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07 19:49:52幻羽
*生命境界的詩性詮釋* ——以程顥哲理詩為研究範疇 -國立臺北大學 *鄭敏華*講師 +*純音樂欣賞*
*生命境界的詩性詮釋* ——以程顥哲理詩為研究範疇
-國立臺北大學 *鄭敏華*講師 -
一、前言
中國哲學是一門重視心靈，追求精神境界的生命學問。「境界」二字原出於佛家，但境界問題卻是中國哲學，包括儒、釋、道三家所共同關注與追求的「終極課題」。近代學者馮友蘭先生曾對「境界」二字提出完整的詮釋；在他看來，哲學的真正使命，就在於提高人的生命境界。
宋代理學一向強調道德人格，關心「聖賢氣象」，對生命境界的提升尤其重視，因此常予人道貌岸然、拘謹嚴肅的印象。然而身為洛學創始人之一的程顥，卻是一位胸襟灑落、隨和自在的人。程顥，字伯淳，學者尊稱他為明道先生，與其弟程頤長期在洛陽講學，歷史上合稱「二程」。他們所創立的洛學，是當時最重要的學派，也是北宋儒學復興的重鎮，對後來宋明六百年的理學傳統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二程在宋儒中有其重要的地位。然而由於生命境界的不同，二程在學術表現上也有相當的差異。
歷來學者對程顥的生命境界多所讚譽，《宋史．道學傳》嘗云：「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黃宗羲則稱其學如「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有「所過者化矣」的境界（《宋元學案．明道學案上》）；牟宗三先生亦讚嘆程顥充 滿圓頓智慧，對道體性命有清澈、明透的領會，且真能體之於自家生命而有所受用。朱熹雖曾說：「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似略含貶意；然所謂「渾淪」、「太高」，從另一角度而言，正意味著對其高超境界的肯定！
雖然學者多稱程顥境界極高，然往往僅就其學術思想方面著眼，所據以研究的資料，大多為其講學論道時由弟子所記的語錄。由於程顥平生不喜著述，因此未有專門的學術論著，然而他卻留下六十多首詩歌，其中關於「天人相親」、「體道之樂」的吟詠，正是其生命境界具體親切的呈現；這些蘊含哲理的詩篇，見證著他圓融的涵養與溫厚的性情，不僅能映照出程顥的人格情操，也流露出一種審美的意趣，由於直接流自其心靈深處，更能貼近他的生命實相。
的確，哲人的生命境界固然可由學術思想窺知其淺深，然而，詩歌更是其生命境界具體親切的體現。一般而言，哲學家透過散文進行論述，對哲理可有精闢、清晰地闡發；而透過詩來詮釋，則能展現邏輯語言所無法完全呈現的理境、意趣。 朱熹雖認為程顥說話「渾淪」、「太高」，其實渾淪、高妙的表述方式，正與詩歌的語言有相通之處。由此可見，要真正把握程顥的生命境界，其哲理詩是值得注 意的研究資料。
近代學者對程顥哲理詩的研究雖亦有之，然或著眼於創作背景的分析，或側重於詩學觀念的探討，或僅為代表作的舉隅賞析；至於觸及其生命境界的研究，又往往以哲學思想為主，而忽略詩歌作品的討論，或雖援引其詩歌以資印證，卻未有較全面的探究。因此，本文試以程顥哲理詩為研究範疇，首先透過程顥對宇宙人生的體悟，勾勒其思想脈絡；再藉由作品與其思想間的相互比照，發掘詩中所蘊含的哲思理趣，從而把握程顥的人格特質及其生命境界，此為本文的重心所在。然而，以詩歌呈現哲人的體道境界，固有其特色，但是其中的限制如何，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與釐清；是故，本文亦將對生命境界的詩性詮釋略加考察，以作為全文的餘論。
二、程顥對宇宙人生的體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程顥年少時即從學於周敦頤，受其人格影響，不願追求世俗的富貴功名，而對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一種熱情與嚮往。後來他再度請益，嘗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對周敦頤「光風霽月」般的人品，或曾點「悠然自得」的生命氣象，他都表現出無限嚮往之意。
事實上，程顥個人的生命亦如春風般藹然，具有清和淑善的特質，待人接 物有如「春陽之溫」、「時雨之潤」，是真能於內心體「道」，而與道合一的人。至於他所體悟的真理究竟為何？本文試從三個層面加以分析：
（一）、天理流行的宇宙觀
程顥嘗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二字雖非程顥首創，卻是他融合了前人有關「道體」的概念， 並深入體會名相背後的真實義而拈出的總名，具有親切真實的生命體驗，並非只是概念上的認知，故言「自家體貼出來」。他對道體有如下的描述：
1.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2.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3.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
