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7 14:58:06阿亞梭飛牙
從歷史面看基督教和伊斯蘭：一個基督徒的觀點（四之三）
本篇作者為美國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的Sidney Griffith教授，文章原名即"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Christian’s View"，由台長譯自網站http://en.fgulen.com/，原文有許多註釋，在此刪去，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上該網站查閱，謝謝。
二） 伊斯蘭與在伊斯蘭世界之外的基督徒
在伊斯蘭世界的疆界外，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的關係，是走在一條全然不同的歷史軌道上。打從七世紀早期，當穆斯林軍隊首次佔領基督徒、東方教會、亞歷山大港、安提阿及耶路撒冷、一直到1453年連君士坦丁堡都陷入鄂圖曼土耳其人之手時，東方的穆斯林政府與伊斯蘭世界以外的西方諸國間，似乎就瀰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軍事上的敵意。這種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相互征戰的狀況，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前半葉、隨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衰亡才告終。而正因穆斯林與基督徒在政治上長達一千年的爭鬥，所有的宗教憎恨、文化鄙視及軍事敵意也就此揉雜在一起，導致彼此難以化解的仇視。將對方妖魔化幾乎成了根深柢固的潛意識，偶爾才會經由知識上的借用、與一些西方人對阿拉伯、東方之浪漫、異國風情的迷戀獲得抒解。對穆斯林而言，他們則是直到鄂圖曼時期，才敢稍稍展露其對「西方基督徒文明」的濃厚興趣；而一旦他們感興趣後，便發現了那個文明的不足。
在講希臘語的拜占庭帝國境內，從九世紀開始，一股反伊斯蘭的好辯傳統即逐漸嶄露頭角，他們從不錯過任何一個抹黑穆罕默德之名、嘲諷《古蘭經》及貶抑伊斯蘭的機會。強調這件事實是很要緊的，因為這些文字（極少例外）和那些生活在伊斯蘭世界裡的基督徒所製作出來的東西截然不同，可以說是幾乎不顧穆斯林的真實信仰與宗教實踐。相反地，他們的重責大任是要把敵人妖魔化，好維繫一個對抗他的共同敵意。不過即使是在這個傳統裡，有時仍然有少數例子是忠實地去了解穆斯林、以及修正在基督教世界裡廣泛流傳的一些主要對伊斯蘭的誤解，如曼紐因二世（Manuel II Palaiologos，1350-1425）的作品。
西方最早回應伊斯蘭的文獻應該是哥多華的歐樂九（Eulogius of Cordoba，約810-859）所寫關於哥多華殉道（850-859）的拉丁文載記，這本書名為《殉道護教論》（Apologeticus martyrum），和這篇文字在一起的還有歐樂九勉勵殉道的《殉道聖人行傳》（Documentum martyriale）。哥多華的殉道運動是導火於一些居住在伊斯蘭治下的基督徒、欲以「灑熱血」的方式來證明基督信仰的真實。他們有意識地想要喚起關於過往基督徒在早期羅馬帝國迫害時殉難的記憶。而哥多華的許多殉道者也確實藉著誘使政府逮捕他們遂其目的；他們不停地詆毀穆罕默德，攻詰《古蘭經》及公開地嘲弄伊斯蘭，意圖引起穆斯林當局的恐慌，讓他們嫌惡地處決基督徒。而這個手段也挑起了本地基督徒關於合法性與自發性殉道的爭論。雖然接下來的世代都不再追尋殉道的步伐，但是從九世紀到十五世紀，所有住在伊斯蘭西班牙的基督徒都很樂意去證明其信仰的真實，儘管有時候用的是阿拉伯語。
