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 濟 戰 】

經濟戰是指在軍事戰爭之前、軍事戰爭期間或並非軍事戰爭之時採取的一切損害敵人的經濟措施。

經濟戰有很長遠的歷史。在重商主義時代，經濟戰的多樣化是最先考慮並受到充分重視的問題。在17世紀和18世紀，國家廣泛奉行原始凱恩斯主義。它追求擴大金錢數量，以增加就業，鼓勵發展;在戰爭情況下，則首先是積聚黃金。經濟戰是重商主義時代國際關係的正常情況，只有在軍事戰爭時才中斷。雖然經濟戰肯定有軍事上的含義，但和20世紀的情況不同，即它並非極其敵對的標誌，也不是那麼容易與純粹的保護主義相區別。

在19世紀，隨著自由貿易學說的傳播，“禁運學”削弱了，下列說法得到了傳播:戰爭是真正的、自由貿易的、和平的、自由的、資本的、民主的現代經濟世界的偶發現象。在這種環境下，事實上大國間也很少發生戰爭，甚至考慮採取戰爭之外的經濟措施的誘導都沒有。

保護主義並非偶發地得到了恢復，但保護主義和經濟戰並未如重商主義時代那樣混合起來。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有了銀行和紙幣，重商主義時代後期的貨幣特性消失了。現代國家通過福利國家和財政貨幣政策已足能緩解外部危機，以維持國內政治的穩定。好戰姿態並不因貨幣不兌換和通貨膨脹而有所改變。因此經濟戰再次非常合理地成為投入/產出問題，雖然我們敵國的黃金儲備狀況仍應予以全神關註，因為黃金可轉換成任何投入。

但是，無疑由於19世紀的影響，出現的主要變化是，經濟戰不再是為了經濟的目的(經濟上削弱對方，從而使自己在經濟上能更為強大，並使貿易成為一場零和對策)，而僅僅是為了“政治的”目的〔經濟上削弱對方，從而使自己在軍事上更為強大)。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文明是前進了:國家不再僅僅為了公民的收益而玩弄骯髒的策略了。

最簡單的例子是，禁止向敵國出口某些特殊商品。如果這些商品不是像武器那樣的製成品，而是投入性商品(如特種鋼)或兼有這兩種特性的商品(如精煉石油)，我們的敵國就必定因為瓶頸效應而停止某些活動。這就是現代經濟戰的主要武器。但是，如果敵國的黃金儲備很少，收支平衡很緊張，那我們也可以禁止它的出口，這也是很普遍的做法。這樣，它就不得不削減所選擇的進口商品，從而使它遭到較輕的瓶須作用。

經濟戰的政治目標是不明確的，通常想要的是:（1）使我們的敵國處於無力狀況;（2）勸導它改變政策和目標;(3)更雄心勃勃地改變其政策和目標。在某一種情況下，應該採取哪一種經濟手段?由於缺乏完善的理論指導，現代政治領導人通常是帶著持久的無知和暫時的熱情進入經濟戰的，現代經濟戰主要關註的是軍用和可以雙重使用的貨物。

經濟戰是敵對雙方為奪取戰略優勢和戰爭勝利而進行的經濟鬥爭。主要指戰爭期間各種形式的經濟鬥爭，也包括和平時期的經濟封鎖和經濟擾亂。

經濟戰歷史

經濟戰由來已久,古代戰爭中斷敵人糧秣等各種作戰物資的供應,就是經濟戰的一種方式。在近代和現代戰爭中,經濟戰更加受到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和德、意等國之間為維護和破壞大西洋交通線的鬥爭,以及相互間對工業生產基地的攻擊,曾對戰爭進程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日本的1000萬噸商船在美軍打擊下,到戰爭結束時幾乎損失殆盡,致使工業原料斷絕,兵工廠無法開工,成為日本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局部戰爭,經濟鬥爭的特點也非常明顯。

經濟戰內容

經濟戰的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是削弱對方的經濟基礎,遲滯其經濟發展,打擊其經濟補給;二是保護己方的經濟,加速動員和發展本國經濟,保障軍隊的物資供應。其根本目的是給敵方造成經濟恐慌,動搖其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使敵人的經濟陷於崩潰,以便戰而勝之。