程顥所體會的「天理」，不是靜態的存有，而是「於穆不已」、周流運行的「天命 流行之體」，這道體本身是既存有又活動、既超越又內在的宇宙本體。不論所 謂的「道」、「神」、「性」等，都是這宇宙本體的異名。它充滿了變化的機趣， 具有創生之義，又名曰「易」；聖人所揭示的宇宙奧祕盡在其中。對此，程顥有甚深的體會與感觸，他說："生生之謂易，……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程顥心中所體認的宇宙本體，在日居月諸、寒來暑往的秩序法則中，蘊含著無盡的生生之意，所謂「鳶飛魚躍」、「水流花放」，無一不是天理在萬象中的具體顯現，到處都是活潑潑的生機，宇宙充滿一片和諧，萬物即遵循此「道」在天地間各得其所、各遂其生。他讚嘆說："萬物之生意最可觀。"
在平日生活中，程顥經常觀賞盆池小魚、窗前茂草，只因喜見造物生意。所謂 「造物生意」即是宇宙本體的神妙功用，令大化流行，使萬物發育生長、欣欣向榮；當它賦予人身時，則成為人類最寶貴的「性德」，是開創一切價值意義的根源所在。
程顥雖然認同《周易．繫辭》對形上、形下；道與器的分別，但由於他所具圓頓智慧之故，更為強調「器亦道，道亦器」的「一本」觀點，他說：
1.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論今與後，己與人。
2.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道」是抽象的精神境界，「器」是具體的物質世界，對此二者加以區別，雖有其必要，然而實際上道與器是不相離的；器中含道，道因器顯。程顥認為人應在日用倫常中「默而識之」，去體認「原來只此，即是道」的深義。
既然本質蘊含在事物中，宇宙的理則就在森嚴的萬象裡，是以天、人之間不 僅無有隔閡，還須進一步體認「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的境界。他說：
1.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2.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
在他看來，「天人合一」之說，不過是為接引一般學人的方便說法，因為其中仍隱含欲「合」之意，可見「天」與「人」猶是相對的二本；若究竟而言，則「人」 即是「天」，更無所謂「合」，當體即是天理的充塞流行，我之化育與天地化育並無分別，此即是「一本」。由此可見，程顥所體認的宇宙，實為「天理流行」的生之大流。
（二）、廓然大公的人生觀
誠如上節所述，程顥的宇宙觀中含有「一本」思想，因而他所體貼出來的「天 理」，便有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徹上徹下義。他說：
1.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
2.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
在開闊的心中，「天理」就能顯現，而天理在人心的顯現即稱為「仁」；識「仁」 之所以重要，正是要學人善體「只心便是天」的深意。
「仁」既是宇宙創生的本體，也是道德創造的真幾，則仁心與天地之心，無二 無別，都蘊含生生之理。所謂「義禮智信皆仁也」，「仁」是綜攝一切德的「全德」，也是一切道德的源頭。至於「渾然與物同體」，並非從形體上說，而是就「理」 上言：
1.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裡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
2.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與萬物既都來自生生之理，若真能透徹體認，則將自覺地實踐仁德，而不致認 為萬物與己對立、毫不相干。若不能與物有「一體」之感，則是將自己與萬物隔絕，自我設限，使天地變得狹隘；渾然與物同體，是「仁者」境界的開展，也是一種宇宙與人間的關懷。蒙培元先生認為程顥是理學家中最善於言「仁」者，他 把儒家的「仁」提升到本體高度而為一種宇宙情懷，不僅具道德意義，也蘊含美的情操與宗教精神 。
此外，程顥也以「感通不隔」、「不麻木」的惻然之「覺」來詮釋「仁」：
1.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 皆不屬己。
2.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
3.切脈最可體仁。
他以親切的譬喻說明「仁」的重要特質，即生命的感通與惻然覺知；而這只有切身體驗才能得知，這是他對「仁」既親切又獨到的體會。當人的氣血流通時，一 切「莫非己也」；若氣血不通，即使是自己的手足，也「皆不屬己」而無法感知， 更何況萬物？手足的痿痺麻木既為「不仁」，則能感通不隔便是「仁」。程顥認為與天地萬物息息相關的「一體」感，正是這種生命感通與關懷的不斷擴大。對此， 他有如下的說法： "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 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程顥特意拈出的「推」字，意味悠長，由此頗能彰顯出「仁」的真正義涵。雖然 人與萬物都是「生生之理」的發育流行，然而物因氣昏，受到蔽障而不能推擴開展。唯有人是萬物之靈，能如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己及人，進一步及於萬物，以實現仁的境界，而這就是人的價值與生命意義之所在。
