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南海“忍氣吞聲”的時代將一去不返※  2016年12月21日22:43

據環球網報導，12月17日在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酒店如期舉行。作為環球時報-環球網年度重磅大戲，本屆年會共邀請來自國內外政界、學界和輿論界的百余位權威人士、專家學者出席。與會嘉賓將圍繞“世界深陷困窘，中國加快轉型”的主題，留下他們對2016年的思考和對2017年的展望。

路透社16日報導，美國國防部一名官員當天表示，中國海軍在南海國際水域捕獲一艘美國的無人水下潛航器。
這名官員聲稱，這個水下潛航器在南海"國際海域"合法進行軍事測量，享受主權豁免保護，上面還有英文字樣，明確說明是美國政府財產，不得取走。
對此，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在接受環球網記者採訪時表示，關於昨天的問題，外媒所謂的國際 海域，是美國的一家之辭，在海洋法公約中根本沒有(這樣的說法)。海洋區域有幾大類：領海、領海之外是毗鄰區，然後是專屬經濟區，專屬經濟區之外是公海， 公海有公海的一套管理規則。所以，國際海域應該說不是一個明確的法律界定。

顯然，美國被中國捕獲的無人潛航器不在國際海域。估計是在黃岩島附近海域，中國需要判斷是否在中國主張的專屬經濟區之內。如果是，那中國對這種從事科學研究的潛航器擁有管轄權。捕獲以後中國下一步採取什麼措施取決於中美雙方對這一事實的認定和最終的交涉結果。

吳士存表示："美國為什麼要用軍事測量船？因為他在《海洋法公約》關於專屬經濟區 的部分鑽了一個空子。這一點上中國是持保留意見的。就是沿岸國家對專屬經濟區行使管轄權帶有排他性的主權管轄權(從事海洋科學研究，從事海底電纜鋪設，專 屬經濟區中人工設施的建造與管理等等，擁有排他性的管轄權)。而軍事測量船則不需要征得沿岸國的同意，所以美國就鑽了這個空子。所以中國在這個問題上，認 為從事軍事活動有一個前提，必須和平利用，不得危害沿岸國的安全和主權。所以他進入九段線中，並不是像美國所說來測量鹽度等資料，它(無人潛航器)的實質 顯然是來刺探、跟蹤中國在南沙群島島礁建設情況的，是情報偵察。另外，它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探測中國在南海的潛水艇航路。"

他認為，從這個意義講可以判明，美國的無人潛航器對中國的安全構成了威脅。或者是通過這種方式進行一種新型的"抵近偵察"。他說："你(美國)來幹什麼？相信美國軍方心知肚明。"

吳士存表示，前兩天哈裏斯的表態，代表了美國"官方的一種強硬的聲音"。所謂的仲裁出爐後，南海問題總的情況是降溫的。但美國並不甘心南海問題回歸雙邊磋商的軌道，並不甘心南海地區"太和平、太穩定"。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美國始終都在把南海作為抓手牽制中國的和平發展。 
他認為，南海的平靜只是暫時性的、階段性的。因為核心問題沒有解決(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地緣政治競爭、海權的博弈)，所以美國又回來了。所以，這可能代表了南海問題的一個趨勢--因為美國的再次深度介入而升溫。 
吳士存在回答"中國是否在南海問題上的掌控能力越來越強，不會再讓美國為所欲為" 的問題上表示："這是很顯然的。"他認為，中國軍方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會很有信心。南海的戰略態勢，隨著中國在南沙島礁相關設施部署到位會逐漸改變。哈裏斯 的一番講話，也代表了美國軍方的一種焦慮，因為在美國的眼中這是一個共用的海域，不能讓中國"一家獨大"，而他已經看到了這種趨勢。美國要想在這裏"橫行 自由"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讓其再為所欲為了。 
他表示，中方捕獲美國無人潛航器釋放了這樣的信號：美國進行抵近偵察，威脅我的國家安全，我有反制措施。2001年的撞機事件，2009年的"無暇號"事件，在很多事情上，中國只能"啞巴吃黃連"，忍氣吞聲，這個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了。

※關於中國引領南海戰略態勢的新思考※  來源：搜狐2018-05-15 19:07

作者：黃鳳志 羅肖（作者分系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關係專業博士研究生）

中國始終是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推動該地區國家合作與發展的堅定力量。自2012年以來，南海戰略態勢歷經數輪的“風高浪急”，幾近失控，終於在2016年下半年峰迴路轉，走上重回對話合作的正軌。然而客觀地講，這種相對平靜局面的基礎並不牢固，遠未到可以高枕無憂的地步。一方面，嚴重制約南海局勢緩和的結構性矛盾即主權爭端與大國博弈並未有效彌合，中國面臨的體系性約束有增無減。而且從長遠來看,儘管中國海上力量和整體實力繼續壯大，國際話語權弱勢、依然相對模糊的南海權利訴求、對國際仲裁的回避等問題依然存在。因而可以預見,中國短期內仍然很難在南海形成壓倒性的力量優勢和心理威懾。

