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醫生在布魯克林醫院中心的外科重症監護室救治一名冠狀病毒患者。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感到極度悲傷”：一個失去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

                        KATRIN BENNHOLD 2020年4月24日

柏林——當美國人滿為患的醫院病房和蜿蜒的失業者隊伍的影像在世界各地播放，大西洋另一邊的歐洲民眾正難以置信地註視著這個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

“當人們看到紐約城的照片時，他們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怎麼可能？'”位於柏林的公共政策院校赫爾蒂行政學院(Hertie School)的校長亨利·恩德萊因(Henrik Enderlein)說。“我們都驚呆了。看看失業者排起的長隊。2200萬，”他還說。

牛津大學歐洲歷史學教授、一生篤信大西洋主義的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說：“我感到極度悲傷。”

從新德里到紐約，席捲全球的疫情不只是在奪取人的生命和生計。它還動搖了美國例外主義的基本假設——憑藉價值觀與國力的巨大影響而成為全球領導者和世界榜樣的美國，在二戰後數十年扮演了一種特殊的角色。

如今它領先的地方卻大不相同：超過84萬名美國人被診斷患有Covid-19，至少46784人死亡，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隨著災難的展開，特朗普總統和州長不僅在爭論該做什麼，還在爭論誰有權這樣做。特朗普對科學顧問敦促採取的安全措施提出了抗議，幾乎每天都在就病毒和政府的應對給出不實陳述，而本週，他以病毒為藉口停止向尋求移民美國的人發放綠卡。

總部位於巴黎的蒙泰涅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的政治學家和高級顧問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說：“美國的表現不是差，是指數級的差。”

莫伊西指出，疫情暴露了幾乎每個社會的優點和缺點。它顯示了一個專制的中國政府對武漢市的封鎖強度，同時也帶來了對信息的壓制。它顯示了德國深厚的公眾信任和集體精神的價值，也突顯了德國不願挺身而出領導歐洲。

上週在慕尼黑，為冠狀病毒抗體研究提取血液樣本。 LAETITIA VANC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許多歐洲人眼中，在美國的疫情暴露了兩個並存的重大弱點：特朗反复無常的領導——他貶低了專業知識並且常常拒絕聽從他的科學顧問的建議，以及缺乏健全的公共衛生保健系統和社會安全保障。

“美國在準備的是另一種戰爭，”穆伊斯說。“它為新的9·11做了準備，但是來的是病毒。”  “這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是不是已經成為一個本末倒置的不良大國？”他問。

自從入主白宮並將“美國優先”變成其政府的指導方針以來，總統動不動威脅要拆散數十年的聯盟，撕毀國際協定，歐洲人不得不去適應他的這種隨心所欲。他早已稱北約是個“ 過時 ”的東西，並讓美國撤出了巴黎氣候協定和伊朗核協議。

然而，這一次的疫情，可能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無人向美國尋求領導的全球危機。

在柏林，德國外交大臣海克斯·馬斯(Heiko Maas)也這麼說。

馬斯最近對《明鏡》周刊(Der Spiegel)說，中國採取了“非常專制的措施，而在美國，這種病毒久久沒有得到正視”。

馬斯說：“這是兩個極端，它們都不能作為歐洲的榜樣。”

本月，居民在解除封鎖的武漢的長江旁散步。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曾經，美國帶來的是希望的故事，不僅是帶給美國人。像馬斯這樣在冷戰前線長大的西德人熟悉這個故事，和世界上許多其他人一樣，也相信這個故事。

但是近30年後，美國的故事陷入了困境。 

這個國家在75年前幫助歐洲擊敗了法西斯，並在隨後的幾十年裡捍衛了歐洲大陸的民主，如今在保護自己的公民方面卻不如許多獨裁和民主政體。

有一點格外諷刺：德國和韓國均為戰後美國領導啟迪下的產物，如今已經成為新冠病毒危機中採取最佳措施的表率。

但是批評家們現在看到，美國不僅不能領導世界應對危機，還辜負了自己的人民。

“美國沒有全球領導，也沒有國家和聯邦領導，”哈佛國際發展中心(Harvard'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增長實驗室主任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說。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美國領導力在美國的失敗。”

