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面對疫情，專制比民主更有優勢？*

                   *Serge Schmemann*-2020年4月3日

匈牙利國會賦予其民族主義領袖奧班廣泛權力，以應對冠狀病毒疫情。 匈牙利國會賦予其民族主義領袖奧班廣泛權力，以應對冠狀病毒疫情。

中國和它的一些信徒認為，北京成功應對冠狀病毒大流行，是對威權主義統治的有力證明。

該論點認為，儘管起步不佳，中國有能力實施大規模的遏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將疾病控制在其境內。世界衛生組織稱其為 “可能是歷史上最具挑戰、最敏捷和最積極的疾控行動”，中國當局很快將其轉化為對領導人習近平主席的歌頌。中國外交部長說：“只有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才得以有效管控住這場突如其來而且傳播速度相當快的疫情。”

是這樣嗎？民主制度是​​否因固有的低效率和政治分歧受到阻礙？或者它們的開放性和多樣性是否能更有效地幫助動員全體人民，及其所有私人和公共機構？

其他亞洲國家對冠狀病毒採取了相對有效的防禦措施，最明顯的是韓國和台灣，這些都是活躍的民主國家，它們在限制出行、積極組織檢測和實施嚴格隔離方面行動透明。他們的反應無疑是吸取了相對較為近期的流行病的教訓，尤其是2002-2003年SARS暴發。但這並不需要鐵腕措施。

而同樣的“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也是令冠狀病毒開始傳播的關鍵原因。政府否認了最初的證據，並讓傳遞壞消息的人噤聲，其中最悲慘的是武漢的眼科醫師李文亮。等到北京做出回應時，冠狀病毒已經向世界範圍進發。

那些讚美民主優勢的人往往會引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場飢荒是發生在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的。”森認為，這是因為民主政府必鬚麵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

然而，他的論點與這樣一個事實背道而馳：當今許多專制政權的領導人——如奧班·維克多(Viktor Orban)、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來說——都是通過民主程序上台的，而且似乎得到了廣泛的公眾支持。然而，他們的行動準則更像是“每一次飢荒都要好好利用起來”。

匈牙利總理奧班已經不斷積累了越來越大的權力，他很快看到，在整個歐洲實施的嚴厲措施是實現真正獨裁政權的完美掩護。匈牙利議會通過了由他的青民盟(Fidesz)控制的立法，實際上等於讓他可以開始進行法令統治，取消選舉，並懲罰散佈“虛假”信息的人。直到永遠。

沒有哪個領導人有如此放肆的奪權之舉，但有的也已在疫情中找到了政治優勢。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執政多年後似乎不可避免要面臨著恥辱的終結，但危機讓他得到了喘息。他命令大多數法院關閉，推遲自己的腐敗審判，並設法操縱在三次無說服力的競選中挑戰他的本尼·甘茨(Benny Gantz)加入緊急“團結”政府，該政府迅速摧毀了甘茨的聯合執政。但是以色列不是獨裁國家：內塔尼亞胡的舉動在媒體和社會中產生了激烈的辯論，儘管此刻國家正在為了應對冠狀病毒武裝自己。 

其他政府也已利用這次危機採取了一些本應遭到強烈抵制的行動。印度封鎖後，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民族主義政府頒布法律，方便印度人成為穆斯林占多數的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的永久居民。 環顧世界各地，可以看到許多國家的政府在防疫過程中存在權力過度擴張。

在菲律賓，平時冷酷無情的鐵腕領導人羅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攫取了更大的力量來對抗這種病毒，包括威脅監禁傳播冠狀病毒假新聞的人——這一措施可以用來對政府的批評者實施刑事懲罰。土庫曼斯坦可以說是中亞最專制的國家，對信息控制採取可能最為嚴厲的措施，甚至逮捕了在公開場合討論疫情的人。

在泰國，2014年靠軍事政變上台的總理巴育·佔奧差(Prayuth Chan-ocha) 宣布，他正在行駛緊急權力，包括“如有必要，可審查或關閉媒體”。

無論專制制度製定的疫情應對措施能夠提供的優勢有多大，當鐵腕領導人選擇拒絕威脅存在或提供不一樣的敘事時，專制的真正危險就顯現出來了。掌握巨大權力的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已允許該國的足球超級聯賽如期進行，並且辯稱“恐慌比病毒本身對我們的傷害更大”——這與特朗普總統的“對策不應該比問題更糟”相呼應。幾乎每個政府都在敦促人們待在家裡，盧卡申科卻不這樣做，反而建議白俄羅斯人每天喝伏特加，定期去桑拿房，以及下地辛苦勞作一番。