另一方面，中國的戰略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南海政策選擇。南海問題本身很重要，同時它又是中國戰略總環境和總任務中的一個部分,需要盡可能將它置於中國的戰略大局之中去考慮，去處理。作為各大國拉攏對象的東盟國家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節點、命運共同體等核心外交理念的重要“試驗田”，而南海問題又是東盟越來越重視的安全議題，被視為中國和平崛起的“試金石”。面對南海問題的東盟化，如何恰當處理在較大程度上針對中國的“東盟規範”將約束中國的東盟力量轉化為遏制挑釁、促進合作的正能量,是一項不容回避的重大課題。本文將通過分析中國在後“擴島”、後“仲裁案”時代所具有的優勢與面臨的挑戰，探討中國在引領南海戰略態勢方面的政策選擇。

一、中國引領南海戰略態勢的優勢

戰略態勢是指戰略部署和戰略行動所造成的狀態，是戰略指導者在客觀物質條件的基礎上主觀運籌的結果，也是進行戰略決策的依據。“形勢比人強”，戰略重在謀勢，核心在於增強確定性、掌握主動性，通過改變對手的利益和政策預期，推動某一問題朝著對己有利的方向演進。儘管中國當前仍不足以主導南海戰略態勢，但相較於2010—2012年間越南、菲律賓變本加厲甚至明目張膽地蠶食中國海洋利益、衝擊中國的南海政策底線的惡劣情況，目前中國已華麗轉身為名副其實的“遊戲改變者”和“規矩確立者”。尤其是以南沙島礁建設等為代表的中國南海維權實力與維權意志的彰顯，歷史性地強化了中國在南海的利益止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能力以及提供海上搜救等地區公共產品的能力，越菲等國的現場挑釁將再難成功，“黃岩島”及“中建南對峙事件”也標誌著中國在南海的控局和開發能力得到了急劇增強。具體而言，近些年的南海維權行動為中國引領後“擴島”、後“仲裁案”時代的南海戰略態勢積累了以下優勢：

第一，中國在南海的前沿威懾顯著提升，越菲等國的正面挑釁更難得逞，南海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軟著陸”。作為南海問題的受害者，中國在南海尤其是南沙群島曾經長期處於鞭長莫及、有心無力的窘境。除太平島外，中國南沙群島中條件較好、露出水面、有植被的小島幾乎被越菲等國侵佔殆盡，絕大多數岩礁、低潮高地也被其瓜分。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越菲更是不惜成本地對之填海造地、大興土木,修建了機場、碼頭、港池、跑道、導彈陣地、營房、直升機平臺等固定設施，甚至部署導彈等進攻性武器。反觀中國實際控制的南沙島礁，不僅數量少、而且自然條件差，都是隨著漲潮大部分面積沒入海水、可用面積狹小的細長礁盤；基礎設施建設也最滯後、最簡陋，上世紀九十年代用鋼筋混凝土修建的第三代高腳屋,歷經了20多年高溫、高濕、高鹽、高輻射以及颱風、狂濤的摧殘，急需修復、擴建。再加上後勤補給線漫長並深受複雜多變的惡劣氣象與海況影響、自衛與自持能力嚴重不足。因而，隨著中國海空軍力與海上執法能力的顯著提升以及面對南海“越維穩越不穩”的尷尬現實，中國急需突破地理上的先天束縛，將自身的實力優勢充分轉化為維權優勢。通過陸域吹填、南沙島礁建設，中國在南海腹地擁有了可以容納必要規模的軍事存在、行政存在以及經濟存在的牢固支點與投射力量的跳板，越菲等國進一步蠶食中國南海利益的風險和代價急劇上升，與中國進行“擴島”和“軍事化”競賽更是無異於自討苦吃。

第二，美國在南海的絕對軍事優勢受到更大程度的制衡，按照其利益乃至喜好主導南海局勢走向的成本與難度大為增加。凡事都講究師出有名，沒有東盟國家特別是南海問題當事國的邀請、回應與配合，美國介入南海問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將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淪為“光杆司令”、麻煩製造者。在很大程度上講，早已存在的南海問題之所以演變為國際矚目的地區熱點與中國的戰略困擾，正是美國鼓動、慫恿的結果,而美國在南海的絕對軍事優勢以及將南海問題視作“擠壓和‘鎖閉’中國、增加中國對外關係困難、縮減中國東亞影響的一個‘歷史性機會’”，則使越菲等國接收到了美國為其南海政策“背書”的可信戰略信號，相信借助美國的“虎威”，能夠在大膽蠶食中國南海利益中全身而退，同時博得美國的各種獎賞。然而，中國南海維權實力的顯著增強，勢必導致這一“互信互利”模式難以為繼，甚至趨向瓦解。其一，依託於在第一島鏈內及附近海域已經對美國形成不可小覷的威懾力的區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①隨著中國在南海預警與威懾範圍的大幅南擴，“未來幾天與你一同航行”②已成為中美軍事力量在南海的並存常態，美國對中國的抵近偵察面臨中國更有力的制衡；其二，美國對中國南沙島礁建設的反對無效，表明美國已經不足以輕易逆轉中國的維權意志與必要的實力施展。相反，針對中國島礁的羞辱性“航行自由行動”只會導致越菲等國所不樂見的後果，即中國“趁機”進一步強化對相關島礁的武裝建設，而且對美國“航行自由行動”的公開支持，也很可能使其數量眾多的南沙實控島礁成為中國“航行自由”的目標；其三，避免在中美之間公開選邊站、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是大部分東盟國家的共同願望，在中國“改變現狀”能力越來越強、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一帶一路”建設如火如荼的背景下，管控分歧、防止緊張局勢不斷升級實際上也是東盟對美國的軟約束。

