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詛咒】

資源詛咒是一個經濟學的理論，多指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豐富的自然資源可能是經濟發展的詛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數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比那些資源稀缺的國家增長的更慢。經濟學家將原因歸結為貿易條件的惡化，荷蘭病或人力資本的投資不足等，主要由對某種相對豐富的資源的過分依賴導致。

所謂“資源詛咒”是指從長期的增長狀況來看，那些自然資源豐裕、經濟中資源性產品占據主導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反而要比那些資源貧乏國家的增長要低許多；儘管資源豐裕國家可能會由於資源品價格的上漲而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但最終又會陷入停滯狀態，豐裕的自然資源最終成為“贏者的詛咒”（winner’s curse）。

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引起人們的廣泛註意以來，經濟學家一直致力於探究與經濟增長有關的諸種因素和條件，即增長的源泉問題。自然資源或自然稟賦、物質資本、技術進步、公共秩序與法律乃至信念和價值觀，相繼被揭示出來並置於突出的地位。其中，自然資源作為物質生產活動的必要投入品，成為經濟賴以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資源相對豐裕的國家通常蘊含了更大的發展潛力。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史表明，自然資源的確對於一國國民財富的初始積累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快速工業化與其豐裕的自然資源密不可分。 

20 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資源豐裕的國家陷入了增長陷阱的事實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深思。經驗數據顯示，從一個較長的時間範圍來看，資源豐裕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是緩慢的，甚至是停滯的。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國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遞增，而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同期卻下降了1.3%。在全球65個資源相對豐裕的國家中，只有四個國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波札那)人均GNP年增速達到4%(1970—1998)，而一些東亞資源稀缺的經濟體(中國香港、新加坡、南韓、中國臺灣)，經濟增長卻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銀行，2000)。在中國不同的地區，我們也能發現非常相似的情況。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新的內生增長理論對於索洛增長理論的“趨同過程”和“趕超假說”提出了質疑，大量的實證研究開始比較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差異。一些經濟學家發現自然資源豐裕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卻令人失望，開始探求其中原因。1993年，Auty在研究產礦國經濟發展問題時第一次提出了“資源的詛咒”(Resource Curse)這個概念，即豐裕的資源對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並不是充分的有利條件，反而是一種限制。在此之後，Sachs和 Warner(1995，1997，2001)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對“資源詛咒”這一假說進行開創性的實證檢驗。

他們選取95個發展中國家作為樣本，測算自1970—1989年這些國家GDP的年增長率，結果發現僅有兩個資源豐裕型國家年增長速度超過2%。回歸檢驗表明，自然資源稟賦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負相關性，資源型產品(農產品、礦產品和燃料)出口占GN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經濟增長速度將下降1%。即使將更多的解釋變數納入回歸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區域效果、價格波動性等，負相關性依然存在。

所謂“資源詛咒”，並非天賦資源與生俱來的自然魔力，也不是與天賦資源伴隨而至的人間魔法。資源型經濟的不發達，以及相關問題的出現，並不是資源本身的問題，而是與資源開發及相關的制度安排的問題。正是資源及資源財富治理的失當，才引發了所謂的資源詛咒問題。一句話，詛咒的關鍵是：要麼是把財富放錯了地方，要麼是把財富用錯了地方，而不是資源財富本身出了什麼問題。

對於資源豐裕國家或區域而言，面臨驟然來臨的資源繁榮和資源財富，由於缺乏相應的制度預備和有效監督，使得其他生產要素淪為資源的附庸。原有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形成了以資源開發為動力、以資源財富為主導的新的發展平衡。制度規範和治理約束是防範資源優勢肆虐的最根本途徑。資源型經濟現象之所以出現，從根本上看，就是資源產權及交易制度、資源開發制度、資源收益分配制度和人力資源開發制度的嚴重缺失，使資源成為經濟活動的主宰性力量，惡化了貿易條件和產業發展生態，扭曲了經濟要素的流動方向與配置方式，抑制了技術創新活動，從而導致了資源詛咒現象的發生。經濟增長取決於自然資源與人的行為，其中人的行為更為重要。資本並不是增長的唯一要求，並且，假如提供了資本但同時沒有提供使用資本的有效框架的話，資本將被浪費掉。資源型經濟現象的問題在於，在驟然繁榮的資源產業、滾滾而來的資源財富面前，沒有及時建立起相應的、合理地使用資本的有效框架，資本不僅被大量地浪費掉了，而且還帶來了其他諸多問題。

