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國際權力平衡演化史】

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亦譯做「均勢」、「勢力均衡」，是國際關係理論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文獻中的「格局」概念與此相近。此一概念可以指一種強調國家間應彼此警惕、制約的政策主張。也可以指客觀存在的，國際體系間的權力對比態勢。究竟採何定義，端視文獻脈絡而定。

另外，由於權力的行使主體非僅限於國家，組織、機構、企業、政黨體系、家族中，也可能有權力平衡的現象。例如某種產品市場或某個國家的政黨體系中，也可以出現「權力平衡」。其參與者，如公司、自然人，也可以採取權力平衡的策略以獲取各種利益。

權力平衡作為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主軸，可謂歷史悠久，此一政策可稱為「均勢原則」（A doctrine of equilibrium）。此一政策希望達成的目標是，使相互競爭的各方勢力處於一個相對穩定、彼此牽制的狀態，不使任何一方過於強大而打破均勢，破壞穩定，成為霸權（hegemony），主宰國際體系。這一原則也可以用在市場策略、政黨鬥爭、人際關係等等競爭環境中。

權力平衡可以說是一種古老的策略，不一定需要學理的闡述，而作為常識普遍存在。如英國哲學家大衛·休姆在其「權力平衡論」（Essay on the Balance of Power）所言，權力平衡是古今政治理論家與政治人物都耳熟能詳的。它的來源不過是自我保存的本能和人生經驗而已。

古代中國蘇秦提出的合縱政策可視為是一種權力平衡政策，即推行較弱的主要大國結盟，以制止戰國時代國際體系中任何一個國家過度強大（秦國）。而張儀建議的連橫，則是一種「搭車」、「卸責」政策。

中國在秦朝即已進入帝國體系。而後帝國雖瓦解輪替，但分裂時期的政權，皆企圖最大程度兼併秦漢時期領域上存在的所有政權，以實現某種普世主義的秩序（天下一統）。

英國被認為是較早發揚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城市國家權力平衡藝術的主要大國。英國的經驗來自制衡海上對手西班牙與陸權大國法國，不使其中一國更為強大，而支配大西洋或歐陸。但英國自知國力有限，也不追求無限擴張，對歐陸事務保持明智的距離。到了19世紀，英國仍奉行制衡歐陸最強國的政策，講求「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現代現實主義理論家，包括古典派與結構派，都認為國家傾向制衡（balance）任何過於強大的同儕。由於國際體處於無政府狀態，制衡是唯一防止國際社會淪於帝國霸權專斷主宰的理性出路。這一原則對於大國（列強）而言尤其真確。因為小國對國際政治影響較少，其選項比較無足輕重。

國際關係學者有時也把權力平衡理解為一種客觀態勢，即一種各國權力關係的較為穩定、持久的狀態。此一定義有時也被稱做「現狀」（status quo）。權力平衡狀態可能包括「一超多強」、「兩極」、「多極」等情形。也可能指一個區域內的權力關係現狀，如「台海權力平衡」、「東歐權力平衡」等等。

結構現實主義創始人華爾志指出，國際體系有一種自動回復權力平衡的規律。從羅馬帝國瓦解迄今，任何企圖破壞總體平衡的個別國家的企圖，如拿破崙、希特勒、日本帝國等，無一例外地引起其他國家群起制衡，使體系最終回歸平衡狀態。而美國若執意追求單極獨霸甚至「帝國」大業，也將被此一規律所阻。（可能有無數例外，如蒙古帝國、秦國和大英帝國）

地緣政治與權力平衡

美國結構現實主義者約翰·米爾斯海默指出，地理位置也會對一國採取的制衡政策產生影響。例如他認為由於兩大洋的存在，亞歐、美洲兩地的大國彼此都無法征服對方，所以不可能出現世界帝國，最多是出現一些「區域霸主」。而這些霸主則會採取「離岸平衡」政策，制衡他處崛起的霸主。他認為這已經是一種規律。

核武器與權力平衡

國際關係學者多半承認，核子武器的出現對大國間的權力平衡維持頗有幫助。這是因為各強權都沒有核子「第一擊」（first strike）必勝的把握。此一機制也稱為相互保證毀滅或「恐怖平衡」。

但研究指出，核武恐怖平衡只適用於核子大國。對於不惜被毀滅的單位，如恐怖組織與意識型態狂熱國家，核子嚇阻並不能保證維持權力平衡，也不能保證不發生常規戰爭。

法律與權力平衡

羅馬共和時期的政治理論家波利比奧斯指出，「事涉每個人的權利，絕不應該讓任何權力大到壓過其他力量，使他人無法立足於平等條件與之抗辯的地步。」在國際法上，國家間的權力平衡是國際法能施行的保障。任何個別國家過於強大，必破壞國際法而獨斷專行。在國內，任何政府機構如行政權或立法權過於強大，也必摧毀法治，此即權力分立制衡（check and balance）之原則。

在西方國際關係史中，馬基維利是近代首先推崇權力平衡政策的政治家。而西方在結束中古時代普世主義（universalism，指普世教會與普世帝國的統治）之後，至遲到烏得勒支和約簽署時（1713年），權力平衡已經是歐洲各國至少言詞上一致尊重的政策。「權力平衡」一詞首次出現在外交文書，即在該合約中。

此後，「權力平衡」變成同時是一種傳統、信念與政策，即歐洲列強有權利，也有義務去阻止任何個別國家獨霸歐洲的企圖。

但權力平衡也可能是維護保守傾向的現狀的藉口。如歐洲王室反對拿破崙戰爭中傳布的自由思想，即拿「權力平衡」抵製法國大革命。維也納會議（1815年）即高舉權力平衡原則恢復各國王室專政。

制衡政策大別為兩類：

<1>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即對內加強自己的軍經實力，可稱為「自強」、「把自己的事辦好」。

<2>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即對外結交盟友，抵制威脅的來源，並挑撥其他國家間的利害衝突，不使結盟對抗我國。統一戰線可說是「外部制衡」的一種應用。

國家（或者其他權力單位）還可能採取以下策略，但現實主義者認為，「大國」仍以制衡為主軸。下列策略只是暫時、偶發的權宜措施而已。

<1>「搭車」（Bandwagoning）。在本國利益也多少能獲得滿足的條件下，即附和他國的要求、順應他國的利益。有時也稱為「搭順風車」、「免費乘車」（Free-riding）。

<2>「虛應故事」（Balking）。為更多地確保本國利益，對與本國利害衝突的他國壓力採取最小程度配合的策略，敷衍了事。

<3>「卸責」（buck-passing）。面對外部挑戰，不親自出頭對抗，而讓其他國家先去面對威脅的來源，本國則冷靜觀察事態發展，在適當時機再介入漁利。此一策略也被稱為「迴避」（hedging）。

<4>「滲透」（penetrating）。為維護本國利益，主動發掘對手國內部的政治矛盾，動員其內部有利於本國的力量，使不利我國的政策不致發生，或使其決策有利於我。

但是現實主義者們認為，逃避卸責、滲透搭車，都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對手也有理性計算的能力，可以識破此等策略而反制。國家利益之保障最終仍要依賴「制衡」。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博弈論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個人最佳選擇並非團體最佳選擇。或者說在一個群體中，個人做出理性選擇卻往往導致集體的非理性。雖然困境本身只屬模型性質，但現實中的價格競爭、環境保護等方面，也會頻繁出現類似情況。

單次發生的囚徒困境，和多次重複的囚徒困境結果不會一樣。

在重複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覆地進行。因而每個參與者都有機會去「懲罰」另一個參與者前一回合的不合作行為。這時，合作可能會作為均衡的結果出現。欺騙的動機這時可能被受到懲罰的威脅所克服，從而可能導向一個較好的、合作的結果。作為反覆接近無限的數量，納什均衡趨向於帕累托最優。

囚徒困境的主旨為，囚徒們彼此合作，堅不吐實，可為全體帶來最佳利益（縮短刑期），但在無法溝通的情況下，因為出賣同夥可為自己帶來利益（無罪開釋），也因為同夥把自己招出來可為他帶來利益，因此彼此出賣雖違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但實際上，執法機構不可能設立如此情境來誘使所有囚徒招供，因為囚徒們必須考慮刑期以外之因素（出賣同夥會受到報復等），而無法完全以執法者所設立之利益（刑期）作考量，所以這是一個參考性的學術問題。

與囚徒困境相關的各事件

<1>異想

威廉·龐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在他的著作中，以一紐西蘭的例子來說明囚徒困境。在紐西蘭存在誠實的讀者現象，報亭既無管理員也不上鎖，買報紙的人自行放下錢後拿走報紙。當然某些人可能取走報紙卻不付錢（背叛），但由於大家認識到如果每個人都偷竊報紙（共同背叛）會造成以後不方便的有害結果，這種情形很少發生。這例子特別之處是紐西蘭人並沒有被任何其他因素影響而能脫離囚徒困境。並沒有任何人特別去注意報亭，人們守規則是為了避免共同背叛帶來的惡果。這種避免囚徒困境的大家共同的推理或想法被稱為「異想（magical thinking）」。