第三，中國在南海油氣資源開發格局中的話語權大幅增加，備受冷落的共同開發有望實至名歸。由於南海問題涉及國家眾多、關乎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摻雜複雜的歷史記憶與衝突性的國民教育和民族主義情緒，再加上域內外大國勢力插手、對國際法的利己解讀、各國“均能從不同時段的歷史上尋找到物證或史料說法”。對中國而言，最務實、尚能大體接受、也有利於為南海問題的緩和乃至最終和平解決的選擇便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然而，貪婪、覬覦之心很難得到自動抑制，缺乏強有力的自主開發能力和資源捍衛能力，中國共同開發的倡議與規勸只會淪為越菲等國的耳旁風。而借助南沙島礁建設，中國以“海洋石油981”“藍鯨1號”等大國重器為代表的強大資源開發能力，則能夠延伸至油氣最豐富的南沙海域，進而對南海未來的油氣開發格局確立不可或缺的話語權。可以預見，越菲等國在南海爭議海域新的單方面油氣開發，不僅直接面臨中國的報復性開發，也將背負破壞“在行動上保持自我克制，避免採取使局勢進一步複雜化的行動”這一東盟共識的政治責任，為中國提供了干預其開發活動的國際道義優勢。另外,考慮到南沙海域遠離本土、自然環境惡劣、海底地形複雜、水深、存在內波流、生態脆弱、處於爭議等實際情況，中國自主、大規模、可持續地開發南沙油氣資源的商業成本較高、經濟風險很大，共同開發或者都不開發才是最佳的開發方案。“如果北京不軟化立場，不會有任何公司願意前往有主權爭議的海域開展勘探工作”。對於不具有自主開發實力而現有開發收益的相當份額又被西方各大跨國公司拿去的越菲等國來說，相較于都不開發或者冒著巨大風險強行獨自開發，退而求其次地與具備技術、資本優勢且在可燃冰試采領域取得超預期突破的中國共同開發、合作共贏，不失為明智之選。

第四,中國通過提供區域公共產品來引領南海海上合作、增進地區互信。聚同化異、積累互信、擴大利益交集是稀釋矛盾、解決爭端的重要路徑，擴大在與南海問題相關的重要低敏感度議題（比如航行安全、海上搜救等）上的合作，正是這一思路在破解南海問題的體現。南海是西太平洋沿岸國最多、國際航運最繁忙和資源生態環境最多樣化的半閉海，但迄今未能建立沿岸國多邊合作制度,各種事故搜救、環境保護、氣象監測、航道安全等問題上的國際合作十分缺乏。面對南海海域不時發生的海難事故、海洋污染、海盜劫船、海上犯罪以及不斷增加的海洋生態保護、緊急避難、海洋氣象觀測預報、防災減災、通訊導航、海上搜救、漁業服務等需求，相關國家往往無法形成合力,造成了許多原本可以減輕甚至避免的人員與經濟損失及環境損害。作為本地區實力最強、立志做負責任大國、越來越注重履行國際義務的國家，彌補上述公共產品與國際合作的赤字,無疑是中國的應有之義。而且這些都是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容易拉近與相關國家和人民的情感，是深化友誼、增進政治互信、提升中國道義形象、促進地區繁榮穩定的良機。但是，限於中國南沙實控島礁的原有“寒酸”條件，大型裝備根本無法（遑論足量）部署,即便是海上搜救力量也不得不從遙遠的西沙甚至海南島調集，遠遠不能滿足中國對自身的區域角色定位以及南海周邊各國對高品質的海上公共服務的需求。而中國在南沙島礁所建設的國際航路島礁大型綜合燈塔、海上應急救撈設施、地面氣象觀測站和海洋觀測中心、海洋科研中心、綜合性醫療和急救設施等，則為上述海上需求與合作提供了較為充足的保障，為南海局勢的更持久緩和再添一道減壓閥。

