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中日的關係嗎？】下

中日關係再認識（五）：庫頁島是被日本「竊佔」嗎？

在豐臣秀吉之後到近代前，日本在德川幕府治下，與中國和平相處。這時日本也在南北兩個方向拓殖或擴張。在北邊，日本人（大和人）進入北海道、千島群島與庫頁島；在南邊，日本薩摩藩開始控制琉球國。但這些擴張都沒有引發與中國的衝突。這本來沒有什麽異議。

但在2001年，中國出版了一本鞠德源的著作《日本國竊土源流》，把「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竊土開端，定為庫頁島。於是根據這種說法，日本從17世紀就開始「竊占中國領土」，把日本「侵略中國」提早了足足200年。

庫頁島位於北海道島以北，面積約7.6萬平方公里，約等於兩個多台灣，日本稱之為「北蝦夷地」或「樺太」，俄羅斯人稱之為薩哈林島。它是北太平洋最大的島嶼，西望俄羅斯，南面日本北海道，緊扼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的出口。

其實，現在的中國政府很不願意提及庫頁島問題，因為庫頁島在俄羅斯手裡。1990年代，中共與俄羅斯簽約，承認中俄之間已經沒有領土爭議。很多人因此指責中共「賣國」。中共對俄羅斯有一種「黃俄」情結，又怕被自己鼓動的民族主義反噬，庫頁島問題就壓下去了。但《日本國竊土源流》把「丟失」庫頁島算到日本人的頭上，不但沒有觸犯中共禁忌，又很符合一些中國人把日本當做「民族主義的出氣袋」的傳統。於是這種說法就不脛而走，在網絡上日漸興盛。

根據中國的說法，不出意外，「庫頁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日本國竊土源流》把中國文獻對庫頁島的最早紀錄上溯到《山海經》、《淮南子》和《三國志》：他引用《山海經・海外東經》裡面有「毛民之國為人身生毛」，認為「長毛」的就是指庫頁島人。顯而易見，這是想像多於實證。

盡管沒有這麼早，最早紀錄庫頁島是是中國文獻，這一點仍然是可信的。在唐朝，庫頁島被稱為窟說（悅），元朝被稱為骨嵬，明朝被稱為苦兀或苦夷，清朝被稱為庫野、庫頁或庫葉。從發音上看，這些名稱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而且，把各路中國專家的論證去蕪存菁，也有充分的證據確認，中國對庫頁島曾有一定的主權關係。以下簡述一下。

中國歷史確實曾對庫頁島有一定主權

中國認為，庫頁島上原居民屬黑水靺鞨（即東北亞核心地區三大主體民族通古斯人的一支）。有稱庫頁島在唐朝已屬中國。這是不對的，唐朝確實在東北設立黑水都督府，但其統治的不過是黑水靺鞨眾多部落中的一部分，而窟說則是屬「不能自通中國」的化外之地。這分明是否定唐朝主權的證據。

有人認為中國最早統治庫頁島在金朝。其理據主要有二：第一，《金史》中有「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有指這裡的吉里迷是指庫頁島北部的部落；第二，在庫頁島上發現靺鞨人的遺跡及女真名的地名。但這兩條論據都經不起推敲：吉里迷除了用於稱呼庫頁島北部部落外，也是對大陸上黑龍江入海口一帶居住的部落的稱呼，很難確定這裡說的吉里迷到底指哪裡；而至於庫頁人本身就和靺鞨及女真人有關係，有類似的遺跡和地名毫不出奇，與主權無關。

直到蒙古統治的元代開始，才有較確鑿的證據。蒙古在1264年開始入侵庫頁島，到1286年完成對全島的征服。但島民一直反抗，直到1308年，庫頁島人才每年向蒙古進貢皮毛和獵鷹，表示臣服。

到明朝永樂年間，中國在東北地區設立奴兒干都司統治，這個區域已包括庫頁島。1413年，宦官亦失哈在他的第二次出行東北地區時到達庫頁島。據〈永寧寺永樂碑文〉記載：

永樂九年春特遣內官亦失哈等率官軍一千餘人、巨船二十五艘複至其國，開設奴兒幹都司。……（永樂）十年冬，天子覆命內官亦失哈等載至其國。自海西抵奴兒幹及海外苦夷諸民，賜男婦以衣服器用，給以谷米，宴以酒食，皆踴躍歡忻，無一人梗化不率者……莫不朝貢內屬。

奴兒干都司是一個實質性的管治機構而不是一個虛銜，明朝派流官擔任首領並負責收集下轄的各「衛」的土貢。明朝在庫頁島建立了三個「衛」。可惜，僅二十多年後，奴兒干都司就被撤銷。明朝對庫頁島的實質統治又消失了。

