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今歷史如果從中國第一次成體系甲骨文或陶文的文字出現的商朝中期算起約有3,300年（前1300年算起）；從考古學上第一個王朝二里頭文化算起約有3,700年；從西周文獻中傳說中的夏朝算起約有4,100年（前2070年算起）；從孔子所說的、有著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算起約有4,700年（前2698年算起）；從盤古、上帝、女媧等不確定的神話時代算起約有「五千年」（這也是傳統民間認知上的長度）；從標誌著文明萌芽的新石器時代磁山文化算起約有10,000年；從人類開始脫離原始生活的舊石器時代藍田猿人文化算起約有80萬年的歷史。

一般來講，廣義的「歷史」可以指過去發生的一切事件，而狹義的歷史是從有文字記載時起算，此前的歷史則稱為「史前時代」。中國史前時代的傳說有伏羲做八卦，黃帝時代倉頡造文字；而近代考古發現3,350多年前（前1350年）商朝的甲骨文、約3,000年前至4,000年前的陶文、約4,000年前至5,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質的龜骨契刻符號。 

【從中華文化變遷觀察中國歷史】：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就文化的載體文字而言，漢字的誕生時間尚難以考證，相傳伏羲作八卦，倉頡造字。19世紀末發現了三千多年前的漢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發現的報導，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郵陶文等。中國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傳統，注重人倫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時代，帝王與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進入春秋戰國，產生了諸子百家，漢以後成為儒家社會，東漢前後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都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

西洋文化自明代時傳入中國，在清末和民國初年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中形成於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推動了中國文化的進步，而形成於西方的民主政治觀念和馬列主義思想等文化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總而要之，或謂自太古至秦、漢，為中國人創造文化及繼續發達之時期；自漢末以來，則為中國文化中衰之時期。在中國大陸，隨著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的逐漸興起，復興中華傳統文化與政治民主化成為一個社會趨勢。

中國的政治文化主要經歷了四次較大的轉型，商周之變確立了男尊女卑制度、森嚴的等級制度和繁瑣的禮節，周秦之變確立了君主集權制度、官僚體制和「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體系，宋元之變使得傳統的專制模式日趨僵化並開始嚴重禁錮思想和阻礙社會的進步，晚清至21世紀則是中國從封建專制社會向近現代民主社會轉型的曲折的過渡階段(尚未完成)。

魏晉到唐五代期間，中國最重要的宗教是佛教與道教。佛教誕生於西元前六世紀末期，其發源於印度北部，創始人為釋迦牟尼，其在西元一世紀的東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從東漢到三國時期，佛教發展比較緩慢，其在中國廣泛傳播流行是在西晉滅亡之後的南北朝時期。這段時代人民飽受戰爭殘害，心靈生活苦悶，為佛教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在儒家思想無法適用的華北地區，佛教大為盛行，其盛行的思想程度廣度早期遠領先於南方。佛教由於中國的特殊文化環境，其內涵與形式也有所改變。佛教給中國人思想上的最主要影響包括因果報應、三世輪回、精神不滅等。輪回說強調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強調個人言行的自我控制，為了換取來生的幸福，就要在今生謹言慎行，行善積德。要解脫痛苦，就要長期修道，而禮佛就是修道的主要途徑。

