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12 13:54:21幻羽

《中國道教發展史略》作者:*南懷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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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道教發展史略》作者:*南懷瑾*

道教為根據中國固有文化所創設之宗教,其立教的過程,追溯歷史約可劃分為十個演變時期。 

(一)中國上古文化一統於“道”。乃原始觀察自然的基本科學,與信仰天人一貫的宗教哲學混合時期。約當公元前四、五千年,中國上古史所稱的三皇五帝,以至黃帝轩辕氏的階段,為道教學術思想之遠古渊源所本。 

(二)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開始發達,從此建立民族文化具體的規模;而以政治教化互為體用,是君道師道合一不分的時期。約當公元前二千二、三百年開始,即唐尧、虞舜、夏禹三代,為道教學術思想的胚胎階段。 

(三)儒、道本不分家,天人、鬼神等宗教哲學思想萌芽的時期。約當公元前一千七、八百年開始,白商汤至西週間,為道教學術思想的充實階段。 

(四)儒、道漸次分家,諸子百家的學說門庭分立,正逢東週的春秋、戰國時期。約當公元前七百餘年開始,是儒家與道家各立門戶,後世道教與道家學術思想開始分野的階段。 

(五)諸子百家學術思想從繁入簡,分而又合。神仙方士思想乘時興起,配合順天應人的天人信仰,帝王政權與天命攸關的思想大為鼎盛時期。約當公元前二百餘年開始,自秦、漢以至漢末、三國期間,為道教學術思想的孕育階段。 

(六)漢末、魏、晋時期,神仙方士學術與道教宗教思想合流,約當公元一百餘年開始,為道教的建立時期。 

(七)南北朝時期,因佛教的輸入,促使中華民族文化的自覺,遂慾建立自己的宗教,藉以抗拒外來的文化思想,約當公元二百年開始,為促成道教的成長時期。 

(八)唐代開國,正式宣布道教為李唐時代的國教,約當公元六百年間開始,是為道教的擴張時期。 

(九)宋代以後,歷元、明、清三朝,約當公元九百年間開始,為道教的演變時期。 

(十)二十世紀的現在,道教實已衰落之極,五百年而有王者興,道教前途命運的興衰,將視中國文化儒、釋、道的三大主流是否真正合一,以及東西方文化的融會貫通情形而定。在未來的世紀中,或許會另外形成一光芒四射的人類宗教亦未可知,於此唯有期諸來哲。

道教的初創時期,當推在東漢明帝時代,較為可靠。以後歷漢末、三國、魏、晋各朝,隨時均有發展。直至北魏時代,才為正式定型的時期。 

一、諸山道士時期

當漢明帝時代,佛教已有開始傳入中國的蹟象,五岳諸山道士,由於宗教心理的驅使,奮然群起,慾與佛教一較長短;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西岳道士劉正念,北岳道士桓文度,東岳道士焦德心,嵩岳道士呂惠通,諸山道士費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上表奏稱與佛教較法之事,見載於佛道論,事非純出虛構。由此可知秦、漢以來的方士,到東漢以後,已經漸有道士之稱,他們隱居在各地名山大澤,修炼仙道,《漢書·司馬相如傳》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其形甚癯。”當時雖然沒有正式建立成為一大宗教,卻因受到外來宗教的刺激,已隱然生起抗拒的運動。 

二、張道陵的創教時期

到漢末桓帝、靈帝時代,有沛國人張道陵(初名陵),本是太學諸生,博通五經,及其晚年,忽然感叹讀書無益於年命之事,遂學長生之道,自稱得黃帝九鼎丹法,因無資財合藥,聞蜀人純厚,易於教化,乃與弟子入蜀,居鹄鳴山中,著作道書二十四篇。陳寿在《三國誌·張魯傳》中,稱其為“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學者,出五鬥米,故世稱米贼。”後世又稱其為“五鬥米道”。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複行之。到了張魯行道的時期,已經據有東川,掌握實際的地方行政權,設官置吏,皆以鬼神之道命名,俨然為一路諸侯,而執掌政教合一的實權,對於四川政局,有舉足輕重之勢,實為中國歷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政治的第一人。

後來張氏子孫,又遷居於江西龍虎山,自宋元以後,歷代封號尊之為天師,與山東曲阜孔氏世家媲美千古,誠為異數。所謂張道陵的創教,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且其誌有限,他最初的動機,也只為身家而謀,並非具有遠大眼光的宗教家。 

三、魏伯陽的弘揚神仙學術

由於春秋、戰國以來的神仙方士之術,與老子、莊子的玄學,以及陰陽術數與《週易》的學術,出此人彼,互為矛盾。至於東漢期間,便有吳人魏伯陽,認為《週易》及老、莊之學,與修炼丹藥而成神仙的方術,原理互通,彼此原為一貫,乃援《週易》、老莊、神仙丹道三種學問,融合貫通而著《參同契》一書,以說明修炼神仙方術的不易原則,而使丹道修炼方法,成為有體係、有科學基礎的哲學理論。於是神仙丹道之學,由此大行,《參同契》一書,也成為千古丹經鼻祖,後世道教與神仙家,尊崇魏伯陽為“火龍真人”。其所著書,誠為中國科學與哲學的不朽鉅著,也為後來道教奠定中心思想的基石。 

四、黃巾張角的旁門左道

漢末靈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號稱事黃、老之術,以妖言惑眾,遣弟子散遊四方,轉相诳诱,十餘年間,設立三十六方。所謂方者,猶如漢代政制的大將軍。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師,慾圖謀反。事敗,張角即驰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衣著黃巾的標誌,角自稱“天公將軍”,其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由此而天下大亂。類此以道術惑眾,如後世宋元之間的白蓮教、清末的太平天國、義和團;凡借用宗教之名相號召,陰圖政治的運動者,應當引為殷鉴。

五、漢末著名的道士

以上引據的事,皆為北魏時代擴張道教最為有力的先聲,如張道陵、魏伯陽等道術,後來成為道教正一派的符篆,與正統神仙丹道的兩大主流。當漢末、三國期間,時逢亂世,怪诞傳說繁興,凡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又為當時與後世樂於稱道的神仙故事,為道家神仙傳等書所採信錄取的,如劉晨、阮肇、麻姑、費長房、鐘離權、左慈、於吉等人,皆為後世道教確信為神仙之流,不下一二百人。大凡宗教中人,其生平行事,若不類似神奇,就不足為號召。何況神仙之事,本來就以特立奇行、異乎常人相標榜,於是仰慕道術仙人的信念,就彌漫朝野,普遍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之間了。

但促使漢末、三國、魏、晋之間道家發展的,約有三個原因、兩種趨勢。

所謂三個原因:

(一)由於東漢末期士大夫世家門阀觀念的形成,凡士大夫的世家子弟,遂成為佔據要津,把持上層社會,壟斷知識思想,造成漢代有名的“黨锢”之祸。致使高明才智之士,相率逃避現實,走嚮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隱士生涯,以慕道求仙相掩護,就造成白日飛升與尸解等故事,於是道成仙去之說,益見流行。

(二)漢末朝政腐敗,外戚、宦官、鉅室,互相操持政權,豪門、鉅族,奴役隸卒,私相斂財,於是武勇之士,便遊侠江湖,聚眾據險以自固,並且利用圖谶之說與道術相號召,形成據地稱雄的力量,漸啟以道術組織宗教的形勢。

(三)佛教的輸入,促使民族文化抗拒思想的發生。儒家的训诂釋義,章句注疏之學,既不能餍足人心,而佛教哲學,又如天際神龍,見首而不見其尾,挟雷霆萬钧之勢,源源輸入,於是醉心玄真,寄情高遠之士,極力尋求《週易》、《老》、《莊》的幽微,及神仙方士的修炼方法,擬與佛法一爭高下,乃產生道家哲學的理論根據。

兩種趨勢:

(一)凡出身讀書,失意仕途的知識分子,轉用符篆、咒語等道術起家,啸聚徒眾,以役使鬼神,替天行道的宗教觀念相號召,如張道陵等人,其最初的動機,雖沒有獨立創教的企圖,但已開展組織宗教的趨勢,而開啟中國特殊社會的宗教組織之規模。

