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窺時代下“政治人生”那場場的戲※ 

 俗話說：“戲上有時則世上有”，這句話相信大家都很認同，書現在很多，特別是網路上的還很多，每一本書都有著不同的故事情節，也有著不少故事講的就是男女間的那點事情，沒有戀愛過的時候，把戀愛的事情看得如何的美好，要死要活的，可是，戀愛了，又對於成家的事情充滿了想法，成了家後，時間久了，又想著家花沒有野花香，總想在外面找到婚外情，人生其實就是一場戲啊！ 

小說中，三妻四妾的，全是建立在強權的基礎上面，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失去一切！這理論雖然不對頭的地方多，但是，它還是表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你本身得強大，只有你強大得成了參天的大樹，一切東西才能在你的遮蓋下生存，有朝一日你不強大了，你遮擋下的那一切必將散去！  路是自己走的，走什麼樣的路都要由自己選擇，一個從政者要想走向成熟，要想讓自己的心變成一塊鐵。一些高官在出了事情時的心態變化，他們肯定是因為某種的原因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親人，或是情人的，這才縱容他們的各種事情，最終因為這些人而牽連到了他們自身。 

人生就是“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別把自己看得多麼的重要，看得缺了自己之後地球就不轉了，關鍵的是看自己的取捨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官場上表現出來的就是營造一個大的網路，許多複雜的事情就變成了一件簡單的事情！  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情，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這話是精典，身在官場，除了你本身過硬之外，還得有一幫子人幫你助威，當你的關係網鋪得足夠大時，你就會發現，你要做的許多事情都很順利了！

    他的一生，被放大的是兩段婚姻、三個女人，而被隱去的是政治人生！ 

                                         <再別康橋>   徐志摩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裡的艷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裡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爛裡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徐志摩的一生，被放大的是兩段婚姻、三個女人，而被隱去的是政治人生。徐志摩直到去世都是青年，年僅35歲。當後世慣於把他的一生簡略成兩段婚姻、三個女人和幾首口耳相傳的愛情詩時，那個懷揣著救國夢想渡海、以政論文章針砭時弊的青年，卻漸漸地不為人知。

最早想當社會領袖

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浦碼頭，“南京號”輪船緩緩起錨離岸。21歲的徐志摩站在甲板上，揮手向前來送行的親友告別，踏上了赴美留學的旅程。

徐志摩曾說：“在24歲以前，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漢密爾頓。”這位漢密爾頓，是美國開國元勳、首任財政部長。他是一位政治家、社會領袖。由此能看出徐志摩想做中國的社會領袖的欲望。徐志摩以漢密爾頓為目標，是想從經濟入手來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為此，他還取了個英文名“漢密爾頓·徐”。

徐志摩到美國後，進入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學歷史系就讀。但他真正收穫的並非是課堂上的知識，而是被點燃的愛國熱情。

1918年11月，當一戰勝利的消息傳來，美國人湧上街頭歡呼慶祝，發自肺腑地為國家驕傲。徐志摩初到異邦就旁觀了這一幕，感觸頗深。

“他與室友共同訂立章程，發奮向學。章程的內容除了早起晚睡，多運動、多學習以外，還有每天7時朝會（激恥發心），傍晚面對祖國方向，高唱國歌。”《徐志摩傳》的作者韓石山說。

徐志摩到美國後不久，就聽說有一個留學波士頓的中國學生建立了愛國組織國防會。他認為，與其窮居，不如張揚，況且附近的紐約有不少英賢之士，不可失之交臂，於是約了好友前往波士頓，還去了哈佛大學。他在哈佛待了3天，不僅加入了國防會，還結識了吳宓、趙元任、梅光迪等中國留學生。

1919年年底，徐志摩來到紐約，進入漢密爾頓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政治學。充滿競爭和壓力的大都市進一步激發了徐志摩的愛國熱情，也讓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了興趣。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實業救國上面，轉而關注社會問題。