然而，人心若為私欲、利害所遮蔽，只在「自家軀殼上頭起意」，就會障礙 自己與他人、乃至與萬物的感通，阻斷了源自天地間的盈盈生意，使天人關係無 法暢通開展。因此，君子之學當在「大公無私」處用心。他在〈定性書〉中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
天地以生物為心，普施萬物，毫無私情，這是「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與天地合一，明淨無私，是故「情順萬事而無情」。這裡所謂的「無心」、「無情」，是指無私心、私情而言。情感於人雖然重要，然而「人之情各有所蔽」，最大的蔽就是「自私而用智」。聖人是理想人格的典型，也是心靈最高境界的象徵，唯有學習聖人的「廓然大公」，使喜、怒、好、惡之情無所偏私；當事物來時，才能隨 順天理，從容應對，使心無所累，而達到動靜一如的定境。
人生的奧祕，就在於破除自我設限的心理障礙；「廓然大公」，才能得到心靈真正的自由，進而達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的境界。
（三）、由敬而樂的修養觀
如上所述，「廓然大公」的人生，能超越情感之蔽，消除物我對立的界限， 使人體驗到生命的和諧之美。然而，這種境界必須透過修養工夫始能達成。程顥的修養方法以「誠敬」為主，他說：
1.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2.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養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
在他看來，若對天理有真實親切的體認，知道它是內在於心、本自具足的，就不 須「防檢」、「窮索」，只要以「誠敬」來存養，即能長保不失，應機發用。因為 「誠敬」本身就是對心最好的防護，不須另外再加「防檢」；而不失「誠敬」，則天理自然日益彰顯，因此不必到處「窮索」，由此可以想見程顥對天道、心性所具的深切信心。他相信只要以「誠敬」涵養，不去揠苗助長，「仁心」自然能活潑滋長。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
程顥強調天道運行、化育萬物，那種無間斷的內在動力即是「敬」。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敬」就是這股源源不絕的積極力量。仁者的襟懷所以能夠 「體物不遺」，正是由於「誠敬」的緣故。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聖人的恭敬，就是在體現天理。程顥嘗以寫字為例，說：「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以誠敬來寫字，並無另求字好的雜染心，此時的寫字即是天理，這才是生命真正的學問。
雖然程顥強調「敬」的涵養，然而一般人在用敬時，總是過分著力，顯得拘 迫過緊。因此，他又提示說：
1.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2.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
程顥認為若對「敬」過分強調以致失去心的自然祥和，都是不可取的，應避免急迫與矜持太過，所謂「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即於當下提起這念恭敬心，既不忘失，也不用力把持。久之，工夫成熟，自然達到和樂的境界；否則即無法開啟自由活潑的精神境界。「敬」與「樂」表面上看來雖有不同，然而必須由「敬」臻於「樂」的地步，才算是工夫的圓滿，他說：
1.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知自得之為樂。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
2.學要在自得。
所謂「學至於樂則成矣」，只有達到「樂」的境界，才是學問的完成。此時，已不再是遊他人園圃，而是在自家苑囿親切賞玩，如此方為真正的「自得」。這種透過圓滿修養而達到的「和樂」境界，含有審美的樂趣，是仁者心靈節奏與宇宙韻律的和諧、共鳴；而這正是程顥個人生命境界的展現。
綜上所述，本節從宇宙、人生、修養等不同面向，嘗試對程顥所體悟的真理加以分析。然而，生命本身是一個整體，事實上無法完全切割、釐析；更何況程顥具有濃厚的一本思想，對他而言，形上、形下；天道、性命；體、用；道、器， 都是相互含攝融通的。因此，要了解程顥所體悟的真理，很難完全透過知識性的理解而求得，最終仍必須透過個人的修養體會，才能與其生命境界相契，而真正掌握其中的真諦。
三、程顥哲理詩所呈現的生命境界