到了清朝時，中國才真正建立起對庫頁島的長期有效統治。根據魏源《聖武記》記載，尚在清太祖時期，「庫頁內附」，但沒有記載具體何時。在1709年，康熙皇帝派出三名西洋傳教士到包括庫頁島在内的東北地區測繪，根據此製成《皇輿全覽圖》，内裡把庫頁島分為七個「噶山」，即基層組織。基層長官「均由滿洲官吏任命」。這時，庫頁島歸甯古塔副都統管理。《盛京通志》記載：庫頁島是甯古塔所屬的海中大洲。

1732年，雍正對庫頁島上的居民重新編戶，即「招撫費雅喀六姓」。費雅喀人居住在庫頁島北部，性格兇暴，與中南部的居民長期衝突。適時又發生島民互相衝突事件。於是清朝為此出動軍隊，先逮捕行兇者伏法，再對庫頁島居民重新編戶為六個姓氏。之後還把庫頁島轉歸三姓副都統管轄。《大清一統志》也記載「（庫頁）此地隸於三姓副都統。」嘉慶時期的《會典》中則記敘了庫頁島的人口和戶籍。這個實例最清晰地表明清朝對庫頁島的統治。此外，清朝每年都收取庫頁島進貢的貂和頒賞烏林，這個制度一直持續到1873年。

如果看中國方面的文獻，自然會承認，中國很早就擁有對庫頁島的主權。但兼聽則明，庫頁島的歷史沒有這麼簡單。

不能簡化中國王朝對庫頁島的主權

首先，庫頁島的原住民是什麽人，這點非常重要。中國認為庫頁島的原住民是黑水靺鞨（即通古斯人）的一支。由於滿族人也是通古斯人，絕大部份的通古斯人現在都成為中國人的一部份，剩下的大多生活在被俄羅斯在19世紀通過條約割去的土地上（在所謂日本竊占庫頁島前還是清朝領土），中國對庫頁島「自古以來」就更理直氣壯。

但現在越來越多的考古與人類學研究說明，庫頁島上的原住民除了據信從西往東到達庫頁島的通古斯人之外，還有兩類，第一是屬於孤立民族的達夫赫人，他們很早就自堪察加半島從北到南到達庫頁島；還有很可能屬於南島民族的阿伊努人，阿伊努人是北海道的原住民，他們現在基本融合在日本人裡面，他們也很早從南到北到達庫頁島。更有證據說明，阿伊努人是最早到達庫頁島的人，其他兩族都是後來到達的。古代中國人只熟悉靺鞨人，所以把庫頁島原居民都說成靺鞨人。

因此，庫頁島的原居民基本上由三方面組成：主要屬於現中國的通古斯人、主要屬於現俄國的達夫赫人，以及主要屬於現日本的阿伊努人。如果認為原住民是什麽人，那麼哪個國家就更有權利聲稱「自古以來」的主權的話，那麼應該說，中國、俄羅斯與日本在這方面的基本是叮噹馬頭，甚至日本還略占上風。

其次，「中國」第一次真正對庫頁島行使主權是在元朝。但很可惜，儘管元朝對庫頁島有如此確鑿的主權證據，元朝到底是否能代表中國還有很大爭議。筆者此前也已經論證過，只有蒙古才能代表元朝，在歷史沿革上，繼承元朝的遺產。用這種觀點，最早統轄庫頁島的反而是蒙古人。但顯然現在蒙古對庫頁島沒有領土興趣。

第三，明朝在庫頁島的統治很短暫。它只統治了二十多年的統治，之後就長期統治缺失。到了再次被「中國管轄」，至少要從清朝入關之後算起（清朝入關前，還不能代表中國統治庫頁島）。於是有二百多年的缺失時間。這樣肯定難以用於證明主權歸屬的。

第四，因此在主權問題上，還是應該從清朝開始探討（這裡默認清朝=中國）。但問題是，日本與庫頁島的接觸，既不像中國說得那麼晚，又不像中國說得那麼輕描淡寫。

早在七世紀中期，日本飛鳥時代的將軍阿倍比羅夫就攻打肅慎和蝦夷（蝦夷征討與粛慎討伐）。但這些戰爭是否攻打到庫頁島存疑。在文獻上，日本最早與庫頁島接觸是1295年，日本日蓮宗第二代祖師日持上人赴海外布教，他到達庫頁島並建立日蓮宗據點。由於沒有更多證據支持，這裡姑且當其是傳說。1297年，在蒙古侵略骨嵬的戰爭中，蝦夷管領安藤氏聯合庫頁島的骨嵬人反攻蒙古，一度打到大陸上的基濟湖（Lake Kizi）。但也有人認為這不過是附會。