佛教在中國長期發展後，逐漸漢化。漢化佛教中以「淨土宗」和「禪宗」影響最大。禪宗創始於南北朝，完善於唐朝，後又進一步東傳到朝鮮和日本。禪宗創始於南北朝前來中國的僧人菩提達摩。他在佛教釋迦牟尼「人皆可以成佛」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人皆有佛性，透過各自修行即可獲啟發而成佛」。後另一僧人道生在進一步提出「頓悟成佛」說。唐朝初年，僧人慧遠承襲道生的「頓悟成佛說」，並將達摩的「修行」理念進一步整理，提出「心性本淨，只要明心見性，即可頓悟成佛」的主張。禪宗時世主張學佛不必打坐，禮佛不必讀經，也不必出家，世俗活動照樣可以正常進行。禪宗認為，禪並非思想，也非哲學，而是一種超越思想與哲學的心靈世界。 禪宗思想認為語言文字會約束思想，故不立文字。禪宗認為要真正達到「悟道」，唯有隔絕語言文字，或透過與語言文字的衝突，避開認何抽象性的論證，憑個體自己親身感受去體會。禪宗為加強「悟心」，創造許多新禪法，諸如雲遊等，這一切方法在於使人心有立即足以悟道的敏感性。禪宗的頓悟是指超越了一切時空、因果、過去、未來，而獲得了從一切世事和所有束縛中解脫出來的自由感，從而「超凡入聖」，不再拘泥於世俗的事物，卻依然進行正常的日常生活。禪宗並不特別要求特別的修行環境，而是隨著某種機緣，偶然得道，獲得身處塵世之中，而心在塵世之外的「無念」境界，而「無念」的境界要求的不是「從凡入聖」，而更是要「從聖入凡」。得道者日常生活與常人無異，而是精神生活不同。在與日常事物接觸時，心境能夠不受外界的影響，換言之，凡人與佛只在一念之差。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其誕生時間比佛教傳入中國晚一百年左右。東漢末年，因社會動盪不安而產生結合巫術並聚眾自保的「太平道」和「天師道」兩個道教團體。自漢末道教形成到西晉滅亡後，人民流離失所，道教與佛教一併興盛起來。道教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完備的宗教體系。道教在唐代同樣受到尊崇，但它其最流行的時代是在宋代，並在此時形成後世主流的「全真派」與「正一派」。儘管道教形成非常晚，但其基本內容卻源於中國先秦時代。先秦道家的《老子》與兩漢時期出現的《太平經》，是道教初創所據的經典；南北朝中期，道士陸修靜廣集道經，整理成一千兩百多卷的三洞經書，成為後世道教經典著作《道藏》的雛型。道教各典籍的內容多十分混雜，包含中國的各傳統領域。道教的齋戒儀式，也受到了儒家與佛教的影響。由於道教的多神性，歷代不斷有神仙被納入道教的祭祀範圍。南朝時期，陶弘景感於道教所供奉的眾多神仙至為龐雜無序，乃將道教有關神仙按階次排列其高低，首創了道教的神仙體系，而按職務與修行成就來定名分，乃是儒家與佛家的傳統。神仙思想是各種宗教中道教獨具的，只有道教認為人可以不死，肉體可以升仙。神仙觀念有其歷史淵源，早在西元前四世紀就已誕生。神仙思想顯示了道家享樂主義的思想，使人們致力於研究長生不老的仙藥，其在上層社會之間更為流行。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舊的價值觀和社會秩序已經崩潰。社會的新秩序仍在重建。其時，富於思想的知識分子致力擺脫兩漢以來經學傳統的束縛，轉而注重內在人格的覺醒與追求。他們運用哲學論辯的方式，對一些高度抽象的理論進行探索，因而產生了當時主要學術思想——玄學。

玄學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在玄學的風氣之下，個人的自覺是這一時期思想界的獨特精神。由此樹立了一種與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種思想與兩漢時期完全不同，而較接近於戰國時期的道家思想，故玄學思想家很推崇先秦道家的《老子》、《莊子》二書，以及道家精神密切相關的《周易》一書，他們把這三本書奉為研究玄學的主要經典，名之為「三玄」。由於此時佛教大為盛行，因此玄學也融合了不少佛家與儒家的觀點。

玄學流行時期也是政治動盪的時期，相對的，政治對學術思想的束縛也大為減少，在沒有皇家欽定的學術標準下，當時的思想界相當自由而開放，議論爭辯的風氣相當盛行，「清談」是這時期玄學討論的主要活動。討論純粹以理取證，不論資歷與輩分。這一時期思想活躍性堪比戰國，與戰國時代不同的是，戰國時期關心的是治國之道，魏晉則關心個人的人格自覺。玄學家善於辨名析理，圍繞著有無、本末、體用、言意、動靜等命題展開熱烈討論，各學派爭論都十分激烈，形成中國歷史上對宇宙理論探討最活躍的時期。而論辯這種形式對促使中國產生了理性的哲學。這種哲學的理論性與成就也是空前的。

