所以接觸別的學科(歷史學、心理學),都會有新的出路跟啟發。這是有幫助的。而歷史學者在研究考古文物及文獻中,假設挖出了某個人的文集,也就證明了某人有什麼文集。但是中文學門的人,就能從文集中體會他書信的深刻意涵,這倒是歷史系的人不容易做到的。
隔天的課程,以及最後一節座談,
閻老師說的話,
句句深入我心,
回來以網路查詢,
正好找到這篇文章。
初讀的時候,
彷彿聽到老師的聲音在耳邊饗起,
又聯想起老師的樣子,
我很喜歡這一位老師。
會後,我跑去向老師致意,
我很欣賞老師解答問題時
溫雅的氣質、信手拈來的比喻,
以及給學生更周全、更多面的思考。
(其實我要問的是老師的學術語言是怎麼訓練的?)
老師說:
回答一個學生的問題,當然也希望能夠同時給其他同學一些收穫,所以會從各方面觀點都給一些回應。另外,就是平常在讀書時,不只是從學術語言跳到學術語言,而是想好要以怎麼樣的語言告訴學生,學生才會了解。
看了老師這篇文章,
我覺得老師應該是平常就很認真過生活的人。
所以才會信手拈來,都是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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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可愛,
很嚮往老師們那種典雅的學術語言,
所以都想問老師是怎麼訓練自己的。
今天讀到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
介紹到魏際瑞,他說:
「際瑞嗜學,喜為古文辭。嘗謂文章首貴識,次貴議論。然有識則議論自生,有議論,則詞章不能自已。作文而憂詞之不足,皆無識之病耳。」(魏伯子文集卷四《語弟子論文》)
大概,也有學生問他一樣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