惟最晚從17世紀中期起，日本就積極開拓庫頁島。這說來也與豐臣秀吉有關。日本大名松前慶廣在16世紀末被豐臣秀吉確認對蝦夷地區有支配權，鼓勵他向蝦夷地區擴張。德川幕府時，松前慶廣在元和二年（1616）獲得藩主地位。松前藩於是積極向北方開拓。1635年，日本松前藩主松前公廣派村上掃部左衛門往北海道以北考察，登上庫頁島。第二年，松前藩再派人考察，北行到庫頁島中部泰勒皮尼灣（Terpenie Bay）一帶。

1644年，松前藩主命人繪製地圖《正保禦國繪圖》，首次將北海道與庫頁島等原住民居住地納為日本領土。1650年，松前藩再次派人到庫頁島考察。1679年，松前藩在庫頁島的久春古丹（クシュンコタン）建立據點，既供漁民使用，也與當地人進行貿易。此後1689、1700年，松前藩又兩次派人考察，並根據後者編訂包括庫頁島部分地方在內的蝦夷地名冊，上呈幕府。1715年，松前藩主就「十州島、唐太（樺太）、千島群島、和勘察加」事宜向幕府報告。1720年，日本政治家兼學者新井白石在《蝦夷志》中記錄了「北蝦夷」，即庫頁島。

可見，松前藩在庫頁島的開拓，與清朝在庫頁島的開拓，時間上相差不遠。無獨有偶，當時俄羅斯也向庫頁島擴張。1644年，俄羅斯人波亞爾科夫（Vasilii Poiarkov）帶領哥薩克探險隊，從黑龍江口跨過海峽，看見庫頁島，被俄羅斯人譽為首先發現庫頁島的人（後來又發現證據，他的兩個同伴在四年前已經看見庫頁島）。甚至荷蘭人也加入競逐，1643年，荷蘭探險家弗里斯（Maerten Gerritszoon Vries）到達了庫頁島最南部的阿尼瓦灣（Aniwa Bay）。

放在東北亞的大歷史脈絡下觀察，庫頁島突然在17世紀中期變為各家競逐場所，正是從古代向近代轉折的體現之一。俄羅斯是東北亞新來的玩家，荷蘭是大航海時代的佼佼者，日本則北上擴張，滿州人開始統一通古斯部落，並繼女真人（金國）之後第二次成為大玩家。東北亞的新一輪爭奪也首先從如庫頁島那樣的外圍地帶開始。

第五，無疑，清朝在18世紀中期對庫頁島有被國際法認可的實質性的統治，但這種統治的有效地理範圍到哪裡，卻很值得懷疑。

中國在論證主權問題時，常有（故意的）誤區，那就是佔有一個島嶼的一部分，就認為自己佔有整個島嶼。比如在台灣，中國其實長期以來都只統治西部沿海，但後來就說自己早就對整個台灣行使主權。對一些小島來說，建立一個據點都可以算成佔領整個島，但這種邏輯對大島嶼來說肯定難以成立。比如，伊斯帕尼奧拉島上有海地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兩個國家；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島上，有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加里曼丹島還有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度尼西亞三國。庫頁島面積與伊斯帕尼奧拉島相若，但更窄長。它不被一國獨佔，是完全可能的與可以的。

從庫頁島的歷史看，中國與俄羅斯都是從西北邊進入庫頁島，日本則從南部進入。日本在庫頁島南部的存在早在17世紀末已經開始。中國對庫頁島的統治也差不多同時。但從未聽說中日在庫頁島有何衝突。可見，如果認為中日統治區域沒有重疊（甚至還有一段空白區域）並不過分。

從當時對庫頁島的測繪看，源於日本系統的地圖，把庫頁島南部畫得較準確，北部極為粗糙；源於中國（即康熙皇帝派傳教士測繪）的地圖，則恰好相反。這也為以上推斷提供支持。

南北勢力相碰競逐，實在是18世紀末，俄羅斯從北面進入庫頁島之後才開始的。以此對比，16世紀中到17世紀中期，中日兩國沒有在庫頁島發生衝突，正好說明當時兩國勢力範圍沒有接觸。

第六，中國對庫頁島（北部）的統治在18世紀後期開始也變得薄弱。18世紀中期的統治勢力不再出現。而且19世紀初，俄羅斯從北部向南部進軍擴張勢力，照理說直接冒犯了中國對庫頁島（北部）的統治，但中國對此似乎一無所知，也沒有與俄羅斯發生衝突。日本也開始從南到北探勘，同樣沒有遭到阻攔。如果嚴格按照國際法，中國就連對庫頁島北部的主權也顯得有點不牢靠，更不說南部了。