二、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面臨的挑戰

南海問題，不僅是域內外大國對中國進行地緣制衡的有力籌碼，還蘊含著大部分東盟國家對中國戰略意圖的疑懼並由此實施的預防性戰略。包括南沙島礁建設等在內的中國南海維權，儘管是中國主權範圍或管轄範圍內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是在多種國際力量壓迫下不得不採取的行動,以及與日益增長的國力和國際責任相匹配的補償性開發，仍然招致利益相關方的強烈反彈,並且越發集中體現為兩種秩序的博弈，即中國基於主權的秩序與美日澳和越南等國基於國際法、國際規則的秩序的對立。對美國而言，通過國際規則可以塑造中國的行為，維持既有的亞太安全秩序；菲律賓和越南則因為實力較弱，只能靠國際規則來彌補力量的不足，以削弱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合法性。而與此同時，東盟也日益傾向於通過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地區規則即“南海行為準則”來規制愈加強大的中國。

首先，美國治下的南海權力格局是美國在東亞主導地位的重要標誌，美國對中國南海維權尤其是南沙島礁建設的施壓無效，迫使其通過增加中國南海政策的成本來抵消中國的收益。冷戰結束以來，護持全球主導地位是美國一以貫之的戰略目標，絕對的軍事優勢與無可匹敵的聯盟體系則是重中之重。隨著中國快速崛起、東亞影響力與日俱增、在一系列議題上被美國視為“聲音刺耳”，複雜、敏感的南海問題便成為美國“重拾”東亞地區主導權、打擊中國國際威望、遏制中國影響力拓展的“完美”抓手，而在較長時期內美國的確得償所願。但是，南沙島礁建設顯著扭轉了中國在南海實際控制非常不足的局面。一方面，美國介入南海問題的合法性與有效性較多地依賴越菲等當事國的邀請、迎合，中國的島礁建設則進一步鞏固了“黃岩島”“中建南對峙事件”所產生的強大威懾力，越菲等國不得不修正挾洋自重下的激進南海政策能夠利益最大化的心理預期，由攻轉守乃至尋求與中國更有利可圖的互惠合作（比如現在的菲律賓）。另一方面，南沙島礁建設為中國提供了部署地空搜索雷達與電子監聽設備的基地，有助於提升中國對南海中南部海空域的感知能力與情報搜集、監視、偵查能力，進而對美國的抵近偵察構成有力制衡。

所以，不論是維護美國的霸權威望、避免給外界留下向中國“屈服”的印象，還是遲滯中國取得更大權勢、保證“朋友圈”對其安全承諾的信賴，抑或保持南海問題的熱度、確保美國的軍事航行自由權，美國在南海必須“積極有為”——在避免與中國爆發直接、大規模的武裝衝突的同時，必須通過外交、政治、軍事威懾、法律、輿論戰等綜合性的政策手段，增加中國推進南海政策的成本，讓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既難看又難受”，使中國承受周邊關係緊張、國家聲譽受損等方面的政策代價，從而盡可能地抵消和否定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政策收益。目前，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聲調雖然較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大肆“政治化”大為收斂，但中美在南海的重大利益對立與認知分歧並未明顯縮小，美國軍方、政策官員、智庫、戰略界等精英層主張對華強硬的勢力大有人在，美國根據需要（比如南海局勢的緩和超出美國的預期、中國在其他方面未能滿足美國的利益要求、轉移國內壓力甚至新總統上臺等）回歸強硬路線的動力充足。特別是軍方在美國南海政策體系中的話語權突出的情況下，以所謂“航行自由計畫”為核心的南海巡航活動將繼續成為美國影響南海發展態勢的核心手段。事實上，美國當前的南海政策在去“政治化”的同時卻提升了“軍事化”程度，不論是軍事因素、軍事手段的分量，還是針對南海的軍事部署與行動，都呈明顯加強之勢。

其次，國際法理、規則的話語權之爭更趨激烈，在南海問題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任務更為艱巨。話語權既是話語的道義力量，即所謂的說話“有人聽”和“願意聽”；也是話語的強制力量，即所謂的說話“讓人聽”和“必須聽”，是綜合實力的集中表現和國家強大的主要表徵。因此，話語權意味著合法性,有助於贏得外界的協同和道義支持。在國際鬥爭越來越講究名正言順、有理有據的今天，不論是大國、強國還是小國、弱國，都需要通過爭取相應的話語權，將自身的行為解讀為更具合法性與正當性。圍繞南海問題的話語權之爭，主要表現在對重要事實道德化的標籤式描述（比如“強勢論”、島礁“軍事化”、“單方面改變現狀”）、對國際法尤其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釋讀（比如“航行自由”、權利“過度聲索”、“歷史性權利”）、對緩和局勢與爭端解決方式的倡議（比如“凍結”倡議、“基於規則的秩序”、反對“脅迫”和“以大欺小”）等。隨著中國南海維權實力的迅速成長，以爭奪、主導國際話語權來規制中國在南海施展力量，實際上正成為美日越等所倚重的對華施壓手段。