(二)由戰國以來,墨家鉅子的風氣,與遊侠之流的存在民間社會,傳統不衰。當漢高祖崛起陇亩,統一天下的時代,侠義的鉅子,潛在民間,如朱家、郭解之流,便有東西南北等諸道的存在。“儒以文亂法,侠以武犯禁。”他們都是唯恐天下不亂,希望乘亂而起的中堅分子,在西漢之末,狡者與赤眉、銅馬等相合流;贤者遂一反其正,隨光武而中興。流風所及,一到東漢桓、靈之末,與妖言惑眾的旁門左道,如張角之流相接觸,便自然成為謀反力量。但也由此使道家方術,與墨家尚義,及遊侠精神相結合,而成為中國特殊社會,參雜了宗教形成的前因。

許旌陽真人

道家在漢末一變,而有張道陵的道術,後來成為江西龍虎山天師世家的道統,宋元以後,又成為道教一大派係而稱為“正一派”。但在東晋時期,許旌陽在江右以道術整治南昌、九江間的水利,提倡傳統文化的孝道,創立淨明忠孝教,其平生行谊,豐功偉績,永铭人心,《神仙傳》中記載,稱其功成德就之日,拔宅飛升,猶如漢代傳奇淮南王鸡犬飛升的故事。他在道教中的地位,被尊為歷代仙班中數一數二的富貴神仙,對於後世道教的影響極大,雖與張道陵創教的時代不同,而且南辕北辙,互不相關,但其簸揚南方道家思想,深入世俗人心,成為民間習俗所稱道教中的江西庐山道法,與江南句容的茅山道法互為雄長,成為道教建教的功臣,洵非偶然。

許真人以弘揚忠孝為敦品立德之本,以立功濟世為普利民生之基,其道功修炼的方法,並重男女夫婦雙修,具房中正統的法術。據《淨明忠孝錄》所載,真人雖有主張男女雙修之說,但谆谆告诫,如非具大功大德者,切勿妄圖,否則必致身敗名裂,下墮泥犁。蓋慾完成人間富貴而又飛升上界而作神仙,必須砥砺德行,方合於自助天助的宗旨。由此可見許旌陽創建忠孝為主的道教,完全是傳統文化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德主張。其平生行谊,較之張道陵創五鬥米道的作風,雖形同而實異。

抱朴子--葛洪

當東晋時期,道家學術思想,隨晋室而南渡,許旌陽創道教於江西,抱朴子葛洪修炼丹道於廣東,此皆道家荦荦大端的事實。葛洪著作等身,留為後世丹經著述,及修炼丹道的規範,成為晋代列仙中的傑出奇才。道家相傳“葛、鲍雙修”的術語,就是指葛洪與其丈人南海太守上黨鲍元,都是不捨夫婦家室之好而成為神仙的榜樣。

葛洪所著《抱朴子》傳述的丹道,以炼服藥物而成神仙為主,以栖神存想為用,實為傳統方士派的正統學術,並非後世道家專主身心內景,以性命雙修為炼丹宗旨,故葛洪亦擅長醫藥,尤精於外科。所著《抱朴子》的外篇,又包括立身處世、政法策略與兵書軍事等思想,可以媲美《莊子》、《淮南子》等道家名著。東漢時,魏伯陽著《參同契》,曾已指出道家法術流派的混雜,所謂旁門左道,歸納地說:“千條有萬餘”。葛洪在《抱朴子》中,也曾記述方士之流的妖言惑眾,自欺欺人者不計其數,他指出有人自稱已活了八百多歲,親自看見孔子出世,手撫其頂,許其將來可做聖人雲雲。由此可見道家者流,诳妄虛诞之輩,混蹟其間,比比皆是,古已如此,於今更甚,這是道教最大的流弊。宋代張君房撰《雲笈七籤》,彙集道術精華的大成,可以概見宋代以前道教的大要。但從《抱朴子》中彙述神仙方士的記載,也可概見秦、漢以來直到兩晋道家的大略。但葛洪對於魏伯陽《參同契》的學術,一字未提,似乎葛洪當時,並未親見其書,或因限於古代的時代環境,學術交流,良亦不易。

魏晋玄學與道家思想

大凡言中國學術思想或哲學史者,對魏、晋人的“清談”與“玄學”,皆列為中國文化演變的主題。關於“玄談”興起的背景,多數認為由於政治環境與思想風氣所形成,大都忽略兩漢、魏、晋以來朝野社會,傾嚮求仙的風氣,與神仙道士等解釋“三玄”之學,如《週易》、《老子》、《莊子》的丹經思想。能知此者又不通於儒家的俗學,明於彼者又不識道家的丹诀,故不兩捨而不言,就偏彼而重此。倘若更能了解漢末、魏、晋以來神仙道士的思想,久已佔據人心,且具有莫大的潛力,那對於魏晋“玄談”興起的原因,就可了如指掌了。

漢末、魏、晋時代,上至帝王宫廷,與士族鉅室,下至販夫走卒,由於世家宿信仙人的觀念,已相沿成習,猶如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十之八九,世家傳統,都是信仰佛道兩教。但身為知識分子,讀書為求明理,且心存君國,誌在博取功名官爵,要求富貴而兼神仙,毫無疑問必為背道而驰。而傳統思想習慣,又已深人人心,雖心嚮往之,在表面上,又不得不加駁斥自以鳴高。於是神仙道士們所提倡“三玄”之學,一變而為空言理論的“清談”,乃是勢所必然的演變,何況時衰世亂,避世避地既不可能,而當時佛教還未普遍建立規模,所以也無從逃佛逃禅,猶如五代人才的脫屣轩冕,相率入佛。與其說“玄學”的興起,由於哲學思潮的刺激,毋寧說是魏晋知識分子對於神仙道士追求形而上的反激。例如曹魏建安父子兄弟的著作,已可窥見漢末因玄想而引起的旷達意境。他如東晋的世家士族,若王謝等家,也都是崇奉道士們的道教,如謝靈運兒時,其家為求其易育,曾寄養於天師道的治所。他如東晋諸名士的學術思想,不入於道,即接受新興的佛學,大體只有成分多少的分別,並非絕無影響的可能。

其實,以“玄學”或“玄談”的興起,一概歸之王弼、何晏,未免過分,且亦不明其思想渊源之所本,殊非笃論。但自“玄談”興盛,使道家論神仙丹道的學術,在思想上,更有理論的根據與發揮,形成為後來道教的哲學基礎,實由“玄學”而開辟其另一途徑。

道佛思想的衝突與調和

當魏、晋時期,佛教傳入與佛經翻譯事業,已開展其奔騰澎湃之勢,西域佛教名士如支谦、支亮、支遁等人,留居中國,且與魏、晋時期國內諸名士,都有密切交往,學問切磋,也彼此互有增益,事載於佛道兩教典籍者,姑不具引。即在六朝筆記《世說新語》中,亦可知見一斑。國內佛教名僧如道安、僧肇等輩,都是深通中國文化如“三玄”等學,甚之,援道家名辭理念而入佛學,乃是非常普通的事實。初在庐山創建淨土宗的慧遠法師,原本修習道家,後來服膺佛教,創念佛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的法門,與道家的栖神、炼神方法,又極類同。西域來華名僧如鸠摩羅什,對於老、莊之學,尤其熟悉,故翻譯佛經,引用“道”、“功德”、“居士”、“眾生”等等名辭,如數家珍,也都是採用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家語,此在中印文化思想的交流,佛、道兩教教義的調和,已理有固然地走上融通途徑。至於修炼的方法,佛教禅定之學,與道士修炼內丹之方,其基本形式與習靜養神的根柢,完全形似。佛家出家觀念,與道家避世高蹈的隱士觀念,也極相同。佛家密咒、手印與道術的符箓法術,又多共通之處,於是融合禅定、瑜伽、丹道而為一的後世正統道家內丹修炼方法,便於此時深植種子。

從以上的引述,已可簡略窥見魏、晋道家的風氣,由漢末的演變,積極趨嚮形成道教為宗教的路線,約可歸納為兩個原因:

(一)時衰世亂,政局不穩,戰爭頻仍,地方勢力的割據形勢,與依附眾望所歸的士族集團以自保者,隨處有人。高明之士,如許旌陽、慧遠等人,有鉴於黃巾張角之流的行為,但取宗教的思想與方法,作為避地高蹈,保境安民的教化,自然而然形成為一共同信仰的力量。同時自張道陵、張魯子孫所創的五鬥米道,漸已成為具有歷史性的組織,漸漸與各種道派合流,形成後來道教的具體力量,也是勢所必然的結果。

(二)佛教思想的傳入,使有識之士,對於神仙道士的超神入化之說,愈有信仰研究的興趣。且鉴於佛教的教義與修證方法,具有係統而理論有據,於是談玄與修炼丹法,也漸求洗炼而趨於有理論的根據,與有係統的途徑,如葛洪對丹道的彙編而著《抱朴子》。他如嵇叔夜著《養生論》,為後世道士取為神仙可學的資料。慧遠著《神不滅論》,後來影響南朝沈約之作《形神論》、《神不滅論》,亦為後世道家取為神仙理論的張本。

總之,中國文化,自上古而至週、秦時期,由儒、道本不分家開始。再由春秋戰國時期學術分家,使道家與方士的眾術脫穎而出。複由漢末、三國而至魏、晋時期神仙方士的蜕變,漸漸形成北魏時期擴張而成的道教,在政治地位上,正式與佛教互爭宗教的教權。由於以上的簡引略述,大致已可見其概況。

晋室東渡以後,文化思想與政治局面,相互自為因果。社會不安與思想散漫,連百餘年之久。外有佛教文化源源輸入,一變歷來從無統一信仰某一宗教的習慣,內有道士神仙思想的普遍發展,促使中國文化中儒、道兩家學術的再度混合,使新興的宗教——道教逐步定型。由此擴展到北朝社會,在政治上開始道、佛兩教的互爭雄長,彼此爭取宫廷及士大夫們的信仰以推行其教化,而促使此種情況成為表面化,一變兩晋以來各派道士的各自為政,號召團結群力而成為教爭的力量,應推北魏時代最為熱烈。此時領導道教運動的人物,當然以北魏朝的天師寇谦之為其中堅分子。

據此可知,由漢末、魏、晋以來張道陵所創的教法,以及神仙道士的丹诀等,一到北魏寇谦之時代,遂加以變更,成為正式的道教,從此捧出教主“太上老君”的稱號,同時又改變張道陵以來以中國名山大澤的名勝洞府做為教區的傳統,轉移其神仙管理人間的治道,一變為人、鬼、天、神互相交通,建立天上人間一體的道教係統的雛形。

自後諸帝每繼位,皆如之。寇谦之卒時,年八十四,正月間,先示弟子謂夢中成公興召之於中岳仙宫,五月二十七日,果羽化,有清氣若烟,自其口出,尸體引長,量之八尺三寸,三日以後漸縮,至斂,量之長六寸。於是諸弟子以為尸解變化而去,能不死也。後又有人見之於嵩山之頂雲雲。

可見在北魏時代,寇谦之正式建立道教的規模。及至魏武帝時代,引起道、佛兩教爭端的主要人物,實際上是信奉谦之天師的弟子權臣崔浩所主動。其動機,當由於狹隘的宗教心理作祟,同時,亦由佛教本身自有流弊而促成其事。

但自北魏永平二年以後,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到了延昌年間,北魏佛教,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梁武帝在南朝方面,亦大事修造佛寺,這在中國宗教史上,實為佛教的一大盛事,當然會引起諸山道士的反感,也是理所必然的事。由以上的徵引,可見道教在北魏時代,自道士寇谦之開始,綜合秦、漢、魏、晋的神仙方士之術,及役使鬼神、符箓、法術等流派,形成初期正式道教的規模,從此而代有充實,一變綜羅複雜的道家學術,成為比較純粹宗教性的道教,奠定道教仪式的斋忏醮仪等規矩,而為唐宋以後道教教仪的根據。若以進化史的觀念論斷,從此以後研究道教,則較為有條理係統可循。如從原始道家學術的立場言之,則有南桔北枳之異,醍醐變為乳酪,精華散失,猶存蹧粕之感矣。

中國文化,自上古至三代為一變,歷商以至週代開國之初又為一大變。在春秋、戰國時期又為一變,自秦、漢歷南北朝至於唐初開國為一大變。漸次及於宋、元之際為一變,再由明、清兩代至於現代,又為一大變。當魏晋南北朝時期文化鉅變的主因,實因西北邊疆民族的侵凌,以及佛教文化輸入的刺激所引起。歷時約經二百餘年,佛經翻譯,與佛教傳布事業的開展,由教(宗教仪式)理(哲學根據)行(修證方法)果(實證圓成)有係統的迻譯,已漸次滲入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且已普遍為國人所接受,而又加以融會阐述。

因此漸有中國佛教各宗的興起,一變印度佛教而成為中國的佛教,尤其融通儒、道兩家思想而崛起為中國禅宗的成長,更促使南北朝服膺道教及笃信神仙修證者流相率努力,遂有綜合儒、道、墨、法、名家等精要,而擴展為唐代以後道教的規模。然所遺憾者,自戰國以來的道家傳統,雖亦師弟相繼,但皆時異勢易,以隱密秘傳為能事,並無直接接受的踪蹟可尋。故到南北之間,雖北有寇谦之,南有陶弘景,亦皆各自為政,不能聯合統一,使其學術思想成為一貫而有具體的組織,以此與有傳承嚴整的佛教相較,自然處處逊於一籌了。

自古中外的宗教,其根本雖然都建立在群眾的信仰上,但它的發展,大都仰仗帝王政權的崇奉而取得優勢。如果宗教也可以範圍於命運之說,則道教的命運,一至於唐初開國,實為鼎盛時期,此時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有所保障,且在民間信仰上,也足與當時的佛教分庭抗礼。道教從此穩定基礎與展開後來的局面,全仗大唐天子與老子是同宗的關係,誠為不可思議的史實。

史稱:當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五月,據太原起家而稱帝的時候,因晋州人吉善行,自言在平陽府浮山縣東南羊角山(一名龍角山),見白衣老父日:“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爾祖也。”因此便下诏在其地立老子庙。及唐太宗當政以後,便正式冊封老子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從此唐代宗室宫廷,雖都信仰佛教,亦同時信奉道教不辍。到玄宗時代,老、列、莊三子之書,便正式改名為道教的真經:《老子》稱為《道德經》,《列子》稱為《清虛經》,《莊子》稱為《南華經》。道教之隆,前無其盛。然其宗教仪式與內容,自南北朝以來,已受佛教影響,大多皆援用佛教制度而設置,至唐代更為明顯,此亦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大都潛相仿效的常例。

唐玄宗雖隨祖宗遺制,同時崇奉道、佛兩教,且親受道教法箓,具有道士的身份,從此開後來唐代帝王常有受箓的規矩,同時也使寵擅專房的楊玉環(貴妃)皈依道教,號為“太真”,開後來唐室內廷宫嫔出為女道士的風氣。故中唐之世,宫廷內外,朝野名流,與女道士之間的風流绯聞,隨處彌漫著文學境界的浪漫氣息,例如女道士魚玄機的公案,與詩人們贊咏懷思女道士的作品,俯拾皆是。

但道教在唐代雖然成為正式的宗教,並與佛教具有同時的政治地位,然自南北朝以來,道、佛兩教的爭競,其勢仍未稍戢。當初唐之際,互爭尤烈。贞觀十一年,唐太宗到了洛陽,忽然對道、佛兩教的地位,下了一道制立憲法式的诏書,又引起佛教徒的一次抗議,結果無濟於事。唐太宗既以老子為祖宗,下了一道無須爭辯的诏書,而佛教徒中,偏有一個不通時務的老實人,硬要與之力爭教徒的政治地位,結果被流放於岭南而卒,由此而見宗教心理的強顽,可笑亦甚可敬。