第七，進入19世紀，庫頁島的歷史進入日俄相爭的階段，日俄同時在庫頁島存在。50年代，日俄競逐激烈化。1855年，日俄簽訂《日俄和親通好條約》，庫頁島維持原狀，暫不劃界。但這時中國依然一無反應。1858年與1860年，俄中相繼簽訂《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中國從此對庫頁島不聞不問，甚至不少人認為中國已經把庫頁島割讓給俄羅斯了。1875年，日俄簽訂《庫頁島千島群島交換條約》，俄羅斯佔有庫頁島全島。以後日俄在庫頁島到爭奪就再也與中國無關了。

因此，嚴格來說，即便認為在19世紀，中國對庫頁島仍然有主權，但也無法說日本「竊佔」中國的領土，在20世紀日俄戰爭之前，日本自始至終都沒有在庫頁島劃定有國際法意義的邊界。庫頁島是被俄羅斯「搶走」的，而不是日本「竊佔」的。

 

中日關係再認識（六）：中日兩國誰更熱愛和平？

通過回顧古代（19世紀中期前）的中日關係歷史，我們基本可以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中日在古代歷史長期處於和平關係

從中日第一次接觸，西元57年開始算，截至到1856年，這1,800年時間中，中日戰爭只發生過三次：七世紀的白江口之戰，持續時間為一年；13世紀的蒙日戰爭，持續時間為一年加一年共兩年；16世紀末的朝鮮戰爭，持續時間為三年加三年共六年。於是中日古代戰爭的總長只有區區九年。占這個時段的0.5％。

這個戰爭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重要的話說三次）。我們可以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戰爭例子比較。比如朝鮮號稱與中國最友好，但雙方的戰爭並不少。從衛滿朝鮮開始計算（公元前195年）到同樣1856年，粗略一算，漢武帝侵略（二年）、王莽侵略高句麗（三年）、東漢時期的漢高（高句麗）戰爭（共計五年）、（曹）魏及前燕時期，中國與高句麗共進行12年戰爭、隋朝中國三次侵略高句麗共計五年、唐朝侵略高句麗與百濟共計八年、新儸的反唐戰爭共計七年、高麗與遼國的戰爭共計六年、高麗與金國的戰爭共計兩年、高麗與元朝的戰爭共計16年（不算斷斷續續的民間抗元戰爭），清朝攻打朝鮮的戰爭共計三年。

這個計算中，把蒙古、清朝等都算作中國，與日本的計算一視同仁，但暫不把渤海算作朝鮮（渤海是否算朝鮮歷史還有爭議）。這樣粗略一計，中朝之間的戰爭已經長達69年，占這個時段總年數的3.3％，是中日戰爭的約七倍。

與歐洲的例子相比，法國與德國在歷史上是著名的「死敵」（French–German enmity），從843年《凡爾登條約》（Treaty of Verdun），把查理曼帝國一分為三開始算，到1871年德國統一，法國與德國之間的戰爭共有104年，佔時長的10％。這樣的戰爭關係才能算得上「死敵」，說中日歷史上是「死敵」，豈非侮辱了「死敵」這個詞？

第二，中日之間發生的三次戰爭，中國更不正義

以上數篇文章，我已經論證過。白江口之戰與蒙日戰爭，中國是侵略的一方，是不正義的；朝鮮戰爭，日本是侵略的一方，是不正義的。從次數看，中國不正義有兩次，日本只有一次。中國比日本更不正義。

而且，中國發動的兩次不正義戰爭，都是國家的長期既定策略。而日本發動的不正義戰爭，卻純粹出於統治者（豐臣秀吉）的一己私慾（或妄想），並非國家戰略。因此，中國發動戰爭的不正義性，又在日本之上。

至於中國所說的倭寇，實際並非中日政府之間的戰爭，而是中國補發人員勾結日本民間浪人（與地方豪強）的犯罪行為。與戰爭的非正義性不在同一個檔次上。而且倭寇大部分都是中國人，日本人還只是少數。因此，倭寇雖然為禍甚廣，但不能視為中日之間的衝突。

第三，中日兩國誰更不和平？

以上比較侷限於中日兩國之間，但我們不妨擴充一下，如果把中國與外國的戰爭，和日本與外國的戰爭相比較，誰參與的戰爭更多？

如果不算内戰，那麽日本在古代牽涉入的對外戰爭計有神功皇后遠征（傳說）、高句麗與倭國之戰、百濟—唐戰爭（即白江口戰役）、蒙日戰爭、朝鮮戰爭、琉球戰爭，共計六次。其中按照中國的標準，琉球戰爭還不能算是侵略戰爭，因為琉球現在已經成為日本一部份了（中國邏輯就是如此）。但中國牽涉入的對外戰爭，光是以上列舉的與朝鮮的戰爭，就至少12次。算上中國對周邊如東南亞、南亞、北亞、中亞等的戰爭，更遠多於日本。