在美國看來，中國通過不對稱、模棱兩可、漸進、不直接訴諸于相當規模武力、但可以隨時運用武力的“灰色區域戰略”(gray zone strategy)，在南海大顯身手，成功地改變了“現狀”，置中國的鄰國於要麼承認中國的既成事實、要麼使事態升級的不利境地，美國保護其地區利益的實力與決心受到質疑。利用由其及盟友所控制的強勢話語和媒體報導態勢，美國則可以攜外交、輿論的洶洶之勢，為特別在意良好國際形象、著力推進與東盟“親誠惠容”及“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套上一道“枷鎖”，抑制中國進一步以實力改變“現狀”、變礁為島“擴張”海洋權利以及迫使中國更清晰地闡明南海“斷續線”的法律內涵。對於越南等國而言，“武鬥”風險巨大，得不償失，外交、國際法理鬥爭的硬實力門檻則較低，能夠揚長避短，充分鬥智，而且還能得到美日等國的聲援與西方主流輿論的同情，可謂不對稱的鬥爭利器（例如給中國造成被動的“南海仲裁案”）。

此外，大部分東盟國家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南海行為準則”也寄予厚望。對於聲索國來說，雖然各自的既得利益大小不一、對待中國的具體立場不盡相同（比如“胃口”最大、制衡中國決心最堅決的越南，悶聲發大財的馬來西亞）、彼此間的南海主張也存在衝突，但中國維權實力的壯大卻是其共同的威脅或潛在威脅。而隨著南海緊張局勢升級，東盟其他非聲索國以及作為地區組織的東盟也變得無法置身事外，需要“防止中國的單邊行為和謀取在南海的絕對優勢，促使中國遵守‘東盟規範’，並以符合東盟利益的方式與其共同管理南海爭端，防止該問題升級為地區衝突，並在此基礎上尋求爭議方之間矛盾的和平解決”。因而在懸殊的力量對比格局中，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南海行為準則”無疑能夠為弱小的東盟國家爭取到相當程度的確定感和安全感，甚至有可能成為越南等聲索國固化、合法化南海既得利益的“護身符”。

最後，南海地區新的力量分化組合日趨明顯，越南升格為美日印（度）等域內外大國的“香餑餑”，合力牽制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陸海複合型強國，當代中國海洋轉型過程中首先遭遇的將是來自周邊鄰國的壓力”，“儘管中國政府一再表明無意挑戰現存國際秩序，但這種說法針對的乃是全球均勢而不是區域均勢，而後者才是周邊鄰國關注的核心。”美國治下的南海權力格局既是東亞均勢的重要標誌，也是南海既有利益格局得以長期持續、其他大國成功利用南海問題制衡中國的重要前提。其中，以越南、美國、日本、印度為代表的國家，對中國南海力量的增長尤其敏感。在蠶食中國南海利益上，越南堪稱“視野遠、決心大、下手狠、收效高”除了佔據最多的南沙島礁,還對整個南沙群島、西沙群島提出主權聲索，更從南海攫取了巨額的油氣收益。隨著近海油氣資源的日漸枯竭，油氣富集區的南沙海域對越南變得越發重要。近些年越南雖然大力擴軍，但面對中國海上軍力與油氣開發能力的躍進，其危機感實際上有增無減。因而除了自助,擴大與美日印等的利益捆綁、借之提升軍力、實現武器進口來源多元化等，就成為越南維護南海龐大既得利益的必由之路。而菲律賓杜特爾特政府的“改旗易幟”則迫使美日等國加快打造新的有力抓手的進程，戰略地位關鍵、對中國高度戒備、具備一定實力的越南自然頗受青睞。

作為主導性的海洋強國,美國利用越南牽制中國的意圖自不待言。自執意將釣魚島“國有化”以來，面對中國的淩厲反制與海上執法力量的強勢趕超，近乎偏執地介入南海問題已成為日本離間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的契機。“在亞洲與中國平起平坐”則是印度亞太戰略的統領性目標，插手南海問題既是印度對其大國地位的展示，也是以進入中國“後院”的方式回應中國在其周邊“擴張”勢力，並以此在邊界糾紛上向中國打“南海牌”、用“越南牌”對抗中國的“巴基斯坦牌”。事實上，以“中建南對峙事件”為標誌、以中國南沙島礁建設為驅動力，越南與美日印的戰略互動愈加熱絡、高層互訪頻繁，軍事、海上安全合作大幅拓展。比如，美國在2015年向越南提供1800萬美元用於購買美國製造的巡邏艇，在2016年全面解除了對越已達30多年的武器禁令；2017年向越南海警轉交了六艘巡邏艇，“一致承諾按照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包括全面尊重法律與外交進程”，“呼籲所有南海主權聲索方闡明各自的海洋利益訴求並使之與《公約》相一致”；最近又將“侵越美艦”“摩根索”號遠洋巡邏艦以一美元“出售”給了越南。日越關係則達到“最好時期”，搭建了戰略夥伴關係對話、防務政策對話、安全事務對話三大機制，日本通過提供巡邏船、人員培訓、艦船互訪、聯合演習、情報分享等方式協助越南提高海上實力。印越防務合作也持續升溫，其中，印度對越南武器出口、情報分享及海洋安全合作是新亮點；2016年，印度向越南提供了5億美元軍購信貸，計畫向後者出口“黑鯊”反潛艇魚雷、“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導彈等裝備，印度在越南設立監測站，兩國聯合發射衛星以及尋求在火箭和導彈領域的合作同樣取得顯著進展。