唐初開國,崇奉道教的動機與宗旨,純出政治因素,是為攀宗引祖,以光燿帝王先世的門楣,初非如秦皇、漢武,或梁武帝等人,為求道成仙,以期長生不死為目的,亦非深究其教義學術,而有所轩轾於其間。然道教地位的確定,恰因此而深植根柢。後來唐太宗在贞觀二十年間,佛教的名僧玄奘法師,自印度取經回國,從事佛經翻譯的事業,大開譯場,所有精神力量的支持,與經費的供給,亦全賴太宗的扶植。太宗與玄奘之間,雖是君臣,而情猶師友,甚之他想要說服玄奘還俗來作宰相,並且親自為之制作著名的佛教文章——《聖教序》。雖在帝王專制的政治時代,但唐太宗對於宗教信仰自由的作風,非常通達而合理,也並不因為與老君同宗的關係就欽定道教而為國教。

自初唐兩教互爭地位之後,歷世道、佛教徒,雖仍有小爭執,但皆無關宏旨,且因高宗以後,禅宗的興盛,道、佛合流的風氣,已漸趨明朗,中國文化的會通,也因之奠定基礎。肃宗以後,學術思想新興的浪潮,由韓愈一篇《谏迎佛骨表》開始,遂轉入唐以後的儒家與道、佛二氏的爭論,促成南北宋間理學的崛起,已非南北朝時代兩教爭衡的局面了。佛教有會昌之難,因武宗年少不更事,對於宗教獨有偏好之所致,但為時亦僅四、五年,即告平息。

新興道教的呂純陽

初唐時期,基於帝王宗室觀念,雖尊奉道教在佛教之上,但自唐太宗贞觀二十年以後,因玄奘法師留學印度歸來,從事佛經的迻譯,使佛教學術與傳教事業,由此普及朝野。高宗以後,佛教複展開為十宗學派,由此確立中國佛教的精神。禅宗的興起,融會儒、道、佛三家精粹,阐明心法,譬如孔雀開屏,聲光普燿,從此影響唐代文化,無微不入,雖門庭敵對如道教,亦已漸漸受其波動,互相援引挹注。道家隱士如孫思邈,一生修習神仙丹诀而兼通佛法。禅師一行,以佛教出家比丘而兼通道家的陰陽術數之學,以及天文、地理等學術,別創“大衍歷”而成為一代宗師,玄宗敬以國師之礼。如宋代大儒歐陽修,雖其生平反對佛教最切,但對於一行禅師的生平,敬服備至。此皆舉其素為人所習知荦荦大者而言,至於名山岩穴之士,隱蹟仙人,尤不勝枚舉。

晚唐以後,有呂純陽真人,忽自崛起於道教之間,卓然特立,歷宋、元、明、清千餘年而至現代,幾如太上老君的副亞。自元朝以來,又被尊封為“孚佑帝君”,其聲望之隆,震撼中外,可謂唐代新興道教的革命神仙,殊非張道陵、寇谦之、葛洪、陶弘景等先知所及。

呂真人本傳事蹟,於史無據,純出道教中人的自記,然千古相傳,凡言道家神仙事者,皆奉為信籍而無疑義。《續道藏》並擴充易編而成為呂祖誌。在宋元時代禅宗的記載,又有洞宾遇黃龍禅師的公案,言之鑿鑿,信佛者,皆奉此認為洞宾為同路人,信道者,則否認禅宗語錄,認為妄诬,要皆無傷呂純陽旷代名仙的事蹟。而本傳中亦言及禅宗馬祖曾在洞宾兒時,許為異常人物,可見當時道、佛互涉,與呂純陽後來創立融通道、佛的新道教,早已有其所本。

晚唐時期,新興道教的呂純陽真人,影響後來千餘年而至於現代的道教,既深刻而又普遍,風國內外崇信道教的人,未有不尊敬祀奉呂祖為真正神仙,名山大澤之間,純陽真人的祠庙,隨處可見,每與佛寺浮圖,山光水色,互爭千古。善男信女,香花明烛,朝拜呂祖的勝蹟,也到處皆是。柳宗元稱韓退之為“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足為天下法。”如援引其語,作為道教神仙呂純陽的評價,亦有殊途同歸的感覺,其為人中之雄,當無愧色。

元、明以後,民間流傳的道教神仙故事,如“八仙過海”等傳說,都是以呂純陽為中心人物,八仙中漢代仙人鐘離權,即為呂純陽之師;唐代仙人李鐵拐、張果老,為呂純陽之友:何仙姑、韓湘子、藍採和、曹國舅皆為呂純陽的友弟輩。明、清以後,道家分派如南、北、西、東四派的仙師,也都以呂純陽為其嫡傳始祖。其望重千秋,功侔三清的氣概,有使張道陵、寇谦之等人,為之減色不少。

總之,呂純陽新興道教的宗旨與傳統,是以直接上承東漢時代正統道家魏伯陽的丹法為道統,大有擺脫道教的宗教形式而別具風格。若從純粹的道家立場而言,以其比擬佛教禅宗的大師,如百丈、馬祖、黃檗、臨濟師徒,並無逊色。由秦漢以來,迄於晚唐的道教,一嚮皆在魚龍混雜、支離破碎的狀態中。白呂純陽以後,正統道家與道教,忽然別有一番面目。因此產生宋、元以後,道教各宗的道派與丹法,猶如禅宗在晚唐以後,興起五家宗派的盛況,實在皆由呂純陽新興道教而開始。

華山隱士陳希夷

唐末五代以後,華夷混雜,變亂相仍的局面,又造成歷史的鉅變。而在文化思想方面,佛教有禅宗的興盛,涵融中印文化於一炉。道教除了前蜀有杜光庭的弘揚提倡,並撰作科醮,意造經文以外,因為有命世仙人呂純陽的首倡,以溝通禅宗直指身心性命之學,與道家修炼生命之術,合而成為性命雙修的丹道之故,漸已調和六七百年來道佛兩教的爭論而歸於一致。自唐末到宋初百餘年間文化思想的明爭暗鬥,已經不再是昔日道、佛兩教間的爭執,而是士大夫們新儒家學說振興的結果,造成排斥佛、道兩教學說為異端的思潮暴漲。到了宋太祖赵匡胤乘陳桥兵變登位以後,他以軍人而兼學者的典型,酷好文學。加以宰相赵普的質朴無華,因少年失學,自己谦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老實作風,早已種下開啟宋代新文化運動的因缘。後來又有範仲淹的笃實純朴,與大臣富弼等極力獎掖文人學士的自由講學風氣,致使兩宋間五大儒應運而出,創建宋代儒家理學的宗派,使儒家走上比類宗教的途徑,確立後世並稱儒、釋、道三家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傳統。質實言之,開創理學五大儒的思想,不是援禅講理,如週敦颐、二程兄弟等,即是援道入儒,如朱熹、邵康節等。因此,又促成宋末元初道教的演變,而有王重陽、丘長春師弟們所建立的“全真道”,足與唐代呂純陽的新興道教媲美千古,且與張道陵世係的天師道互爭雄長。宋、元之間學術思潮的三家交炽,使不學無術的大元帝室政權左右依違於三家文化的暗潮中,無法自主,僅數十年間,便促使其寿終正寝。此一原因,往往為古今研究中國文化學者所忽略,深資嗟叹!

宋初開國時期,陰受道家思想影響甚大,就中關係最深的人物,當推華山隱士陳抟(希夷)。但陳抟雖為後世道家尊為神仙的宗祖,其實他的學術路線是上承秦、漢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學,大有異於唐末呂純陽的丹道學派。陳抟亦為唐末的不第進士,因少懷大誌,生當亂世,亦如隋朝的文中子王通,自有澄清天下之誌,後來因年事日長,閱歷學問加深,頗感時不我與,即歸隱華山高卧,曾作詩以明其誌,如雲:“十年踪蹟走紅尘,回首青山入夢頻。紫绶纵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鸟一般春。”後來聽說赵匡胤陳桥兵變,黃袍加身,而被擁戴為帝王,遂額手稱庆曰:“從此天下定矣。”因此人皆尊其有未卜先知之能。他的易經象數的“太極圖”、“河洛理數”等學說,數傳到後來的邵康節,而成就一位象數易學的千古通儒。同時又因他的“太極圖”與河圖、洛書、圖象等的流傳,致使週濂溪援取道家思想而作《太極圖說》。朱熹因服膺邵康節的學術思想,乃致力學習道家的象數,而有明代國子監流傳的監本《易經》及《週易集注》,與《週易》書本首先冠以太極圖、河圖、洛書等之推廣。