可見，以參與戰爭數目而論，中國是一個遠比日本更不熱愛和平的國家。

當然，這些戰爭中有的是正義的防衛戰爭，有的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但日本參加的六次戰爭，至少兩次是正義的，只有四次是非正義的。而中國，光是對朝鮮的戰爭，就大部分均為非正義，更不用說對其他國家的戰爭了。故按照發動非正義性戰爭次數為標準，中國依然是比日本更不熱愛和平的國家。

第四，日本古代有無侵佔過中國土地？

筆者已經詳細論證過，日本在庫頁島上的開拓並非「竊土」。這裡簡略提及另外兩處（近代史上還會再詳談），琉球與台灣。古代，日本人都曾侵略或擴張到這兩地，但兩者都不能視為侵佔中國土地，而且中日也沒有因此發生衝突。

日本侵略琉球是在1609年，日本史稱慶長琉球之役，或薩摩侵入、琉球征伐等。在豐臣秀吉時代，日本已經有命琉球臣服之意。1588年，豐臣示意薩摩藩大名島津義弘派人向琉球遞交國書，要求順從。琉球彈丸之地，不得不派使者到日本覲見豐臣。1591年，日本再命琉球參與攻打朝鮮（和中國），琉球陽奉陰違，派人通知明朝。最後，日本攻打朝鮮，不敵明朝與朝鮮的聯軍，元氣大傷。

德川家康奪得日本統治權後，再次要求琉球臣服。這時琉球國內以鄭迵為首的親明派勢力上升，拒絕要求，也不答應幫助日本重啟明日貿易。在一系列矛盾下，薩摩藩決定出兵琉球。1609年，薩摩藩出動的幾千人軍隊，在短短幾個月內已攻陷琉球首都那霸。琉球尚寧王投降，到鹿兒島覲見大名島津家久，第二年更親到京都覲見德川家康。從此，琉球被日本控制。

日本攻打琉球當然是侵略戰爭，但這與中國沒有什麽關係。琉球不是中國的領土，而是中國的藩屬。而且照理說，明朝作為天朝大國，應該救助琉球。諷刺的是，琉球使臣到中國福建，向巡撫報告薩摩藩入侵之事，懇請明朝救亡。萬曆帝對此的反應竟然是要求琉球「暫緩貢期」，對援助琉球無隻言片語，以後也彷彿此事未曾發生一般。這個「宗主國」可真懶散。最後，琉球與薩摩藩簽訂《掟十五條》，正式成為薩摩藩的藩屬國。作為地方政權的藩屬國，比中央政權的藩屬國還低了一級。

日本人也曾在台灣開拓，但也不是侵佔中國領土。周元文的《重修台灣府志》寫道：「天啟元年，顏思齊為東洋國甲螺，引倭屯聚于台，鄭芝龍附之，始有居民。」正是這時，才有海盜到島上定居。這裡，漢人海盜顏思齊是被日本（東洋國）封的一個官，他引「倭寇」在台灣開拓。根據前面文章所述，這時的倭寇是「後期殘倭」，「倭寇」大部份是中國人，但也不排除有日本人。而且至少海盜首領（比如顏思齊和鄭芝龍）都與日本非常密切。

這些倭寇在此地是開拓而不說侵略，是台灣當時乃無主之地，或者說只有原住民，更不是明朝中國的一部份。根據明朝人茅瑞徵所著的《皇明象胥錄》「祖訓不征諸夷：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這裡的小琉球即為台灣，屬於「夷」，和琉球與日本等並列。

或許因為當時真假倭寇不太分得清的緣故，後來《大清一統志》中，清朝人更認為台灣原是日本的：「（台灣）建置沿革：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藩。明天啟中為紅毛荷蘭夷人所據，屬於日本。」

鑒於《大清一統志》是「官方書」的地位，這樣說台灣原先屬於日本，更加無法指責「日本侵略中國的台灣」了。

綜上所述，雖然不少中國人受抹黑宣傳影響，認為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對中國虎視眈眈的狼虎之國，甚至認為日本人本性「殘忍野蠻」。但回歸事實，古代日本即遠非中國的世仇，也遠比中國和平。對日本的誤解可以休矣。

 