一般來說，中世紀時期的西方基督徒所傳達的對於伊斯蘭的觀點，在很多方面都只是那些流傳在拜占庭帝國之觀點的直接反影。撰述者們對於認識與陳述穆罕默德、《古蘭經》及伊斯蘭真理無啥興趣，他們不過是想以公眾的眼光去貶損伊斯蘭。有時，那種陳述連任何一絲真實都構不著。不過也不盡然。克魯尼（Cluny）修道院院長「尊敬的彼德」（Peter the Venerable，約1092-1156）不但把《古蘭經》譯成拉丁文，還包括其他對其跨宗教研究有用的阿拉伯文文獻。他的翻譯有些仍被現代學者視為與當時的伊斯蘭思潮極為貼切者。盧爾（Ramon Liull，約1233-1315）則持推崇基督信仰的觀點，參與穆斯林宗教思想家對於伊斯蘭之專有名詞的討論。在中世紀晚期，庫薩的尼可拉斯（Nicholas of Cusa，1401-1464）對於認識與闡述東西方宗教真理的各個層面極有熱忱，他出版了《古蘭經》的拉丁文註釋，以求找到更有力的論點和缺失去更有效地向穆斯林推薦基督教。在中世紀的黃金時期，聖多瑪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和其他著名的教授開始與過往的卓越穆斯林思想家展開重要的哲學對話，他們根據的是那些穆斯林思想家之阿文著作的拉丁文譯本、以及亞里斯多德和其他希臘哲學家的著作；這些譯本或作品從十一世紀開始便在講拉丁語的西方普及起來。值得討論的是，這些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學術著作，立即對中世紀「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的生命與機制造成衝擊。
然而，在整個中世紀文明高度發展的同時，十字軍為東方和西方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的關係，揭開了另一幕。率先發難的是教皇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約1035-1099）。一開始，十字軍宣稱的兩個目標是：傳播《福音書》；令基督徒朝聖者可以安全地前往耶穌的故鄉聖地。然而隨著時間的拉長，政治上的動機、世俗的利益就和最初的宗教動機糾纏在一起。十字軍變成了軍事遠征，不僅一步步地為基督徒與穆斯林間帶來更極端、更確立的不和與爭端，等到1204年十字軍奪下君士坦丁堡時，拜占庭和拉丁教會的鴻溝就更深了，最終的惡果就是1054年的「基督教大分裂」（Schism of 1054）。即便是今日，十字軍東征的效應仍持續在東正教與天主教之間隱隱作痛。從基督徒的觀點來看，如果要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指出一個以和緩的尺度看待宗教關係的時刻，那就是1219年11月時，聖方濟各（St. Francis of Assisi’s，1181/2-1226）與穆斯林宗教學者在埃及的達米埃塔（Damietta）、蘇丹馬立克．卡米勒（Sultan Malik al-Kamil）的宮廷裡的論辯。這段和平交流的光榮是同屬於聖方濟各與蘇丹的。
現代初期，在十字軍及其教會宣教者的注意力從地中海東岸轉向西班牙與「光復運動」（the Reconquista）後，1492年，最後的一群穆斯林被驅離伊比利半島；從此，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的對峙逐漸轉成了土耳其人與基督徒的分庭抗禮。尤其當1517年鄂圖曼帝國除去埃及的馬木祿克王朝（Mamluke）後，局勢就更加分明。1571年10月7日，西方的海軍在勒班圖（Lepanto）海戰中擊敗鄂圖曼，重新將地中海納入歐洲旅遊的安全版圖中。不過一直要到十七世紀，鄂圖曼最後一次進軍東歐失利後，大勢才告抵定。由於長期籠罩在土耳其的威脅之下，西方基督徒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們也因而繼續襲用早已先入為主的反伊斯蘭論調。於是結合了文化、宗教、及政治傾軋之反伊斯蘭的惡毒文字，似乎也有繼續增多的趨勢。從各個教會派出來的傳教士，朝著伊斯蘭世界攜手並進，大肆鼓吹人們歸信基督教。
反觀在伊斯蘭世界裡，那些在中東地區與生俱來就是基督徒的人口，雖在法蒂瑪（Fatimid）及馬木祿克王朝時期已是日益下滑，但他們卻在鄂圖曼帝國時期明顯增多；土耳其人推行的各宗教少數族群的自治系統，抵消了對「受保護者」較為苛刻之制度所造成的衝擊，也為他們提供更為穩定的保障。當然，隨著歐洲政府的日強與其影響力的持續發酵，他們在呼籲保護基督徒上自是扮演了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儘管如此，反對基督教教義與實踐的小冊子仍然在伊斯蘭世界裡被大量且快速地製作，此種情景比起前文所提的由伊本．泰米亞起頭的以新月為標誌的拒絕主義時期，真是不遑多讓。直到進入二十世紀初，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仍有難以化解的敵意，他們在背後交相指責，並由彼此間的宗教憎惡、以及穆斯林與基督徒國家間幾乎不曾間斷過的征戰和興衰，繼續為相互挑釁的行為補充砲火。我們幾乎無法想像調解他們之間的公正天秤會有出現的可能。