道君皇帝宋徽宗

宋朝由真宗開始以神道設教為政治目的,自己假託夢寐,捧出神仙赵玄朗作為道教的聖祖,利用群眾心理,使舉國上下,醉心宗教情緒,藉此掩飾對北方軍事外交上的失敗。真宗即此一念種因,產生後來徽宗沉缅道術,迷信巫師們假託鬼神的扶乩邪術,想靠天神的保佑來阻止敵國的侵略,終至身為俘虏,國破家亡。由此可見,歷史事實的教训:凡是利用宗教作為愚民政治的治術,其後果如何,不待辯而可知。倖而自真宗以後,歷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頭腦都比較清醒,並不效法神道設教的政策,加以有大臣如王旦、王曾、範仲淹、寇準、富弼、司馬光、文彦博、歐陽修等名贤相辅,才使北宋的赵家天下,還能作到形似升平的局面。但在學術思潮方面,雖有新儒家理學的興起,而在思想的辨證上,除了笼統地排斥佛、老,並駁二者為異端之外,士大夫們完全偏重辟佛,其敢於正式诤谏、認真辨證正統道家的文化思想者,並不多見。據此更足以窥見朝廷內定的國家政策,常牽涉到帝室的宗祖觀念,雖自以正思正言相標榜如理學家們,亦只有噤若寒蝉,不敢贊其一辭。歷來學者研究宋代文化學術,與理學家們的思想言論,都忽略這一關鍵所在,積非成是,習於因襲而缺乏明辨的卓見,最為遺憾。 

宋代自哲宗以後,帝室內廷,足為明主的英才衰落已甚,哲宗因無子嗣,死後其弟端王繼位,即是有名的道君皇帝宋徽宗。徽宗的秉赋,具有藝術與文學的天才,風流倜傥,當於浪漫的情調。如果他生在宋太祖或高宗時代,有宫廷的培養,安分為王,必定可以成為負有一代權威的文學家或藝術家。不倖的是,他卻登上皇帝的寶座,他既做了皇帝,便聽從道士魏漢津言,铸九鼎,奉安於九成宫。又酷好玩弄花石,極力索取浙中的珍異以供鉴賞,派遣供奉官童貫,赴江浙一帶,訪求書畫以及奇巧的手工藝等物,便引出司理道教之道士官徐知常的布置推薦,起用蔡京。

從此以後,蔡京與童貫,互相汲引,利用道士們以阿附徽宗的宗教心理,使其誤人歧路,偏嚮幻想境界,與多難興邦的現實情況,距離愈遠。當徽宗崇信道教的時期,或以妖言惑眾而取信於當道,或以異術奇能而見寵於朝廷,形成一代取得功名捷徑的風氣,除如王老誌等人外,在號為道教中人,而異軍突起,驟然至於帝師之位,其遭遇之奇,有勝於北魏時期的寇谦之者,莫過於徽宗時代的林靈素。且道教在宋代以後,對於天神之間的地位關係,產生一種新的說法,亦自林靈素開其先河。

靈素新創的道教講經法會,其規模制度,皆仿佛教組織而來。且曾一度怂恿徽宗,下令江浙一帶,奪改佛教寺院為道觀,蓋為報為僧時被其師笞責之恨也。道士林靈素以妖妄異術,見寵徽宗,權勢地位,皆盛極一時,但僅五、六年間,即失勢而死。且觀其事蹟,較之歷代正統道家的神仙方士,能夠全始全終,足為千秋敬仰者,相去不可以道裡計。靈素所用的道術,原出於道教雷部法術的一部分,自唐末即盛行於闽浙一帶,溫州與闽北尤盛,直至民國初年,仍有存者。這一派的法術,略近於湖南辰州派的符箓,並非道教法術中的太清大法。然靈素雖以妖異得寵,也因妖言而亡。而自靈素倡“九霄天神”之說以後,使道教於天道觀念,更加一層迷惑。元代以後,其說一直流行於道教中,積重難返,只好追認。又因靈素為溫州人,特別捧上一位同鄉的天神溫太保,作為道教的護法神,溫太保從此即在道教中,永遠具有役使鬼神的權威地位。天神之際,亦深植鄉土觀念,寧非異事,毋怪人間多重戚故,更無足為怪了。 

道君皇帝宋徽宗的崇信王老誌、林靈素等的道教,已遠非唐代尊崇信仰道教的宗旨,其在幕後導演此一歷史性的宗教事件,實際為童貫,蔡京,以及左街道箓徐知常等的政治作用,徽宗唯興之所至,一如沉湎於金石書畫的心理,固自不知所雲而為之而已。然而身當國家第一領導的帝王,如果政治思想缺乏聪明睿智的哲學基礎,隨便一念起因的差錯,往往會導致萬劫不複的結果,此乃為天經地義不易的法則。徽宗陷溺邪術——並非正統的道教,因之流風遺毒,一直影響到他的兒子欽宗手裡,更演出不可收拾的悲劇。每讀史,至宋代徽欽父子昏庸之處,深感當時所為新儒家的理學家們,何以無一人犯颜诤谏,揭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計?豈真所為只以做到“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就此便是學問嗎?至於佛家的禅師們,當此時期,更是高蹈遠引,息影山林,不幹與天下興亡的大計,雖有南宋高宗(康王)時代的大慧宗杲禅師,與岳飛、張九成翁婿暗通聲氣,但也為時已晚。總之,中國文化的三教精神,在南宋末期歷史的,除了文天祥、陸秀夫以外,都甚減色,豈獨道教而已哉!

南宗-張紫陽的丹道

宋代自真宗開始崇信道教以後,正統道家因唐末呂純陽之肇始,已經邁入道、佛合一,禅、道同參的正統丹道途徑。儒家有新興的理學,禅宗有五家的宗風,道家有丹道的嫡傳,從唐代以來,中國文化主流的儒、釋、道三家,都有更新的運動,在學術思想上,應該算是一個別開生面的時期。北宋時期,正統道家嫡派丹道的中心人物,即是後世道教所稱南宗丹道祖師的張紫陽。紫陽著有《悟真篇》行世,與東漢時代魏伯陽所著的《參同契》,合為正統道家千古丹經的名著。他以天地為炉鼎,身心為藥物,涵容性命雙修,撮取道、佛兩家修炼的宗旨與方法,以詩詞體裁,一一叙說工夫境界的程序,一洗歷來東猜西摸,迷離撲朔丹道修炼方法的疑慮。尤其他以《西江月》的詞體,寫出南方禅宗所標榜明心見性,立地成佛的境界,與唐末以後正統道家見道、成道的精神,完全符合,最為警醒有力。後來歷傳至白玉蟾、彭鹤林等,即為明、清以後道家所尊的南宗七祖。 

所謂“南宗”,即以紫陽真人為代表的傳統,公認其為主張性命雙修的丹法。北宗,即以丘長春所創道教龍門派的傳統,相傳為專主修性的道家丹法。而南宗在明、清以後,又另有傳說,認為是主張男女合藉雙修的丹法,於是穿鑿附會,陰陽交配,房中採戰之術,亦皆附庸於《參同》、《悟真》的著述,標示確有師承根據以圖蒙混,誠為紫陽真人始料所不及。但紫陽一派,傳至清代,卻得一帝王知己的雍正,為他所著的《悟真篇》作序,大加稱揚,亦是紫陽真人始料所不及。

南宗丹道至於北宋末期,負傳承的道統者,即是白玉蟾。白玉蟾隱於福建武夷山潛修,從之日眾。其時朱熹亦正在武夷講學,彼此師弟之間,互有往來。朱熹外示儒術,內慕道法,屡次想從白玉蟾處討教丹道,都被白玉蟾婉轉拒絕,猶明代王陽明問道於道人蔡蓬頭,幾遇呵斥,如出一辙。朱熹晚年化名崆峒道士邹,竭力研究《參同契》而無所穫,引為終身遺憾,後來雖有白玉蟾的啟示,卻礙於一代儒學宗師的身份,不能誠懇谦虛請教,所以始終不得其門而入。陶弘景所謂:“神仙有九障,名居其一。”甚矣,名心之難除,良可慨叹!