20多年的研究表明，“資源詛咒”現象在全球範圍內具有普遍性，其產生的原因和作用機理也不盡相同，在一些國家，可能還是多種原因協同作用，因此，擺脫“資源詛咒”的方式也應該是多種多樣的，總結學者們提出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建立完善的產權制度。R.Hausmann&R.Rigobon（2004）等認為，完善的產權制度可以明確資源的具體所屬關係，消除資源開采中的無序、機會主義，避免“公地悲劇”；進一步使資源的所有者在代際之間合理分配資源的開采，提高資源的效率。

2.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負責任的政府。民主的政治體制可以使國家建立和完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獲得廣泛認可的規則體系和社會契約，利用這些規則管理資源併在不同階層之間、資源和生產性行業之間、消費品與公共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形成等領域進行合理分配；可行的社會契約對抑制機會主義行為如大範圍的盜竊資源租金、平息公眾不滿是至關重要的（Findlay&Lundahl，1994）。民主的政治體制催生負責任的政府可以促進政策的合理設計，防止資源、領域的過度壟斷、尋租和腐敗（Grossman &Helpmanl，1991）。民主的、平民化的社會更容易產生平民化社會和出現平民企業家，與那些被一小部分醉心於資源租金的精英所控制的國家相比，平民社會更有可能支持公共金融基礎和人力資本的形成（Murshed，2001）。

3.發展分散式、多元化的經濟模式。根據東亞的成功經驗，發展中國家要大力發展製造業，特別是分散式的民營製造業而不是點源式的製造業，因為 後者往往是資本密集型的，需要公共補助 , 並且通常 是非貿易的，只是用於國內消費，既沒有競爭力也不能持久（Murshed、2001）。而民營製造業，正如 Baldwin（1956）指出的，在發展的初期會對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產生需求，這些產業隨後變成可出口的產業，這會逐步提升製造業產品的迴圈，這其中的關鍵是將點源式資源部門收益和製造業部門的培育聯繫起來，用資源的收益提高公共設施水平、培育人力資本，如果新生的製造業是有競爭力的，那麼資源的繁榮會對未來的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一種強烈的剌激。

20世紀60年代，已是製成品出口主要國家的荷蘭發現大量天然氣，荷蘭政府大力發展天然氣業，出口劇增，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經濟顯現繁榮景象。可是，蓬勃發展的天然氣業卻嚴重打擊了荷蘭的農業和其他工業部門，削弱了出口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到20世紀70年代，荷蘭遭受到通貨膨脹上升、製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長率降低、失業率增加的困擾，這種資源產業在“繁榮”時期價格膨脹是以犧牲其他行業為代價的現象，國際上稱之為“荷蘭病”。

“荷蘭病”的經典模型是由W.M.Corden和J.Peter Neary在1982年給出的。兩位作者將一國的經濟分為三個部門，即可貿易的製造業部門、可貿易的資源出口部門和不可貿易的部門(主要是一國內部的建築業零售貿易和服務業部門)。假設該國經濟起初處於充分就業狀態，如果突然發現了某種自然資源或者自然資源的價格意外上漲將導致兩方面的後果：

一是勞動和資本轉向資源出口部門，則可貿易的製造業部門現在不得不花費更大的代價來吸引勞動力，製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首先打擊製造業的競爭力。同時，由於出口自然資源帶來外匯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幣升值，再次打擊了製造業的出口競爭力。這被稱為資源轉移效應。在資源轉移效應的影響下，製造業和服務業同時衰落下去。

二是自然資源出口帶來的收入增加會增加對製造業和不可貿易的部門的產品的需求。

但這時對製造業產品的需求的增加卻是通過進口國外同類價格相對更便宜的製成品來滿足的(這對本國的製造業來說又是一個災難)。不過，對不可貿易的部門的產品的需求增加無法通過進口來滿足，我們會發現一段時間後本國的服務業會重新繁榮。這被稱為支出效應。“儘管這種病癥一般是與一種自然資源的發現聯繫在一起，但它可能因以下任何一種造成外匯大量流入的事件誘發，其中包括自然資源價格的急劇上升，外國援助和外國直接投資等。荷蘭病”可能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適用於所有“享受”初級產品出口急劇增加的國家。