中日關係再認識（七）：日本承認中國是「東亞中心」嗎？

中國人（乃至不少外國人）還有一個比較常見的誤區，即東亞的天朝體系以中國為中心。這句話有意無意地把日本也當成了「天朝朝貢體系」中的一個「圍著中國轉」的朝貢國。這是完全錯誤的。

如前所述，中日最初接觸時，確實有日本島上「國家」，即《後漢書》中的「倭國」到中國訪問的事。西元57年和107年，分別有兩個倭國部落使者來訪中國，建立了中日之間最早的關係。239年，邪馬台國派使者訪問中國，帶回中國魏朝皇帝魏明帝曹叡冊封邪馬台國女王為「親魏倭王」的文書。如果硬要把這種關係，說成日本是中國的朝貢國，可能有一定道理。

但這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在中國絕大部分朝代，不管與外國的關係實際如何，都會把外國來使視為「朝貢」。比如，即便到了18世紀，乾隆皇帝也認為英國使者來中國是朝貢。如果世界只有中國史書流傳下來，大概這種說法就成為標準。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因此，如果沒有日本方面資料對照，單看中國資料，可信度要打個折扣。事實上，在隋唐之際，有日本方面紀錄，日本沒有視中國為中心是非常明顯的。

第二，即便當時邪馬台國女王真的把中國當成宗主國，接受中國的冊封，也不能代表日本的態度。因為當時統一的日本根本沒有誕生過。正如假設在中國的戰國時期，燕國的國王向匈奴稱臣，那會相當於中國向匈奴朝貢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只有在日本統一過，或者至少第一次統一後，再向中國「稱臣」才有代表日本承認「中國中心」的意義。

無論如何，即便認為在隋之前，日本或有接受中國「冊封」之舉，但日本自從六世紀統一後，再接受華文化開始，日本就自視為一個中心，而非中國的藩國。在日本給隋朝的信函中，日本自稱「日出處天子」，而把隋煬帝稱為「日沒處天子」，這就已經說明瞭日本要求和中國平起平坐的態度。這和朝鮮、越南和琉球都不同。

關於這點的詳細論述，可以參考王貞平的《漢唐中日關係論》。我這裡引述一下相關的內容。

「日本中心論」是「中國中心論」的一個模仿。在日本史料中，「華」、「華夏」、「華土」和「中國」，都不是指中國（中原），而是指日本朝廷直接控制，律令能夠通行的地區。這當然也和「中國」一詞在當時並不是專指「中國」這個國家而是指一個國家的中心有關。因此，日本史料中的「華」和「中國」，都是指本州西南部山陽道和山陰道十六府之地。而「夷」是指日本西南列島、本州北部邊遠地區、北海道及蝦夷及隼人居住的九州南部。他們由於沒有開化之故，沒有做藩屬的資格（「不足稱蕃」），也在以後成為日本的教化對象。

而日本史料中的「蕃」，又分為外蕃和遠蕃，外蕃是指高句麗、新羅、百濟及渤海國等，而遠蕃指中國（唐），把朝鮮半島諸國和中國也視為蕃國。「外蕃」在給日本的國書上要把日本君主稱為天皇或皇帝，肯定了它們臣屬國的地位。

但「遠藩」中國絕對不肯成為日本的藩屬，相反卻要求日本承認中國的中心地位。雙方不得不都是在一些文字上玩弄「一種文字，兩種解讀」的文字遊戲。好在，中日雖然同用漢字，但是在各自語言中有不同的細微差別，這在日文中稱為「一字多訓」和「異字同訓」。雙方就在這些細微的差別中各自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解釋。但不論如何，這表明中國對日本的獨立和要求相稱的地位是清楚的。在《隋書》中對日本的描述為「新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這裡的大國，在隋唐之際是指中心大國而言，中國的四鄰須謙稱自己為「微國」。因此，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日本和中國的對等地位。

在唐朝之後，日本更沒有把中國當成中心的意思。日本與宋朝沒有（或很少）官方來往，民間來往倒是絡繹不絕，日本自然與宋是平等的。

蒙元時期，忽必烈從1266年派使節團到日本遞交國書《大蒙古國皇帝奉書》開始，連年派人前往日本，希望日本稱臣。日本斷然拒絕。蒙古因此出兵日本。如前所述，蒙古兩次攻打日本不果，也沒能把日本變成藩屬國。日本這時也自然不會把元朝當作中心。