1920年，徐志摩以畢業論文《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結束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日子，收起行囊，準備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院讀博士。這一次，他追隨的目標，變成了哲學家、和平主義社會活動家伯特蘭·羅素。

參與“中國的文藝復興”

最終，徐志摩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家拉斯基教授，並開始一些政治實踐，比如參觀基層選舉。這一時期，他給國內的《改造》雜誌寫了幾篇文章，談的也大都是政治話題。

這讓徐志摩如魚得水，朋友圈中既有狄更生這樣的大作家，又有知識界領袖迪金遜、激進學者歐格敦這樣的社會活動家。1921年，徐志摩在狄更生介紹下，進入劍橋大學就讀。同年10月，他從歐格敦處拿到了羅素的住址。他立刻寫信請求見面，很快如願以償，從此成為羅素家中的常客。

徐志摩的英倫行結束得突然。1922年8月，他突然決定回國，並放棄了博士學位。在這個決定的背後，既有眾所周知的原因——追尋林徽因的腳步，還有一個少有人知的理由——恩師梁啟超有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計畫，需要其回國相助。

早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徐志摩就被梁啟超的學識、文采和思想所折服，赴美留學前，又成了梁啟超的弟子。

“梁啟超主導的大部分文學活動，都可以說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響著徐志摩。”韓石山解釋，“梁啟超召喚徐志摩回國參與的‘中國的文藝復興’，就是一個振興中國文化的計畫。”

徐志摩回國後不久，就搬到了北平石虎胡同7號，負責處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和新月社的英文信件。工作之餘，他就帶著皮包四處投稿，逐漸在新文化運動後群雄割據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屬於自己的天地。

批判社會的勇氣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等人提出要建立由知識份子中的“好人”組成的“好人政府”。於是在吳佩孚的支持下，法學家王寵惠、北大教授羅文幹等人入閣，但財政總長羅文幹的被捕讓“好人政府”如曇花一現。

這激起了知識界的強烈不滿。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辭呈，聲援羅文幹。初回國的徐志摩，帶著滿腔理想主義的勇氣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寫下了《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並發出了“無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徐志摩不是一個純粹的詩人。回國後的兩三年間，在建樹詩人聲望的同時，他更多的是以時政評論家的身份說話。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這類文字。”韓石山說。早期徐志摩發聲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種報紙雜誌，在接辦《晨報副刊》後，那裏成了他的陣地。

1926年3月，日艦轟擊大沽口炮臺，國民軍還擊，史稱“大沽口事件”。是時，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輪上，聽著傳來的陣陣槍鳴炮響。回北平後，因八國要求拆除大沽口炮臺國防設施的通牒引發的“三一八”慘案，讓徐志摩終是難抑憤怒，寫下了《梅雪爭春（紀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報副刊》上，聞一多、饒孟侃等人紛紛發表詩文譴責北洋政府的暴行。《晨報副刊》上的《詩刊》創刊號幾乎成了“三一八”慘案紀念專號。

韓石山認為，《晨報副刊》這個陣地，正好展現了徐志摩批判社會的實力與勇氣。

因國難匆匆北歸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決定和外交官顧維鈞一道，乘張學良的專機南下。此前因顧維鈞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這12天，他幾乎與北平的好友都見了面。

其中與劇作家熊佛西最後的長談，頗值得深究。“記得正是深秋陰霾天氣，北風呼呼地刮著窗紙，落葉紛紛在院內卷起。熊熊爐火，一杯清茶，我們互談心曲，他說往事如夢，最近頗想到前線去殺敵！他恨不能戰死在沙場上！他什麼樣的生活都已經歷，只沒有過戰場上的生活！他覺得死在戰場上是今日詩人最好的歸宿。”熊佛西後來回憶說。