在鄰國俄羅斯，普京總統加強了對疫情的防禦，我們可以看到專制政權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可疑的統計數據。截至週四，俄羅斯感染人數超過3500人，但數週以來，官方報告的數字低得出奇。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得多。俄羅斯也一如既往地加入了中國和伊朗的行列，在社交媒體上散佈關於這種冠狀病毒起源的虛假消息 ——包括來自北京的一種論點：這是一種美國疾病，可能是由訪華的美國軍人帶來的。

最後，關於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抗疫能力的比較，很難得出一個確定結論：大流行還遠遠沒有結束，除了治理風格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一個國家的財富和資源顯然在應對突發危機的能力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往有疾病流行歷史的國家，在應對新出現的流行病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然而，民主國家似乎仍擁有明顯的優勢。當中國在不到兩週的時間裡就能建起一座新醫院，而紐約市的醫院床位正迅速耗盡時，這一點似乎並不明顯。但在美國，信息的流動和公眾的互讓，可能有助於不斷調整對抗這種疾病的策略；錯誤的信息，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可以很快被揭露。台灣一位官員指出，透明度是其政府應對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對1960年以來所有流行病數據的分析發現，“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條件下，民主國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於非民主國家。”文章說，一個原因是專制政權“不適合處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動，以及公民與統治者之間需要公開對話的事務”。如果白俄羅斯擁有獨立的新聞媒體，盧卡申科就不太可能堅持自己的魯莽立場。

在這場辯論乃至美國政治圖景中的其他許多辯論中，特朗普政府扮演著什麼角色，取決於人們在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站在哪一邊。美國民主的多樣性——地方政府、多樣的醫療服務、強勢的新聞媒體和諸多宗教團體——可以預防中國式專制統治的形成。但是獨裁者利用危機的傾向絕不應被忽視。

*Serge Schmemann*1980年加入《紐約時報》，曾任時報駐莫斯科、波恩、耶路撒冷以及聯合國分社社長。2003至2013年期間，他在巴黎擔任《國際先驅論壇報》的社論版編輯。  翻譯：晉其角、鄧妍  

           *中國真實死亡人數遭質疑，武漢新冠逝者被悄聲埋葬*

            *Yiwei Wang、Albee Zhang*2020年4月5日

張海的父親張立發在醫院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後去世。 張海的父親張立發在醫院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後去世。

劉培恩（音）捧著裝有父親遺骸的小木盒。就在兩個月前，他無助地握緊父親虛弱的手，看著老人嚥下最後一口氣，切膚之痛至今仍在。他哭了。 但沒有多少時間或空間可供劉培恩哀悼。他說，武漢官員堅持要陪同他前往殯儀館，並在他身邊焦慮地等待。他說後來他們又跟著他去了墓地，看他葬下自己的父親。劉培恩看到其中一名陪同人員給葬禮拍了照，葬禮僅用了不到20分鐘就結束了。

“我父親為國為黨貢獻了一輩子，”在金融業工作、現年44歲的劉培恩在電話中說。“最後落到被人監控。” 劉培恩的父母劉偶清和閆麗方。

劉父在武漢一家醫院做常規檢查時感染上新冠病毒。 劉培恩的父母劉偶清和閆麗方。劉父在武漢一家醫院做常規檢查時感染上新冠病毒。

幾個月來，在國內冠狀病毒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武漢居民一直被告知不能取回死去親人的骨灰。現在當局稱疫情已經得到了控制，官員們正敦促親屬迅速而安靜地埋葬死者，因為人們對真實的死亡人數產生了懷疑，此外官員還在壓製網上關於死亡人數的討論。

中國在周五公佈的冠狀病毒病亡統計為3322人，但包括醫務工作者在內的許多人暗示實際的數字應該更高。美國現任和前任情報官員都表示，CIA幾週來一直警告白宮，中國對疫情的統計存在嚴重的少報。