<2>「認罪減刑」不可行

囚徒困境的結論是許多國家中團體罪犯中認罪減刑（plea bargain）被禁止的原因之一。囚徒困境帶來的結論是：如果有二個罪犯，其中一人犯罪而另外一人是無辜的，犯罪者會為了減刑坦白一切甚至冤枉清白者（單獨背叛）。最糟糕的情況是，如果他們二人都被判入獄，坦白的犯罪者刑期少，堅持無罪的冤枉者刑期反而更多。

<3>公用品悲劇

現實的博弈參與者不只一方，會有多方參與的囚徒困境。加勒特·詹姆斯·哈丁（Garrett James Hardin）的公用品悲劇就是一例：「公用品悲劇是指凡是屬於最多數人的公共財產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例如漁業，公海中的魚是屬於公共的，而在本身不濫捕其他人也濫捕的思想下，漁民會沒有節制的大撈特撈，結果海洋生態破壞，漁民的生計也受影響（共同背叛的結果）。但是，多方囚徒困境的提法有待商榷，因為其總是可以被分解為一組組經典的二方囚徒困境。就是說只有二方的囚徒困境，沒有多方的。所謂多方的囚徒困境只是由多個二方囚徒困境混雜在一起而形成的錯覺。

重複的囚徒困境

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Marshall Axelrod）在其著作《合作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中，探索了經典囚徒困境情景的一個擴展，並把它稱作「重複的囚徒困境」（IPD）。在這個博弈中，參與者必須反覆地選擇他們彼此相關的策略，並且記住他們以前的對抗。阿克塞爾羅德邀請全世界的學術同行來設計計算機策略，並在一個重複囚徒困境競賽中互相競爭。參賽的程序的差異廣泛地存在於這些方面：算法的複雜性、最初的對抗、寬恕的能力等等。

阿克塞爾羅德發現，當這些對抗被每個選擇不同策略的參與者一再重複了很長時間之後，從利己的角度來判斷，最終「貪婪」策略趨向於減少，而比較「利他」策略更多地被採用。他用這個博弈來說明，通過自然選擇，一種利他行為的機制可能從最初純粹的自私機制進化而來。

最佳確定性策略被認為是「以牙還牙」，這是俄裔美籍數學心理學家阿納托爾·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開發並運用到錦標賽中的方法。它是所有參賽程序中最簡單的，只包含了四行BASIC語言，並且贏得了比賽。這個策略只不過是在重複博弈的開頭合作，然後，採取你的對手前一回合的策略。更好些的策略是「寬恕地以牙還牙」。當你的對手背叛，在下一回合中你無論如何要以小機率（大約是1%-5%）時而合作一下。這是考慮到偶爾要從循環背叛的受騙中復原。當錯誤傳達被引入博弈時，「寬恕地以牙還牙」是最佳的。這意味著有時你的動作被錯誤地傳達給你的對手：你合作但是你的對手聽說你背叛了。

通過分析高分策略，阿克塞爾羅德指定了策略獲得成功的幾個必要條件。

友善：最重要的條件是策略必須「友善」，這就是說，不要在對手背叛之前先背叛。幾乎所有的高分策略都是友善的。因此，完全自私的策略僅僅出於自私的原因，也永遠不會首先打擊其對手。

報復：但是，阿克斯洛德主張，成功的策略必須不是一個盲目樂觀者。要始終報復。一個非報復策略的例子是始終合作。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選擇，因為「下流」策略將殘酷地剝削這樣的傻瓜。

寬恕：成功策略的另一個品質是必須要寬恕。雖然它們不報復，但是如果對手不繼續背叛，它們會一再退卻到合作。這停止了報復和反報復的長期進行，最大化了得分點數。

不嫉妒：最後一個品質是不嫉妒，就是說不去爭取得到高於對手的分數（對於「友善」的策略來說這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友善」的策略永遠無法得到高於對手的分數）。

因此，阿克塞爾羅德得到一種給人以烏托邦印象的結論，認為自私的個人為了其自私的利益會趨向友善、寬恕和不嫉妒。阿克塞爾羅德關於重複囚徒困境的研究的重要結論之一，是友善的傢伙能先完成交易。

重新考慮經典的囚徒困境一節中給定的軍備競賽模型：結論是，只是理性策略增進了軍事力量，似乎兩個國家都寧可花費其GDP在槍炮而不是黃油上。有趣的是，企圖說明對抗國家實際上以這種方式（在「重複囚徒困境假定」下的不同時期，軍費支出在「高」和「低」之間反覆）競賽的嘗試，卻經常表明假定的軍備競賽並沒有如預想的那樣出現。（例如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軍費支出，看來並不像遵循「以牙還牙」的重複囚徒困境式的軍備競賽，卻更可能是被其國內的政策所驅使。）這可能是一次性博弈和重複性博弈中的理性行為不同的例子。

對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來說，最佳（點數最大化的）策略是簡單地背叛；正如前面解釋的，無論對手的行動可能是什麼，這都是真實的。但是，在重複的囚徒困境博弈中，最佳策略依賴於可能的對手的策略，和他們怎樣對背叛和合作作出反應。例如，考慮這樣一個人群，那裡每個人每次都背叛，除了一個人是遵循以牙還牙策略。這個人處於一種輕微的不利地位，因為第一回合的損失。在這樣的人群中，對這個人來說最佳策略就是每次都背叛。在一個有一定的百分比的總背叛者而剩下的則是以牙還牙者的人群中，對個人來說的最佳策略依賴於這個百分比和博弈的長度。

一般有兩種方法得到最佳策略：

<1>貝葉斯納什均衡：如果對抗策略的統計分布能被確定（例如，50％以牙還牙，50％一直合作），就能從數學上獲得最佳的相對策略。

<2>已經有了人群的蒙特卡羅模擬，在這裡低分個人消失了，高分個人一再被生產出來（一種獲得最佳策略的天才算法）。決賽人群中的算法合成通常依賴於初賽人群中的算法合成。

儘管以牙還牙始終被認為是最可靠的基本策略，但是在重複囚徒困境的20周年紀念賽中，來自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的一個小組（由尼古拉斯·詹寧斯（Nicholas Jennings）領導，包括了拉蒂普·達什（Rajdeep Dash）、薩瓦帕里·拉姆瓊（Sarvapali Ramchurn）、亞歷克斯·羅傑斯（Alex Rogers）斯和皮魯克里士南·維特林根（Perukrishnen Vytelingum））介紹了一個新的策略，這個策略證明了它比以牙還牙更成功。這個策略依賴於程序之間的合作，為單一程序中獲得了最高的點數。南安普敦大學提交了60個程序參與競賽，這些程序的開頭被設計成通過一組5到10個的動作去彼此識別。一旦這些識別被作出，一個程序將總是合作，其他程序則總是背叛，保證背叛者得到最大的點數。如果程序識別出它在操作一個非南安普敦參與者，這程序將持續地背叛，企圖去最小化競爭程序的得分。結果，這個策略以獲得前3位結束了競賽，也得到了大量接近底部的位置。雖然這個策略顯著地證明了比以牙還牙有效，但是這是因為利用了下述事實：在這個特殊的競賽中，多重通道是被允許的。在一方只能控制單一參與者的競賽中，以牙還牙確實是更好的策略。

如果重複囚徒困境將被精確地重複N次，已知N是一個常數，那麼會產生另一個有趣的事實。納什均衡就是每次都背叛。這很容易用歸納法證明。你也可以在最後的回合背叛，既然你的對手將沒有機會懲罰你。因此，你們都將在最後的回合背叛。這時，你可以在倒數第二回合中背叛，既然最後一回無論你做什麼，你的對手都將背叛。依此類推。為了合作以保持請求，這時未來必須對兩個參與者來說是不確定的。一個解決方案是讓博弈總次數N變成無限大或不可預期的。對未來的預期必須是無法確定的長度。

另一個單獨的案例是「永不停止」的囚徒困境。這個博弈被重複很多次，而且你的分數是一個平均數（當然是用計算機計算的）。

囚徒困境博弈是某些人類合作和信任理論的基礎。假定囚徒困境能夠模擬需要信任的兩人之間的交流，群體的合作行為可以用有多個參與者的、重複博弈的變體來模擬。這從而引起了許許多多學者經久不衰的興趣。1975年，格羅夫曼（Grofman）和普爾（Pool）估計，致力於這方面研究的學術文章，數量超過2000篇。