                       【資源詛咒產生的理論觀點】

一、非制度安排觀點

（一）人力資本觀點 

Mutshed（2001）等認為：在發生資源詛咒的國家，政權被一小部分醉心於資源租金的精英所控制，資源的收益主要是用於進口消費品，一些生產性投資也主要集中於國內消費品領域，有些國家甚至將資源收益的相當比例用於購買軍事裝備，而對國內的基礎設施、教育等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投資很少。原因在於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形成從投資到產生收益有一個較長的滯後期，而控制國家的精英階層對未來的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收益的折現值很低。Gylfason（2001）實證發現，資源豐裕度高的國家其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普遍較低，中學的入學率低於全世界平均水平，對人力資本的積象也更不關註。因此，這些國家人力資本的缺乏是導致資源詛咒的關鍵，這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的結論是一致的。

（二）經濟類型觀點

Murshed（2001）在Sachs（1999）等的基礎上將資源一經濟類型分為點源型經濟（point-source economes）和分散型經濟（diffused economics）。點源型經濟是指國家的經濟產業唔集中雀少數幾個資源性企業或領域? 分散型經濟是指國家的經濟結構呈現多元化。實證研究表明，東亞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國家多都屬於分散型經濟，而發生資源詛咒的國家如拉美國家、非洲和中東國家都屬於點源型經濟。

因此，他認為資源詛咒的本質不在於資源豐裕度，而在於資源一經濟的類型。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單純依賴於少數幾種資源的生產和出口，如石油或礦產等，這些產業的產值占據GDP的份額很大：形成一種所謂的“點源經濟”（point-souce economies），那麼，單一的資源如石油和礦產會引致生產、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源向其集中，結果是社會資源本來就處於弱勢的領域如農業、加工業進一步弱化，發展基礎遭到破壞。長期的趨勢是一旦資源繁榮消失，資源和非資源產業均遭受衰退，經濟增長停滯。

（三）資源一衝突觀點

Addison（2002）、Olsson（2003）、Englebert&ROIl （2003，2004）等提出，那些衝突管理制度薄弱、收入不平等嚴重的國家，面對突然的資源繁榮時，會使社會長期積累的不滿（gdeVance）和貪婪（greed）爆發，增加了國家陷入衝突的危險。不滿的根源是經濟因素、政府對不同團體和階層提供的差別化的經濟利益造成的，特別是當政府不能為社會公眾提供普遍的安全和最低限度的公共品時，被歧視者會依靠親屬紐帶來獲得安全保障和支持，結成以種族資本（ethnic capital）為基礎的“不滿”階層或團體。貪婪是獲得更多財富的欲望，是產生衝突的又一動機。豐富的自然資源或資源品的價值提高使社會各階層或團體的期望收益增加，貧窮的民眾降低了參加戰爭的成本。在不滿和貪婪的驅使下，為了獲得自然資源的租金，不同利益團體之間採用犯罪、腐蝕，甚至通過戰爭來爭奪資源的控制權。而政府為了保證政權，會大量增加軍事開支，擠出其他方面的支出。當資源租金成為可觀的“獎金”時，暴力衝突就不可能停止。結果是資源收益成為各方用於衝突的費用，破壞了國家的經濟基礎，增長成為難以實現的夢想。

二、制度安排觀點

對出現資源詛咒國家制度安排的研究是近些年學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所謂制度是指行為主體在政治、經濟等活動中所必須遵循的規則體系。諸多的研究結果表明，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二個“好”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夠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在於它會最大化社會福利、將資源繁榮的收益投資於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這類政府控制的國家會產生依靠市場的力量、而不是國家補貼的競爭性產業。而“壞”的制度催生的是尋租、游說和非競爭性的產業。什麼是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Campos&Nugent（1999）認為，衡量政治經濟制度好壞的標準是建立在一定製度基礎上的政府是否具備 生產性功能，包括：行政部門是否負責任、公共設施 是否完善、法制精神、平民能否參與政策制定、政策 制定程式是否公開透明、以及是否具有強化的產權 和契約等。政府生產性功能完善程度通常間接地以 一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單位資本收益、兒童疾病率和 成人識字率等4個可量化指標來衡量。這些年學界得出的總體結論是：凡出現資源詛咒的國家，都有一種壞的制度安排。