全真道的祖師王重陽

道教自北宋之末,有南宗丹道的崛起,禅、道合一的途徑,已極其明朗。到南宋時期,在北方的民族,長期受困於辽、夏、金、元的動盪局面,國家民族感情,與傳統文化精神交相激發,便有王重陽、丘長春師徒的全真道的建立,一變歷來神仙方士、符箓法術的道術,提倡敦品勵行,修心養性的漸修教化,成為黃河南北聲勢顯赫的新興道派,威名遠布。他們與成吉思汗,及元朝開國之初的政策,並元代以後的道教,都有極大的關係。明、清以後的道教,即以全真道為其中堅骨幹,是為開北宗龍門派的翘楚。全真道的學理與方法,完全近於禅宗北宗漸修的路線,而且又富有儒家與宋代新興理學家的精神。他們生當衰亂之世,華夏丘墟,以民間講學傳道的姿態,盡力保持國家民族文化的元氣與精神,可謂用心良苦,功德無量,而古今學者,依樣畫葫蘆,一律指為釋老的異端,管窥陋見,卑不足道,實在有點辜負聖贤,非常可笑。

當宋徽宗政和二年間(公元一一一二年),這位皇帝正在玩他那一套書畫、蹴球、修炼神仙道術的時候,在陕西的終南山下劉蒋村中,便出了一位為後世道教全真道的祖師王重陽。他原名中孚,字允卿。後來修道,改單名為嘉,字知名,道號曰重陽。他自幼便慷慨好義,不拘小節。而且在二十歲左右,便中過進士,很有文名。到了徽、欽二帝做了金人的俘虏,金人又利用劉豫稱齊王,定都山西大名府的時期,由此便結束了北宋的王朝,也是南宋的開始。他在這一段時期,故園家國都算完了,如本傳稱:“當南宋建炎四年,金太宗天會八年,封劉豫為王,國號齊,改元為阜昌初年。撫治河外,不及於秦,歲屡餓,人至相食。時咸陽醴泉,惟師家富魁兩邑,其大父乃出餘以週之,遠而不及者,咸來劫取,鄰裡三百戶,餘亦因侵之,家財為之一空。有司率兵捕穫,將置之法。師曰:鄉人餓荒,拾路所得,吾不忍置之死地。有司贤之,遂釋不問,人服其德。金海陵炀王正隆四年,師忽自叹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予猶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後,性少檢束,親戚惡之曰:害疯來。師受而不辭。關中謂狂者為害疯。”因此便自叫自己曰王害疯。不久,便遇呂純陽化身的點化,就修道了。 

本傳又說他此後五年中秋,再遇呂純陽於醴泉。“師趨拜之。眾笑言曰:是害疯。安得識真仙師?其人邀師饮。師問其鄉闾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留秘語五篇,令師讀畢焚之。且曰:去東海,投谭捉馬。已而,俄失所在,師乃捐棄妻孥,送次女於姻家,竟委而去。行乞於𨝘社終南間,舉止亦若狂。人莫測也。後別構庵於南時村,起封高數尺,圹深丈餘,以活死人目之。又號曰:行菆。以方牌掛其上,書雲:王害疯靈位。自作歌曰:‘活死人兮王疯乖,水雲別是一般谐。道名唤作重陽子,谑號稱為沒地埋。來者路不忘懷,行𣪁須是掛靈牌。’又於庵四隅,各植海棠梨一株。同庵和公,怪而問之?師曰:吾慾使他日四方教風為一,亦如此。”“俄一夕,自焚其庵,村裡驚救之。師方舞躍而歌曰:‘數載殷勤,謾居劉蒋,庵中日日尘勞長,豁然真火瞥然開,便教燒了歸無上,奉勸諸公,莫生悒怏,我咱別有深深況,惟留灰炉不重遊,蓬萊路上知往來。” 

他從此携罐行乞東行,當金世宗大定七年間(公元一一六七年),便到了山東的登州,那時山東屬於金國的地方,並非南宋所有。他在寧海的儒者範明叔家,遇到了當地的富豪馬宜甫,就是後來重陽門下,稱為七真的首徒馬丹陽。他住到馬宜甫的家裡去,故意顯示神異來感動他們,宜甫夫婦便棄家修道了。師為他改名钰,字玄寶,號丹陽子。同時又收了谭玉、王處一、郝升等。在這一段期間,他率領門人到昆嵛山,發現烟霞古洞,說是其先世修道的所在。在此又收了一位弟子,便是丘長春,為以後創建弘揚全真道的祖師,曾經為道教及元朝統一中國初期的社會,做了許多福利事業的超人。

當金大定九年四月間,寧海週伯通,請師到其家,創立金蓮堂,與金蓮會。同時他又感化了馬钰之妻孫氏,赐名不二,號清靜散人。所以後世稱全真道的七子,又有稱為金蓮正宗的。在這一段時期,他又在萊州設立平等會,由此遠近聞風,參加入會的便有千餘人了,這一段時期,他多往來於登州、萊州之間,並且也到過南京,但都是在金國的範圍,並沒有到南宋來過(那時南京屬於金十九路,南京留守司治開封。)同時又收了劉處玄為徒,號長生子。於是馬丹陽、谭長真、劉長生、丘長春、王伞陽、郝恬然、孫不二,都歸教席,“七真”之名,從此興盛。到金大定十年正月四日坐化,享五十八。

到元朝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元朝追褒為重陽全真開化真君,有遺文及全真前後《韬光集》行世。他臨殁的時候,嘱戒弟子勿哭,自己作頌說:“地肺重陽子,呼為王害疯。來時長日月,去後任東西。作伴雲和水,為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眾心同。”他頌畢而坐。弟子們恸哭失聲,他忽又開目說:“何至於此?”便再嘱馬丹陽等後事,“付之密語,勿輕傳之”,並且要馬丹陽到關西教化他的鄉人。後來馬丹陽等四人,扶師靈柩,歸葬終南山下劉蒋村,而且庐墓三年,如喪考妣。然後才各散處四方,各從所誌。馬丹陽便嗣其教化。

從開創全真道的祖師王重陽的事蹟看來,如果推開神仙的道業而不談,另從國家民族興亡的角度,來看衰亂時代中仁人誌士的用心,便會使人發生無限的感慨。假使用歷史的觀點來追論,如中國的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列子,印度的釋迦牟尼佛、龍樹菩萨、馬鳴菩萨,希腊的甦格拉底(socrates)、亞裡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圖(Plato),猶太的耶稣(Jestls),阿拉伯的穆罕默德(Muhammed),有的在哲學上名垂萬古,有的在宗教上與天地同休,他們建立了不世的功業。但是,這些偉大的超人們,生當其時,沒有哪一個不是遭逢時世的衰亂,由於政治、社會衰敗的反應,而另觅人生究竟的道路而來的。至於借此而寄情物外,將一片悲天憫人的血淚,洒嚮虛空的,其心尤可令人悚然起敬。 

少年的王重陽,是一個有豐富學問的人,而且任侠重義,豪氣凌雲。他生當衰亂之世,自己眼見要遭遇到亡國滅種的痛苦,況且正當“南渡君臣輕社稷”的時代。時勢環境迫得他無力挽回絕對的颓勢,便只有創教立宗,以保持文化精神在宗教社會之間了。所以他便不得不自己活埋,號為“活死人”和“疯子”。至於說他所遇的師父,是呂純陽的化身,命他嚮東去創教,又吩咐他密語,他臨死又吩咐馬丹陽密語。如果除開嘱咐修道的密诀外,誰能證明七百年前,他們師徒所說的是什麼?究竟是為道或為國?自然都是疑案了。

總之,沒有哪一個宗教的教主,和以學術思想自任的大宗師們,他們是絕無用世之心的人。只是不像英雄們有治世取天下之心,而卻都有救世平天下之誌。不過所走的路線,和所取的目的和方法,各有不同而已。例如宋人有反遊仙詩說呂純陽的:“觅官千裡赴神京,得遇鐘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誤先生。”雖然是別有寓意的幽默話,但是也確有至理,發人深省。 

當南北朝之間,少數民族崛起西北,以石勒、姚興等的酋長之雄,如果沒有神僧佛圓澄,和高僧鸠摩羅什等的教化,不知道還有多少生靈,受其涂炭。當成吉思汗崛起蒙古,以素無文化基礎的民族,除了依賴武力徵伐以外,根本不懂文化和政治的建設,如非丘長春師徒教化其間,他祸害之烈,恐怕又不止如元朝八十餘年的情況了。