學習心理學和博弈論

當博弈參與者能學會估計其他參與者背叛的可能性，他們自身的行為就為他們關於其他人的經驗所影響。簡單的統計顯示，總體上，缺乏經驗的參與者與其他參與者的互動，或者是典型的好，或者是典型的壞。如果他們在這些經驗的基礎上行動，（通過更多的背叛或合作，否則）他們可能在未來的交易中受損。隨著經驗逐漸豐富，他們獲得了對背叛可能性的更真實的印象，變得更成功地參與博弈。不成熟的參與者經歷的早期交易對他們未來參與的影響，可能比這些交易對成熟的參與者的影響要大得多。這個原理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年輕人的成長經驗這麼具有影響力，以及為什麼他們特別容易被欺負，有時他們本身最後也成為欺凌弱小者。

群體中背叛的可能性，可以被合作的經驗所削弱，因為先前的博弈建立了信任。因此自我犧牲行為可以，例如，加強團體的道德品質。如果團體很小，積極行為更可能以互相肯定的方式——鼓勵這個團體中的個人繼續合作——得到反饋。這與相似的困境有關：鼓勵那些你將援助的人，從可能使他們處於危險的境地的行為中得到滿足。這類方法主要在互惠利他主義、群選擇、血緣選擇和道德哲學的研究中涉及。

相關的博弈

<1>封閉袋子交易

霍夫施塔特曾提出像囚徒困境的問題。他提出「密封袋子交易」，他認為以這簡單博弈題，有助人們理解此論題。

「密封袋子交易」：甲、乙兩人面對面交換密封的袋子，雙方的共識是甲的袋放錢、乙的放商品。雙方各自可以誠實地把東西放到袋子，然後交換；又或者交空袋子給對方，選擇背叛。

在這場博弈中，由於背叛可獲得巨大利益，必然有多人選擇背叛。這意味著理性的商人不會進行這種交易，因而「封閉袋子交易」將由於逆向選擇而失去市場。

<2>是敵是友?

「是敵是友？」是一個競賽表演節目，從2002年到2005年在美國競賽表演廣播網（Game Show Network）放映。這是一個用真人進行的囚徒困境博弈例子，不過情景是人造的。這個競賽表演有三對人參與競爭。當每對人被淘汰時，他們做一個囚徒困境博弈，決定如何分他們的獎品。如果他們都合作（「朋友」），他們的獎品就被平分。如果一個合作而另一個背叛（「敵人」），背叛者得到所有的獎品，合作者什麼都得不到。如果雙方互相背叛，那麼兩人都一無所獲。注意，這個支付矩陣與前述標準的支付矩陣不同，因為發生「互相背叛」的情形和「我合作而對手背叛」的情形，其損失是一樣的。和標準囚徒困境的穩定均衡相比，「互相背叛」是不穩固的均衡（weak equilibrium）。如果你知道你的對手將成為「敵人」，這時你的選擇無法影響你的獎品。在某種意義上，「是敵是友」擁有一個介於「囚徒困境」和「小雞」之間的收益模型。

這個收益矩陣是：

如果參與者都合作，每人得到 +1。

如果都背叛，每人得到0。

如果甲合作而乙背叛，甲得到0而乙得到 +2。

是敵是友對於想對囚徒困境作現實分析的人將是有用的。注意到，參與者只能進行一次，所以所有涉及重複進行博弈的觀點都不適用，「以牙還牙」策略也無法發展出來。

在是敵是友中，每個參賽者被允許做一個聲明，使另一戰友在雙方秘密決定合作或背叛之前，確信他的友善。可能「打破制度」的方法將是一個參與者告訴他的對手：「我會選擇做敵人。如果你相信我後來會和你分獎品的話，就選擇做朋友。否則，如果你選擇做敵人，我們都會空手而回。」一個更貪婪的版本將是：「我將選擇做敵人。我會給你百分之X，剩下的百分之（100-X）歸我。所以，要或不要，要麼我們都得到一些，要麼我們都一無所獲。」（在最後通牒博弈中時）。現在奸計就是去儘量減少那個百分之X，並保持另一個競爭者仍然選擇做朋友。基本上，這個參與者必須知道這個界限，在這裡他的對手從看到他一無所獲中得到的效用，要超過他從肯定能贏得的金錢中得到的效用，如果他順利的話。

在競賽中這個方法從未被試驗過；可能是因為裁判們不會允許，而且即使允許，不平等厭惡也會由於這個規則的使用而導致較低的期望收益（最後通牒博弈中嘗試了這個方法，結果導致對高而不平等的出價的拒絕。在一些案例中，相當於兩周的工資優先於兩個參與者一無所獲被決絕）。
 

安全困境為國際關係的一個名詞，出至於德國學者約翰·赫茲（John H. Herz）於1951年的著作《政治現實主義與政治理想主義》（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中。由賽局中的囚徒困境發展而來。關於安全困境的文獻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寫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長以及由此導致的斯巴達的恐懼使得戰爭無法避免」。主要內容在說明，當行為者雙方在安全問題上彼此資訊不透明，互相不信任的情況下，對他者可能的行為做出最壞的評估，因此不斷的透過增添軍備和建立預防措施來維護國家安全，殊不知自己在他者的眼裡，卻形成最大的威脅，使他者的安全感被大幅降低，亦爭相擴充軍備，因此反而使自己處於更不安全的狀態。當國際上出現安全困境時，一般伴隨而來的便是激烈的軍備競賽（arms races），當各國展開軍備競賽時，各國都會試圖謹慎因應大國威脅，有時政治領袖為了凝聚士氣，爭取支持，會傾向於把國家受到的威脅程度誇大，在缺少溝通管道的情況下，當認知到威脅程度升高時就會損害彼此之間的信任，競相生產武器，大幅降低合作的可能性，於是任何意外或是危機都很容易導致領導人寧願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國際關係學者較常提到的例子，主要的論點為當時歐洲強權對臨近國家實力增長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導致了戰爭，而非各國希望戰爭。

根據英國學者阿蘭·柯林斯（Alan Collins）對以往學者對「安全困境」所下定義的總結，常見的大致有以下四種： 

1.對別國安全的損害

這類定義關注因「安全困境」的運行所產生的結果，強調一國如何因其所採取的行動而無意間損害了鄰國的安全。羅伯特·傑維斯、查爾斯·格拉澤和巴里·布贊就是此類定義的代表。例如，傑維斯認為當一國尋求增加自身安全而採取的大多數手段具有不經意間損害他國安全的效果時，安全困境就會發生。布贊也同樣認為，「當國家為自己尋求權力與安全時，很容易威脅到其他國家對權力與安全的追求。」

2.所有各方安全的減損

這類定義主要關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敗」（self-defeating）特性。羅伯特·萊伯認為，通過增加它們的權力，國家「並不必然增加它們自身的安全，因為它們的鄰國和對手也會訴諸同樣的手段。實際上這種加強軍備的行為傾向於使得所有國家更不安全，因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臨的潛在威脅的水平」。巴里·波森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把安全困境定義為一種情形，在這種情形里「一國為加強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應，最終使得該國與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3.意圖的不確定性

此類定義主要側重於解釋「安全困境」這種現象的起源，關注於國家間的互動。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在闡釋「安全困境」的機理時寫道，「你知道你自己無意加害於他，除了尋求對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對他一無所求；你絕無可能完全認識或記得這麼一點，即他無法透視你的心靈，因而他對你的意圖就決不可能像你對這意圖一樣放心。」尼古拉斯·惠勒和凱恩·布思則認為，「當一國的軍備行為在另一國的思想中造成關於它們是用於防禦目的（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裡加強自身的安全）還是用於進攻目的（改變現狀以使其對己有利）而無法決斷的不肯定時，安全困境就會存在」。惠勒和布思還把這種無法決斷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視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4.缺乏合適的政策

這種定義強調國家所處的絕望的境地，無論採取哪種選擇，一個令人無法滿意的解決方法是唯一的結果。理察·斯莫克在述及此點時寫道，「在本質上，「安全困境」的觀念認為，如果一國在保衛自己安全上無所作為，它不會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衛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脅到他國或多國的安全，結果該國面臨著一個困境：如果它不採取行動，它將不會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樣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

安全困境實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簡稱一次大戰、一戰，或稱歐戰；英語：World War I、WWI、Great War、First World War；法語：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la Grande Guerre）是一場於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主要發生在歐洲的大戰，然而戰火最終延燒至全球，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被捲入這場戰爭，史稱「第一次世界大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這場戰爭被直接稱為世界大戰。由於主要戰場於歐洲大陸，故此20世紀早期的中文經常稱之為「歐戰」。