三、引領南海戰略態勢平穩發展

毫無疑問，中國能夠在更大程度上引領南海戰略態勢的同時，也面臨著趨緊的體系性約束與東盟國家對中國南海政策的聚焦式剖析。面對仍然暗流湧動的南海問題，中國顯然不應當滿足於當前相對平穩的局面，著眼于和平崛起、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周邊戰略依託帶的大局，中國應當從長計議，“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將自身的實力優勢和目前相對有利的內外環境轉化為在更大程度上體現合作共贏精神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在為南海問題注入更持久的正能量中積累新的戰略主動。

第一，堅定維權的同時謹記戰略重點與保持戰略審慎，主動調控南海局勢，防止急於求成。強有力的南海維權既是懾止覬覦者進一步蠶食中國南海利益、防止“文攻”趨勢逆轉為“武鬥”的根本，更是向越菲等國確立“規矩”即挑釁中國必將受到反制且得不償失的關鍵。但也需防止急於求成、用力過猛，使南海問題演變為中國過重的戰略包袱。中國南海政策的總目標在於以實力促談判、謀和平，通過威懾力與資源開發能力的前沿投射，迫使越菲等國放棄獨佔性的利益訴求和激進的政策取向，為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開發以及南沙被占島礁問題的最終解決（比如“領土主權的共管和分享”，當然，南海問題目前遠未到這一階段）開闢道路。一方面，善始善終，完善南海相關島礁的各類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對管轄海空域的偵測、監控、預警能力與應急處理能力；另一方面，以油氣資源的自主開發、報復性開發或者干預他國開發，抑制南海油氣開發格局的進一步惡化，推進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開發。其中，中國與菲律賓先行先試的條件相對最為具備。一是杜特爾特上臺後，菲律賓的國家重心轉向穩定政局、發展經濟、消除境內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勢力，南海問題的重要性、敏感性下降，對中國的需求大幅上升；二是激進的南海政策並未給其帶來相應的好處，相較于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實際的油氣資源收益並不大；三是菲律賓國內的天然氣資源即將消耗殆盡，急需在禮樂灘開發新的氣田。所以，中國應力促中菲成為南海共同開發的突破口，以此反哺中菲關係並孤立、施壓越南。

第二，積極增信釋疑，適度提升南沙島礁建設的透明度與地區公共產品的供應進度，抑制南海問題的東盟化程度。東盟雖非南海問題當事方，卻是重要的利益攸關方，對南海局勢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圍繞南海問題，東盟存在著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航行自由、大國權力均衡以及保持自身團結、公信力、地區事務中的中心地位等重大利益。加之對中國的警惕、憂懼，防止中國在南海取得壓倒性優勢是東盟“中立但不沉默”的重要注解。與此同時，由於東盟“國多勢眾”、堅持協商一致的決策原則、活躍的多邊角色，其聲音往往能夠產生更大的外交與輿論效果。不僅越南等聲索國積極推動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發聲、為其月臺，美日等國也大力遊說東盟抱團應對中國。所以，“東盟南海政策的發展和演變受到以美國為主的域外因素作用，同時也是其內部成員間的利益交換與妥協的產物，然而，它極大地取決於東盟同中國在南海行為的互動。”中國需要有效減輕多數東盟國家對南海局勢因中國而進一步惡化的憂慮，即中國島礁建設的意圖是有限、正面、防禦性的，不以改變相關島礁的國際法屬性為目的；防禦水準將向南沙群島整體軍備水準看齊並與美國的威脅程度掛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的政策不會改變，願意加快“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進度，以自我克制換取對等的共同克制，畢竟“在當今世界裏，一個成功大國的明確標誌是，它應該向外界展示它具有能力在一種它所協助創設的共用規則及制度的框架內施展和限制自身力量”。而且應加快南海地區公共產品的提供，提議與東盟國家聯合巡航南海，除非迫不得已，不宜進行新的島礁吹填作業並適當控制島礁的防衛水準；不妨邀請東盟國家的公司參與某些專案的開發；探尋南海“斷續線”與《公約》的更大交集，擇機進一步明確其性質與具體內涵。只要中國和東盟國家自己的步子不亂，域外國家也就只能是製造一些小插曲，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派一些軍艦飛機過來轉轉，但他們掀不起大浪來。