這個時代，玄學家所探討的許多領域都是從前未曾思考過的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上不講究學術輩分，強調思想的活潑性與創造性，因此，透過清談的形式，年青人在思想論壇上獲得盛譽者不乏其人，是中國古代誕生青少年思想家最多的時代。鍾會、王弼、王戎、向秀、魏玠等等許多著名思想家都是在二十歲前已經成名。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術思想與先秦時代呈現出不同的方向。此時漢民族外在的事功雖有限，但內在的思想創建成就卻很可觀。

北方原本亦十分流行玄學，晉室南渡後，玄學風潮迅速擴散到江南，而留在北方的世族，轉而崇本務實，好尚經史。而被北方視為文化正朔的南朝，其思想家一旦來北，往往倍加推崇。由此可見，政治版圖的變遷影響到思想版圖的變化，也看到了政治強權與文化優勢不相同處的事實。

玄學流行時期，人們意識到短促的人生總充滿生離死別、哀傷與不幸。這種對生離死別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歎，從魏晉直至南朝中期；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一直是整個時代的典型社會氣氛。但玄學也並非一味的哀傷，玄學所指導的人生方向依然是要抓緊生活、珍重生命，要有意義自覺地充份把握住這短促而多苦難的人生，使之更為豐富滿足。玄學追求一種絕對自由而又無限超越的人格。理想的人格是擁有感情而又不被感情牽累，擁有喜怒哀樂而與宇宙自然融為一體。達到玄學的境界之後，人的精神成就取代外在的行為節操，成了最高的生命意義與指標。這種無形精神超越有形軀體的現象處處可見。東漢時代對道德、操守、儒學、氣節的尚好與品評，降及魏晉，人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性分、能力成為新的品評重點所在。魏晉「人品」要求，以漂亮外在風貌表達出高超的內在人格，要求通過有限的、可窮盡的外在言語形像，傳達和表現出某種無限的、不可窮盡的內在神情。

玄學是漢唐兩個盛世之間四百年動亂期的主流思想。玄學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現於這個時期。玄學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與王弼致力於融合禮教與玄學，使禮教玄學化。而阮籍與嵇康則帶頭形成一股拋棄禮教、解放個性的風氣，帶動了歷史上第一個個體解放的反傳統運動，在當時及往後數百年成為一股潮流，許多士人仿效他們過著放浪形骸的生活。

由於自由放任的社會風氣，文學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是中國人有自覺從事藝術創作的開端。抒情文學也在這個時期開始成熟。在魏晉之前，並沒有明確的文學概念，一般人只把文章作為一種表達工具，因此文學並無獨立的藝術地位，直到魏晉時期才有改變。由於文學創作被魏文帝提倡並成為士人的重心，文人地位日益提高，文學作品大量湧現。對文學風氣的重視，首先萌芽於南方，到南北朝後期更普及到北方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出現了純文學著作，其的主要風潮為「唯美主義」，文人寫作普遍講求聲律之美與修辭之美。自曹植開始，文人講求文章的造詞煉句，形成講求辭藻華麗、雕琢字句、聲律藻飾的「駢體文」。從此之後，文人將漢字修辭的特性研究發揮到了極致，其最大的成就在於「聲律」。南朝的齊代，沈約等人據佛經梵音拼法，創漢字四聲發音，正式建立起聲律論，文人開始有意識地利用聲律來寫詩，有意識地交互安排平仄聲，從而形成一種高低長短交替的節奏。這是中國「格律詩」的開端。

唐代留給後世最偉大的藝術遺產當屬文學藝術，詩又為其中翹楚，唐詩傳今有五萬首。唐初的詩歌仍然傳承了六朝時期華麗柔美的風格。詩歌題材多以宮廷生活為主。唐開國約半世紀後，詩歌開始反映新時代的大氣象，詩歌題材從宮廷轉向廣闊的社會生活；語言風格也脫去六朝時期的柔媚氣質，轉向漢魏詩歌的雄健風格。開元、天寶年間，唐代社會達到經濟繁榮和國力強盛的頂點，號稱「開天盛世」，唐詩的發展也進入高潮。盛唐氣象為此期名稱。這一時期，詩歌多內容豐富、氣勢壯闊、形象鮮明、多具浪漫主義色彩。這一時期最出色的詩人是李白，其豪邁奔放的詩風將浪漫主義的詩歌創作推向高峰。盛唐時期另一位與詩仙李白齊名的是詩聖杜甫。杜詩講究排比聲韻，每句立奇字為眼、鍊字鍛句、刻意求工，在每字每句上反覆推敲。中國詩歌的形式，到了盛唐律詩的成熟，便告大備。唐代也因此達到中國詩歌成就的最高峰，後人的創作已無法超越唐代，其要得到新的成功，只有另闢蹊徑，向詞曲方面發展了。安史之亂，過去的盛世不再，新的繁榮更多呈現一種平民化與多元化的趨勢。詩歌也與此相呼應。

