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深圳政府派人到香港大學找經濟學家張五常，問哪裏可以借到一個拍賣用的木槌，當年深圳帶回的不止是一個木槌，還有香港模式下的土地拍賣制度，以及被廣為傳頌的「深圳速度」；三十年後，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介紹粵港澳大灣區時，香港大有人跳出來指林鄭缺乏視野，愧對港人，質疑其維護香港「一國兩制」特色的意願。 

兩種態度帶來的結果是，中央政府發文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次日，深圳本地股全線飄紅，開盤掀漲停潮；同一時間，香港深陷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的泥潭，不僅股市連連受壓，亦引發經濟轉差的擔憂。

香港人當然可以繼續無視乃至抵觸粵港澳大灣區，但不能不承認的是，去年深圳本地生產總值（GDP）達24,221.98億元人民幣，較香港高出221億元人民幣。在政經格局急劇演變的今天，深圳對香港的趕超似乎並不需要特意提及，但即使外界不提，香港也不可能視若無睹，因為深圳的發展方位對香港來說有指標性意義。深圳示範區示範給香港看，這只是最淺層的解讀。再進一步，未來的深圳，是「社會主義」示範給世界看的指標城市。



打破並列格局

就此次中共中央發布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輿論反應來看，討論最激烈的便是「中央要讓深圳取代香港了嗎」、「香港的地位被削弱」等話題。在香港反修例亂局令北京陷入對港為難境地之時，這份政策性文件的發布時機的確令人浮想聯翩。 

上周一（8月19日），央視主播李梓萌在《主播說聯播》節目中稱，有人會說是不是中央對深圳一往情「深」？其實，機會不是說給誰，誰就能接得住的。深圳這次的定位是先行示範區，是示範給誰看呢？這個在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北京調整宣傳策略而出現的節目，雖然避口不談香港，但又句句讓人聯想到「香港」。 

如果從深圳與香港的歷史上來說，今天隔着深圳河並立的兩座城市，在一百多年前還同為廣州府新安縣屬地，但在1842年後的半個世紀，在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的割界條款中，香港與深圳劃境分治，走向不同的政治道路，從此開始了香港領跑深圳的模式。如今，兩座城市再次在一個叫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中組成一個城市群，今年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表明「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也即是說，若干年後的今天，香港與深圳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線。 

新出爐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除了再一次明確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外，還將深圳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這樣放眼全國絕無二例的位置上。換句話說，深圳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中所有城市的「橋頭堡」。這份文件的頒布無疑打破了「港澳廣深」的並列格局，背後是深圳地位對香港的超越。 

當然，突顯深圳並不意味着「取代」香港，無論是從中央政府需要論證「一國兩制」成功的必要性，還是從這份文件的早期醞釀階段都可作此判斷。不過，北京選擇深圳有沒有對標香港？大概是有的。



不再限於經濟

從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海南、上海自貿區，這些國家級推出的特區都是經濟層面，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批經濟特區的深圳，相對於內陸其他城市，早已經打下中國改革開放的烙印，如今再次被冠以「先行示範區」，其扮演的角色已不是簡單的「經濟」試點那麼簡單。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這樣意識形態濃厚的概念來看，深圳這個定位意味着，這座以獨特的經濟改革角色為外界所知的城市，將要在中國政治運行的體制機制探索中再扮演先鋒角色。 

這份文件給深圳的戰略定位也在「高品質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民生幸福標桿」、「可持續發展先鋒」五個層面，挑明了何為社會主義定義下的深圳先行示範區。這五個層面不僅是經濟層面的高品質發展，還要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全方位領跑。 

作為深圳曾經的榜樣城市，香港是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一個階段的城市形態，但在過去十多年，這座曾經的「示範城市」產業結構基本上沒有較大調整，製造業空心化，房地產、金融等虛擬經濟愈來愈畸形，使得香港經濟在未來的增長空間中迷失方向。 

早在2016年就有一份資料統計，香港十大富豪的總家產相當於香港GDP的35%，遠超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香港面臨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近年來，香港社會還呈現一種內向保守的社會焦慮情緒，儘管這種情緒不佔主流，但與過去香港呈現給外界的自信、開放、包容的形象格格不入。而其內部議程已經幾乎完全被政治所佔據。 

相比之下，深圳悶頭發展經濟，不僅GDP超過香港，成為粵港澳三地城市圈中的經濟老大，還擁有下一個發展點—高科技發展的優勢。此外，在去年中國各個城市的「搶人大戰」中，深圳多了50萬人，在網絡上有這樣一個說法，深圳沒有深圳本地人。儘管語言戲謔，但其背後反映了這座城市的開放性及包容力。



兩種制度對比

香港與深圳此消彼長，這種勢的變化也被更多人解讀為是兩種制度的對比。深圳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印證着社會主義的土壤上也能培育出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產物的邏輯。因此不能說北京沒有在深圳打起「社會主義」旗幟的想法。 

如果僅是意識形態的宣示，為什麼要是深圳？同樣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顯例，上海浦東新區的經濟增長奇蹟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標誌之一，而且這裏已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是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作為「樣板」無可厚非。可是北京選擇了深圳，也就意味着深圳這個以經濟特區為人熟知的城市，在發展進程中具有「制度」安排基礎。 