戰爭過程主要是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戰鬥。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及保加利亞屬於同盟國陣營。英國、法國、日本、俄國、義大利、美國、塞爾維亞、比利時、中華民國等則屬於協約國陣營。戰爭的導火線是發生於1914年6月的塞拉耶佛事件，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及其妻子索菲亞被塞爾維亞激進青年普林西普刺殺身亡。戰線主要分為東線（俄國對德奧作戰）、西線（英法對德作戰）和南線（包括塞爾維亞對奧匈、保加利亞作戰的巴爾幹戰線，鄂圖曼土耳其對俄國的高加索戰線，鄂圖曼土耳其對英國的美索不達米亞戰線、鄂圖曼土耳其對英國、阿拉伯的巴勒斯坦戰線等等），其中以西線最為慘烈。這場戰爭是歐洲歷史上破壞性最強的戰爭之一，約6,500萬人參戰，約2,000萬人受傷，超過1,600萬人喪生（約900萬士兵和700萬平民），造成嚴重的人口及經濟損失，估計損失約1,700億美元（當時幣值），除美洲與亞洲外，歐洲各國均受到重創，特別是戰敗國如德國等等還要面對巨額賠款，埋下第二次大戰的種子。

影響

英鎊霸權遭到美元削弱

一戰最本質的原因不是表面上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遇刺，但是這是一個戰爭正當性的藉口，一次大戰前英國壟斷原材料市場，當時的印度、澳大利亞甚至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在大英帝國殖民地貿易體系之內，而美國有一個龐大的內需市場而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當時德國和日本國內市場狹小而無法發展，最終選擇擴張。自由貿易理論的觀點認為如果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實行無條件的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取消管制和關稅就不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一戰前當時處於古典金本位制，英鎊是當時世界貨幣到一戰結束後英國因為巨大戰爭開支而黃金外流，最終英鎊遭到擠兌而無法兌換黃金，而美元逐漸取代英鎊的霸權。1922年熱那亞協議英國試圖建立外匯儲備，進入虛金本位制也就是金閱匯本位，紙幣的數量遠遠高過黃金，最終引發的信貸擴張引發1929年大蕭條，而在這之前美國透過道威斯計畫和楊計畫將德國央行資產轉換成美元。

民族國家

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土耳其奧斯曼帝國這四個大帝國覆滅。而巴爾幹半島與中東地區的民族國家則隨之而起，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伊拉克等。

歐洲衰退，美日興起

原來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國，在戰後雖然領土有所增加，但其對領土的控制力卻因戰爭的巨大傷亡與物資損失而大大削減，而其經濟亦因戰爭而大受影響，出現嚴重衰退，從此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讓給美國。這場大戰也削弱了法、意、德；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世界金融中心也由倫敦轉移到紐約；日本也由債務國變成債權國，並侵佔原屬德國勢力範圍的中國膠州灣及山東半島。

無產階級革命

大戰期間，俄國發生無產階級革命，使世界上出現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簡稱蘇維埃俄國。從此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國擴展勢力範圍，至1922年蘇俄收復西烏克蘭，由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及外高加索聯邦簽署《蘇聯成立條約》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世界各地相繼建立共產主義政黨或共產主義政權，直至冷戰結束為止告一段落。

德國復仇

《凡爾賽條約》將發動戰爭的責任悉數推給德國，從而對德國實行條件極為嚴厲的經濟與軍事制裁，德國失去13%的國土和12%的人口，還被解除武裝，德國陸軍被控制在10萬人以下，且不許擁有空軍。但德國雖然在一戰中最後戰敗，其元氣並未受到過大的傷害，工業體系依然保存完整，本土也並未受到戰火的波及。《凡爾賽條約》過多考慮戰勝國的利益分配，完全沒有考慮戰敗國自身的利益，加上條約的空前苛刻性和掠奪本質，造成德國貨幣瘋狂貶值，使得德國國民對強加給他們的條約有極強的抵觸和反感情緒，因而引發德國民眾強烈的民族復仇主義情緒。德國人為擺脫《凡爾賽條約》桎梏，各派政治勢力、各種政治思想在德國你爭我奪，顯得尤為激烈。種種因素配合以及德國在希特勒的納粹黨的領導下，終於爆發規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國五四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華民國是戰勝國。北洋政府雖然因此停止對戰敗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庚子賠款，並在巴黎和會中提出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駐軍等七項希望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但遭受列強拒絕。《凡爾賽和約》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五四運動。1919年5月4日由於山東問題，北京的青年學生及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愛國運動，並使得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6月28日沒有簽署凡爾賽條約。此運動對近代中國迄今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影響甚大，此後北洋軍閥政府失去民心而垮臺。此外也因為五四運動而使中國共產黨崛起，某種程度上也半直接與半間接地埋下日後的兩次國共內戰的種子。

軍人待遇

一戰美軍士兵每人每日薪金為1美元，另加海外生活補助金0.25元（25分）。後來由於1930年代的大蕭條，退伍軍人、家屬與其他有關團體，向美國政府要求即時索取補助金不果，而導致1932年美國軍方介入的流血補助金進軍事件。

國際聯盟

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傷亡與物資損失巨大，英法等戰勝國於是在1920年1月發起一個用以減少武器數目、平息國際糾紛及維持民眾的生活水準的組織，是為國際聯盟（簡稱國聯）。由於美國沒有參加，國聯被英法操控。然而，國聯卻不能有效阻止法西斯主義的侵略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聯合國取代。

女性地位

在大戰期間參戰國內大量男性均直接參與前線戰爭，導致國內勞動力大減，生產軍需品、武器、後勤支援等的職位大部分皆由女性接替，使婦女的重要性提高。在戰後1920年代日本的婦女運動、1920年美國給予婦女選舉權，至1928年英國亦給予婦女選舉權等事件顯示婦女的地位得以重視，女權運動亦在此時興起。

文學藝術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造就以海明威、T·S·艾略特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文學家，他們的文學作品及個人結局（海明威最終選擇自殺）都反映出這場戰爭給人類所造成無法癒合的心靈創傷。以戰爭為主題的文學作品也在此時問世，主要表達對戰爭的厭惡，如海明威的《戰地春夢》和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

 

(二)古巴飛彈危機（Cuban Missile Crisis），又稱加勒比海飛彈危機，加勒比海危機，是1962年冷戰時期在美國、蘇聯與古巴之間爆發的一場嚴重的政治、軍事危機。事件爆發的直接原因是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

冷戰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兩個戰勝國美國和蘇聯分別代表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和思想意識形態政策，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亦即自稱自由民主國家，結成陣營，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亦即自稱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執政國家，展開全球性的政治較量，兩個超級大國的策略在於不斷使用新的武器來顯示自己的優勢。

雙方的戰略考慮均不排除對對方進行核「首發」的措施。這個戰略的目的在於對對方進行猛烈的第一次打擊，以至於對方癱瘓，無法進行核反擊。常規武器的火力無法達到這個目的。當時兩個超級大國所擁有的飛彈技術（洲際彈道飛彈）可以達到18,000公里外的目標，因此雙方均可以從自己的國土打擊對方國土內的目標。同時雙方的戰略轟炸機機隊（B-52同溫層堡壘轟炸機和圖波列夫Tu-95）也能夠打擊對方領土內的目標。但是這些武器的短處在於它們的預警時間太長，因此對方有足夠的時間採取反措施。為了縮短這個預警時間，雙方必須將其核飛彈儘量布署到對方的領土附近。

在1962年古巴危機前夕，美蘇核武庫（總量/其中戰略核彈頭）對比為（27000/5000）：（3600/300）。美蘇可從本土打到對方的洲際飛彈對比為200：50，其中蘇聯SS7（R16）剛裝備不久，實際可能僅20枚SS7（R16）和3枚SS6（R7）可用。美國另有剛成軍的5條華盛頓級核潛艇，每艘可攜帶16枚射程1850公里使用固體燃料可從水下發射的Polaris A-1北極星中程飛彈，可於北冰洋和日本海對蘇聯構成潛在核威懾，而蘇聯當時還沒有相應的對抗措施。基於以上極具優勢的核力量，1959年美國在義大利和土耳其布署了45枚中程彈道飛彈PGM-19朱庇特彈道飛彈，距離莫斯科僅約2000公里，進階形成對蘇聯的公開核威懾，這是後來古巴危機的導火線。

1898年美國戰勝西班牙，逼使西班牙放棄古巴主權，古巴成為獨立國，但古巴的政治、經濟實際被美國控制，大部分古巴產業掌握在美國人手中。美國與古巴訂立不平等條約，直接干涉古巴政府，並在關塔那摩灣建造永久海軍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古巴的民族主義日漸高漲，而美國扶植的巴蒂斯塔政府廢除憲法，實行軍事獨裁統治，引發民眾反抗。1953年7月，以卡斯楚為首的古巴革命軍發動武裝起義，經過多次失敗，卡斯楚等革命黨人流亡海外，與南美阿根廷游擊隊領袖切格瓦拉合作，1956年底乘坐小艇從墨西哥偷渡返回古巴，展開游擊戰爭，1959年1月1日，卡斯楚領導的革命黨終於推翻巴蒂斯塔政權，建立古巴革命政府。半年之後，古巴革命政府實行土地改革，開始沒收土地和私有財產，美國人擁有的銀行、工廠、商店、農場全部國有化，美國政府立即宣布與古巴革命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凍結古巴在美國的資產。並且開始對古巴實施貿易禁運，古巴革命政府開始倒向蘇聯陣營。