進行經濟戰的手段和方式很多,如:進行經濟偵察,蒐集經濟情報,襲擊敵國的工礦企業、軍工廠、科研機構和經濟中心等重要經濟目標;破壞敵國的鐵路、公路、隧道、橋樑、車站、港口和機場等交通設施和車輛、船舶和飛機等運輸工具;對敵方實行經濟封鎖,禁運戰略物資,斷絕同敵方的貿易、信貸、金融和科技等一切經濟來往,並儘可能斷絕敵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聯繫;與中立國簽訂各種條約或協議,制止中立國向敵國輸出物資,並從中立國獲得所需要的物資;在國際上搶購敵方急需的物資,使之難以獲得其供應;使用武力直接奪取敵國的原材料產地、資源和經濟中心,擴大佔領區,以壯大自己的經濟實力。

提高戰時經濟生存能力是現代戰爭條件下經濟戰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措施主要有:建立必要的戰略物資儲備,保證戰時邊疆生產;合理佈局生產力,避免過分集中,建立起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工業體系,提高重要經濟目標的防護能力;戰時將重要的科研機構、軍工企業、倉庫、通信樞紐轉入安全地區;對交通運輸線和運輸設施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其運輸能力和防護能力;保護礦產資源,特別是軍工生產和戰爭急需的資源和原材料;保衛和扼守重要的經濟目標和地區,提高戰略後方支持戰爭的經濟潛力,進行反封鎖戰,打破敵人經濟封鎖。

經濟戰是指利用經濟封鎖敵方補給資源，以達到使敵人軍隊士氣低迷厭戰而主動投降的作戰方針之一，此戰略曾用於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蘇聯隊德軍第6軍團的口袋包圍)遊戲介紹你代表著世界上最強大的政府之一。在這個快節奏的戰略遊戲，你必須建立你的國家的工業，最大限度地提高你的軍事實力和國際貿易協定談判。從50年代到今天，對7個國家進行無情的鬥爭，並通過該方案確定的目標（贏得電信戰爭，反對轉基因生物，面臨汽油短缺，等等鬥爭）。

美國找代理人打經濟戰瓦解蘇聯 

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劃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爾巴喬夫與里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里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倫和國防部長溫伯格。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帕普斯為里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戰略計劃，代號為：NS-DD-75。這個戰略表明了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藉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劃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是：NSDD-66，策劃者是里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美國制定了四步計劃，一步一步擊潰了整個蘇聯。 

第一步，1981年，里根總統下令對蘇聯封鎖所有石油勘探技術，因為蘇聯自己並沒有獨立的石油勘探技術。這一招，使得蘇聯新的石油勘探幾乎全部停止，石油收入無法再增加。1979年，蘇聯與西歐簽訂了一個協議，為西歐提供天然氣，每年為蘇聯帶來320億美元外匯。而在1981年，里根通牒西歐，必須封鎖天然氣管道，完全斷絕蘇聯任何賺取美元外匯的機會。 

第二步，1982年，歐洲給予蘇聯優惠的貸款利率7.8%。但是，里根總統威脅歐洲，如果不將對蘇聯的貸款利率提高到17%，歐洲的銀行將不得與美國的銀行做生意。歐洲屈服了，一夜之間提高了對蘇聯的貸款利率，完全斷絕了蘇聯任何融資的渠道。

第三步，1985年，美國照會沙特親王法赫德，要求其擴大石油生產，使得國際原油價格由當時的35美元一桶直降到12美元，使蘇聯的石油出口立刻受到衝擊，每年減少100億美元的石油出口。 

第四步，美國決定讓美元貶值25%，使蘇聯手中的200億美金購買力只剩下150億。當時蘇聯正在阿富汗打仗，美國為了拖住蘇聯，給予阿富汗軍隊武器裝備，使得蘇聯每年還要投入50億美金的軍費。 