（一）壞制度導致“資源詛咒”的機理關於制度導致“資源詛咒”的機理，主要有如下幾種解釋。

1.企業家才能誤配觀（Mehlum，2002；Mehlunh Moene&Torvik，2006）。觀點認為，企業家才能既可以用於生產，也可以用於掠奪。企業家才能具體用在哪個方面，主要取決於哪種活動的收益和成本比較。容易到手的豐裕自然資源租金可以使腐敗、掠奪和尋租更有吸引力。越是法制薄弱、缺乏契約精神的國家，這種激勵就越為強烈。在轉軌社會，或者衝突後的國家重建階段，更容易出現犯罪性的大 面積掠奪。當犯罪率上升，既得利益者們為了未來的持久收益，更傾向於花大價錢建立安全保衛設施，而不是將收益在階層之間、產業之間、當期和未來之間合理分配，結果是使來自資源的收益更加分散，甚至浪費。

2.政治激勵觀（Robinson，Torvik&Verder，2005）。觀點認為，壞制度容易導致錯誤的政治激勵。在那些出現資源詛咒的發展中國家，豐裕的資源或資源、價格的上升提升了權力的價值，使在位者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租金。政客們為了取得權利或 謀求連任，會趨向於過度抽取資源，進行合理分配；資源的收益不能在產業之間、投資和消費之間進行合理分配，導致長期經濟增長停滯。這種已經暴露出的政客和選民對自然資源未來收益的低折現率，實際上反映的是這些國家制度的缺陷，諸如監督機制不健全、決策不透明、信息不對稱等諸多方面。

3.強權聯盟觀（Lane&Tornell，1996）觀點認為，壞的制度容易導致一國出現統治國家的政治和 經濟強權聯盟。強權聯盟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抽取或從社會的其他部分轉移租金，這種轉移是以社會其他組織以及經濟的一般生產部門損失為代價的。資源繁榮和意外的收益會刺激權力聯盟獲得超額轉移租金的胃口，使這些組織變得更加貪婪，要求獲得國家收入中的更大份額。貪婪的後果是導致生產的邊際收益下降、資本的回報率減少、增長率降低。

4.誘致性獨裁體制觀點（Ross，2001）。觀點認為，那些具有豐富礦產、特別是石油資源的國家都沒有走向民主體制，或者至少在民主指數上的分值較低。獨裁體制長期持續的原因在於：一是經濟財富沒有轉移到社會和文化進步領域，財富沒有成為社會進步的物質基礎；二是壓制效果。礦產和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傾向於花費更多的財力、建立更高水準的軍事和內部安全裝備，以鎮壓內部的憤激；三是尋租的影響。來自礦產資源的稅收被用於向公眾行賄，使大眾沉默、認可權威。在這些國家，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資金主要來源是資源租金而不是稅收，賦稅普遍較低。因為，稅收通常會產生將國家引人民主體制的壓力。因此，這些國家持續的獨裁體制是由於豐裕的自然資源誘致形成的。獨裁體制的強制性、掠奪性、短視和對民眾長期利益的漠視是出現資源詛咒國家的制度垢病。

5.大規模尋租觀（MurShed，2004）。觀點認為，壞制度容易滋生經濟生活中的大規模尋租。在一個壞的制度條件下，當權者惟一關註的是制定和調整制度，目的是為了在資源租金的博弈中取得有利地位，實現租金最大化，而不是整個社會收益最大化。民間資本會由於租金成本上升而減少投資。尋租過程中的浪費，使資源的收益分散，生產性投資的減少，最終經濟增長受阻。

6.交易費用觀（Dixit，2001）。觀點認為，壞制度必然導致交易費用增加。按照交易費用理論，制度、政治和經濟的關係是：制度是政治過程的內生產品，反過來，政治活動又受制度的制約；制度與經濟的直接關係是制度設計會加大或減少經濟活動中的交易費用。在政治和經濟活動中，交易費用增加的原因是相互行動中機會主義和對委托的違背。交易費用減少的原因是制度持續性和結果確定性的增加。在壞的制度環境中，難以形成使所有前後執政的政黨都能夠執行的規範制，即使是最適宜的制度。由於政治和經濟利益差異以及不同的期望，後任者有違背前任制定的制度和違背委托人意願的激勵，容易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降低制度的可信任度。儘管交易費用理論所涉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並不是發展中國家或資源豐裕度高的國家獨有的問題，但在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制度的變化更加隨意和普遍，並且往往會朝著更壞的方向發展，出現大量的違約、欺詐和政府失信。壞制度導致的經濟活動中交易費用、風險和不確定性增加，使微觀經濟 主體的投資激勵下降。以經濟收益最大化為目的的當權者更願意將資源收益（包括攫取的資源租金）存放在國外銀行；民間投資者寧願將收益轉移到其他相對風險較小的國家而不是留在本國。這樣，豐裕的資源收益不能拉動本國經濟增長的消費和投資。