理學家的生命理想在於道德學問的追求，對於文藝事業往往採取較為貶抑的態度。然而誠如《濂洛風雅．戴錡序》所云：「人之生也，有情必有性，有體必有用；即聖門教人，依仁則游藝，餘力則學文，未嘗離情以言性，舍用以言體也 。」文藝雖非道體，卻可作為載道之器；因此，程顥將理學家對道德人格的肯定，具體呈現在其哲理詩中，將人格修養與吟詠情性的詩文相互聯繫，進而使心性涵養成為其文學創作的根源。職是之故，在他的哲理詩中處處可見其生命境界的呈現，以下試由天人相親的宇宙情懷、悠遊和樂的體道境界、與儒雅灑落的生命氣象等方面加以論述。
（一）、天人相親的宇宙情懷
如上所述，中國哲學一向被稱為生命的學問，如果說醫學探討的是繁複的生命現象，那麼中國哲學關注的卻是生命本質以及生命安頓的問題。因此，宋明理學家不但對天道的廣大、高明，心性的深細、精微，有鞭辟入裡的分析；對人在廣宇長宙中如何安身立命，也有詳盡深刻的探討。其中，天人關係是理學家普遍重視的課題；而在程顥的詩歌中，天道與人事的關係常展現在他對天地山川、自然節候、乃至動植飛潛的體察上。例如：
乍須火暖親爐獸，初覺冰澌結硯蟾。
敗葉卷風輕簌簌，遠峯經曉靜尖尖。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
忽驚平地有輕綠，已蓋六街無舊塵。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
好是微風入庭戶，清香交送滿檐楹。
〈早寒〉旨在描寫季節轉換，清寒冷冽的情境；〈和詠草〉在刻劃大地春回，芳 草萋萋的景象；〈藥軒〉則極寫微風入戶，藥香撲鼻的感受。除了視覺的描繪外，詩中還包含觸覺、嗅覺的點染，字裡行間充滿著豐富而真切的感官覺受。其中， 以「輕簌簌」形容落葉在微風中輕揚飄蕩，「靜尖尖」凸顯霜寒之後，遠山靜靜矗立的情貌；詩人筆下，不僅呈現出景物的外在形象，彷彿更捕捉到景物內蘊的 精神。
對於天道，程顥特別強調「生生不已」的特質，而且常欲藉由花草「觀造物生意」。詩中歌詠春草云：「忽驚平地有輕綠，已蓋六街無舊塵。」 即由青草的破土而出，滋長蔓延，以至於覆蓋大地，真實的展現出生命力的萌動， 與大化流行的生生之意。
至如所謂「初覺冰澌結硯蟾」，「陳根初動夜來新」；無 論是初覺、初動，或者乍須、忽驚的語詞，都可見他對於節候的更迭、物色的變化，總是能敏銳覺察，更有異於常人的鮮明感受。由此不僅反映出詩心的靈敏， 同時也是仁者與物「感通不隔」的體現。
西人有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當心靈向世界開放，心與物相互 感通而沒有隔閡，就能在有限中發現無限；對於人與物、人與自然、乃至物與物的關係，也會有一番新的體認。程顥詩云：
庭下竹青青，盆荷水面平。
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疏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
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助曉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
會向紅塵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
在庭中栽植盆荷，自有一份清遠的意趣；於小小盆景中，想像江海的波瀾遼闊， 進而體會「小大一如」的境界。程顥藉由莊子「齊物」的觀念，泯除了遠與近、 大與小、以及紅塵與山林的距離。
所謂「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天地之間，處處存在著「不言的大美」， 所缺少的只是懂得發現、懂得欣賞的心靈。
「會向紅塵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令人自然聯想起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一膾炙人口的詩句。陶詩中描述的是身在紅塵，而不染塵雜的寧靜；程顥詩則由紅塵中轉生出山林的意趣；二詩都具有重心境、尚意想的傾向。
程顥認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因為天地萬物都源自於天理，同樣具足了天道美好的本質。因此，物與我、人與自然，其實是性命相通的。
就詩而言，「始知泉石在胸中」寫的是對山林生活的嚮往；然而就理學的角度來說，泉水的清泠、山石的潔淨，無非都是性分中事；這句話何嘗不是「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的詩意表述？
然而，就外在的形貌而言，萬物畢竟各不相同；而人自詡為萬物之靈，又如何能平等觀物，進而與物渾同？上文中曾論及程顥所提出的「心普萬物而無心」、 「情順萬事而無情」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的觀點；以下則就詩中的描述，列舉數例以資比較印證：
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
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
靜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