古巴革命

1952年，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通過軍事政變成為古巴總統，隨即解散議會，廢除1940年以來帶有資產階級進步性質的憲法，他的獨裁政府同時也招致了諸多反對。1959年1月1日，菲德爾·卡斯楚從最初的82人起家，逐漸獲得各激進團體的支持，反政府暴亂活動得逞，推翻了自1952至1959年的巴蒂斯塔獨裁軍政府政權。1月13日成立了古巴共和國。宣告這一勝利的是領導人民革命的菲德爾·卡斯楚，當時這位領袖人物年僅32歲。新政權成立初期，美國同古巴的關係還比較好。2月，卡斯楚出任總理，4月訪問美國，還受到艾森豪政府的熱烈歡迎。同時美國希望把古巴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鞏固它在拉美的基礎。 無論是卡斯楚還是他的戰友，本來不僅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任何聯繫，而且甚至對馬列主義、對共產主義學說尚無基本的認識。

美古關係惡化

古巴新政府的領導成員發生很大變動，政府重要部門絕大多數被主張實行激進政策的人所掌握。美國政府擔心古巴動搖美國在拉美的基礎，因而就對古巴新政權產生不滿，並且企圖逼新政府就範，結果就導致了美國與古巴關係的日益惡化。卡斯楚的新政府一開始打算保持古巴與美國的關係，但是美國不肯與卡斯楚交往；卡斯楚向美國貸款，但是德懷特·艾森豪政府拒絕其要求，並且支持古巴內部的遊擊組織試圖推翻卡斯楚政府。1961年1月5日，艾森豪政府於卸任前半個月宣布同古巴斷絕外交關係。同時，從經濟上開始對古巴進行制裁，企圖通過卡斷經濟命脈來扼殺古巴新政權。因此卡斯楚只能向美國以外的勢力求援。

豬玀灣事件

1961年4月15日，在剛上任不久的甘迺迪政府的支持下，古巴流亡者組成的部隊駕駛改塗流亡政府標誌的美國B-26型轟炸機從佛羅里達起飛，對古巴進行了兩天的轟炸，1000多名流亡軍從瓜地馬拉的訓練營出發，抵達尼加拉瓜卡貝薩斯港登船，於古巴南部豬玀灣登陸，意圖占領當地機場，迎接古巴流亡政府，而後籍希望流亡政府以尋求美國幫助的名義，請求已在佛洛里達訓練10個月的約1萬美軍直接插手，入侵古巴並推翻卡斯楚政府。但是在72小時之內，流亡軍被政府軍擊敗，流亡政府也未能登陸古巴。美國政府並未就此罷休，繼續對古巴施加壓力。

北方森林計劃（Operation Northwoods）

在古巴流亡軍的軍事行動失敗後，在時任參聯會主席李曼·雷姆尼澤上將（Lyman Louis Lemnitzer）主持下，美國又擬定了北方森林計劃，即由美軍執行如襲擊美軍駐關塔那摩基地和位於佛羅里達的民用設施等各種恐怖襲擊，以及在深海擊沉古巴難民船，然後嫁禍於古巴卡斯楚政府並以此為由直接出兵入侵古巴。但此計劃被甘迺迪擱置，並未執行。

向蘇求援

在受到美國的強大壓力時，卡斯楚不得不向蘇聯尋求援助。蘇聯當時對古巴的處境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切，正是出於同美國爭奪霸權的需要，想在拉丁美洲找一個立足點。古巴的求援，正是赫魯雪夫求之不得的事情。他認為，古巴局勢的發展，直接關係到蘇聯在拉丁美洲的影響，關係到蘇聯的威信及其在拉美的立腳點。古巴和蘇聯於1960年就恢復了外交關係。在美國同古巴絕交後，蘇聯就抓住機會，增加了對古巴的經濟、軍事援助。蘇古關係的發展，也就隱伏著美蘇關係的緊張和日後的飛彈危機。 被逼入絕境的卡斯楚，1960年秋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講話。他面對坐在大廳里的美國人說，是你們促使我們尋求新的市場和新的朋友，它們就是蘇聯和社會主義世界。在這之後，我們就開始對這種社會主義產生了興趣並開始研究它。1961年4月16日，卡斯楚宣布古巴成為社會主義國家。

前奏

從1959年開始美國分別在義大利（2個中隊30枚）和土耳其（1個中隊15枚）部署共45枚PGM-19朱庇特彈道飛彈（有材料稱每個中隊都有機動運輸的後備彈，總數可能達75枚），在兩國分別設立了10個和5個發射場，每個發射場永久固定3具發射架（在土耳其的部分發射架，作為旅遊景點目前尚存），每具發射架常備豎立1枚裝載了核彈頭並連接了燃料加注管的朱庇特中導對準蘇聯，這些飛彈噴塗了義大利和土耳其國旗實際由美國空軍掌管瞄準與發射。1962年4月最後一批在土耳其的朱庇特中程彈道飛彈及其發射裝置豎立完畢，由於這些飛彈可迅速發射（最快的5分鐘）且露天配置，處不受保護的狀態很容易被攻擊，因此它們明顯只是用來進行第一打擊使用的。

與此同時美國此時已經擁有可以從水下發射的北極星飛彈，這些核潛艇不易被發現和消滅，而蘇聯當時還沒有相應的對抗措施。

同期美英兩國在英國共同部署了4個中隊60枚雷神中導（另有20枚機動運輸的後備彈），在英國設置了20個發射場，每個發射場永久固定3具發射裝置，與在土意部署朱庇特中導離莫斯科幾乎等距約2000公里。雷神中導空重更輕，射程更遠而更脆弱，平置存於可移動倉庫下。同樣常備裝載了核彈頭連接了燃料加注管並與永久固定的液壓豎起/發射架連接。接到發射命令後需先移除倉庫然後豎起，再加注燃料，共需約15分鐘，相對朱庇特中導反應速度較慢。雷神中導發射失敗率較朱庇特中導高，曾在加注燃料的演練中於發射台上爆炸，導致發射場核污染。與部屬在土意的朱庇特中導不同，雷神發射裝置有兩枚須共同使用的不同鑰匙，由英美分別掌管一枚，形成邏輯上的「與」關係。須英美共同同意才可發射，英美有對等權限。

1960年10月26日和27日美國首次從德克薩斯州的勞夫林空軍基地起飛U-2偵察機飛越古巴。1961年9月5日美國偵察機首次拍攝到SA-2地對空飛彈以及米格-21戰鬥機。

阿納德爾行動（Operation Anadyr）

英美在歐洲和西亞部署的中導技術門檻較低，數量龐大，接到發射指令後5至15分鐘即可發射，飛行約12分鐘即可抵達莫斯科。2016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競選辯論中透露，即便是美國現代的（使用固體燃料的）洲際彈道飛彈，在接到發射命令後準備時間也需4分鐘；而繞飛半個地球的飛行時間則約30分鐘，所以即便與當今對比，這批60年代的中導也如達摩克利斯懸劍對莫斯科構成莫大的威脅。蘇共中央主席團（後更名為蘇共中央政治局）責成當時的第一書記赫魯雪夫著手解決這個問題，赫魯雪夫有多種選擇，包括升級以當時新式的 S-25 Berkut/SA-1防空飛彈（蘇式防空飛彈的鼻祖，比現今仍在使用的SA-2有更高承載力）為主要手段的莫斯科防空圈至加載1萬5千噸當量核彈頭成為防空核彈等。但1962年4月，赫魯雪夫在與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於黑海海邊散步時，首次表達了其設想的更為激進的方案，即利用美古關係惡化，於古巴部署進攻性中程飛彈，對美國實現同等威脅。赫魯雪夫當時誇張地向馬利諾夫斯基稱，這是「將一隻刺蝟扔進美國的褲襠」。後來的實際運行卻並非赫魯雪夫設想的那麼簡單。

1962年5月21日，蘇軍副總參謀長阿納托利·格里布科夫大將（Anatoly Gribkov）和兩名助手開始根據赫魯雪夫的想法制定「阿納德爾行動」（Operation Anadyr）。格里布科夫的初始計劃為在古巴部署5個彈道飛彈團，其中3個裝備R-12型中程飛彈（北約代號SS-4，射程2000公里），2個裝備R-14型中遠程飛彈（北約代號SS-5，射程3700公里），每個團配有8具發射架，按1.5倍配備相應飛彈，飛彈按1：1配置戰略核彈頭。總計40具發射架60枚飛彈和60枚百萬噸當量級戰略核彈。如果從古巴西部發射，飛彈射程足以覆蓋美國本土全境。為了給飛彈部隊提供支援，蘇軍還將部署大批防空和地面部隊，包括2個短程飛彈團（配備FKR-1短程巡弋飛彈含16具發射架和80枚戰術核彈頭）、2個防空師（配備防空飛彈）、1個戰鬥機團（裝備40架米格-21戰鬥機）、1個飛彈快艇支隊（12艘飛彈艇），和4個摩托化步兵團（配備T-54坦克124輛、水陸兩棲坦克12輛、裝甲車280輛、反坦克飛彈發射器36座）。上述部隊的總兵力為50874人。

