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歷史模式會在中國重演 照片：邱曉東/ Getty Images

                       【世界經濟秩序 中國如何結束全球化】

                             *HenrikMüller*教授 專欄  

                            2020年7月26日，下午23.04

國際貿易不再僅僅是貨物交換。這與信任和價值觀有關。過去的全球化歷史首先是關於中國的故事。現在這個故事可能會結束-因為中國。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從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變成了世界強國。中國現在是最大的工業產品出口國和第三大進口國。1990年，人均經濟產值相當於1600美元；今天已達到18,000美元，與墨西哥大致相當。

一方面，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故事。 

另一方面，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有一個陷阱：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也不是法治國家。這給世界經濟秩序帶來了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畢竟，國際交流不再只是交換產品，還包括知識和信息，即信任和價值。 

豐富而自由

長期以來，有一種觀念認為，歷史模式會在中國重演：政治自由化最終將導致經濟發展。主題可以使在自己國家的命運中享有發言權的公民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批評。強有力的獨立機構將確保居民和在該國活躍的外國人的治安。

例如，韓國在1980年代後期從獨裁政權躍向民主和法治。那裡的人均經濟產值只有10,000美元，遠遠低於當今中國的繁榮水平。 

西方期待著這樣的發展，於是向中國求助：英國於 1997年投降了香港。北京通過合同保證了前殖民地擁有自己的製度長達50年，包括獨立的司法和公民自由。 

與其他國家一樣，多年來，中國將成為西方國家的正常國家。經濟和解將引發社會變革，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治自由化進程。

本著這種精神，美國邀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並為2001年的加入鋪平了道路。那是一個樂觀的時期。當時，正如我們在貝塔斯曼基金會的一項研究中所顯示的那樣，媒體的報導一直都寄希望於這是朝著凱旋式的自由秩序邁進的又一步。當時有很多關於“改革”和“希望”的話題，也有關於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為西方公司提供機遇的話題。 

但是這種敘事早已成為歷史。中國仍然是最大的例外：該國變得更加富裕但沒有自由。近年來，習近平主席領導的路線在內部變得更加壓制，在外部變得更加激進。領導層已經放棄了以前對國際舞台的不情願。香港表明北京不再在乎國際協議：與合同保證的交付相反，中國現在將其鎮壓手段擴大到前英國殖民地。

幻滅之後是恐懼

長期以來，很明顯，中國很大程度上由國家主導的經濟與西方的公平競爭思想完全不符。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進入白宮之前很久，掀起了一波反傾銷訴訟，尤其是在有補貼的中國供應商向全球湧入廉價鋼鐵，鋁和其他商品的情況下。 

去年，德國工業聯合會（BDI）發表了一篇文章，譴責中國的不公平做法，並呼籲“確保德國和歐洲的市場經濟”。這一進展表明，許多在中國進行了巨額投資（希望逐步實現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德國公司對幻滅早已幻想破滅，如今已逐漸讓人們恐懼。 

這可以成為進一步加劇全球化的基礎嗎？ 

美國總統於2018年發起了特朗普對中國的貿易戰，他想藉此對中國進行貿易戰，以迫使中國開放市場和公平競爭，導致了各輪關稅上調，但沒有起到任何建設性作用。與他的前任不同，美國總統並不努力與西方共同採取行動，反而冒犯了西方夥伴。這樣很難遏制中國的非民主影響。 

從事物到思想

正如在日內瓦任教的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ichard Baldwin）所說，全球資本主義正在“從事物到思想”發展。但是，國際貿易法規並不針對此。自19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一直未能就WTO規則的根本更新達成共識。現在正在報仇。 

幾年前，全球化包括簡單的易貨交易：貨物的進出口。交付並付款後，交易就完成了。可以使用和消耗汽車或大量的石油。交易完成後，生產者和購買者之間幾乎沒有關係。

全球化1.0的邏輯如下：生產在條件最佳的地方進行，通常意味著成本最低的地方。開放的邊界使每個經濟體都擅長於自己的優勢。國際勞動分工提高了生產力，而價格下降了，選擇增加了。在這種情況下，保護主義-保護國內生產者免受外國競爭-極為有害。 

但是，國際貿易不僅限於簡單地交換產品，還擴展到數據流，即信息。機器，系統以及越來越多的汽車也可以遠程傳輸數據，對其進行監控，控制，維護和更新。全球化2.0時代還涉及控制和訪問信息基礎結構，有關雲中某處的數據以及有關基於數據的服務。 

數據就是力量，它不僅基於諸如Google或Amazon之類的公司以低成本和高質量的形式傳遞給客戶的規模經濟效益，還基於政府機構使用其目的而使用數據收集公司的意願。成本優勢被安全風險所抵消。中國網絡供應商華為的奮鬥及其在西方5G移動無線電網絡擴展中的作用證明了這一沖突。 

西方是什麼 那值錢呢？

在這種情況下，自由貿易仍然是最佳選擇嗎？全球化這個基本問題再也不能用“是”回答。與以往相比，法治，人權和自由的基本價值觀現在與商業政策問題直接相關。 

為了捍衛這些權利，需要一套新的國際規則-21世紀的WTO。大型貿易國與中國的交易將無濟於事。中國目前如此強大，足以相互對抗。 

備選方案是：要么是西方國家，要么特別是：美國，歐盟，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也許從長遠來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墨西哥也設法制定共同的標準並反對它們保護那些不堅持下去的人，即使他們身後擁有新的世界大國中國。 