朱熹曾評述〈秋日偶成．其二〉說：「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之理無不到」。曾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志趣，一向被理學家視為是天人湊泊、胸次悠然、自然又高妙的境界；朱子將程顥與曾點相提並論，正是對其生命境界的推許。詩中認為：天道貫通、流注於萬物之中，既是宇宙萬象的內在本質；卻又超越一切有形的現象，為一永恆存在的道體。
然而，若要真正對天道有所體悟，仍須由有象的世界著眼；在萬物紛呈的姿采中，或者在節候的交替、風雲的變幻裡，讓心靈自由馳騁，出入於有象與無象之間，才能親切體察天理所洩漏出來的微妙訊息。
在徵引的三首詩中，與閒賞、靜觀相關的詩句，尤其具有哲思理趣，最是耐人尋味。「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描寫水雲無心而相照，暗喻人心當清明如水，方能映照萬物；在寧靜中，水聲淙然而來，則隱含著靜中自有動態， 自有無限生意的機趣。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意謂在靜觀之中， 萬物都洋溢著活潑的生機，各遂其生、各適其性；而春花、秋月，夏風、冬雪， 隨順著季節而更迭，自然的脈動、宇宙運行的韻律，與心靈的節奏，在和諧共鳴中，相互回盪。
至如「靜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則點出唯有閒靜的心，方能邀來明月；在鳥鳴聲中，諦聽生命不容自已的喜悅。
然而，所謂的閒與靜，是否僅是寧靜、悠閒心境的形容？抑或有其更深刻的、 屬於哲理的意涵？當心境悠閒、寧靜時，固然較能領略天地萬物的美好，但是這樣的心境若非個人涵養所得，終將隨境而轉，難以常保。
閒，其實是一種心理的距離。世人大都忙於富貴功名、良田美眷的追逐；若能與此保持距離，心靈的空 間自然寬廣，於是自有一份從容悠遊的閒情。至於靜，則是塵思俗慮的沉澱，澄明寧定的心境。其中沒有私心，乃至泯除了自我意識，「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故能「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以物觀物，諦觀萬物的生意，照見生命本然的姿采。
總之，程顥的哲理詩是以其宇宙觀、人生觀為基礎而創作的。他在靜觀萬物，天人合一的體驗中，寫出了大化流行的生機，以及與物渾然的襟懷。由此亦可見，理學家所追尋的生命境界，正是對永恆的宇宙韻律的回歸與體認。
（二）、悠遊和樂的體道境界
孔子曾自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讚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種安貧樂道的生活態度，一向為儒者所欽慕、嚮往。在這一基礎上，理學家進而提出「尋孔顏樂處」，並視為人生哲學的重要命題。程顥即說：「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 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對於這個生命課題，他在詩作中也多所觸及：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
陋巷一生顔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
世上利名羣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
退安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
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
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小游車。
在這些詩篇中，反覆引用顏子的典故，共同之處在於「陋巷」這一空間意象， 與心境之「樂」的描寫；而其側重之處，則不離「貧而樂」的描述。〈秋日偶成． 其一〉中說：「世上利名羣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指出世間名利、歷史興亡， 本質上都是虛幻不實的。
至於以「顏回樂」與「李白愁」相互對比，尤其饒有意趣。「長安不見使人愁」，反映出文人對建功立業的渴求；而「在陋巷不改其樂」，則是儒者志道依仁的澹泊。在樂與愁的比較下，更可想見程顥對於立德與立功、 立言間的抉擇。
然而，詩中對於孔顔「所樂何事」，並未正面描摹。惟在《遺書》中有可供追尋的線索，程顥說：「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 深意」。
「其」字所以應當細加玩味，在於它將焦點由外轉向內，點出樂的根源其實是生命自體。當然，生命之所以可樂，並非就形軀上說，而是由心性而立論。在心靈的寶藏中，含藏著一切美好的才情與德性，蘊含 著無限的可能與無窮的奧秘。若能真正體悟到自家生命的富足，自有一種不假外求的悅樂。
「尋孔顔樂處」的真義，在於步聖賢足跡，發現生命的奧秘與價值； 進而親切體認生命本身就是道。因此，所謂「體道之樂」不僅是發現真理的快樂， 更是與道相融相契、生命得到自在與安頓的一種內在幸福 。