就在中國試圖控制敘事之際，在這場大流行的起始地武漢，警方已經受命在微信上解散由冠狀病毒遇難者親屬建立的群組。政府審查人員刪除社交媒體上流傳的照片，其中展示了這座城市的死者親屬們在殯儀館排隊領取骨灰的場面。悲痛的家屬們稱，官員給劉培恩這樣的死者親屬安排了陪同人，在他們挑選墓地、領取親人骨灰並下葬的時候跟隨他們。

“死了以後你的尊嚴在哪兒？”劉培恩問道。“哪兒有人性啊？” 中共稱這麼做是為了防止大規模聚集引發新的疫情。但其嚴格管控似乎是一場避免痛苦和憤怒爆發的全面行動的一部分，這些情緒可能成為一種本能提醒，讓人們想起共產黨在疫情暴發早期的失誤和掩蓋企圖。同樣是這些關於亡故的的公開展示或討論，也可能引發對中國統計死亡人數方式的質疑。

武漢佔了中國感染總數的近三分之二，死亡人數佔比則超過四分之三。但在疫情暴發的最初幾週，醫務工作者稱由於缺乏檢測試劑盒，許多死于冠狀病毒的病例沒有被統計。

最近，有影響力的新聞雜誌《財新》的一篇報導援引了一名貨車司機的話，他說自己要把數千個骨灰盒送到漢口殯儀館存放，那是武漢八家殯儀館之一。雖然這些數字讓人對死亡規模產生了懷疑，但尚不清楚這些骨灰盒是僅僅為冠狀病毒死者準備的，還是有更廣泛的用途。

中國政府稱其對境內疫情的規模一直是公開和透明的。但共產黨也希望嚴密安排悼念和緬懷疫情遇難者的方式。它稱這些死者是在抗擊疾病的蔓延中犧牲的烈士和同胞，而不是疫情的受害者。

政府表示將在周六舉行全國默哀，這天是一年一度的清明節，一個祭奠祖先的日子。所有活動將停止，全國降半旗，從上午10點開始拉警報並鳴笛三分鐘。 默哀可能並不足以安撫武漢的許多家庭，政府試圖控制悲痛的做法激怒了他們。  有人要求政府拿出公義和責任，希望他們的親人不會白白死去。政府在2月已經將兩名地方高級官員撤職，原因可能是他們拙劣的初期應對，但尚未表示是否會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

“我一定要個說法，”50歲的武漢人張海說，他的父親張立發在醫院感染了冠狀病毒後去世。他想知道為什麼官員們花了幾週時間才告知公眾病毒可能人傳人。“不然的話，我無法向我父親交代。” 張海的父親張立發年輕時的照片。張父曾參與中國的核武項目，因暴露於輻射而出現長期健康問題。

其他居民試圖尋找各自的方式，通過一些小規模的臨時辦法來私下悼念親人。

23歲的瑪麗亞·馬（音）是武漢一所大學的設計老師，她知道祖父會希望一家人在一個大棚里為他守喪，親戚們在那裡守夜，朋友們在那裡燒香。 但在他和祖母1月份去世後，他的願望無法實現了。相反，他們的遺體很快被運走並火化。 由於武漢已經封城，馬女士和她的家人別無選擇，只能在家中舉行簡單的儀式。他們按照習俗燒“冥幣”，一疊疊印成錢幣形狀的紙可以確保親人在離世後有足夠的錢花。在祖父去世後的第49天，馬女士的家人還按習俗剪了發。 

儘管如此，她說，她的家庭仍因為無法辦一場像樣的葬禮而深感內疚。 “我們會不停地問自己，這事兒怎麼會到我家？'”馬女士在電話中說。“都是普通老百姓，沒有乾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

最近幾天，隨著中國官方新增病例的減少，武漢當局開始著手處理善後事宜。官員們已經向疫情期間死亡的人——無論死因為何——的家屬支付了約420美元的費用。冠狀病毒死者的親屬還可以得到30%的墓地購買折扣和免費火化服務。