當時，“九一八”事變的炮聲剛過，民族危亡激起了每個中國人體內的血性。韓石山感慨道：“徐志摩在人生的最後幾年，對政治的熱情一度有所消退，但在‘九一八’事變後，他的愛國熱情再度高漲了。顧維鈞當時負責和日本人打交道，要南下向中央彙報東北、華北局勢。兩人同乘飛機，又是好友，東北、華北的情況應該都是有談到的。這也就不難理解徐志摩為什麼南下後又立刻北歸了。”

徐志摩回到上海後，與陸小曼發生過爭吵。11月19日清晨，他乘“濟南號”飛機去北平，終因飛機誤觸山頭而遇難。與陸小曼最後的爭吵，以及趕赴林徽因在北平協和小禮堂的報告會，似乎為徐志摩的人生畫了一個桃色的句號。

事實上，早在11月9日滯留北平時，徐志摩還給陸小曼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我此行專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則我也顧不得。且走頗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約表示精神，故即（使）成行亦須於三五日趕回，恐你失望，故先說及。”

韓石山解釋道：“所謂北大同人，就是北大的教授們，所謂表示精神，就是要在日寇步步緊逼，東北局勢危急，華北幾將不保的國難時刻，表示他們同仇敵愾的信念。這為徐志摩匆匆返回北平提供了另一種解釋。徐志摩這一生，要說他堅持了什麼政治思想，其實並不明確。但有一件事他堅持，那就是愛國。”

                                金庸的“政治人生”那場戲

“六中全會通過的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事求是、坦白公正地從政治上解決了歷史上的一些問題，國內外反映都很好。” 

這是1981年7月18日，金庸接受鄧小平接見，侃侃而談的情景。他不僅談了對十一屆六中全會的看法，還涉及“世界上有很多種不同的社會主義”“要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等。當天的會見持續了1個多小時，金庸成為鄧小平單獨接見的第一個港澳同胞。

和傳統士大夫一樣，金庸具有強烈的建功立業的功名之念，但也深諳進退之道。他的性格中，既有“狷狂”的一面，又有“守拙”的一面。金庸與政治相連的一生，折射出的是一個現代知識份子的求索和抉擇。 

少年求官：曾負安邦志，遂吟去國行 ！

縱觀金庸一生，抱負不在“立德”，不在“立言”，而在“立功”。 

1924年，金庸出生于浙江海甯，原名查良鏞。查家曾是政治家族，鼎盛時曾留下“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之佳話，後來亦湧現出蔣百里等軍政名人，家風淳厚，重氣節。在這樣的環境中，金庸接受了傳統教育，又深受新式學校的影響，更愛躲進書房看《兒女英雄傳》、《江湖奇俠傳》等武俠小說，從小就能把一件小事講得跌宕起伏。 

少年金庸志不在小，多年後致信老師，言昔日曾“自封為獨裁者”。而求學期間，他兩次被“勸退”，也與政治緊密相關。 

“某日課餘，忽然人頭濟濟，數十人在圍觀圖書館外走廊的壁報，前排有人高聲朗誦，諦聽者無不拍手稱快。壁報上是《阿麗絲漫遊記》一文，描述阿麗絲小姐千里迢迢來到聯高校園，忽見一條色彩斑斕的眼鏡蛇東遊西竄，吐毒舌，噴毒汁，還口出狂言威嚇教訓學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煩了，就叫你永遠不得超生……’” 

這是1940年，就讀于麗水浙江省立臨時聯合高中的金庸，仿照《愛麗絲漫遊奇境記》，撰文諷刺監視學生的校訓育主任沈乃昌的情景，這也招致他第一次被勒令退學。 

3年後，金庸考入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但不久又惹出麻煩——有同學主張，見到校長蔣介石要起立立正敬禮，金庸卻稱這種行為“跟見到希特勒一樣”。雙方鬧到學校那裏，金庸被認為“對校長不尊敬”，再次被勸退。 

有研究者認為，早年的金庸，心內充盈著“浮躁淩厲”之氣。而1943年、1946年就讀“國立中央政治學校”“東吳大學”時分別選擇的外交系、國際法系，亦能看出其志在從政。