第三，積極運用國際法來解釋中國的南海主張和應對南海問題的“司法化”挑戰。一方面，“只有在國際法原則與規則上進行充分的說理，才能夠闡明自身的觀點並令國際社會接受和相信，因為法治邏輯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所普遍奉行的思維方式，將既得權利僅僅訴諸歷史是完全不夠的，還需要說明其法律依據，而法律所特有的穩定性也將克服政治政策朝令夕改的弱點並消減鄰國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從國際爭端解決的實踐來看，儘管政治談判仍然是一種重要的解決方式，但是司法化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遍趨勢，這無論對於大國還是小國來說都是如此。”由於《公約》附件七仲裁制度設計的缺陷，為誤用、濫用以及單方面強啟仲裁開了方便之門，所以，面對無法阻止並可以缺席判決的國際仲裁（比如“南海仲裁案”），倘若相反的兩種行為會導致近乎一致的結果，那麼與其選擇回避，倒不如奮力一搏，即使《公約》規定了仲裁裁決具有約束力，但根據國際法,如果仲裁庭及仲裁裁決存在越權、實質性錯誤、違背訴訟程式基本原則規則，仍可就該裁決的有效性提出質疑；而且這一過程有助於體現中國對國際法的重視和自身負責任大國形象、全面系統地展示中國訴求的事實及法律依據、爭取友方國家和中立者的支持、更具針對性地對仲裁庭提出詰問與質疑裁決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以及逐步提升中國在國際法領域的話語權。

第四，在堅守底線的基礎上，與美國在“航行自由”問題上尋求一定程度的戰略“再確保”與“默契”，並積極管控危機。“航行自由”是美國深度介入南海問題最主要的合法性來源之一，不僅引發了中美激烈而頻繁的外交齟齬，也是最有可能導致雙方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危險議題。由於“航行自由”關乎美國的立國傳統、海洋霸權、軍事力量的全球機動以及對盟國的保護和承諾，而且此類行動已達數十年之久，美國不可能因中國反對就此作罷。而隨著海上實力、維權意志以及國內民眾期待值的同步提升，中國必然要捍衛自己應有的戰略安全空間，也不可能繼續高度忍耐美國借航行自由之名行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尊嚴之實的抵近挑釁。但又鑒於在軍力上互有忌憚、利益交織過於綿密、肩負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共同責任、東盟國家不願選邊站、國際法對相關細節的規定模糊、中國尚未公佈南沙群島領海基線、國內改革均屬頭等大事等因素,中美在必須有所作為的同時又須繼續保持“鬥而不破”。所以，在南海“航行自由”問題上努力與美國尋求一定程度的戰略“再確保”與行為“默契”——均衡遵循《公約》的相關規定，適當顧及彼此的面子與舒適度，不把對方逼向牆角、不令對方顏面掃地——就變得尤為重要。

事實上，中國並不反對“航行自由”，甚至對某些軍事性質的活動也並未一味對抗，所反對的，只是美方高頻度、多層次的軍事偵察以及背後所體現的對華戰略敵意。中國應向美國亮明底線、陳明利害：一方面，中國歡迎美國在和平解決南海問題、促進地區繁榮穩定上發揮建設性作用；無意謀求排他性的地區“控制權”，也無意通過島礁“軍事化”等打擊美國的國際信譽、擴大權利聲索甚至將南海變為中國的“內湖”；尊重和支持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依據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飛越自由,願與美方切實管控可能導致兩國發生直接對抗的“第三方因素”。但另一方面，中國反制挑釁的決心堅如磐石，南海島礁的自衛水準、對抗等級取決於美國的威脅程度，美國應該避免對中國實施公開的羞辱性“航行自由”，嚴守無害通過原則，降低抵近偵察的頻率與媒體曝光度，“適當升高對抗的等級，加大博弈的砝碼，促使美國在風險過高時保持必要審慎。”同時，為了增進互信、減少誤解誤判，應全面落實中美兩軍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等危機管控措施，加大操作技術細節、一線兵力的溝通與瞭解。

第五，恰當評估日本、印度等國對南海問題的實際影響，以必要的反制抵消南海問題大國化的不利影響。作為除美國之外的南海問題大國化的重要推手，日本、印度雖然給中國製造了不少麻煩，言辭有時甚至比美國還激烈，但在實際影響上卻無法與美國相提並論。其一，南海並非日印的戰略重點與力量輻射中心，介入南海問題更多地出於提升對其對核心區域的掌控，而且考慮到距離南沙群島千里迢迢、均為海洋大國、中國可預期的對等報復、也是美國“航行自由行動”的目標（這裏主要指印度，日本被針對的次數較少）等，日印在呼應美國聯合巡航南海尤其是爭議海域上很難大幅偏離目前“圍觀與助威”的角色。其二，日印的介入無法實質性地改變南海地區的力量格局與總體鬥爭態勢，攪局的意圖只會被相關國家有限迎合,更多地是被當作在大國間左右逢源、與中國討價還價以及威懾中國的工具。正如越南陳大光所言，“如果我們任由動盪特別是武裝衝突發生，將不會有贏家和輸家，都是輸家。”因而在“互動頻繁，敵我難分，各種勢力無不對各自潛在敵對方保持高度警惕，同時又注重接觸，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動中視對方的政策取向來調整自身政策”的大國關係常態下，對於日印等國插手南海問題，中國需保持淡定、自信，除了正視其合理關切，對其惡意、敵意則須予以必要的回擊，以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來動搖其企圖通過打“南海牌”來敲詐、制衡中國的信心。