到了明朝，朱元璋要構建天朝體系，於是也派人到日本「招撫」。可是幾經波折，只找到了一個日本南朝的親王「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把他當成是日本國王。這自然做不得數。到了朱棣，終於讓在訪問京城的日本使者，把冊封室町幕府第三任將軍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的詔書帶回日本。但足利義滿雖然權傾日本，他本身還是日本天皇的臣子（雖然天皇是傀儡），在禮節上，也不能說日本成為明朝的藩屬國。而且，足利義滿接受冊封的動機，還是在於要與明朝通商，即「朝貢貿易」。這與東南亞國家（如暹羅）等的「朝貢」是一樣的，與朝鮮那樣基於「事大」的朝貢並非同一性質。在宣德朝之後，這種「朝貢」也走向衰落了。

到了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發動朝鮮戰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豐臣秀吉認為日本是「神國」，宣稱自己為「日輪之子」，有統一日本乃至治天下的天命。豐臣秀吉的目標還不只中國，還有整個「天下」，即亞洲。他遣使往琉球國、呂宋、高砂國、暹羅、南掌、大越、廣南、占城、莫臥兒帝國、葡屬印度及葡屬澳門等地，要求她們俯首稱臣。這和明太祖朱元璋四處派人「招撫」一模一樣，企圖開創一個「萬邦來朝」的帝國景象。

這種認為天下只能有一個中心的思想，毫無疑問與「華夷秩序」思想同出一轍。可見，豐臣秀吉根本沒有把明朝視為中心。朝鮮戰爭戰事再起，也完全是因為中國要「冊封」 豐臣為日本國王，令其勃然大怒之故。

到了17世紀中期，原先沒有整合在東亞文化體系中的女真人，通過征服明朝而在漢地建立清帝國。漢人知識分子顧炎武把這個過程稱為「亡天下」，與「亡國」相對立：朝代的更替是「亡國」、是政權的更替；被被夷狄所征服後而滅絕了中華文明是「亡天下」。就連朝鮮與越南也暗裡帶著鄙視的眼光看待清朝。日本更把中國視為「華夷變態」，即韃虜橫行中原，把「中國」變成「蠻夷」。這時日本更沒有把中國視為中心之心了。到了近代，「華夷變態」理論正是中日爭霸的内在思想因素之一。以後篇章會進一步介紹。

總之，說中國是「東亞中心」是片面的，或者至少是不嚴謹的。中國確實把自己視為東亞的中心，東亞大部分國家也「圍著中國轉」。但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日本都沒有把中國視為東亞的中心。這種意識上的對等地位對以後歷史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成為中日之間爭奪「華」體系中心的理論基礎，也是近代中日關係惡化的原因之一。

(來源：國際新聞網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推動中日關係得到新的發展（鐘聲）

2018年10月27日05:18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中日雙方在切實貫徹踐行“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基礎上，進一步挖掘潛力、加強合作，將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中日關係發展面臨重要機遇。“雙方要遵循中日四個政治檔確立的各項原則，堅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續深化互利合作，推動中日關係在重回正軌基礎上得到新的發展。”10月26日，習近平主席會見來華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總結兩國關係發展歷程的同時，進一步指明了未來方向。

1978年，中日兩國老一輩領導人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兩國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謀求共同發展以及妥善處理歷史、臺灣等敏感問題提供了堅實遵循和保障。回顧歷史，為了更加堅定和平友好、合作共贏的信念和決心。展望未來，更能明確時代使命和方向。“改善中日關係，關鍵在於互信”“在新的歷史時期，雙方應該審時度勢，立足大局和長遠，既在戰略上把准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又在行動上作出扎扎實實努力”……習近平主席數次會見安倍首相，深刻指出了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的關鍵。當前，中日關係在雙方共同努力下重回正常軌道，重現積極勢頭。這是兩國高層政治引領的成果，也凝聚著熱愛友好事業的兩國各界人士的寶貴心血，值得加倍珍視。

新形勢下，中日兩國在雙邊領域相互依存日趨加深，在多邊層面也擁有更加廣泛多元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關切。雙方在切實貫徹踐行“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基礎上，進一步挖掘潛力、加強合作，將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今年5月，中日雙方就開展創新發展合作、金融領域合作、推進兩國在高技術、應對人口老齡化、醫療衛生等領域的互利合作達成共識。一系列雙邊合作檔的簽署，反映了雙方共同迎接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浪潮的意願。兩國拓展節能環保、科技創新、高端製造、財政金融、共用經濟、醫療養老等多領域的務實合作，預示著互利共贏的廣闊前景。

共建“一帶一路”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臺和試驗田。安倍首相稱讚“一帶一路”是“連接東西方和不同地區的有潛力的構想”，期待“一帶一路”倡議能為世界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日本希望以此為目的同中方合作。日本經濟界則早已先行一步，實質性地參與到有關項目建設之中。今年5月，雙方簽署《關於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同意設立跨部門的“推進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工作機制”。10月26日，中日兩國舉辦“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兩國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簽署了50余項合作協議，金額超過180億美元，成為中日務實合作的新支柱。