丘長春與成吉思汗的因缘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這都是他師父王重陽真人為他取的名字。他是山東登州栖霞縣的人,當金熙宗大定七年間,他方十九歲,居昆嵛山修道,而遇王重陽,便依之稱弟子。重陽當時赠以詩曰:“細密金麟戲碧流,能尋香饵食吞钩。被予緩緩收纶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對於他的器重,由此可見。他追隨依止於重陽,不過四年,重陽便即坐化。臨殁吩咐他聽學於馬丹陽,他便隨馬丹陽、谭長生、劉長生等四人,護重陽靈柩,歸葬終南山下,並且隨丹陽等庐墓三年,極盡師弟之礼。後來他便獨居於磻溪、龍門七年,專誌修道,備嘗難苦。後世道教的龍門派,俗稱北派的,就宗於他修道於龍門而定名。他在這幾年中,對於修道的心得,隨時作成詩歌,因此流傳開去,聲譽便逐漸隆盛起來。因金朝的京兆統軍夾谷公礼請,遂還歸終南,弘揚全真道。金世宗二十八年,召請人見。世宗嚮他求道,他便先說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

金世宗對於他,非常重視。先安置他在萬寧宫之西,一年之中,屡次召見。他急急請求還山,到了是年八月,才放他還終南山。赐錢十萬,他都辭而不受。二十九年,世宗死後,他便於章宗明昌元年(公元一一九○年)回到故鄉栖霞,大修道觀,安置徒眾。當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金宣宗興定三年(公元一二一九年)的時期,他住在萊州的昊天觀。那時山東大部分的地方,都被南宋收複。寧宗久聞他的道望,便遣使召請南行,而且命令大帅彭義斌派兵保衛起行,他都辭謝不去。地方官怪而問他的原因,他便說:“吾之出處,非若輩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到了那年的五月,成吉思汗在西徵的途中,從奈蛮國遣近臣札八兒、劉仲禄,遠涉間關險阻,到山東來請他西去。

而劉仲禄奉命為請師的專使,其初一路行來,還不知道丘長春在山東那裡,本來想帶兵五千,專來迎請。後來經過金朝西北驻軍和邊臣的勸告說:正當兩國議和,恐怕金人驚擾。才只帶蒙古親兵二十人,一路探訪,來到登州。丘長春卻一反常態,立即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請。選弟子中可以從行的,共計十八人,便於(公元一二二○年)二月北行到了燕京行省(北京)。他所經過的地方,大家爭求他的文筆詩頌,只要有此一紙,就可免了元兵的殺戮。後來元朝用兵中國,人們都求丘長春全真道的庇護,猶如清末時期,國人求庇於外國教士一樣,真是歷史上一件異事。 

丘長春到了燕京的時候,成吉思汗的西徵行程,已經更加辽遠。據《辍耕錄》等的記載,他便進表陳情,奏請不去。到了十月間,成吉思汗在鄰近印度的邊境,遣使奉诏回邀西去,他由此便不辭險阻,遠涉沙漠,追隨成吉思汗的西徵路線,歷時四年,經數十國,行萬有餘裡,《元史》稱其:“蹀血戰場,避寇絕城,絕糧沙漠。”於公元一二二二年,到達邪迷思幹城。再過鐵門關。才在雪山之陽,與成吉思汗見面。居住一年以後,他自北印度的邊境返國,成吉思汗派騎兵數千,護送他回燕京。改天長觀為長春宫。又敕修白雲觀,合而為一。並以萬歲山、太液池赐之,改名為萬安宫。 

在我們的歷史上,當六朝的時期,前秦苻堅為了迎接高僧鸠摩羅什東來,專為他發兵七萬徵服龟茲國,才得到了羅什大師。後秦王姚興,而且又為了大師,於弘始三年(公元四○一年)派兵滅了後涼,他才到了長安。在此以前,苻堅為了爭取道安法師,及習鑿齒等學者,也不惜用兵十萬,進攻襄陽,硬把他們俘去。歷史上為了一位學者大師,至於兵戎相劫,而且還因此攻城滅國,實在為千古稀有的事。但是那是為了爭取另一外國的學者大師到中國來傳法的舉動。至於唐代玄奘法師,為了求法,在交通阻塞的當時,單人渡戈壁沙漠等地的險阻,遠到印度去留學十八年,聲名洋溢中外,功業長留人世,這也是一件永為世人崇拜的事實。可是人們卻遺忘了當成吉思汗武功鼎盛的時期,他遠自印度邊境,也為了一位學者道士,派兵東來中國,迎接丘長春。而且更忽略了丘長春的先見之明,他不辭艱苦地到了雪山以南,是為得預先布置,保持民族國家文化的傳統。這是多麼可歌可泣,而且含有無限悲憤的歷史往事!因為他是一位道教的道士,便被自命儒家的歷史學者們輕輕地一筆抹煞,無奈不可乎!

翻開歷史的記載,自秦皇、漢武,海上求仙以來,並唐、宋的帝王,誤於神仙方術者,屡見不鮮。丘長春以全真道的大師,成吉思汗呼為神仙而不名,而且經過如此艱難的請去,他應當傳些長生不老,修成神仙的法術了。事實上,並不如此。他教給成吉思汗的,卻都是中國正統學術,儒、道兩家忠孝仁義的話。尤其谆谆勸其戒殺而治天下。這比三國時期於吉、左慈等方士之流,想以方技動人的,就不知高明到多少倍了。同時,丘長春又把握許多機會,對於成吉思汗,加以機會感化。

成吉思汗既赐給丘長春以虎符玺書,在過去中國帝王的習慣上,便算是等於列土封侯的榮寵。在某種情形之下,他凭這些東西,就可以便宜行事的。丘長春以間關萬裡之行,換得虎符玺書而歸,不但為道家文化,增長聲威。而且他們師徒,還凭此服務戰地救了許多自己國民的生命,不使死於元兵的兇殘淫掠之下,這更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一件事,後來忽必烈統一中國的時期,其徒尹誌平等,世奉玺書,襲掌其教。其餘的門人,分符領節,各據一方,執掌他的教化,也庇護了多少國民的生命財產。而且到了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一三一○年)還加赐金印。當國家有難,受異族統治之下,一個新興的道教宗派,做了許多保存民族命脈的工作,追懷千古,實在應當稽首無量。

元代立國之初,由於全真道丘長春的影響,朝廷內外,雖笃信西藏密宗的喇嘛教,亦曾有毀道教經典的事件,但對於儒家的孔子,與世居龍虎山的天師道,卻能仍循宋代故事,又加敕封,而正其名為正一教主。元朝尊封孔子的敕文,有雲:“先孔子而聖,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非孔子無以法。”不但為元朝增加不少光採,同時也為歷代尊崇孔子的頌詞中,無出其右的贊評。此外,金元之際,在黃河以北,尚有劉德仁創立的大道教,蕭抱珍創立的太乙教。

明清時期的道教

中國歷史,自秦、漢以後,任何政治清明的國家升平階段,其思想與治術,大都有一共通原則,即“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且看每逢國家變故,起而撥亂反正的世代,多半有道家的人物,參與其間的現象,這幾乎已成為過去歷史的定例。當明太祖朱元璋起義時期,除劉基、宋濂等人外,參與其間的道家幕後人物,尚有著名的颠仙週颠。其人以遊戲風尘,裝疯作呆,週旋於殘暴成性的朱元璋幕後,與朱元璋的生命事業,都是休戚相關的。甚之後來朱元璋並尊道、佛兩教,亦因之已深結因缘,其事雖為正史所不載,但朱元璋曾經親自為他撰文,記叙事實的真相。

明初有太祖朱元璋與其神仙朋友週颠的一段渊源,已與道教結下不解之缘。到明成祖稱帝的時期,忽又醉心傾慕習俗傳聞,對活了兩三百年的神仙道人張三豐,不但屡下诏書訪求,並派遣使臣到處尋觅。後來又在湖北武當山為張三豐大興土木,建設武當成為道教的勝地。因此道教在明代,又平添武當張三豐的一派,以身心內炼金丹,達成性命的雙修的丹法為主。明末以後,直到現在,其流風遺被,凡言武術技擊,氣功吐納、內功導引、男女採戰等江湖術士,無一不附會於張三豐而尊之為嫡傳的祖師。聲名之隆,影響之大,自呂純陽以後,所有著名神仙方士,尚無出於其右者。且武當道士,自明代以後,又巍然自成一派,與“全真”、“正一”等家,分庭抗礼,互不相下。武當道觀亦以供奉真武大帝為主,其旨趣雖略同於“全真”,實則大異於唐、宋道教的崇拜對象。據湖北地方轶聞,武當道觀的真武大帝聖像,實為明成祖自己的塑像,但故作長發仗劍,俨如天君神帝的形狀。究其動機,最初因聞其侄建文皇帝逃匿為僧,隱於房縣。房縣原位於武當山脈,故興建道觀供奉真武,作為壓勝的象徵。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若以成祖的為人而論,其大興武當道觀的事實內幕,是否可能存有其他隱秘作用,誠難遽下斷語。至於張三豐與武當之因缘,是適逢其會,因此得一躍而為後世道教武當派的祖師,寧非神仙奇遇!