否則，在不協調的國家措施中可能會出現急劇增長的風險，在這些措施中，合法的安全，環境和社會政策問題與各個部門和團體的經典保護主義遊說混雜在一起。由於擔心遭到中國的襲擊，西方將撤回本國或歐盟-歐洲的汽車城堡。   

在第一種情況下，西方將繼續全球化。他將採取明確立場，但仍對其他國家開放。只要中國遵守西方規則，中國以及現在被視為專制國家的其他國家都可以成為這種安排的一部分。 

在第二種情況下，我們所知道的全球化將結束。損害將是巨大的，對美國和歐盟等大型經濟大國而言，可能性較小，而對於沒有巨大威脅潛力的較小國家而言，損害較小，這將成為這種不協調的權力大戰的結果。 

最終，最大的問題是：西方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它有什麼價值？  如果您無法回答，則說明您已經迷路了。

HenrikMüller是多特蒙德科技大學的政治新聞學教授。

此前，經濟學博士曾擔任雜誌經理magazin的主編。

穆勒還是許多有關經濟和貨幣問題的著作的作者。

對於SPIEGEL，他每週都會對本週最重要的經濟事件給出明確的展望。

                                   上海洋山深水港

                    【客座評論：後疫情時代的產業鏈重置趨勢】

                                  經濟學者-*沈凌*-博士

(沈凌，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新冠疫情很可能會長期持續，世界經濟遭受重創在所難免。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全球化進程乃至全球產業格局分佈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對全球最大經濟體中美又會意味著什麼？經濟學者沈凌作出分析。

新冠疫情已經成為2020年最大黑天鵝，而且這個黑天鵝有點兒揮之不去的感覺。因為沒有特效藥，最終可能需要等到全球大部分人口都獲得一定程度的免疫力，這隻黑天鵝才會飛走。因此，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已經不容置疑。嚴重一點講，世界性的衰退已經成為現實。但是在這個大衰退的背景下，經濟學家對後疫情時代的產業鏈重置趨勢有不同的預期。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首先控制了疫情，率先復工，因此疫情是有利於中國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增長的。現在全世界需要中國提供抗疫物質，而中國的全產業鏈優勢也會吸引世界資本繼續投資中國。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疫情告訴全世界，在黑天鵝面前，全球化是多麼不靠譜，與其在危機中搶奪戰略物資，不如在後疫情時代加強自力更生的生產能力。因此，對於後疫情時代，中國會面對一個更加嚴峻的外部環境。

其實全球化退潮，在疫情爆發前就是一個方向，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中貿易摩擦。特朗普掀起的全球範圍的貿易摩擦，代表了美國經濟中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希望能夠通過貿易摩擦，讓全球化的外國獲益者為此買單。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麼現在的問題就不是疫情后這個全球化退潮的趨勢怎麼樣（它還存在），而是增加了新冠疫情作為突發事件，對這個進程的影響如何？是加速了，還是減緩了？ 

假設某種商品有一百個零部件，每個零部件由很多廠商在生產。其中10個零部件在美國生產，是核心部件，利潤豐厚；另外90個在中國生產，沒有什麼技術壁壘，利潤微薄。本來這就是全球化的資本最優配置。那麼新冠疫情影響呢？它會大大增加人員交流的成本，而對貨物貿易的影響相對較小。可以預計，大量的零部件生產廠商會重新配置生產，從而減少這種人員交流帶來的成本，這特別表現在生產鏈很長的產業中。 

那麼現在是美國重建完整產業鏈（100個零部件全部在美國生產）容易呢？還是中國容易？如果沒有什麼技術輸出限制的話，顯然後者容易得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特斯拉很快就獲得了在中國建廠的許可，並變成現實。而福耀玻璃去美國建廠就困難很多。當然，如果存在技術限制，那就不好說了，這取決於中國能不能自主研發出那10個核心部件的生產能力來。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假設兩國全部自力更生了，那麼美國的生活水平一定是下降的，而中國有沒有獲益呢？不一定。因為美國把一部分的生產資源從生產高利潤的核心部件轉移到了生產低利潤的普通部件上去了，同時由於喪失了高效率的中國的支持，總產量還會比全球化時代下降。所以，美國限制技術輸出的政策不僅會受到中國的抵制，即便對美國的普通經濟主體，無論是資本還是消費者，都是不合算的。

那麼中國的獲益程度為什麼不一定呢？

因為即便研發出核心部件的生產能力，獲得了豐厚利潤，但是同樣因為喪失全球化而降低了總的生產效率。最終是不是獲益，取決於這兩個相反的因素哪個影響力大一些。 

當然，以上的結論是建立在雙方都能夠百分百地獨立自主生產的前提下的。實際上，疫情還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並不太可能完全倒退到閉關鎖國的時代。如果大部分零部件不調整，只有部分生產商為了避免疫情事件中的高交流成本，從而需要重新選擇生產地，那麼資本顯然更加傾向於在中國設廠，因為它可以和80%的其它廠商低成本交流。 

除了生產上的匹配問題，生產鏈的配置和市場大小也有很緊密的關係。如果中國的國內市場大於美國，那麼試圖勸說（或者激勵乃至於強制）各種零部件廠商從中國轉移到美國去就更加困難了。道理很簡單，因為一旦因為疫情出現國際貿易的阻斷，就地生產的利潤取決於當地的內貿市場，如果中國市場廣闊，那麼資本又怎麼會棄之不顧呢？ 

所以，無論疫情的影響如何，對於中國來講，最好的策略還是盡快提高自我研發的實力，並加速國內市場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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