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在7月4日批准了行動計劃，三天後赫魯雪夫拍板決定實施。在9月4日美國U2偵察機發現了蘇軍的防空飛彈和快艇，甘迺迪向蘇聯提出抗議，蘇聯人又決定增派1個可投擲核炸彈的轟炸機團（最初為22架IL28和6枚空投核彈，後又增加20架IL28至總共42架，但並未全部運抵古巴），3個裝備月神luna短程飛彈-發射架-履帶式運載車一體裝置的自行火箭營（配備12部可載彈機動的履帶發射車，60枚飛彈和12枚戰術核彈頭，至少有6部運抵古巴），2個喀秋莎火箭營（40部喀秋莎火箭發射車）。同時古巴動員正規軍兵力27萬，配備T-54坦克394輛，高射炮888門，重型火炮和重迫擊炮近千門。

1962年9月8日蘇聯貨船「鄂木斯克號」攜帶SS-4中程飛彈赴哈瓦那，這可能是第6個在古巴部署的中程飛彈團，但是沒有將這批貨運到地方卸貨，古巴危機即已結束。

至1962年10月，蘇聯在美國大部未知情的情況下在古巴秘密部署的核武器有：

兩批共158枚核彈頭由2艘蘇聯貨輪「因迪吉爾卡河」號（Indigirka）和「亞歷山大羅夫斯克」號（Alexandrovsk）分別於10月4日和10月23日運抵古巴。其中包含首批36枚第二批24枚共60枚百萬噸當量級戰略核彈頭。這60枚戰略核彈頭中的36或40枚在危機爆發中轉移到陸地上，以備第1波核攻擊，危機結束後又迅速收回存於貨輪。

5個中程飛彈團共60枚ss4、ss5中程飛彈（共40具發射架）分批於9月8日夜和9月16日運抵古巴（另有材料說ss4實際有4個團預定48枚，實際運到42枚，在危機結束後的撤出中按協議向美方展示了這42枚，而ss5的發射架和核彈頭全部運到，ss5飛彈本身卻未運至古巴。），用於搭載百萬噸當量級戰略核彈頭，目標為美國主要城市。因ss4、ss5均使用強腐蝕性燃料，燃料只能在接到發射指令後灌注。據當時其中一名飛彈團指揮官自傳，當時蘇聯公開在建的發射場和隱蔽的發射架尚不具備快速發射能力，在隊員準備彈體時他本人將驅車前往核彈頭倉庫取回核彈頭，往返需要30分鐘，加上安裝彈頭、豎起和灌注燃料的時間，這批中程飛彈最快要滯後45分鐘至1小時才能發射。

7條高爾夫級（golf class/project 629）常規動力彈道飛彈潛艇，各配備3枚射程600公里的ss-n-4（R13）艦載型短程飛彈用於搭載百萬噸當量級戰略核彈頭。這些潛艇與仍存有20枚百萬噸當量級核彈頭的蘇聯貨輪同泊於古巴港口，作為第2波核攻擊的後備載具。當時蘇聯尚無潛射技術，這7條潛艇需上浮，將發射蓋打開通風情況下才能灌注強腐蝕的硝酸/苯胺燃料，發射準備時間約15分鐘。

首批22架經核武投擲改裝的IL28配有從貨輪卸載由空軍自行保管的6枚407H空投型萬噸當量級戰術核炸彈，這是蘇聯在古巴的最快反應核攻擊力量。兼備反潛和常規轟炸。

4條狐步級（foxtrot class/project 641）常規動力潛艇，單獨配備各1枚T5型戰術核魚雷，用於對付可能的美國對古巴的海上進攻。

FKR-1短程巡弋飛彈，用於搭載80枚戰術核彈頭，一小部分瞄準關塔那摩，大部分圍繞哈瓦那，用於對付可能的美國對古巴的海陸進攻。

Luna短程飛彈含12部可載彈機動的發射車、60枚射程30公里的3R10飛彈於10月8日運抵古巴，用於搭載增補的12枚戰術核彈（危機時至少有6部發射車和8枚載有核彈的飛彈投入戰備巡邏），並可能作為FKR-1的候補載具。

危機時間表

1962年8月5日和29日中央情報局通過U-2偵察機以及間諜報告首次在比那爾德里奧省首次發現了防空飛彈發射裝置。

8月24日，美國國務院情報司負責人希爾斯曼向國會保證，古巴軍事裝備是防禦性的。

9月4日，美國U2偵察機發現了蘇軍的防空飛彈和快艇，甘迺迪向蘇聯提出抗議。同時甘迺迪宣稱「沒有證據說明古巴出現了進攻性飛彈。」

9月9日，中華民國黑貓中隊的1架U2於江西南昌被擊落，美國擔心1960年U2在蘇聯被擊落重演，暫停了對古巴的U2偵查。此禁令至10月9日解除，又因9月下旬至10月13日古巴上空連續近1個月陰雨，實際至10月14日才再次出動。

9月13日，甘迺迪重申古巴的軍事部署不是挑釁性行動。

9月19日，美國情報委會員在內部評估報告中再一次確認，蘇聯不會將進攻性飛彈運入古巴。

9月28日，美國在海上發現了蘇聯正往古巴運送IL28的貨輪，綜合多方面信息，甘迺迪有所警覺。

10月1日，美國調用膠片返回式偵查衛星變軌古巴上空拍照，同樣因為天氣原因未得有效情報。

10月7日，古巴總統奧斯瓦爾多·多爾蒂科斯·托拉多（Osvaldo Dorticós Torrado，此時卡斯楚為總理）在聯大發言：如果我們受到進攻，我們必會反擊，反擊將用強大武器，此武器強大到我們不想用它。更加深甘迺迪政府的警覺。

10月9日，在解除U2禁飛的同時，美國專門又發射了1枚膠片返回式偵查衛星。

危機的爆發

真正的危機從1962年10月中旬開始。

10月14日周日：兩架從德克薩斯州勞夫林空軍基地起飛的U-2偵察機飛越古巴拍照。此時「阿納德爾」計劃的準備工作已大部分完成（中程飛彈已全部抵達，但第二批核彈頭將於10月23日抵達），赫魯雪夫在古巴西北部聖克里斯托佛附近將5個飛彈團中的2個未經偽裝地展開，向甘迺迪攤牌。

10月15日周一：偵察機拍攝的照片明確地顯示了飛彈的存在。這些飛彈是布署在古巴西北部聖克里斯托佛附近的SS-4飛彈，它們可以打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10月16日周二：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喬治·邦迪向甘迺迪匯報偵查結果，甘迺迪召集他的執行委員會來討論各種反應方式。其中包括容忍蘇聯布署飛彈、試圖採取外交解決以及軍事手段如封港、空襲和入侵。所有這些討論均是絕密（公眾和蘇聯不知道）。甘迺迪下令繼續使用U-2偵察。

10月17日周三：美國一天之內派出六架U-2偵察機拍攝飛彈發射場，照片證明古巴兩處正在安裝SS-4，SS-5彈道飛彈發射架，至少有16枚SS-4，24個SA-2防空飛彈陣地和一個存放核彈頭的掩體。此外照片還顯示有數十架伊留申IL-28輕型轟炸機。SS-4，SS-5型號是根據雙重間諜奧列格·潘科夫斯基上校（Oleg Penkovsky）以前提供的情報判讀出的，這些飛彈中射程最大的為3700KM，它們可以攻擊所有美國重要的工業城市，包括華盛頓，預警時間只有五分鐘。

10月18日周四：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赴白宮與甘迺迪會晤。這次會晤是一次計劃已久的會晤。出於策略性考慮甘迺迪在會晤中沒有提到古巴問題，雙方多次討論蘇聯已經多次提出的使得柏林非軍事化的問題。這樣一來美國更加相信蘇聯是打算通過他們在古巴的發展來改善在柏林問題討論過程中的地位。這個假設也是其它西方盟國的意見，後來證明這個假設是錯誤的。在華盛頓不斷有蘇聯大量向古巴出口武器的消息流傳。美國軍隊開始感到不安。美國將軍認為封港太軟弱，他們認為必須立刻進行空襲，然後入侵。尤其空軍將軍寇第斯·艾莫森·李梅（Curtis LeMay）要求進攻：「紅狗在挖美國的後院，我們必須懲罰他們。」羅伯特·甘迺迪命令他的司法副部長尼古拉斯·卡贊巴赫審查封港的法律基礎。