     ※中美必有一戰嗎?※ 2018-10-22 12.20 作者 Wei Jingsheng

中國社交網路傳言兩個世界巨人可能發生戰爭。許多人被民族主義蒙蔽, 推動中國在南海對抗美國。甚至習近平的智囊團也在推動戰爭, 頌揚可能的勝利。流亡的持不同政見者說, 對峙的結果將是中國的失敗，以至中國共產主義獨裁的終結。但對中國人民的苦難卻很大。

華盛頓 (亞洲新聞) - 現在的中文媒體，已經習慣于沒有作者署名。也就是說，和網路媒體一樣，可以胡說八道不負責任。所以我很少看這些不署名的中文作者。前幾天在和夏明教授的一個訪談節目中，他提醒我說，習近平可能會在南海搞些軍事行動，威脅美國停止貿易戰。因為習近平確實沒什麼貿易牌可打了，需要動用所謂的品質型手段，包括戰爭手段。

我心下一驚，看了看喜歡不負責任胡說八道的網站，果然充斥著大量戰爭的叫囂。這兩天又看見中國軍艦在南海挑釁美國軍艦的事件，不得不修改習近平不敢發動戰爭的預測。

因為我們看中美之戰，中國必敗，習近平不一定有這麼聰明。他的馬屁精們正在不斷舉例說明：什麼自力更生呀，朝鮮戰爭呀，總之優勢很多，戰則必勝，乃至美國的少爺兵不是我們的對手等等。

軍事專家們，無論中外只要不需要拍馬屁或者腦殘，都很清楚中美之戰中國必敗。所謂的自力更生，朝鮮戰爭之類的說法，都是臭棋簍子支招 - 外行，說不到點子上。

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很多，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朝鮮戰爭和現在有什麼不同。當時美國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五年，老兵都不在了，社會也普遍蔓延著厭戰的氣氛。而中國剛剛結束國內戰爭，軍人們經驗豐富，又是乘勝之師，士氣旺盛。這抵消了武器裝備的差距。

二次大戰並沒有觸及美國本土，新兵們在家裏過的是富裕安定的生活，不怎麼吃苦耐勞。而中國人已經經歷幾十年的戰亂，很能吃苦耐勞。這個相對的差距，剛好抵消了中國軍隊供應不足的缺陷。再加上美軍遠途出國作戰，不如中國軍隊調動靈活。可以說比較下來雙方勢均力敵，最終的結果也正是個和局。

現在的情況差不多都反過來了。中國的軍改搞得軍心不穩；獨裁者又缺乏自己的禁衛軍或者衝鋒隊；士兵們的紀律性和忍耐力甚至不如美軍；多年和平也造成將帥們沒有上下信服的威望。中國軍隊指揮藝術上難以預測，但缺少經驗是肯定的不利因素。

中國的武器裝備更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差的不是一星半點。還有什麼優勢可以和美軍叫板呢？只剩下習近平那著名的左手敬禮，和文革時期學來的豪言壯語。那東西能有用嗎？

在朝鮮和臺灣兩個目標困難的前提下，毫無軍事素質的習近平集團選擇南海，那更是毫無希望地掉進了陷阱。海軍是美國的強項，而且是絕對的強項。靠南海上的幾座不能移動也面積不大的小島，能成為美國海軍的對手嗎？十足的腦殘。

發動南海戰爭的結果就是中國永遠失去南海的爭議權，這根本就是川普政府設下的陷阱。這也是中國線民支援習近平在南海一戰的原因，戰則必敗，中共也就死得快了。但是中國老百姓又將陷入一場浩劫，給習近平集團的這幫腦殘陪葬。這讓我於心不忍。

補充一句，小習的這幫腦殘們看見美國的防長不斷希望與中國友好談話，就以為美國不敢打仗，所以在南海開始挑釁，幫助習近平集團挽回一點輿論上的損失。

殊不知美國國防部長和川普總統是在唱雙簧。在孫子兵法上，這叫做能而示之以不能，也就是以不能的假像來欺騙對方。連這麼簡單的假動作都看不出來，確實符合臭棋簍子的稱號。

當然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的能力都用在了迎合上意，很難要求他們在其他方面高於腦殘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