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能真正體會心與道合的境界，生命即由有限開拓出無限，心中自有源源不絕的體悟，與油然而生的喜悅。這份體道的喜悅，自然會洋溢在生活之中：
心閑不為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
莫為冗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遊行。
有生得遇唐虞聖，為政仍逢守令賢。
縱得無能閒主簿，嬉遊不負艷陽天。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
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在《濂洛風雅》與《千家詩》中，〈偶成〉詩皆題作〈春日偶成〉；與〈秋日偶成〉都是程顥最為膾炙人口的哲理詩。學者常由「天理流行」，或者「仁者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的觀點來詮釋這首詩。認為詩人見春天物態舒暢，萬物各遂其性，於是將身心融入大化之中，隨物悠遊；進而體驗到品物流行的生生之機，與主體精神自由的快樂。這是由人與物相親，生命與自然和諧的角度著眼。
然而，從「孔顏之樂」的觀點出發，對這些描繪遊賞的詩篇，則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前所說，若能體悟生命本然的豐富與美好，自會有一種無可言喻的生之喜悅。這時，其實是不待遊而自樂的。
遊，只為與師友分享體道的悅樂，只為不負風日的召喚、花柳的邀約；或者只為與天地萬物一同禮讚天道的圓滿。時人與少年，為了尋歡作樂而遊，因遊方能有短暫之樂；體道者則是因樂而遊，乃至無往而非遊，無往而不樂。其意趣迥然有別，是故程顥所謂的「心樂」，自然不是時人所能真正領會的。
如果細心尋繹詩歌的用語，可以發現「閑」、「遊」與「樂」，在詩中出現的頻率相當頻繁；有時更同時見於同一首作品中，如以上所錄的四首作品即是。由此可知，「悠遊和樂」是程顥深心所認可、追尋的生命境界。捲舒自如的心境、 無入而不自得的喜悅，都是體道之樂的展現。
因此，「和樂」不只是心境的描摹，還兼具善與美的雙重特質，既有哲理的深刻內涵，更可視為一種生活乃至是生命的美學。因為在體道的前提下，平凡的日常生活都因為「道」的濡染，而內蘊著生命圓滿和諧的情致。
「樂」是體道所產生的心境，而「遊」是內心之樂的外在表徵；無論是遊或 樂，終究必須以道為根柢。所謂：
莫辭盞酒十分醉，祗恐風花一片飛。
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只逡巡。
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
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真。
〈郊行即事〉描寫暮春踏青的即景，與品酒賞花的惜春心情。所謂「不妨游衍莫忘歸」，意謂不要樂而忘返，在游衍之中，流於散漫放佚；心要能放能收，不忘本懷，回歸於學道修養上。
〈戲題〉以遊戲的筆調，寫出對去年春光的懷想，表達一種豁達的心境。「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意謂生命中曾有的感動與美好，並不會隨時光而消亡；若能真正體道有得，生命的春天便能超越時空，而成永恆。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旨在回覆韓維見贈的詩篇。韓維詩云：「愧我未能忘外樂，綠尊紅芰對西曛」，言下頗為自己不能忘懷於生活享樂，而喜愛對花飲酒，有一份道德上的焦慮。
程顥則認為：「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真」，在體道者的心中，心與物並非二元對立的關係，如果強加分判內外、 真假，反而背離了真理正道。
〈定性書〉說：「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只要以無私的心順應一切現象，對於外物不迎不將，縱使在繁冗的公務中，在對花酌酒的喜樂裡，仍能長保心性的寧定。
由上可見，理學家「尋孔顏樂處」的命題，是程顥哲理詩頗為重要的題材。詩中或援引顏回安貧樂道的典故，或描繪自己悠遊和樂的生活情致，將深奧的哲理探討轉化為詩的語言與意境。
在字裡行間，處處流露一種悠遊自在，和樂從容的生命情調；藉由文學的語言，在讀者心中，程顥為理學家也為自己塑造了新的 生命形象。
（三）、儒雅灑落的生命氣象
理學是一種心性之學，在其價值體系中，具有一種重德的取向。從「孔顏樂處」的追尋，特別是對顏回人格的讚嘆裡，都可發現理學對於德行、道業的重視，遠勝過對建功立業的嚮往。
在「內聖外王」的志業中，「內聖」之學才是他們關注的核心。然而，理學家畢竟以承繼、弘揚儒家的傳統自我期許，因而對於儒者兼善天下的理想，終究未曾忘懷。例如：
襟裾三日絕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