二） 伊斯蘭與在伊斯蘭世界之外的基督徒
在伊斯蘭世界的疆界外，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的關係，是走在一條全然不同的歷史軌道上。打從七世紀早期，當穆斯林軍隊首次佔領基督徒、東方教會、亞歷山大港、安提阿及耶路撒冷、一直到1453年連君士坦丁堡都陷入鄂圖曼土耳其人之手時，東方的穆斯林政府與伊斯蘭世界以外的西方諸國間，似乎就瀰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軍事上的敵意。這種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相互征戰的狀況，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前半葉、隨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衰亡才告終。而正因穆斯林與基督徒在政治上長達一千年的爭鬥，所有的宗教憎恨、文化鄙視及軍事敵意也就此揉雜在一起，導致彼此難以化解的仇視。將對方妖魔化幾乎成了根深柢固的潛意識，偶爾才會經由知識上的借用、與一些西方人對阿拉伯、東方之浪漫、異國風情的迷戀獲得抒解。對穆斯林而言，他們則是直到鄂圖曼時期，才敢稍稍展露其對「西方基督徒文明」的濃厚興趣；而一旦他們感興趣後，便發現了那個文明的不足。
在講希臘語的拜占庭帝國境內，從九世紀開始，一股反伊斯蘭的好辯傳統即逐漸嶄露頭角，他們從不錯過任何一個抹黑穆罕默德之名、嘲諷《古蘭經》及貶抑伊斯蘭的機會。強調這件事實是很要緊的，因為這些文字（極少例外）和那些生活在伊斯蘭世界裡的基督徒所製作出來的東西截然不同，可以說是幾乎不顧穆斯林的真實信仰與宗教實踐。相反地，他們的重責大任是要把敵人妖魔化，好維繫一個對抗他的共同敵意。不過即使是在這個傳統裡，有時仍然有少數例子是忠實地去了解穆斯林、以及修正在基督教世界裡廣泛流傳的一些主要對伊斯蘭的誤解，如曼紐因二世（Manuel II Palaiologos，1350-1425）的作品。
西方最早回應伊斯蘭的文獻應該是哥多華的歐樂九（Eulogius of Cordoba，約810-859）所寫關於哥多華殉道（850-859）的拉丁文載記，這本書名為《殉道護教論》（Apologeticus martyrum），和這篇文字在一起的還有歐樂九勉勵殉道的《殉道聖人行傳》（Documentum martyriale）。哥多華的殉道運動是導火於一些居住在伊斯蘭治下的基督徒、欲以「灑熱血」的方式來證明基督信仰的真實。他們有意識地想要喚起關於過往基督徒在早期羅馬帝國迫害時殉難的記憶。而哥多華的許多殉道者也確實藉著誘使政府逮捕他們遂其目的；他們不停地詆毀穆罕默德，攻詰《古蘭經》及公開地嘲弄伊斯蘭，意圖引起穆斯林當局的恐慌，讓他們嫌惡地處決基督徒。而這個手段也挑起了本地基督徒關於合法性與自發性殉道的爭論。雖然接下來的世代都不再追尋殉道的步伐，但是從九世紀到十五世紀，所有住在伊斯蘭西班牙的基督徒都很樂意去證明其信仰的真實，儘管有時候用的是阿拉伯語。
一般來說，中世紀時期的西方基督徒所傳達的對於伊斯蘭的觀點，在很多方面都只是那些流傳在拜占庭帝國之觀點的直接反影。撰述者們對於認識與陳述穆罕默德、《古蘭經》及伊斯蘭真理無啥興趣，他們不過是想以公眾的眼光去貶損伊斯蘭。有時，那種陳述連任何一絲真實都構不著。不過也不盡然。克魯尼（Cluny）修道院院長「尊敬的彼德」（Peter the Venerable，約1092-1156）不但把《古蘭經》譯成拉丁文，還包括其他對其跨宗教研究有用的阿拉伯文文獻。他的翻譯有些仍被現代學者視為與當時的伊斯蘭思潮極為貼切者。盧爾（Ramon Liull，約1233-1315）則持推崇基督信仰的觀點，參與穆斯林宗教思想家對於伊斯蘭之專有名詞的討論。在中世紀晚期，庫薩的尼可拉斯（Nicholas of Cusa，1401-1464）對於認識與闡述東西方宗教真理的各個層面極有熱忱，他出版了《古蘭經》的拉丁文註釋，以求找到更有力的論點和缺失去更有效地向穆斯林推薦基督教。