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認清大勢、順應潮流、趨利避害，這是明智選擇。中日雙方一致同意攜手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加速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以實際行動推動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的扎扎實實行動，有利於促進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繁榮，值得期待。

中日關係：與歷史相比，未來更大

來源：中國網 2018-10-27 作者：中國網總編輯 王曉輝

在2018年10月中旬舉辦的北京—東京論壇上，日本前駐法國大使小倉和夫在祝酒時用中國成語“欣欣向榮”來比喻中日關係的未來。這不僅僅是一句祝酒詞，也反映了日本有識之士對中日友好關係的熱切期盼。

經歷了近十年的“冰凍期”，中日關係終於在2018年峰迴路轉。5月上旬，李克強總理訪日；10月下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這是七年來日本首相首次對華進行正式訪問。有評論稱，中日恢復高層互訪，就如同按下了兩國關係重新向好的“重啟鍵”，這個比喻，恰如其分。

安倍首相訪華，在時間上有三個“巧合”。一個巧合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另一個巧合是恰逢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第三個巧合就是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全球格局發生了新變化的大背景。

說是“巧合”，其實不過是作者為使文章增色進行的渲染而已，正如英國詩人蒲柏所說，一切的偶然，都是註定的必然。安倍訪華，中日關係回暖，背後都是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的必然邏輯。

40多年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田中角榮、福田糾夫等中日兩國老一輩領導人，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結束了戰後兩國不友好、不往來的局面，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把中日關係拉回到和平與合作的軌道上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不僅是對亞洲和世界和平的貢獻，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條約》簽訂兩個月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正式開啟。

40年來，中日兩國的貿易額從1978年的40多億美元，增加到今天的3000多億美元，人員往來也從幾萬人次增加到今天的超千萬人次。改革開放，讓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為建立新時期中日關係奠定了基礎。可以說，沒有中美、中日關係的改善，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有良好的國際環境，就難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同樣，沒有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也無法成為日本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夥伴和競爭對手。

安倍訪華正趕上國際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來，藉口“美國優先”，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大搞單邊主義，對現有多邊合作框架和國際經濟秩序以及國際關係都帶來巨大的衝擊和傷害。中國要在40年發展的基礎上，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就必須堅定地反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而日本以原料進口、加工製造和出口為特色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它更加不能接受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

儘管由於領土和歷史問題，中日雙方齟齬不斷，但與反全球化潮流和貿易保護主義給國際秩序帶來的威脅相比，與兩國關係的大方向和未來相比，孰輕孰重，中日兩國民眾和政府都能看得清楚。這才是安倍訪華，中日關係回暖得以實現的真正原因。

中日關係出現轉機，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日本，都是難得的機遇，雙方都應該有所作為，力爭讓中日關係儘快走出低谷,回到正常發展的軌道上來。理解改善中日關係的重要意義，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眼：

第一，中日關係不是簡單的雙邊關係。中國和日本同為亞洲的重要國家，又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在亞太和世界事務中共同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樣體量的兩個國家如果採取對抗的態度，不僅會影響亞洲和諧安寧，也會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因此，處理好中日關係十分重要，其意義已遠超雙邊的範疇。

第二，互惠共贏，前景廣闊。一旦雙方由競爭對手轉變為更好的合作夥伴，可以在市場與技術優勢互補的基礎上，開拓更加廣泛的合作領域，如第三方市場合作。中國有強大的加工、製造能力，日本有先進的管理能力和科學技術，一旦在國際市場相遇，競爭不可避免。如果一味針尖對麥芒，勢必兩敗俱傷，不僅使雙方企業受損，還會降低服務水準和品質。此次安倍來華，帶來了由商界領袖組成的龐大的代表團，還將出席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這說明雙方對此還有共識。

第三，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維護自由貿易體制和世貿組織規則。近兩年來，美國一邊在國際事務中“退群”，一邊推行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不僅給現有的國際貿易秩序帶來衝擊，對中國和日本的利益造成傷害，還嚴重擾亂了國際關係和世界格局。中國和日本作為多邊貿易體制的受益者和維護者，完全有理由聯起手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通過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與多邊機制，共同建立和維護開放型的世界經濟體制。

第四，中日之間有著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也有過戰爭帶來的慘痛教訓，兩國關係既複雜又特殊，不能指望永遠是一帆風順的態勢，雙方要以更長遠的目光和更寬廣的胸懷來看待中日關係，以理性和現實的態度處理問題，不被情緒裹挾，不被暫時無法解決的問題所羈絆。只有如此，才能推動中日關係發展到新的階段，增進兩國人民的福祉，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