10月19日周五：卡贊巴赫向執行委員會匯報封港的法律基礎。執行委員會被分為數個組，分別研究對付古巴飛彈的各種方案。

10月20日周六：雖然甘迺迪的高級顧問要求入侵，執行委員會還是決定進行封港。

10月21日周日：甘迺迪決定封港並召集大報紙的主編來避免報紙過早報導。

10月22日周一：美國軍隊進入警備狀態（三級戒備狀態），為了準備入侵，更多的美軍被移駐到佛羅里達州，約200艘艦船圍繞古巴。英國、法國、西德和加拿大的政府代表獲得通知，這些國家向甘迺迪表示他們的支持。甘迺迪發表電視演講，宣布從10月24日開始對古巴進行封鎖。此外他要求赫魯雪夫將蘇聯飛彈撤出古巴，並威脅假如美國被攻擊的話將進行強大回擊。克里姆林宮擔心會出大事，高層開始討論美國的底線與入侵古巴的可能。

10月23日周二：赫魯雪夫宣布不接受封鎖，但是保證布署的飛彈完全是出於防禦策略的。美洲國家組織開會投票同意封鎖古巴。

10月24日周三：美國對古巴的封鎖開始，由「埃塞克斯」號航空母艦戰鬥群率先執行。美國艦隻和蘇聯艦隻首次發生衝突，蘇聯貨輪部分減慢了速度部分掉頭，蘇聯油輪「布加勒斯特」號則繼續航行並於25日越過封鎖線。美國海軍勒令「布加勒斯特」號停船接受檢查，布號未有理會，為了防止衝突升級，美國艦隻沒有總統的直接命令不許開火，放棄了對布號的攔截，26日選中了被蘇聯租用的、為巴拿馬所有的「馬克盧拉」號貨船，對其進行自封鎖開始以後的第一次登船檢查，沒有發現載運武器後即讓其通過。蘇聯艦隻（由2條老式艦炮巡洋艦，2條飛彈驅逐艦，2條護衛艦共6艘組成的小型艦隊）進入封鎖圈（離古巴海岸800海里），但是美國並未採取行動而是縮小了封鎖圈（改為離古巴海岸500海里），所有蘇聯艦隻覺得無趣掉頭離開了封鎖圈。蘇聯政府繼續表示不做任何讓步，但赫魯雪夫擔心除了在海上發生衝突之外，分布過廣且缺乏紅海軍保護的蘇聯貨輪一旦被強行攔截，其中所載武器被美國人「奪取並且分析、檢查他們的飛彈和彈頭等諸如此類的先進武器」，仍令多數載有軍火如IL28的貨輪返航。

10月25日周四：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會議上美國大使與蘇聯大使針鋒相對，美國首次展示蘇聯飛彈發射場的照片證明。

10月26日周五：蘇聯不顧封鎖，在古巴繼續布署飛彈。執行委員會討論軍事步驟，並準備繼續美蘇對話。但軍方強硬派十分懷疑蘇軍企圖，要求空襲以示警告，假如必要的話入侵。當日較晚時分蘇聯大使館向甘迺迪轉交了赫魯雪夫可能是較早發出的第一封信（此信被CIA鑑定為赫魯雪夫親筆書寫），表示假如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的話蘇聯可以撤離飛彈。甘迺迪決定暫不入侵古巴。

危機的高峰及轉折點

10月27日周六：當天上午蘇聯大使館又向甘迺迪轉交了赫魯雪夫第二封比較官方的信，其中措辭強硬，且增加了美國須撤回布署在義大利和土耳其的飛彈的要求。後有分析認為，這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堅持需達成解除北約中導對莫斯科威脅作出的決定。

該日為古巴衝突的最高峰，雙方均發生小型衝突，首先是早晨時分，美國空軍進行了一次運載火箭試驗，這次試驗沒有通知執行委員會。

同期蘇聯在古巴附近有四艘載有核魚雷的狐步級常規動力攻擊潛艇(B-4, B-36, B-59以及B-130)，美國海軍很快就確定了所有這四艘潛艇的位置，但是美國人不知道這些潛艇上帶有核魚雷。此時蘇聯已授權在古巴的蘇軍，在受到攻擊且無法聯絡莫斯科的情況下，掌握核彈的部隊可自行決定是否使用手中的核武器而不必等待莫斯科命令。由於這些潛艇潛水很深，它們無法與莫斯科通訊。美國海軍科尼號驅逐艦（DD-508）向最後一艘隱藏在海底的舷號為B-59的蘇聯狐步級潛艇投擲了五顆訓練用深水炸彈以逼迫其上浮，在這之前蘇聯在古巴附近海域部署的潛艇大隊另外三艘「狐步」級常規動力攻擊潛艇已迫於壓力而上浮。此時B-59艇內電力已嚴重不足，食物，淡水等生活物資嚴重短缺，船員們忍受著近60度高溫，整體士氣低下。由於美蘇兩國要求浮上水面的警告方式不同，導致B-59號的艇長誤以為核戰爭已經爆發，決定發射艦上的核魚雷，由於大副瓦西里·阿爾希波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рхипов）執意不同意（按照當時蘇聯核潛艇的規章必須三位最高軍官：艦長、政委、大副一致同意才能發射飛彈），最後潛艇上浮來請示莫斯科的命令。

相應的，美國空軍也下令駐阿拉斯加等地的B52攜帶核炸彈輪流空中值班。當日一架由阿拉斯加起飛的U2「因導航和通訊系統故障」從公海上空接近蘇聯楚科奇半島，蘇方起飛6架戰機攔截，美方則以2架F-102「三角劍」戰機攜帶1700噸當量的戰術核火箭前往支援U2。雖然甘迺迪下令沒有其直接命令不得開火，但技術上發射核武的核按鈕實際掌握在空軍手中。這也導致危機結束後，甘迺迪要求所有核武需加裝密碼鎖，掌握核武的技術軍官只有在獲得上級授予的密碼後才能使用核武器。

同日，美國一架飛行在古巴上空21336米的U-2偵察機被巴內斯當地原蘇軍防空部隊發射的三枚SA-2防空飛彈中的兩枚擊中墜毀，飛行員魯道夫·安德森少校當場死亡。另一架美國海軍的RF-8A也被37 mm防空砲火擊中，U-2在古巴被防空飛彈打下的噩耗傳到美國空軍司令部後，鷹派就已經開始明確立場，認定蘇軍不打算接受談判，美國空軍官員當即決定根據計劃出動F-100超級軍刀戰鬥機空襲古巴巴內斯的防空飛彈陣地，將它們徹底摧毀。然而，這畢竟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重大軍事行動，因此，美國空軍不得不將作戰計劃上報國防部，國防部又上報甘迺迪總統。甘迺迪總統考慮再三，最後否決了軍方的空襲計劃。當天，甘迺迪下令10枚新研製的「義勇兵」洲際飛彈進入戒備，以警告赫魯雪夫不要輕舉妄動，赫魯雪夫本也無意妄動，僅面對入侵古巴領空的飛機不得不動。同時甘迺迪表示同意繼續談判。

同時軍方認為蘇聯在古巴的中導發射裝置將完全建成，在10月29日周一具備類似朱庇特和雷神中導的快速發射能力，試圖逼迫甘迺迪同意軍方擬定的進攻計劃，即29日凌晨由空軍率先開始空襲並在其後幾天中遂行在古巴登陸並最終占領古巴，且暗示到時若甘迺迪未能作出決定，軍方也會發動攻擊。

此時軍方積極請戰，執行委員會則傾向於先忽略赫魯雪夫的第二封信，只回復第一封信所列的談判條件，即暫時避開從義大利及土耳其撤出飛彈以備繼續和蘇聯討價還價。甘迺迪一方面拖延了對軍方進攻計劃的回覆，一方面表面同意了執行委員會的討論結果，於當天下午向赫魯雪夫密電錶示同意赫魯雪夫的第一封信中建議的保證不入侵古巴。但另一方面甘迺迪對白天發生的多起軍事摩擦心有餘悸並決意立即解決危機，在回電赫魯雪夫的同時，令其胞弟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前往蘇聯大使館，以向蘇聯大使提交書面回信的名義與蘇聯駐美國大使秘密談判。華盛頓時間19：45，羅伯特·甘迺迪會見了蘇聯大使多勃雷寧並口頭傳達了其兄約翰·甘迺迪總統的意願，內容重點為口頭答應撤回在義大利和土耳其的飛彈，交談重點為向多勃雷寧解釋總統受軍方和執行委員會的壓力不能書面出具同意撤回義大利和土耳其飛彈的文件，但總統保證將實現這一點，而若赫魯雪夫執意要書面保證或因此而拖延的話，總統將難以壓制軍方，局面將有可能失控，甚至依約翰·甘迺迪的授意，羅伯特·甘迺迪向多勃雷寧透露了軍方計劃於29日凌晨發動進攻之事。其實約翰·甘迺迪同時另避開執行委員會，通過私人的律師關係正秘密起草對赫魯雪夫第二封信的回覆，其中書面列出了同意撤回義大利和土耳其飛彈的條款，以備不時之需。多勃雷寧與羅伯特·甘迺迪交談結束後天色已晚，仍連夜通知莫斯科並極力向赫魯雪夫轉達甘迺迪兄弟的真實意願。此時華盛頓相對莫斯科時差晚7小時，赫魯雪夫於華盛頓時間27日當晚莫斯科時間28日清晨決定認可約翰·甘迺迪的口頭承諾，決定蘇聯從古巴撤出中程飛彈，一方面連夜通過加密途徑電函甘迺迪，另一方面下令莫斯科電台俄羅斯之聲於次日即28日上午9點（華盛頓28日凌晨2點）準點廣播蘇聯從古巴撤出中導。不過赫魯雪夫仍對甘迺迪有可能對軍方失去控制而有所防備，雙方在往復函件中均未提及其餘98枚萬噸當量級戰術核彈頭及所屬除IL28外的大部分載具，赫魯雪夫仍暫時在古巴秘密保有了這批核武器直至一個月後局勢穩定後撤出。