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爭肯出山來。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
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春醪。
寡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
靜吟梁甫意，直似臥隆中。
二龍閑臥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
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嘉祐年間，程顥擔任鄠縣主簿，〈下山偶成〉是他遊鄠縣諸山系列作品之一。詩中藉由欲行還止，描寫下山之際對山林生活的眷戀；然而，「不是吾儒本經濟， 等閑爭肯出山來」，卻展現出儒者經世濟民的志趣與懷抱。〈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首聯描繪雨過天青，天地開闊的景象；結聯「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春醪」，則是對古人德化政治的緬懷與嚮往。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程顥在酬答其妹夫張子直的詩作中， 極力讚美子直詩的高明與深情，與〈梁甫吟〉的旨趣相近；然而，「靜吟梁甫意，直似臥隆中」，在稱許子直的慷慨志意外，也寄託著程顥待時而動的情懷。熙寧十年春，宋神宗獨操變法之權，啟用呂公著知河陽；在餞別的筵席上，呂公著與司馬光曾有出處的論辯。
在〈贈司馬君實〉中，程顥對此提出回應，認為賢者不 應為黨派之見，而隱居不出；應該為天下蒼生，不畏流言，勇於承擔朝廷的使命。凡此都可見，他具有儒者關懷天下，當仁不讓的精神與氣度。
程顥常藉由生活中的事，當機指點學人安頓身心之道；不直接講論神妙精微的形上之理，也不喜談論治國平天下的事業。然而，在他任官期間，却頗有治績； 上神宗陳治法十事，亦切中肯綮，與王安石的觀點有許多相近之處。
程頤在〈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先生所為綱條法度， 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在在可見程顥對於己立立人、經世濟民的理想，不僅具有一種熱誠，更有具體實踐的見解與方法。
由於人格特質與修養工夫的不同，理學家的生命境界也有「敬畏」與「灑落」 的差異；周濂溪的光風霽月、邵康節的逍遙安樂、程明道的吟風弄月，都屬於灑落的境界。
王陽明認為：「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佚、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這種不為外物所累，灑落自得的人格風範，在程顥的哲理詩中，也多所反映，例如：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
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雲靜好風微，清光溢四垂。
遴英同醉賞，誰復嘆官羈？
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
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
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
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閒幾悲歡，況復多聚散。
青陽變晚春，弱條成老榦。不為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中國文學史上，關於悲秋嘆老、懷才不遇的作品，為數甚多，已蔚為源遠流長的文學傳統。然而，在面對季節轉換、生命衰老、以及人生的得失時，程顥卻有不同於騷人墨客的態度與心境。
對於春盡秋來的循環，他以「道人不是悲秋客」、「不為時節驚」自許；日暮天陰時分，向天際眺望，他沒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惆悵；面對人生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得失窮通，則有一種「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的豁達與自在。
大多數詩人低吟感嘆、無由自解的情緒與糾結，他都能舉重若輕，一笑置之；彷彿轉瞬間便煙消雲散，天地依舊是高朗清曠。
對程顥而言：「雖堯舜之事，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外王事業是否能夠達成，除了主觀的意願外，還必須有其他相關條件的配合，而內聖之學，則是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的；因此，他生命的終極目標仍是在成就德行的圓滿。