【從政治形態區分中國歷史】：

據考古資料顯示，約在早於距今6,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晚期或者仰韶文化早期時代，中原地區從母系氏族社會過渡到氏族。同時，原始社會平等被打破。而據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夏朝已經開始君王世襲，周朝建立完備的禮制，至東周逐漸解構，秦朝統一各國政治和許多民間分歧的文字和丈量制度，並建立中央集權的專制君權統治。自漢朝起則以文官主治國家直至清朝。清末以降，民主政治、科學、馬克思主義等各種政治思潮流傳，先是革命黨推翻帝制於1912年成立中華民國。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國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因國共內戰失敗而退到台灣，維持兩岸分治格局至今。

古代政治思想史

孟子：孟子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有傳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節《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孟子仁政與王道。孟子主張君主行仁政，承接性善論，孟子認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將自己的仁德推廣，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愛護自己的家人，到愛護國民，就是仁政。

推行仁政的具體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樂，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擁戴君主，國家自然富強安定。

荀子：《史記》記載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李斯輔佐秦始皇統一天下，也可以說是對荀子帝王之術的一種實踐。

董仲舒：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企圖以「天意」制衡君權。

韓愈：韓愈提出「道統」說，強調思想有其自身的繼承關係，不受君王左右。

黃宗羲：黃宗羲的民本思想。黃宗羲和顧炎武、王夫之等是明代中國民本與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訪錄》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官員應當「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學校指一種機構）、「公其非是於學校」等觀點。有學者認爲黃宗羲的思想仍屬治權在君，並沒有到達近代民主思想的標準，也有學者認爲黃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權理論上還超越了歐洲的盧梭。

近代政治思想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宋教仁的憲政思想、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由於國共內戰退守台灣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皆宣布自己是唯一的合法中國政府並否定對方的合法地位。但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控制中國大部份的領土，因此自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的聯合國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後，國際一般都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之政府；至於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通常不表示承認其主權國家地位，不過仍有21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之政府。

台海兩岸各自的政府於1980年代，在以「一個中國」的前提之下，開始有較為開放的互動關係，並在往後數年進行一系列政治、文化上的交流。2000年，中華民國實現首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新上任的陳水扁政府在台海兩岸的議題上，偏向一邊一國、台灣不隸屬「中國」的態度。2008年，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第二次和平的政黨輪替，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和大陸加深交流，並以「不統、不獨、不武」作為兩岸關係的原則。近年來台灣人對於「中國」的認同感急遽降低，據2016年12月的調查，僅有不到5%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面對中華民國主權相關議題態度強硬，堅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作為其一個中國的定義，並以「和平統一」為主軸，「一國兩制」作為處理臺海兩岸議題的框架，希望中華民國治下的台灣地區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中華民國政府方面，中國國民黨堅持不統、不獨、不武，同意堅持一個中國及九二共識，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緩和；民主進步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積極於台灣本土意識，推動台灣獨立運動，反對國民黨及統派之政治主張，亦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及九二共識。

【從社會經濟形態觀察中國歷史】：

中國古代人口主要由自由人構成，私有制、商業活動發達。周朝時商業主要由封建領主階層控制的官商貿易和庶人的自由貿易構成。秦漢以後實行中央集權，人口由士、農、工、商等構成，其中以從事農業的自由民為主體，是一個君權官僚制下的以土地爲主要生產資本的較為自由的商業經濟社會，一些重要的行業譬如油鹽米等由官僚和商人壟斷。除了農業，手工業以及商業貿易也有很大的發展。早在漢朝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東亞與中亞至歐洲的陸上交通時，國際貿易早已起步；隋唐時大運河的開通促進南北貿易；唐朝的盛世及外交的開放、交通的建設，更使各國文化、物資得以交流；唐朝時出現類似匯兌証券的飛錢，宋代時出現紙幣；元代時更因為全面開通商旅的關卡使得與中亞的商業交流十分繁榮；明朝中葉實行海禁，清代則受到西方國家海上發展的影響，海上國際貿易發展迅猛。自中華民國成立起試圖建立民主國家，實行自由經濟，1949年後中共執政後起先為公有制的計劃經濟社會，改革開放後逐步向私有制的市場經濟社會轉型，該形態被稱為在宏觀調控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時1980年代以來工業化發展迅猛，數億人口在短短20多年內從農民轉為工人（目前僅僅被稱為「農民工」的產業工人就達到約2億）。隨著中國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