在中世紀的黃金時期，聖多瑪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和其他著名的教授開始與過往的卓越穆斯林思想家展開重要的哲學對話，他們根據的是那些穆斯林思想家之阿文著作的拉丁文譯本、以及亞里斯多德和其他希臘哲學家的著作；這些譯本或作品從十一世紀開始便在講拉丁語的西方普及起來。值得討論的是，這些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學術著作，立即對中世紀「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的生命與機制造成衝擊。
然而，在整個中世紀文明高度發展的同時，十字軍為東方和西方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的關係，揭開了另一幕。率先發難的是教皇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約1035-1099）。一開始，十字軍宣稱的兩個目標是：傳播《福音書》；令基督徒朝聖者可以安全地前往耶穌的故鄉聖地。然而隨著時間的拉長，政治上的動機、世俗的利益就和最初的宗教動機糾纏在一起。十字軍變成了軍事遠征，不僅一步步地為基督徒與穆斯林間帶來更極端、更確立的不和與爭端，等到1204年十字軍奪下君士坦丁堡時，拜占庭和拉丁教會的鴻溝就更深了，最終的惡果就是1054年的「基督教大分裂」（Schism of 1054）。即便是今日，十字軍東征的效應仍持續在東正教與天主教之間隱隱作痛。從基督徒的觀點來看，如果要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指出一個以和緩的尺度看待宗教關係的時刻，那就是1219年11月時，聖方濟各（St. Francis of Assisi’s，1181/2-1226）與穆斯林宗教學者在埃及的達米埃塔（Damietta）、蘇丹馬立克．卡米勒（Sultan Malik al-Kamil）的宮廷裡的論辯。這段和平交流的光榮是同屬於聖方濟各與蘇丹的。
現代初期，在十字軍及其教會宣教者的注意力從地中海東岸轉向西班牙與「光復運動」（the Reconquista）後，1492年，最後的一群穆斯林被驅離伊比利半島；從此，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的對峙逐漸轉成了土耳其人與基督徒的分庭抗禮。尤其當1517年鄂圖曼帝國除去埃及的馬木祿克王朝（Mamluke）後，局勢就更加分明。1571年10月7日，西方的海軍在勒班圖（Lepanto）海戰中擊敗鄂圖曼，重新將地中海納入歐洲旅遊的安全版圖中。不過一直要到十七世紀，鄂圖曼最後一次進軍東歐失利後，大勢才告抵定。由於長期籠罩在土耳其的威脅之下，西方基督徒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們也因而繼續襲用早已先入為主的反伊斯蘭論調。於是結合了文化、宗教、及政治傾軋之反伊斯蘭的惡毒文字，似乎也有繼續增多的趨勢。從各個教會派出來的傳教士，朝著伊斯蘭世界攜手並進，大肆鼓吹人們歸信基督教。
反觀在伊斯蘭世界裡，那些在中東地區與生俱來就是基督徒的人口，雖在法蒂瑪（Fatimid）及馬木祿克王朝時期已是日益下滑，但他們卻在鄂圖曼帝國時期明顯增多；土耳其人推行的各宗教少數族群的自治系統，抵消了對「受保護者」較為苛刻之制度所造成的衝擊，也為他們提供更為穩定的保障。當然，隨著歐洲政府的日強與其影響力的持續發酵，他們在呼籲保護基督徒上自是扮演了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儘管如此，反對基督教教義與實踐的小冊子仍然在伊斯蘭世界裡被大量且快速地製作，此種情景比起前文所提的由伊本．泰米亞起頭的以新月為標誌的拒絕主義時期，真是不遑多讓。直到進入二十世紀初，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仍有難以化解的敵意，他們在背後交相指責，並由彼此間的宗教憎惡、以及穆斯林與基督徒國家間幾乎不曾間斷過的征戰和興衰，繼續為相互挑釁的行為補充砲火。我們幾乎無法想像調解他們之間的公正天秤會有出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