灑落自得的胸懷或者源於先天的稟賦，但是要能真正達到「心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的境地，就必須對道有真實的體認。如此，心中自有可以安頓依止之處，生命亦有一種得失毀譽所不能予奪的曠達、自在。
以上分別由天人相親的宇宙情懷、悠遊和樂的體道境界、以及灑落儒雅的生 命氣象等層面，探討程顥哲理詩；藉由不同面向的考察，試著描摹其生命境界的高度與深度。
在與物相親的和諧、孔顏之樂的體認中，他的生命提升到凡人所難以仰望的境地；但是卻又保有一種溫潤和雅、灑落自得的親切風格。生命本是不可分割的全體，無論何種境界與風貌，其實，都是建立在他對天理的親切體悟，與對道的真實體證上。
四、餘論
詩歌是生活、情感的展現，它以詩人的全幅生命與人格為基礎；因而能窺見作者的心靈風貌與生命境界。是故本文試以程顥哲理詩為題材，探討他對宇宙人生的體悟，進而勾勒其生命境界與人格特質。至於以哲理入詩，或者藉由詩歌表達哲理是否允當，哲理與詩應如何調和等問題，將在此略作討論，以作為本文的餘論。
首先，就詩歌的角度而言，將哲理融入詩中，能充實詩的內涵，提升其層次與境界，使詩歌在感性的特質外，兼具理性精神。嚴羽曾說：「夫詩有別裁，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及其至。」
詩歌本以抒情、寫景、詠物為主，而不重在說理；然而，若能將哲理玄思、人生智慧 與生活感悟，自然寄寓在其中，可以使作品由個人情志的抒發，進而具有一種普遍性的意義。
例如：「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詩中將物我的相契、 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大化流行的活潑生機，描寫得精鍊而優美，故能成為格言式的警句，不僅可以啟發人對宇宙人生的思考，也能開啟人 心靈上的視野。
又如：「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 潢溪山水照人清」；其中若非內蘊著「尋孔顏 樂處」的哲理，實只是一首語言淺白，寫景平易的記遊詩而已。正因它是出於詩人的自得之樂，所以能由此而窺見詩人的個性氣質、學養風度以及他的審美感悟，使得詩歌的意蘊更為豐富。由此可見，以哲理入詩，自有其殊勝之處。
然而，如果僅是將哲學的觀點、說理的語句直接穿插於詩作中，則會減損詩 的情味與韻致。鍾嶸曾批評玄言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乃至「平典似道德 論」；強調說理的成分不宜過重，以免損傷了詩歌的藝術性。程顥的哲理詩如：「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真」；藉由至誠、內外、真迷等性理之學的用語，討論「定性」的觀念。
又如：「強潔猶來真有為，好高安得是無心。汙亭妙旨君須會，物我何爭事莫侵」；由汙亭起興， 發揮老莊無為、無心，和其光同其塵的思想。這樣的作品流於「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幾乎與重視邏輯思維的說理文字混同，而乖離了詩歌形象思維的特質。這類作品由於缺乏詩的情韻，也是程顥哲理詩中較受爭議的部分。
其次，就哲理的角度而論，詩歌能將艱深的哲理藝術化，容易觸動讀者的心靈，而興發對真理的嚮往之情。雖然哲學的討論講究周延完整，語言貴在準確明晰，與文學語言的注重暗示、多歧義性等特質，大異其趣；然而，邏輯語言並非萬能，對於某些高妙、玄遠、活潑、真切的哲思，往往難以言傳，而需訴諸於文 學的語言。如理學家所謂的天理、仁體，固然能用說理的方式闡述，卻往往失去其活活潑潑的精神。
程顥哲理詩中，對於天人關係、孔顏之樂著墨頗深，例如： 「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意謂內心清明如水，方能真實的映照萬物，在寧靜中，體察大自然的律動與無限的生意。其中水心、 雲影、林下、泉聲等意象，被賦予了哲理意蘊，其隱喻性超出於描寫性之上， 這即是哲理藝術化的佳作。又如：「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將仁者與天地萬物同體的心境，以及體道有得之樂，描繪得何等雲淡風輕，自然而親切。
錢鍾書《宋詩選注．序》云：「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的確，詩歌透過直觀的方式，常能直指事物的核心，與哲理相應；而藉由生活的描述，情緒的點染，作者的內在情意、人格特質與生命境界，也可以更生動而真實的展現出來。
哲學的論述，常將義理作概念化的呈現； 而哲理詩則是情、景、理的和諧統一。它是哲理的藝術化，不貴在有理語，而貴在有理趣，是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融合無間；因為它將哲理化為具體的形象，可以令讀者親切地感知，是故具有一種感染人心的力量。因此，透過程顥的哲理詩，對於他所體悟的宇宙人生真理，及其灑落自得的生命境界，將能有更真切、更深刻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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