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淺談中國無政府主義的消亡※

              *香港01*觀點 撰文：評論編輯室2019-08-06 21:28

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在早期傳入中國時又被稱為安那其主義，是比馬克思主義更早傳入、流行於中國的思想(學界普遍認為是在1905-1920或1930年代)。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崛起的最初幾年，無政府主義發展的勢頭仍很強勁，在1919-1928年間共成立了92個無政府主義團體，甚至許多第一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先前或多或少都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但為何無政府主義最後被邊緣化了呢？這個問題引起了不少學術界的探討，包括國立台灣大學的楊芳燕教授、王遠義教授等等均有著述討論，而這些討論放在今日也絲毫不過時，提醒着我們去思考社會運動如何發展。

無政府主義者嚮往一個有秩序而無國家的社會。學說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它相信人性本善，且是自由、平等，可以自發自動地創建出理想的新社會的。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人為秩序（各類組織如國家、政府、宗教等）對自然的秩序的破壞，認為「惡」（人性的扭曲、社會的不公義）正是這些後天環境因素（強制性的權力關係）所誘發。這種觀點認為，國家與社會之間、良心意識與權力權威之間，必然是一種永恆的衝突。於是在考量個體性與社群性關係時，無政府主義者相信「自然」會提供規則、標準來導引人與社會匯流於大合諧之中。基於此，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組織、權威，並且不認同改革需要動員政治、群眾力量，而是相信群體的自發性。

無政府主義一開始傳入中國的時候，能夠贏得不少市場，並能夠影響部分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不無關係。

清末民初，面對內憂外患，國人開始向西方尋求新思潮的解答，這從根本上為中國社會政治帶來巨大變革。首先是打破了千百年來皇權至上的思想，其次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秩序的解體。以國家、家族為樞紐的社會政治秩序，以及這套秩序所涵蓋的諸多權威及權力的現象，不再被理所當然地認定為自然、不可挑戰的秩序的一部分。在救亡圖存的呼聲下，當時的知識分子急切地想要全盤改造固有的社會政治秩序：推翻皇權、走出家庭、割除封建倫理等等。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講求根除一切形式權威的無政府主義的崛起，無疑是對傳統社會政治秩序之解體的回應，也因而吸引了大批追隨者。

然而在推翻舊有制度、權力架構和秩序之後，具體應該如何前行？無政府主義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導致了其在20世紀上半葉逐漸淡出歷史的舞台。

首先，無政府主義開宗明義反對國家的權威。他們認為國家的權威系統建基於財產私有、階級制度等等，而這些鞏固了社會中的不公義、激發了人性的惡，加深了統治者與被治者、富民與貧民、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不平等及壓迫。無政府主義者因而將國家視為「萬惡之源」，認為它強行將人類整體作出有違自然的區隔，并導致國與國之間的紛爭。所以瓦解國家以及近代民族國家體系，是無政府主義者認為通往社會主義至善世界之前提。因此，當李大釗認為應運用國家機器（無產階級專政）過渡到新社會，并將民族解放運動的獨立建國立為目標時，中國無政府主義的開山鼻祖劉師培卻明確反對這一目標。在遭逢西方入侵的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亦以建立民族國家為一大使命。因此就建國目標而言，無政府主義是無力回應的，漸失言論市場上的競逐能力，並帶來虛空、焦慮之感。

其次，正如前文提及，無政府主義者堅持的社會革命，是自發性的群眾革命。比如劉師培從道德的角度反對政治的立場，堅持群眾自發性的直接行動，拒絕與群眾做政治的連結。最終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群眾的無動於衷讓理想破滅。這就顯示了無政府主義自身理論的局限。這種局限讓許多原本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人找不到出路。

在20世紀上半葉，無政府主義者在何破除舊有秩序、權力結構之後，為何未能贏得更多的支持，上文僅能言之一二。然而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在當時無政府主義缺少一種將理念與中國社會現實連接的方式。它提出了許多否定，但是由於學說本身相信群眾的自發性和人性本善，而沒有進行重新的建構，遂讓無政府主義消亡於虛空與焦慮。相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支持破除舊有的制度框架後，建立了具有政治現實感的革命綱領，再加上列寧式革命政黨的組織，一則使得知識分子和群眾有了具體的連結方法，讓知識分子擔當傳遞革命火種的角色，將群眾納入到革命運動中；二則讓革命有了新的前進和建設的方向。因此，部分無政府主義者在對舊有的一切予以否定後，陷入的虛無迷茫時，轉而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曾興盛一時的無政府主義，也就逐漸淡出歷史的舞台。

今天，我們再回望這段無政府主義由興起到逐漸邊緣化的歷史，是為了去思考眼前的道路。我們要批判什麼，如何批判？我們是否要建立什麼，如何建立？

                           ※「和理非」必須要求停止暴力衝突※

              *香港01觀點* 撰文：評論編輯室2019-08-08 11:48

上月底「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在獄中發表致香港人的公開信，希望示威者「不要被仇恨支配自己」，在危難中，要時刻警覺與思考。梁天琦過去宣揚「香港獨立」和「以武制暴」的思想，絕不可取，《香港01》曾經明確認為他主張完全置香港人利益於不顧的危險政治立場，不適合出任立法會議員。不過，在經歷了周一（8月5日）罷工行動以及隨之引發的多區嚴重示威衝突事件之後，極端示威者已經瀕臨失控邊緣，梁天琦「仇恨支配論」不幸言中，值得港人——特別是示威者——深思。