明太祖朱元璋起義,克複南昌先後時期,世居江西龍虎山嗣漢張天師的四十二世孫張正常,自元代赐號天師以來,即曾以天師身份自居,兩度入朝。洪武元年又入贺即位。明太祖卻謂:“天有師乎?”乃改授為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遂為定制。以後天師世係,在明代時期,封秩一如舊制而不衰。此直至明世宗嘉靖年間,忽然又崇信神仙道士長生不老之術,而大開道士升官的途徑,一如道君皇帝徽宗的作風。雖然其後果收場,尚不至於如宋徽宗的悲慘,但世宗因服方士的丹藥而死,卻足為後世富貴多慾中人,妄求長生不老的警戒。

明末清初,儒、釋、道三家之學,亦隨國運而有變動,宋明新儒家的理學,自王陽明以後,已如強弩之末,學說過於支芜。禅宗自密雲悟、破山明、漢月藏以後,也多流於口頭禅,極少真參實證之輩。道家亦自呂純陽、張紫陽以後,主要化分為四派:明嘉靖間,新興東派,從陸潛虛等為主,以雙修為尚;清咸豐間,又有西派產生,從李涵虛為主,以性命為宗,南派則遠承張紫陽,旁出多門;北派自丘長春以後,即成為道教北宗龍門派的砥柱。此外,有伍衝虛、柳華陽師徒為主的伍柳派,專主炼精化氣,炼氣化神,炼神還虛的內功丹法,以斷慾而修證身心氣脈,幻出化身以成神仙正果,其說似是而非,不胫而走,不久即普遍流傳民間。自清初以至現在,幾已淹沒數千年來正統道家神仙方士所有的學術,實為正統道家的枝指,不及詳論,但一二百年以來,凡言道家修炼的丹法,莫不奉之為金科玉律,仙才衰落,辨正無人,殊可叹息。至於師承不同,各立宗旨,凡此各派,因限於篇幅,亦不詳論。 

此外,自明末國破,滿清入關之初,有明朝進士楊來如,在山東、河北一帶,創設理門(現在稱為“理教”),綜合儒、釋、道三家修心養性的一般方法,類似宋末元初的全真道,雖其初立教的方式,亦與道教有關,但現在已自成為新興的另一宗教,亦不備述。滿清興起的初期,遠在東北,早已有一位有道家學術修養的範文程,為其灌輸道家政治思想。及至康熙時代,“外示儒術,內用黃老”的政治方法,亦成為康熙建立大清帝國的最高原則。他曾颁發《老子》一書,命令滿族王公大臣,熟習深思,作為政治哲學與政略運用的根本法則。但對於道教,除循例封赠張天師世係,以為羁縻之外,對其餘有關道教各派,因鉴於元朝白蓮教故事,舉凡類似另有門派組織,或近於巫觋邪者,皆在嚴禁之例。

其時,清代的學術,概如儒、釋、道三家之學,正有變今而返古,效古而趨新的動嚮。儒家思想,由理學的空談性命,一變而為崇效漢學,走嚮清儒朴學的路線。佛家的禅宗,則由口頭禅轉變為坐禅習定的舊路。道家的丹法,也從迷離雜亂的旁門,而步人漢魏之間方士修炼身心的途徑。故代表道教的,除了北宗全真道的龍門派,與張天師世係的正一派以外,其餘皆已若隱若現,碌碌微不足道。雍正登位以後,自己兼以大宗師的身份,提倡禅宗,同時也留心道家學術,推崇正統道家的張紫陽,親自為其所著的《悟真篇》作序,備極贊賞。從此以後,終清朝兩百餘年的天下,太平天國的起義,已非中國固有宗教的面目。義和團是假託符咒神鬼以動,應與道教無關。

二十世紀的道教

中國文化與宗教,在清朝中葉以後,概受西洋文化思想輸入的影響,一蹶至今,尚未重新振起。自十九世紀以來,正式代表道教的勝地觀宇,舉其荦荦大者,如北京的白雲觀、成都的青羊宫、甘肃的崆峒山、陕西的華山、山東的崂山、四川的青城山、廣東的羅浮山、江西的龍虎山、湖北的武當山、福建的武夷山、浙江的天臺山等處,雖然還保有道教觀宇與若幹道士,仿效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各別自加增減,設立規範,得以保存部分道教的形式,但已奄奄一息,自顧不暇,更無餘力做到承先啟後,開展弘宗傳教的事業了。何況道士眾中,人才衰落,正統的神仙學術無以昌明,民間流傳的道教思想,往往與巫蛊邪術不分,致使一提及道教,一般觀念便認與畫符念咒、妖言惑眾等交相混雜,積重難返,日久愈形鄙陋。

民國初年,北洋軍阀時期,曾藉口破除迷信,擬慾沒收道觀土地財產,一律與佛教並案辦理,事詳《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後來,因佛教有中國佛教會的組織成立,道教也隨之援例成立中國道教會。但道教會中人,散漫膚淺,尤甚於信仰佛教的人士,可謂“佛規道隨”徒有形式而已。同時國人們將義和團思想,與圓光、看相、算命、佔卜、咒水、畫符等等江湖粗淺邪術,一概誤附於道教,益使五千年文化精英所獨創的宗教,蒙受百般誤解與侮辱,殊堪浩叹!“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凡有誌振興道教之士,先當自求振奮,然後方可言其大者。清代人舒位所謂:“未有神仙不讀書”,實足發人深省。

1923年間,因康有為、梁啟超師生的倡議,有徐世昌的出面,曾經捐資影印北平白雲觀藏版的《道藏》,影印《道藏》以後,又有守一子編輯《道藏精華錄》一百種,在上海出版行世,該書現在臺灣,由蕭天石創辦的自由出版社影印流通,雖稍加改編,仍不失其原來係統。現代學者不以先入為主的成見,尚肯致力讀完全部《道藏》者,恐怕絕無僅有之事,何況進而能深通丹經內典,從事研究,別有心得與發現者,更不易觏。民國以來,學者瀏覽部分《道藏》而作有筆記者,唯見劉師培《讀道藏記》一文而已,此外,1936年間,有專門研究丹道,有誌求仙的陳撄寧,在上海創辦“修道集團”及“中華道教會”,其宗旨概如宣言,啟事諸文。此派人士,主張實驗修炼為務,其從學諸人,曾集各地每人用功經驗,彙編成書,今經人編集,稱為《明道語錄》以行世。猶如蒋維乔用道家靜坐工夫而生初步的效驗,即著《因是子靜坐法》,以傳世一般,足贻初學者以參考。

1949年以後,道教人士在臺灣的活動,由赵家焯的首倡,即與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重整道教會,宣傳組織,均甚積極。他如著書弘揚道家學術,並影印發行道書丹經,如蕭天石主辦的自由出版社等。複由道教蜕變,自創新時代的宗教,如王寒生創設的轩辕教。重新影印《道藏》,傾銷世界各國,如嚴一萍主辦的藝文印書館。凡此種種,直接或間接,對於二十世紀之道教,都有莫大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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