當時的蘇聯，政府每年必須要拿出100億美元來購買民生用品，100億美元來購買軍用零件，所以至蘇聯解體，其國內民生用品嚴重短缺，軍艦飛機因缺乏零配件成了擺設，至此，美國抓住蘇聯的弱點，通過一系列手段，消滅了其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威脅。

防疫經濟戰

2020年新冠疫情中國採取廣泛的社會動員、舉國隔離的措施也招致來自外部有關集權專制、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批評。如此前中美貿易戰反映出兩國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一樣，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美國和中國的輿論分歧顯然已經超出醫學討論範疇，涉及到兩國社會和政治差異。

中國採取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隔離，火速建造應急醫院，大幅增加測試和治療能力，動員全國醫務人員、軍隊和其他體制內力量，在遏制疫情蔓延、減少感染病例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效。 

最近中國駐聯合國大使致函其他成員國說，中國宣佈在疫情嚴重地區遏制了蔓延，而且向世界衛生組織承諾2000萬美元的援助，並且要幫助貧窮國家改善和加強他們的健康系統。 

相比之下，美國聯邦政府面對如此大規模的疫情蔓延顯得凖備不足。美國新冠病毒感染測試的能力遠未達到負責聯邦政府抗疫努力的副總統彭斯承諾的水平。美國媒體報道，2018年在經費緊縮過程中，美國疾控預防中心的700個空缺崗位被凍結，特朗普總統還削減了疾控預防中心80%的經費。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文章說，中國和美國處理新冠疫情的不同做法，突出了兩國長期存在的地緣政治對立。該文作者（Colum Lynch, Robbie Gramer）認為，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在信中說湖北和武漢的疫情擴散已經得到遏制，實際上是間接反駁美國關於中國在疫情初期處理不當，導致疫情急劇擴散的批評。

2020年3月11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指責中國掩蓋疫情真相，耽誤了世界兩個月時間。美國官員的指責招致中國外長和外交部發言人的反駁。他們認為，在人類面對流行病的共同挑戰時，美國詆譭中國抗疫努力的做法不道德。 

不過，《外交政策》雜誌文章認為，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令美國在同中國的國際輿論戰中丟分。在北京努力宣傳國際合作共同對付疫情，提升其國際威望的時候，華盛頓則更專注於指責北京。  副總統彭斯最近在疫情新聞發佈會上，基本上沒有提到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展開國際合作的內容。 

英國華威大學的美國問題專家洛夫曼（Georg Löfflmann）也認為，特朗普對全球傳染病蔓延的政策仍然局限於「美國優先」的思路。 

2020年3月11日特朗普宣佈限制歐洲旅行30天的禁令。洛夫曼對此表示，這說明特朗普一直把新冠疫情看作是外來威脅；特朗普指責歐盟沒有採取足夠措施限制來自中國的旅行，表現出對歐盟的敵意。

同一天，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負責人吉姆•奧尼爾（Jim O 'Neill）在美國電視頻道上表示，西方國家應該學習中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模式，要採取更迅速、更果斷的行動。 

奧尼爾是「金磚四國」概念的始作俑者，這次他在CNBC電視頻道的訪談中談到體制問題時說，幸好疫情「沒有發生在印度那樣的地方，因為以印度的管理質量，絶對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做出反應。這是中國模式的好的一面」。 

奧尼爾對中國的積極評價被中國媒體廣泛轉載，也招致印度的批評。印度資深外交官納基（Vishwesh Negi）說奧尼爾的評論「不明智，不負責任」。 

中國當局大規模防疫隔離，遏制了病毒在中國龐大人口中的急劇擴散，同時也為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中國媒體報道說，中國在平衡公共健康，股市和經濟利益時做出了取捨，體現了舉國體制的優勢以及對生命的負責任態度。 

不過彭博社的評論並不認可中國的說法，也呼應了許多美國官員對中國的指責。 

彭博社專欄作者伊萊•雷克（Eli Lake）說，雖然中國當局採取了嚴酷措施，隔離了數以億萬計的人，降低了病毒蔓延速度，但中國政府缺乏透明和壓制本質也恰恰是病毒最初爆發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