當然，病毒也使歐洲的一些國家不堪重負，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的Covid-19死亡數的人口百分比遠高於美國。但是它們受到的打擊更快，做準備和應對的時間更少。

美國和德國在應對上的差異尤其令人吃驚。 

儘管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因在歐洲未能發揮足夠有力的領導作用而受到批評，但德國採取的近乎教科書式的應對——至少在西方標准上如此——受到讚譽。

這要歸功於強大的公共衛生保健系統，還得益於大規模檢測戰略以及可信和有效的政治領導。

默克爾做了特朗普沒有做的事情。她清晰並誠實地對待她所面臨的競選風險，而且反應迅速。她讓所有16位州長跟她並肩作戰。作為科班出身的物理學家，她遵循科學建議，並從其他國家的最佳實踐中學習。

特朗普總統本月在白宮舉行的冠狀病毒簡報會上。 ANNA MONEYMAKER/THE NEW YORK TIMES

默克爾不久前宣布這將是她的最後任期，被認為大勢已去。而現在她的支持率是80％。

加頓·阿什說：“她擁有科學家的頭腦，和一個牧師女兒的心靈。”

特朗普急於在大選年重啟經濟，已任命一個企業高管小組制定解除封鎖的路線圖。 默克爾也和所有人一樣，想找到一條出路，但本週她警告德國人保持謹慎。她正在聽取來自德國國家科學院的26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小組的建議。該小組不僅包括醫學專家和經濟學家，還包括行為心理學家、教育專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憲法專家。

  “你需要全方位地應對這場危機，”該學院院長杰拉爾德·豪格(Gerald Haug)表示。“我們的政客明白這一點。”

豪格是氣候學家，曾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做過研究。

他說，美國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傑出以及最聰明的科學人才。

“區別是，他們的意見沒有被聽取。” “這是一場悲劇，”他接著說。

一些人擔心，大流行之後各國的歷史將如何書寫，目前還遠遠看不出端倪。

歷史學教授加頓·阿什(Garton Ash)說，大流行是對政治制度的一種非常具體的壓力測試。軍事力量的平衡完全沒有改變。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且，在經歷了嚴重的衰退之後，全球究竟哪個地區最具備啟動增長的能力，還完全是個未知數。

“所有經濟體都將面臨可怕的考驗，”他說。“沒人知道最後誰會變得更強。”

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的法國研究員本雅明·阿達(Benjamin Haddad)寫道，雖然大流行正在考驗美國的領導地位，但現在判斷是否會造成長期損害還“為時過早”。

“美國可能會援用意想不到的資源，同時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在外交政策上達成一種國家團結，美國目前缺乏這種團結。”

本月，護士們在新澤西州卑爾根社區學院的一個服務中心進行Covid-19鼻拭子檢測。 RYAN CHRISTOPHER JON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莫伊西指出，短期內還有一個不確定因素。美國將在11月舉行大選。這件事，加上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的後果，可能也會影響歷史的進程。

大蕭條催生了美國的新政。莫伊西表示，或許新冠病毒會讓美國引入一個更強的公共安全網絡，並在建立更易得的醫療保健方面達成全國共識。

“歐洲的社會民主制度不僅更人性化，還讓我們比實行殘酷資本主義制度的美國更有準備，更適合應對這樣的危機，”莫伊西說。

一些人擔心，當前的危機可能會像一個歷史的加速器，導緻美國和歐洲影響力更快地下降。

“我們將在2021年的某個時候走出這場危機，然後到了2030年，”莫伊西說。“世界上亞洲的成分增多，西方減少。”

加頓·阿什說，美國應該從一長串帝國興衰的故事中得到一個緊迫的警示。

“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他說。“這是世界歷史上經常發生的故事，一段時間後，一個大國會衰落。”

“你積累了很多問題，因為你是一股強大的勢力，因此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容納這些機能的失調，”他說。“直到有什麼事情發生，搞得你不能繼續這樣下去。”

查理檢查站是冷戰期間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過境點。 EMILE DUC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Christopher F. Schuetze自柏林、Constant Méheut自巴黎對本文有報導貢獻。* 

(Katrin Bennhold是《紐約時報》柏林分社社長。此前她曾駐倫敦、巴黎，負責報導從民粹主義興起到性別的一系列議題。) 

翻譯：晉其角、鄧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