10月28日周日：秘密外交談判終於成功。赫魯雪夫態度改變，在莫斯科電台中宣布，美國已保證，同意不入侵古巴，因此，蘇聯將從古巴撤回所有進攻性武器。同時美國決定秘密撤回在土耳其和義大利部署的彈道飛彈。古巴飛彈危機結束。今天一般認為教宗領袖若望二十三世在這件事件的和平解決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甘迺迪本人是天主教徒，若望二十三世與赫魯雪夫之間一直有書信往來。

為了不使得美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感到難堪、另外也出於宣傳目的，美國從土耳其撤軍比蘇聯晚一些，而且是秘密撤軍。這樣美國從表面上來看是這場危機的勝利者。不顧慮這個對外的心理效果的話蘇聯在這場危機中獲得了一個戰術勝利。通過在古巴布署和撤出飛彈，蘇聯達到了美國從蘇聯的鄰國撤出飛彈的目的。客觀而言，雙方都達成了原先所設定的目標，也都各自保住的面子，算是一個相當圓滿的解決。

尾聲

根據雙方協議，蘇聯同意撤出飛彈過程需接受美國監視，古巴開放部分港口的領空，讓美方偵察機低空近距離拍攝中導裝船過程。甘迺迪利用這個機會，讓公眾媒體實況電視轉播了這一過程。於是在接下來的幾天中，兩周來被核戰陰影籠罩而迫切想知道俄國在古巴到底藏了多少貨的美國民眾興奮地參與了對裝船中導的計數，總共數到42枚據信是ss4中導。而自始至終除了發現有安裝了ss5發射架的發射場，各方照片中沒有完全確定有ss5的存在，因此對ss5是否運到古巴，或是否赫魯雪夫一直將其藏匿，有不同見解。

奧列格·潘科夫斯基上校（Oleg Penkovsky）的悲劇

潛伏蘇軍總參謀部的雙重間諜奧列格·潘科夫斯基上校（Oleg Penkovsky）向CIA和MI6透露了「阿納德爾」行動，對甘迺迪的決策起了決定作用，因他避免了一場世界性核大戰，而其本人也因此於10月22日被克格勃逮捕，後被槍決。相對而言，B59大副瓦西里·阿爾希波夫是撲滅了走火的導火索，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天主教會則是協調了雙方最高層的直接對話。

甘迺迪兄弟的結局

在10月14日U2發現炫耀存在的SS4陣地之前，甘迺迪不認為蘇聯會在古巴部署進攻型核武器。甚至在10月13日，甘迺迪去印第安納州拉票時，仍認為是有人故意危言聳聽，痛罵有人「自封為將軍，想把別人的兒子送上戰場。」

10月14日U2於古巴天氣轉晴後出動偵查的結果令情勢急轉，而此時甘迺迪對赫魯雪夫的意圖和蘇軍在古巴的具體部署仍是知之甚少。軍方熱烈地討論是封港還是武力入侵，執行委員會傾向於為獲得有利條件繼續談判，公眾媒體則熱衷於準備和蘇聯打一場核戰，此間潘科夫斯基上校透露了「阿納德爾」行動的初始計劃的修訂版本並經CIA秘密提交執行委員會和甘迺迪。計劃中提及將在古巴將部署48枚ss4含24具發射架，32枚ss5含16具發射架（比阿納托利·格里布科夫大將的最初計劃增加了1/3的飛彈，發射架和戰略核彈頭數量不變），但不包含具體部署位置。美方據此情報在覆蓋古巴全境的U2高空偵察照片上反覆搜索，至10月27日，大致發現了33枚ss4及其23具發射架，未確認ss5而發現了12具疑似ss5發射架。

這使甘迺迪意識到封港已為時過晚；而蘇聯已將其現有核武庫的相當一部份搬到古巴，使武力入侵也無異於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自殺；而蘇聯若在加勒比海或古巴本土使用戰術核武器抵禦美國的軍事入侵，即便其仍克制不使用中程飛彈攻擊美國城市，美方也會向古巴發動核攻擊，必將引發雙方的全面核戰。於是甘迺迪把軍方、執行委員會和公眾媒體排斥在外與赫魯雪夫直接達成以下協議：

蘇聯撤回部署在古巴的飛彈。

美國宣布不再對古巴進行任何入侵行動。

美國將於6個月內撤回部署在土耳其和義大利的飛彈。

美國撤回飛彈為秘密行為，若是蘇聯泄露了此一條款，則此項失效。

赫魯雪夫得到甘迺迪的以上回應後大喜過望，鑑於當時的緊張局勢，擔心節外生枝，在通過加密途徑回復甘迺迪的同時，令莫斯科廣播電台廣播宣布從古巴撤出飛彈，這竟比加密途徑更早知會甘迺迪本人。

同時由於美國撤出部署於義大利和土耳其其的中導，將英國孤獨地置於冷戰最前線，而英國不願意獨自成為冷戰急先鋒，於是英國隨後也廢棄了雷神中導。

赫魯雪夫的舉動，使尚不知「阿納德爾」行動計劃和甘迺迪與赫魯雪夫秘密協議的公眾媒體興奮了一陣，以為赫魯雪夫在美方的武力入侵古巴計劃面前退縮。而事實上甘迺迪避開大多數執行委員會成員獨自決定秘密作出戰略退讓，使赫魯雪夫達成了預期的戰略目的。

當時美國核彈頭數量為蘇聯7倍，北約各國總和為蘇聯9倍，美國在載具上也對蘇聯有很大優勢。美國在義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中程飛彈是基於北約優勢核武庫背景對蘇聯的公開戰略性核威懾，而赫魯雪夫以僅及北約總合1/9的核力量瓦解了此威懾，令北約意識到已無法對蘇聯單方面威懾。事情並未就此圓滿謝幕，甘迺迪避開軍方與赫魯雪夫達成協議的獨裁舉動引起軍方不滿（CIA有更大嫌疑）；美國先是鼓動古巴流亡者武裝對抗卡斯楚，在流亡軍大量傷亡後，此時又保證不入侵古巴使古巴流亡者認為受到出賣。這兩者在1年後即1963年約翰·甘迺迪遇刺事件中成為首要的懷疑目標。而6年後即1968年羅伯特·甘迺迪在剛剛贏得了加利福尼亞州和南達科他州初選後即遇刺身亡，也有認為與其在古巴危機中扮演的角色脫不了關係。

美蘇新一輪核軍備競賽

另一方面美蘇的相互核威懾也未自此緩和，赫魯雪夫隨後以「生產香腸」的方式造飛彈，將蘇美核競賽又推向新高，直至80年代雙方都發現無法取得絕對優勢而簽訂中導條約並開始核裁軍。

美蘇熱線

古巴危機尤其強調了冷戰中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爭的危險。古巴危機後兩國均開始考慮如何避免類似的危機，尤其是改革交流層面，因為沒有適當的外交機關溝通，必須大費周章藉由第三國的場地派遣使節團多次商談，為免訊息拖延導致誤判局勢而戰爭爆發，此後，在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建立了美蘇熱線，這樣可以在緊急情況下立刻進行雙邊首腦談判來避免危機升級。以色列與埃及、約旦和敘利亞之間的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後不久，1967年6月5日美蘇兩國第一次使用熱線。後來，兩國在冷戰中還數次使用過熱線。

核按鈕和核武器的「00000000」密碼

危機中甘迺迪意識到雖然其作為總統有決定是否使用核武的權利，但核武的實際發射鈕掌握在保養核武的技術軍官手中。於是在危機結束後下令所有核武都需安裝密碼裝置，密碼由總統和軍方高層保管，僅在下達發射命令的同時交由技術軍官解鎖。這就是今天核按鈕的雛形。而在當時軍方對此並非情願，加之1963年甘迺迪即遇刺身亡，這一命令沒有立即嚴格按其本意執行。軍方一方面為所有核武器加裝了密碼鎖，另一方面將密碼設置為「00000000」即8個0，這樣持續了近20年後才形成今天嚴格管理核密碼的局面。