時間來到1950年，大陸解放。當時在香港任《大公報》國際電訊翻譯的金庸，有了一次參與政治的機會。他寫出的論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海外的產權》，論述鐵路部門在香港資產應歸共和國所有，發表後受到新中國外交部顧問梅汝璈讚賞，發電報邀請金庸來京工作。金庸不顧妻子阻攔，執意北上。

曾有人這樣記錄當時情景，“只見查良鏞上穿方格恤衫，下著牛仔褲，一身小資產階級打扮，獨自興高采烈地去了北京。”但很快冷水潑下，金庸選擇回到香港。 

晚年的金庸曾總結這段歷史：“我的第一個理想，是少年青年時期努力學習。第二個理想，是進入社會後辛勤發奮，做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都有利的事……”有論者認為，從12歲到26歲，金庸一直在為踏上仕途做準備，從未偏離航道，更未有過小說、劇本發表。而這次求職未遂，也成為金庸人生的轉捩點。

中年評官：金風野店書生笛，鐵膽荒莊俠士心！

1959年創辦《明報》並將其操持得紅紅火火，是金庸職業生涯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但投身報界，也可能是金庸從政受阻後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彼時，從新聞界到政界的道路甚通。1938年，金庸表叔蔣百里就曾說：“現在國家的中堅人物，哪個不是新聞記者出身？” 

除卻兩年編劇生涯，從上世紀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近半個世紀，金庸奔波于杭州《東南日報》、上海《大公報》、香港《大公報》《新晚報》，自己創立《明報》及明報集團，終成華人世界的知名報人。 

《明報》草創時的金庸，化身趕稿狂人，一手寫小說，江湖恩怨，兒女情長；一手寫社論，國際國內，波雲詭譎。始終關注現實政治、切中時弊，是其社評的“秘密武器”。金庸終究對政治不能忘情，不能幹，只好談了。 

三年困難時期，內地有人逃往香港，1962年5月達到高潮，香港承載不了，只能將人堵在深圳的梧桐山一帶。金庸派記者在前線採訪、拍攝，每天送食品給難民，讀者也受到感染，連日捐款。其間金庸寫了篇標題為《火速！救命！》的社評，報紙銷量大增。後來，《明報》發展成海外華人知識份子的一個陣地。 

金庸社評的另一特點，是“喜作國際國內政治預測”，且後大都驗證，讓人直呼“神了”。 

如上世紀70年代，美國跟越南打持久戰，金庸便常把戰爭進程通過社評“劇透”出來；文革初，林彪一時風頭無兩，金庸卻發表《林彪漸露跋扈相》。對鄧小平，他則大加讚賞，預測其“必將複出”。1981年底，他還預測到香港要收回，收回前15年就公佈。

金庸預測何以這樣準確？事實上，這正源於他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長期關注，對歷史及人性的把握。他對友人說過，對一個30年來關注政治發展的人來說，一些政治人物的動向都是“有蹤可尋”的。

金庸的政論和社評影響深遠。1993年3月江澤民會見金庸時，還提到讀過金庸的政論文章，有些地方能引起共鳴。此前，江澤民還特地請人把金庸的社評作了英文翻譯。

在這一階段，金庸的性格多了柔軟與練達。比如，他曾苦勸個別作者修改投給《明報》的文章，將刺眼的文字改得柔和一些，不至於讓當局找麻煩。 

不過，大多時候仍鋒芒盡顯。常年為《明報》撰稿的林燕妮觀察：那時“查良鏞談吐溫文，但性格剛多於柔，強多於弱。《明》系是他的王國，他的作風有點像帝王，永遠禮數周到，但休想影響他的決定一分一毫。他是個天生便有權術的人，沒人能逃出他的五指山”。