事實上，在建設社會主義先行區的國家級政策文件出台之後，深圳即出台了一份《關於複製推廣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第四批改革創新經驗的通知》，根據媒體梳理，自2016年以來，前海已向深圳全市推廣了122項創新經驗，這些經驗包括前海管理學習新加坡、廉政借鑑香港的企業化政府；首次適用香港法律，不同司法體制、不同法律體制下的糾紛，「調解+仲裁」的解決機制。可見，深圳被委以重任並不是毫無基礎。 

前海經驗在深圳的推廣，為深圳示範區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深圳這個囊括中國科技企業巨頭的地方所展現的潛力，也符合其定位的要求。

展現未來中國

當然，除了宣示「社會主義」的勝利，在中共領導層的意識裏，看重的仍然是發展，在關注英國以倫敦為核心的都會區、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撬動地區乃至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思考中國的城市群將如何發展。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推出的原因，也是長三角、京津冀區域發展戰略推出的原因。粵港澳作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一極，深圳為什麼雀屏中選，答案也呼之欲出。 

關於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的文件中，為深圳規劃了2025年、2035年、2050年三個關鍵時間點，對比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兩個「奮鬥十五年」、也即兩個新階段，可以發現，關於深圳的規劃與中國未來兩個十五年規劃的要求是一致的，不過，深圳這份規劃比兩個新階段提前一步，也即中央對深圳的要求是展現未來中國的發展狀態，深圳是中共繪製「藍圖」的新試驗場。 

對於這種實驗性計劃，中共顯示出足夠的耐性與決心，在關於深圳的這份文件中，後兩項的要求是「凡涉及調整現行法律的，由有關方面按法定程序向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提出相關議案，經授權或者決定後實施；涉及調整現行行政法規的，由有關方面按法定程序經國務院授權或者決定後實施」，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以清單式批量申請授權方式，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優化、城市空間統籌利用等重點領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試。

                                (上文刊載於第17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26日 )

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田北辰20日表示，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這將會是處理香港問題的「最後期限」，所有抗爭行為必須在此之前平息。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也同意了這個說法。他認為未來一個月非常關鍵，十一對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具重要性，這是他就任以來第一個帶有十年紀念的國慶，他會希望這個日子是輝煌、祥和的，香港問題肯定是心頭大患。

北京正運用各種手段降低抗爭規模

楊建利表示，北京已經做好了武力鎮壓的準備，他強調雖然這不是最佳的選擇，但像武警集結在深圳邊境等跡象都說明了，北京做好了各種準備。他指出，北京在政治上不想讓步，香港的抗議活動則持續進行，這樣就走入了一個僵局，「十一大限」又步步逼近，北京在這個時候需要創造一些暴力，這樣才有理由施行所謂的法律給的權利，進行暴力鎮壓。而這個鎮壓不一定是六四的方式，武裝鎮暴警察加上香港警察和駐軍部隊，相信他們的武力就足以控制香港，「我覺得他們已經做好了這種準備」。

楊建利又指，北京正在運用各種手段，而這些手段有時外界是看不到的，例如限制供應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各種物資，還有地鐵停運等等，讓抗爭規模逐漸減低。同時在政治上也不作出讓步，不斷讓你感到疲乏，也引起其他人反感，這是北京所期待的。

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李華球對於出兵的可能性比較保守，他表示，會不會出兵要看這幾天有沒有大型示威抗爭活動，同時這個大型抗爭示威真正形成了恐怖主義這樣的一個動作的話，那出兵的可能性才會高。假設真的出兵了，那便會定調為內亂，屆時會告知國際不要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李華球指出，即使中共解決了香港的動亂，能否解決香港人民反撲的浪潮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香港人的祖國意識淡薄，這段時間也讓北京感受到香港人追求民主、人權、自由的決心。他表示，北京出動武力來解決的話，會激發香港人的不認同感，非理性的行動不可能完全停止。

這次的危機會否把香港推向深淵？

楊建利認為，香港現在的抗爭及香港政府和北京的回應，是一個大棋局。如果能夠控制香港的自由空間，阻止抗議活動繼續的話，相信下一步將是改善民生，創造各種繁榮，就像中國在六四以後做的一樣；但另一方面，香港的抗爭者是不會放棄的，他們的決心已經向世界表現了出來，香港不像中國，處處都遭到黨組織的控制，所以香港的抗爭活動不會因此停下來。

楊建利表示，這段時間中共高層對香港問題基本上不表態，他們都希望這件事情最後交到習近平手中，相信很多人不喜歡他，希望香港的事情最後給習帶來權力上的不穩定。他說，只要香港的民眾堅持抗爭，給北京製造壓力，加上貿易戰等因素，長期下去很有可能在北京的高層政治鬥爭中，創造一定的機會。不過很難講香港最後是否會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為了保住政權，犧牲香港是可以的，北京也做好了準備，用上海深圳來替代香港的地位。

李華球則認為香港不太可能被取代，而且香港人不會放過他們追求民主的意願，有一部分的香港人不怕苦也不怕死，中國必須要去除對民主的害怕，如果不去除這個概念，許多北京和大陸的專家將對香港做出錯誤的判斷，造成政策決定的錯誤。

           (本文轉載自中央廣播電台 2019年8月26日 下午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