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北京的利刃刺向誰？ 

                  分析評論  撰文：鄭瑞 2020-07-04 07:00 

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的7月1日，就已經發揮效力。在首次被禁的「七一遊行」期間，亦有數千人上街遊行，是日再次爆發街頭衝突。當日，香港警方共拘捕約370人，而其中10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如此快速的行動讓外界議論紛紜。 

由一開始，「港版國安法」就普遍被視作對既行21年的「一國兩制」翻天覆地的改變。如果說，刺傷警員的行為明顯過激，無論有無國安法都屬犯罪行為，那麼口號、標語、旗幟，哪些又屬合法？哪些又違法？ 

去年6月以來，香港「反修例」風波演變成街頭暴力和社會失序，23條立法受阻，北京出台涉及罪行如此廣泛、處罰如此嚴厲、且高於《基本法》的法律，態度之強硬從中盡顯。此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更發出了「香港獨特自由的喪鐘」之評述，即便人人皆知蓬佩奧信口開河的過往，皆知其政治意圖，但當下情況也依舊引起港人的憂慮。 

可是，這也正是北京「亮出利刃」的一大原因。至少，在北京的官方論述中，除了「極少少數」亂港分子以外，國安法所針對的對象，更是那細則全文中出現14次的「外國」。 

國家安全必然是北京推行《港區安全法》的第一考量，但是要理解北京如此強硬的意圖，就不得不將國家安全的概念放入國際格局之中來看。

香港7月1日遊行中，港警高舉「紫旗」警吿。（HK01）

一名男子在遊行中被搜查出帶有「港獨」旗被警方拘捕。（HK01）

維園中有人持有美國國旗。（HK01）

有人在遊行中穿「解放軍」制服和警方理論。（HK01）

民主黨副主席尹兆堅被警方帶走。（HK01）   

中美競爭下的「國家安全」 

毫不意外，法案生效前後，譴責態度最為強烈、也是唯一採取實質制裁措施的西方國家是美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稱此法案破壞香港人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將「一國兩制」變為「一國一制」。 

此前，美國務院在6月29日已經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防衛產品，並將對出口香港的軍民兩用科技產品實施新的貿易限制，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則宣布暫時停止給予香港不同於於中國內地的經貿優惠待遇，包括出口許可豁免，並稱在評估進一步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從「23條」立法引發的風波，到「港版國安法」的立法，美國一直是國際社會態度最為激烈的。去年11月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正式簽署生效，限制向香港警察出口防暴裝備的《保護香港法案》也一起通過；今年5月美國認定香港失去「高度自治」；6月25日國會通過《香港問責法案》對支持中國損害香港自治的個人或企業、機構實施制裁；國安法通過後，美國會又提出了《香港避風港法案》。如今，香港商界最擔憂的就是美國威脅取消香港獨立關税地位。 

相比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澳洲等國家的態度更多停留在「譴責」、「遺憾」和「深度關切」等姿態上，又或是趨向於放寬港人的移民和簽證政策。近年來一再卸下大國重擔、推辭大國責任的美國，這次反而在香港問題上「硬氣復出」，高調擔當了自由世界領導者的形象。 

這當然不是巧合。香港對中國太特殊了，而它對美國也同樣特殊。北京在香港推行國安法，很大程度上由於中美衝突之下，香港之於美國的特殊意義。 

6月26日，支持國安法的示威者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門口聚集，抗議美國政府干涉國安立法。（Getty） 

美國並沒有「香港政策」 

冷戰期間，香港曾經是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反共前沿。由於特殊歷史背景和地理交通優勢，加之其自由的商業以及輿論環境，獨特的法治條件，香港亦是重要情報中轉地。從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香港的自由民主更為關切，也加強了對香港政治、經濟、文化、輿論等方面的影響。 

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美國率先做出反應表示歡迎。此後，美國在移民法案中增加了給香港提供的配額，在1992年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提出「支持民主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基本原則，這項原則自然適用於在1997年6月30日以後美國對香港的政策」，該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定期向國會提交「香港民主制度進展」的情況報吿。 

香港回歸之後，美國以國務院和駐港總領館為主導，通過非政府組織對香港民主活動提供培養、扶持和資金援助，各類非政府組織多年來在香港培養「普選」和「民主」意識、援助相關的機構和研究組織，舉辦「區議會候選人及選舉經理競選學校」，設立年度「民主獎」等等，對2014年的「佔中」風波以及去年的「反修例」風波都有一定影響。 

雖然美國在法律上將香港作為獨立個體看待，通過多項法案來指導美國的「香港政策」，但是這些政策背後的意圖都更是針對中國的「民主進程」。美國一方面的考量是善用香港的便利，為美國資本提供進入大陸市場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希望將香港塑造成「美式民主」的樣本，對中國內地施加影響。如2004年美國參議院的香港民主發展問題聽證會上，國會要求美國政府將 「促進香港民主化作為對北京政策的基石」。1989年的政治風波後，美國則將人權和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掛鈎。 

美國資深政治人士、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過去數十年來屢屢就人權問題批評中共及中國。圖為今年5月28日，佩洛西舉行新聞發佈會，就非裔男子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及中國草議「港版國安法」等事表態。（Getty）

去年12月，中國外交部宣布對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等非政府組織實施制裁，這些組織正是在香港長期施加上述影響的所謂「外部勢力」。在中美衝突越來越多的今天，香港顯然更加成為了美國遏制北京的一大議題。這一點從美國在國安法問題上呼籲全球盟友對抗北京的情況就可看到。 

將香港國安法的設立放在中美衝突的背景下來看，可知北京真正的目標是防止美國進一步把香港作為遏制中國的籌碼。 

北京的刀口向外 

7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針對蓬佩奧對《港區國安法》的批評，做出這般回應，「在涉港國安立法問題上，蓬佩奧之流之所以跳這麼高，是因為他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地從事破壞中國主權和安全的活動。」此言背後的意思，已經能夠說明北京強硬態度真正的對象。

因此，美國就香港問題、中港問題的高調論述，既有美國民意驅使下的「推行美式普世價值」等考量，亦更是因為隨着中國實力的崛起，中國已然成為最大的競爭對手。 

值此時，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的密切經貿聯繫，意味美國若直接向中國發起經濟、軍事方面的衝突，會帶來太大代價。貿易戰已經證明這並不奏效。因此，香港、台灣、西藏、新疆等議題便可以是美國可以操作的、成本極低的選項。對港人而言，這是可悲的，香港將愈發成為中美衝突的中心，承受愈來愈多美國遏制中國的壓力。 

美國對香港的影響力持續加大，客觀上將讓北京為維護主權和全局穩定付出更高代價。從這一方面看來，港版國安法最關鍵的目的，並非讓香港的反對者「消聲」，而是針對美國和西方在香港多年來的政治利益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