論述中國經濟史千百年的變遷，中國經濟曾經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遠古的農業經濟時代，中國經濟規模在世界上獨領風騷了近2000年。現在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日漸加深。

古代中國的經濟周期通常與王朝的興衰與更替相對應。經濟重心也因應政治、戰爭、人口遷徙、工農商及海陸交通的發展而不斷改變。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轉移的趨勢是由北至南，並大體上可分為幾個重要的階段：第一階段為遠古至西晉末年，其中以三國孫吳時轉變較大；第二階段為東晉至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亂劃分為前後；第三階段為南宋建立至鴉片戰爭，此時長江以南經濟已完全超越黃河中下游。

11世紀—13世紀的宋元時期，中國工商業發展迅速，宋仁宗年前已於四川產生交子、會子等紙幣，到元代紙幣的流通擴大到全國範圍，稱為鈔。這時中國的市場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也最先體驗到金融危機的破壞作用。宋元時期對外貿易頻繁，大量白銀通過海外貿易流入中國。

明清以來中國經濟政策趨於保守，長期採取重農輕商的政策，並對外實行海禁，工商業發展受到限制。18世紀以來，西歐逐漸從美洲大量進口廉價小麥等糧食，英國放棄小麥種植改作畜牧業，歐洲則迅速從中世紀農業經濟社會逐步轉型到工商業經濟社會。在同一時期率先實現了工業革命，中國經濟遂落後於西方。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原來保守的農業經濟體系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極大衝擊。

中國效仿西方發展工業的過程並不順暢，其間不斷受到內外因素的干擾。在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抗日戰爭爆發前，是中國較為和平的發展時期，被稱為「黃金十年」。其後由於戰火的原因，直至第二次國共內戰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政局才穩定下來，使經濟得以發展。

中華民國建國之初，金融市場、貨幣流通十分混亂。全國範圍內僅流通貨幣就有幾十種，有鷹洋、站人、本洋等外國銀元，有廣東、湖北、江南、安徽等地鑄造的各種龍洋，還有吉林幣、東三省幣、奉天幣、造幣廠幣、北洋幣、大清銀幣等等，嚴重阻礙經濟交流和經濟發展。1912年和1913年，中華民國財政部曾兩次設立幣制委員會，討論國家幣制的問題，但都無果而終。1914年2月7日，《國幣條例》公布，規定中國採用銀本位，定銀元為國幣。1914年12月及1915年2月，先後由天津造幣總廠及江南造幣廠開鑄一元新銀幣，即袁頭幣。1935年起由國民政府發行新的法定貨幣——法幣，結束了中國使用接近五百年的銀本位幣制。法幣後來因大量發行引發惡性通脹，在1948年由金圓券取代。金圓券從1948年8月開始發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十個月左右，貶值卻超過二萬倍，使大陸民眾經濟損失極巨，導致國民黨失去民心。1949年7月，中華民國政府發行銀圓券取代價值已近廢紙的金圓券。銀圓券發行的同時，中國大陸政局形勢漸變。銀圓券隨著局勢，價值亦大幅貶值，最後被中國共產黨發行的人民幣所取代。

中國大陸地區的經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發展很快，其中含有蘇聯的幫助，經濟模式亦為蘇式的計劃經濟。其後的發展被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嚴重影響。1970年代末，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成為至今中國大陸地區發展經濟的主要方向，經濟模式向市場化方向不斷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2015年的GDP已經達到676,708億元人民幣，約合109,800億美元，成為歐盟和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以及位居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經濟發展受到資源限制、貧富分化等因素的威脅。近年面對全球化的衝擊，中國大陸與日韓、港台等地區的經貿往來已變得十分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