包括彭邦文在內的一些人發現，這些資助並不能解決病毒帶來的、在人死後還繼續蔓延的污名。 彭邦文想把2月初去世的父親彭安東葬在武漢郊外的老家。但村里的官員拒絕了他，稱他們不希望冠狀病毒患者的遺體被葬在當地。 “不管是說平平淡淡的也好，或者說風風光光的大葬也好，我都希望這件事情所能夠盡量的早點結束，”32歲的彭邦文在電話中說，他在武漢一家酒店工作。“因為畢竟於我於他都覺得還是太殘酷了。” 

還有一些人也和埋葬了父親的金融從業者劉培恩一樣，難以接受親人的亡故。 劉培恩的父親劉偶清是名受人尊敬的黨員，有著作為公務員和大學行政人員的顯赫地位，最近幾年已經開始享受退休生活。父子倆的關係越來越親密，而劉父對11歲的孫女也寵愛有加。

武漢扁擔山墓園。 武漢扁擔山墓園。

今年1月，劉父去武漢一家醫院做常規檢查。在那裡，他感染上了冠狀病毒。 劉培恩裝扮成病人潛進了醫院，他說父親勇敢地與病毒搏鬥，但知道自己大限已至。父親要他去看看床邊的抽屜，那裡有他的財務記錄和孫女最喜歡的菜的食譜。 1月29日，劉父在兒子的陪伴下離世。

悲痛欲絕的劉培恩請來一位佛教僧人，在廟裡舉行了一場儀式以超度父親的亡靈。有時在夜晚，劉培恩會靜靜地為父親念誦佛經。 

上個月底，他接到當局電話，通知他準備下葬。 劉培恩被指派了兩名官員陪同，一名來自他父親的單位，另一位則是當地的社區工作者，他們說是來提供支持的。上週，他們伴隨他前往位於城市西南的扁擔山墓園。他選了最貴的朝南墓地，背後是群山，其下有湖泊。花了14000美元。

他們在兩天后舉行了葬禮。父親的空白墓碑基石上貼著一張標籤，上面寫著墓地位置：24排，19號。墓碑要隨後才運到。 “就相當於你們家沒門嘛，”劉培恩說。他用馬克筆在基石頂上寫下了父親的名字。

葬禮結束後，官員們要求家屬簽署一張表格，證明他們已經完成了任務。 兩天后，劉培恩回到了公墓。這一次，只有他一個人，他在父親墓前待了一個小時。“要他等媽媽和我，”他告訴父親，“我們到時候一起來新家一起住。”

劉培恩說他不會停止向政府施壓，要他們懲罰最初隱瞞疫情的地方官員，並向遇難者家屬做出公正的賠償。 “我下葬了難道我就完了嗎？”他說。“沒完的，沒完沒了的。”

*Yiwei Wang、Albee Zhang*自北京對本文有研究貢獻。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自香港有報導貢獻。翻譯：Nic Wong

                     *CIA稱中國官方疫情數據嚴重失實*

                *JULIAN E. BARNES* 2020年4月3日

據報導，中國每10萬人中有6人感染新冠病毒，遠遠低於意大利、西班牙、美國等國家的比例。 據報導，中國每10萬人中有6人感染新冠病毒，遠遠低於意大利、西班牙、美國等國家的比例。

華盛頓——根據現任和前情報官員的說法，中情局(CIA)至少從2月初開始就一直警告白宮，中國嚴重少報了新冠病毒的感染數，並且根據美國的抗擊病毒預測模型計算，中國的數字不可靠。

在特朗普總統與中國主席習近平周四態度明顯和緩的談判中，最近幾週的情報——至少部分基於CIA在中國的人員提供的信息，發揮了重要作用。之後，兩國都減少了對彼此的批評。

在病毒、傳播速度和其他一些基本問題很不明確的情況下，獲取該病毒在中國更準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數字，對於全世界的公共衛生都具有重要意義。據美國情報機構和白宮官員稱，對於美國官員來說，這些匯總數字對於了解Covid-19在未來數月將給美國造成何種影響，以及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的有效性，至關重要。

到目前為止，令白宮和情報界感到沮喪的是，這些機構一直無法通過情報收集工作獲得更加準確的數字。 但是美國情報機構已經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政府自己也不知道該病毒的規模，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盲目。據現任和前情報官員稱，最早出現病毒的武漢和中國其他地方的中層官僚一直在感染率、檢測和死亡計數方面隱瞞實情，擔心如果報告的數字太高，會受到懲罰、丟烏紗帽，或者更糟。