自1955年寫作《書劍恩仇錄》，到1972年封筆，金庸創作出15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書中，金庸用很大篇幅表達過自己的政治主張。從《書劍恩仇錄》對治國平天下的憧憬，《射雕英雄傳》郭靖等人對政治的參與，到後來《神雕俠侶》對禮教的反對，及至《笑傲江湖》對權力惡鬥及個人崇拜的批判，再到《鹿鼎記》描摹權力鬥爭史和國民性的悲劇，展現出金庸政治觀的深刻變化。書中人物的出世與入世，做官與歸隱，亦展示出其思想的矛盾一面。

暮年為“官”：劇飲千杯男兒事，杏子林中，商略平生義！

 “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

“從法國傅立葉、聖西門，英國的歐文提出社會主義理論以來，世界上已有許多種不同的社會主義。”

“沒有定規麼，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是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與金庸的對話。鄧小平通過見金庸，讓港澳臺及海外同胞對十一屆六中全會及《決議》精神有了更深入瞭解，促進了團結。

同樣，1993年3月，金庸進京與江澤民會見、訪問青島、煙臺等地後寫成長文《北國初春有所思》，高興地描述內地熱火朝天的經濟新形勢，亦讓世界為之矚目。

十五部武俠小說加身的金庸，早已為各方關注。他常直言表達政治見解。早在1973年，金庸應邀訪台，便在與其“書粉”蔣經國的長談中，批其搞家長式的領導。

盯上他的，還有外國政要。1982年，中英就中國收回香港開始磋商。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到北京前途經香港，也與金庸會晤。“她希望我支持英國不歸還香港，但被我拒絕。第一，香港是中國的，該還。第二，你簽條約99年，現在到期，你怎可不守信用！”

他忘不了在故鄉海甯讀小學時，歷史老師講到鴉片戰爭時“突然掩面痛哭”，全班小學生“跟著他哭泣”。“所以對收回香港，即使要我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金庸曾說。 

老驥伏櫪的金庸，終於在事關香港前途命運時邁向政治舞臺。1985年7月起，他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當他在全體會議上長篇發言完畢，會場掌聲雷動，雷潔瓊走上前去，用英語贊許道：“你的發言好極了！” 

1986年，金庸被任命為起草委員會政制小組港方負責人，這使學法的金庸有了用武之地。一系列任命也被認為是對其早年政治抱負的慰藉。

當時，該小組負責起草基本法關於特區未來政治體制的內容。金庸和實業家查濟民提出了“雙查方案”，希望政制發展循序漸進。他還在《明報》等撰寫社評、受訪稱一國兩制是“天才的設想”，並到新聞出版界、文化教育界等解疑釋惑。 

此時的金庸仍有鋒芒，他與政治組內地組組長、北京大學教授蕭蔚雲有時會產生不同意見，爭論是經常的事。但兩人常坦率地交流和辯論。後來成為好友。 

1990年2月27日，《基本法》獲得通過。金庸說：“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此後，金庸又作為特區籌委會委員，參與了更多工作。在他看來，助力回歸是比創作小說更大的成就。

隨著新世紀前後，改編自其小說的影視劇頻頻問世，金庸熱再度席捲兩岸三地。擔任大學院長、到劍橋修讀歷史學博士……奔波于內地、香港、劍橋、紐約等地的金庸，也引發了爭議，不僅昔日在報社搞一言堂，“斤斤計較、刻薄對待員工”等舊聞被扒出，有人還認為此時的金庸世故漸多，有趨炎附勢之嫌，不復當年之鋒利。 

2018年10月30日，94歲的金庸在香港逝世，其生前受官方推崇，擔任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對金庸逝世表示哀悼，對其親屬表示慰問。

金庸畢生並未實現“治國平天下”的願望，未能像他崇拜的名臣范蠡和張良一樣，先在政壇“大吵大鬧一通”，只得“飄然而去”。但他在武俠小說和社評中傳遞的政治觀，他自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治作為，都給後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具有超越時代的永恆魅力。他與政治相愛相殺的一生，也讓世人看到，一個讀書人可以達到怎樣的一種高度。 

正所謂，輸贏成敗，又爭由人算？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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