（二）資源詛咒國家“壞”制度形成的原因

壞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目前的文獻中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制度決定因素。

1.出口模式決定論（Isham，2002）。觀點認為，資源詛咒國家的壞制度是由出口模式決定的。所謂出口模式是指一國大宗出口產品的構成，簡單分為初級產品模式和工業產品模式兩類。其基本思想是：出口模式是一國較長時間形成的，反映的是一國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狀況。如果一國能從某種出口模式獲得較大收益，就會在該國形成加強這種出口模式的制度激勵。東亞如日本、新加坡、南韓、中國臺灣地區等國家和地區從大宗出口工業品中收益，這種收益激勵東亞國家形成生產性政府和制度；一些拉美和非洲國家從出口初級產品中獲益，激勵形成的是掠奪性政府和制度。這其中，點源式經濟和咖啡—可可出口國家的制度最具掠奪性，這種制度對經濟的增長有反作用。與此相似的是Murshed（2004）的資源稟賦決定說。 Murshed 認為在第一次石油衝擊後的時期，資源稟賦的類型是壞制度形成的關鍵，因為石油價格上漲，出口收益大幅度增加，導致一些國家出現貪婪和貪污的體制，成為 Auty& Gelb（2001）所說的掠奪型國家。

2.歷史經歷決定論（Acemog1u，2001）。觀點認為，一些國家的壞制度是國家的歷史經歷決定的。一些國家現代的掠奪性制度是對一個世紀以前殖民模式的延續。他們把有殖民歷史經歷的國家分為兩組：第一組類似於Findlay&Lundahl（1994）所稱的 現在殖民居住地區（regions of recent settlement），這是歐洲移民居住的所謂的新世界，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第二組為熱帶發展中國家一一今天的第三世界。在第一組的國家中，在殖民時期就建立了好的制度特別是產權和法制制度，而在第二組國家，根深蒂固的是殖民地時期就建立的掠奪型模式。

很顯然，後一種模式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區非常普遍，如在非洲和拉美地區。在這些國家，由於殖民政府的掠奪性，導致壞的制度出現、且延伸到殖民地國家獨立以後，出現Hall &Jones（1999）所說的經濟中掠奪性均衡。

3.收入不平等—經濟類型決定論（Sokoloff& Engeman，2000；Easterly，2001）。觀點認為，收入不平等和經濟類型相互作用，使一些國家出現壞的制度。多數陷入資源詛咒的拉美國傢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基尼繫數長期居高不下，遠超過世界銀行提出的警戒線；二是經濟類型為典型的點源經濟。基尼繫數長期居高不下，表明財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存在問題，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是控制國家權力的精英階層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收入份額，而不是財富在社會中的合理分配問題。點源型經濟的財富分配模式是財富向少數掌握國家政治、經濟資源的精英階層集中，使國家的基尼繫數上升；分散型經濟的分配模式會降低精英階層的收入份額，增加普通民眾的收入水平，使國家的基尼繫數降低。因此，精英們在制度的設計和變更上更願意制定出有利於點源型經濟發展的制度安排，以維持點源型經濟，互相串謀結成利益同盟，利用國家的強制力，抽取租金。相對於點源型經濟，分散型經濟較不利於精英階層抽取租金。更糟糕的是，當不同的利益集團為租金而展開競爭時，制度安排會更加元序，導致怠意妄為和浪費性產出，這比單一的精英階層串謀的後果更加嚴重。

4.政治精英集團控制論（Easterly，2001；Bourguignon&Verdier，2000）。觀點認為，一些出現資 源詛咒國家的掠奪性制度安排可能是這些國家政治 精英們的有意所為。因為精英們知道，對公眾教育的投資會促進增長和共同利益的提高，但也會進一步產生從寡頭政治分權的訴求，分權的結果是迫使自私的精英們再分配收入，最終導致權力由精英團體向外轉移。當然，寡頭集團最不願意再分配收入，也不願意權力由精英團體向外轉移。所以，在那些點源礦產和種植資源豐裕型經濟的國家，最容易形成國家長期被少數極端富裕的精英集團控制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