官僚主義瞞報對於任何政府來說，都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但隨著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近幾年採取了更加專制的態度，這種情況在中國變得越來越嚴重。 除了政府打壓以外，檢測不足、統計標準各異以及可能佔新冠病毒病例總數四分之一的無症狀感染，使得哪裡都不會有完整的病毒情況。

伊朗在抗擊疫情方面缺乏透明度。意大利的死亡人數超過1.3萬人，居世界首位，這還不包括醫院之外的死亡人數。美國的病毒檢測落後於其他國家。

但是自1月以來，白宮官員開始抱著懷疑的態度看待中國的統計數據，並要求CIA和其他情報機構優先收集有關中國的信息。

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 首先報導了CIA對中國少報確診數和死亡數的評估。美國官員淡化了上週發給白宮的一份情報報告中的發現，報告稱，CIA數週來一直告訴白宮官員，不要相信北京提交給世界衛生組織的數字。 

美國有關數字被少報的情報早於中國新聞媒體上最近的報導，報導稱武漢的死亡人數可能超過5000，這是官方數字的兩倍。據聽取了該情報工作簡報的人士稱，情報人員尚未核實媒體的報導，而且報告也未提及這些報導。

美國官員提醒說，自疫情暴發以來，許多情報機構根據自己的信源了解到的信息向白宮發出的警告，與記者的報導是差不多的，這些記者一直在積極報導中國冠狀病毒疫情，以及中國政府努力壓制疫情相關報導的情況。

中國將最近幾週新報告病例的下降歸功於嚴厲的控制措施，其中包括對近6000萬人實施封鎖，但中國政府以外的許多人擔心這些數字是不完整的。 例如，中國沒有報告它所了解的無症狀病例的數量。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表示，多達25%的感染者可能沒有症狀。

在周三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C·奧布萊恩(Robert C. O'brien)在被問及中國的數字時表示，美國“無法”證實這些數字。在未承認存在機密情報的情況下，他指出，有公開報導對這些數字提出了質疑。 “沒有辦法證實這些數字，”奧布萊恩說。“有很多公開報導稱，這個數字是否太低了。” 

官員們還表示，中國的疫​​情數據出現少報情況並不令人意外，他們稱中國的官方統計數據經常造假。 病毒從武漢蔓延到美國，迫使許多經濟領域為控制病毒傳播而關閉，此後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關係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中國外交官散佈假信息，包括有關病毒源自美國陸軍實驗室的虛假報導和其他陰謀論。特朗普進行報復，稱Covid-19是“ 中國病毒 ”，美國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還試圖把這種疾病貼上來自中國的標籤，破壞了一份國際公報的達成。 但在習近平和特朗普上週通過電話之後，出現了難以持久的和平。雖然中國媒體繼續傳播陰謀論，但中國最知名的外交官的言論有所緩和。

特朗普也緩和了嚴厲的措辭。被問及中國瞞報病毒嚴重程度的情報時，特朗普暗示，他可能和習近平討論過這個話題。 “相對我們看到的和報導的，這些數字好像有點少了，我說的時候是出於好意，但是我們和他討論了這個問題，”特朗普說。“沒太說數字，主要是說他們做了什麼、做得怎麼樣。”

但隨後特朗普提到了他的貿易協議，以及中國在美國農業上的支出，並緩和了自己的批評。 “至於他們的數字是否準確，”他說，“我不是從中國來的會計。”

*Mark Mazzetti*對本文有報導貢獻。*Julian E. Barnes*是《紐約時報》駐華盛頓的國家安全記者，負責報導情報機構的新聞。在2018年加入時報前，他為《華爾街日報》報導安全事務新聞。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中國舉行全國性哀悼，武漢逝者卻被悄聲埋葬 中國政府決定於4月4 日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舉國降半旗誌哀，並停止一切公共娛樂活動；當天上午 10時起，全國人民默哀3分鐘，汽車、火車、艦船鳴笛，防空警報鳴響。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李克強等人在中南海參加了悼念活動。但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公佈的死亡數字卻一直受到外界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