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壽南】
《史記．商君列傳》中有一段記載，在戰國時期，秦孝公請商鞅到秦國主持變法，使秦國富強起來，這便是歷史上的商鞅變法。當商鞅變法時，秦國的太子駟犯法，商鞅雖重法，也認定太子駟有罪，但卻無法處罰太子，於是就讓太子的兩位師傅來承擔。──「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是中國人對司法公正的一個理想，然而翻開中國史籍，卻沒有發現任何一個例證可以落實這個理想。也就是說，這個理想只是個理想，並沒有變成事實，歷史上王子犯法從來都未曾與庶民同罪，商鞅是主張重法的人，太子駟犯了法，商鞅也只不過判了太子駟的罪名，但是太子駟仍舊沒有受到刑罰，因為刑罰由他師傅來代受，所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實際上是一句空話。

法律不等於法治

中國最晚在周代時就已經有法律了，以後歷朝歷代都有法律，唐朝以前的法律並無完整保留至今，但是從史籍中仍可以發現到零星的法條記載，證明歷朝都有法律。從唐朝開始，完整的法律被保留下來，直至今日我們都可以找出完整的唐律、宋刑統等法律條文，可見中國是個很早就有法律的國家，然而法律並不等於法治，中國是個有法治概念的國家嗎？中國人有現代的法治精神嗎？

現代的法治精神，必須建立在三個基礎上面。第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一人可以高於法律。第二：任何人的行為是否犯罪，是以法律為依據做判斷。第三：司法制度是公正的，不受任何人與任何外力的干預。這三點是法治精神的基礎，如果這三點或只要其中有一點不存在，這個國家就不能算是法治國家。我們以這三個基礎來看，中國雖然有法律，但並不能稱得上是一個法治國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實際上是個不很重視法律的民族，中國人認為要評量一件事情，常常用「情、理、法」做為標準，情是擺在第一的，理是第二，法是最末的。也就是說衡量一件事情，先從情，再從理，最後才論法，所以中國人是不重視法的，這就造成了中國缺乏了前面所講的法治精神三個基礎。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分析這問題。

中國向來不重視法治

一、不平等的觀念

從遠古以來，中國人就認為人與人之間由於聰明才智、生活環境的不相同，所以每個人並不平等。一個讀書的士人跟一個耕田的農夫，社會對他們的待遇是決然不同的，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就反映出中國人把社會上的人分為不同的等級，也有不同的法律待遇。這種不平等的觀念，在歷代法律條文裡面也可常見，例如王公大臣如果犯了法，常常有優待可以減免罪刑的情形，這就跟一般庶人百姓待遇不一樣。中國人認為這種人與人的不平等是當然的，沒有人提出異議，而把人看成是平等的觀念是西方傳入的，中國歷史上並沒有產生這種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所以我們的法律就會造成對不同的人有不同層次的規定。這就不合我們所謂的法治精神基礎，也違反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所以中國人的不平等觀念實際上破壞了法治精神。

二、君主破壞法律

法律的制訂者是君主，但是首先破壞法律的往往也是君主。例如唐德宗皇帝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政府頒佈了「兩稅法」，這個法律規定人民每年要分兩次納稅，也就是分為夏稅、秋稅等兩稅，除這兩稅之外，政府不能向人民更取分文，若是再取分文的稅賦就要以違法論處。然而到了建中四年，唐德宗以國家軍用太高為由，下令在兩稅之外又加收額外的稅款，所以第一個破壞兩稅法的就是唐德宗本人。

實際上從歷史上觀察，破壞法律的君主非常多，君主的命令常常超越法律，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君主不受法律的限制，他是高於法律的人，法律裡規定殺人者死，君主殺人卻不必被判死罪，所以君主不受法律的約束。一個超越法律的人，當沒有任何東西可約束他時，他就很容易任由自己的心意隨便發號施令，而任意發號施令往往就會破壞了法律，破壞法律後，君主又不需負任何責任。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歷史上的昏君或暴君隨意下令把某臣民殺掉，也根本不經過任何司法審判，而臣民也認為君主有這個權力隨意殺人，這就是君主破壞了法律，而臣民也認為君主有破壞法律的權力，如此法律怎能建立他的權威呢？這完全不合前面所述法治精神的第二個基礎：一切的行為都應該以法律為依據。君主的任何作為不以法律為依據，如此法律便失去其完整性與權威性，法治精神當然不能保存。

三、特權的干預

自古至今，中國社會處處充斥特權，君主是最大的特權者，皇親國戚、政府官員也都是特權者。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常常利用權力來干涉法律，讓他們的行為不受到法律約束，這就是特權。特權者，完全可不顧及法律的規定。譬如南宋高宗時，岳飛準備北伐，被秦檜用十二道金牌召回杭州，最後把岳飛處死。當此際，另外一個將軍韓世忠就問秦檜說，究竟是什麼罪名要處岳飛死刑？秦檜回答他說：「莫須有。」這莫須有三個字是表示不需要任何證據就可以把他處死刑，罪名是任意加的，不必經過法律的查證，隨意加一個罪名就可以處死刑的，充分反映出來一個手握特權者藐視法律的行為，如此又怎能說他有法治精神呢？翻開二十五史，看到許多政府官員都是利用特權來做貪汙違法之事，卻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因為他們享有特權，執法的人對他們無可奈何，甚至於他們本身就是執法的人，這種特權實際上是法律的最大破壞者，社會上存在的特權越多，越是代表這社會不是個法治社會。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