根據職工盟收集的資料，從各區罷工集會人數及地區主辦人收集的數字粗略估算，周一罷工的參與人數達35萬，其中29萬人參與了各區的罷工集會，是回歸後首次全港規模的政治性罷工。不論數字是否科學，參與罷工的人數確實不少，但與此同時，支持罷工的示威者竟然阻礙地鐵及其他交通工具，阻礙其他人上班，強迫他人罷工，甚至因此與其他市民發生衝突，出現各種打鬥場面。

這是不合作運動的應有之意嗎？約從周一下午一時開始，全港不同地區陸續爆發警民衝突，包括天水圍有不少市民在警署外集會，聲援前一日被警方粗暴對待的女子，繼而被圍捕，這是否與推動罷工的人鼓勵用「和理非」方式表達意見的原意相符，值得疑問。當日沙田、黃大仙和深水埗更是硝煙彌漫，極端示威者分別在警署外縱火、投擲磚塊，甚至朝紀律部隊宿舍投擲催淚彈，不單止禍及警隊，更包括其他紀律部隊的家人，情況令人憂慮。

根據警方初步估算，截至周一下午6時30分，警方光在黃大仙一區便至少發射過300枚催淚彈，數量是6月12日金鐘清場行動的兩倍。警方全日在全港各區總共使用約20發海綿彈、140發橡膠子彈，和800發催淚彈，總共拘捕148人，包括95男53女，年齡介乎13至63歲。

平情而論，警方連日來的清場行動不時有用武過當之嫌，包括防暴警察對抗爭者乃至向記者頭部方向開槍，也有不相干的路人被防暴警察用長盾推跌地上。警方速龍小隊圍捕抗爭者時，可能用了過重的武力撕走示威者的面罩。8月4日，警方亦在西環的清場行動中，將三枚催淚彈發射到私人屋苑平台，可能危及居民。這些行為廣見於新聞及網上片段，必定讓市民感覺警方的行動缺乏專業，彷彿超越了專業警隊應有的鎮定和理性，加深了市民對警方執法尺度的疑慮，甚至不滿。

香港警隊的任務就是維持社會治安，任何違法行為都是警隊必須即時應對，這是毋庸置疑的，更是警隊責無旁貸的工作。無論輿論如何諒解示威者，他們的行為都依然是違法的。警隊的工作是執法，他們沒有特赦示威者的權力，只有法庭才能承擔裁決的工作。如果警隊可以選擇性執法，這是我們想見到的嗎？大家強烈批評警方在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時長時間沒有到場，不正是指出警隊絕不能選擇性執法？

示威者必須撫心自問，既然認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批評警方蠻橫，那些極端示威者的作為，不也與他們所憎恨的事情愈來愈相似，背離了他們最初提出的「不流血、不受傷、不被捕」抗爭精神嗎？還是這種精神只是針對示威者，而不是針對被示威的對象？就算「和理非」對示威者的極端行為給予諒解，但能同時否定警隊執法的天職嗎？

舉例來說，在8月5日的示威衝突中，曾有一輛私家車突然駛進示威者隊伍中一處空位，有人受到驚嚇，但無人受傷，惟隨即便有極端示威者衝前持武器打破車窗，並將司機拉出車外以拳毆打。在沒有示威者受傷亦沒有瞭解司機意圖的情況下，便不問情由地動用私刑，更不惜損害他人財物，難道這就是示威者所展示的道德高度嗎？如果這名司機投訴為什麼沒有警察快速到場，他的投訴合理嗎？還是認為警察沒有必要到場拘捕打人的示威者？

回想7月初曾有跆拳道黑帶的義工，在守護九龍灣連儂牆期間，被一名男子連續以13拳襲擊而不還手，事後記者問為何不還撃，該名義工稱是為免傷及他人及被誣衊打架，也希望「毋忘初衷」，不想為一面牆而有人受傷。或者大家應該回想這名義工當時的心境，示威者可否認同並採納他的態度？

這場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社會運動，至今已將近兩個月，不論是政府、警方還是示威者，都是時候冷靜思考，若任由這樣的極端行為持續下去，究竟是離「初衷」和「天職」遠了，還是近了？梁天琦在公開信中強調，政治工作不只是要令支持自己的人繼續支持自己，更是要令不支持自己的人轉為支持自己。從政治手段審視，他的說法沒有錯，但當堅持的立場是完全背離公眾利益，如他曾經倡議的「香港獨立」，或激進示威者要求香港進入一種「無政府」狀態，恐怕再「好」的手段都無法成功。

同樣，若警方執法時未能有理有度，甚至殃及無辜，也只會適得其反，社會對此亦會強烈批評；而極端示威者妄將情緒和矛頭發泄在不相干的市民身上，甚至濫用私刑，公然和毫無顧忌地違法，又是否不能批評？誠如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在2016年引用德國哲學家尼采一句贈予梁天琦的名言：「當與怪獸搏鬥時，千萬不要令自己也成為怪獸。」

政府作為掌政者，自然必須為過去兩個月發生的社會衝突承擔主要責任，有關高官也應該問責。但示威者必須冷靜思考，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也該一起讓那些在最前線用暴力衝擊的年輕人臨崖勒馬，還社會一個和平理性的空間進行溝通，而不是淪為殺君馬的道旁兒，坐視事情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如果「和理非」不能在關鍵時刻明確要求激進示威者停止所有暴力衝擊，還社會安靜，這樣的「和理非」與政府對社會不公的冷漠又有什麼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